此次圓桌會議由《真理報》總編輯科莫茨基同志主持，他在開幕式發言中指出，赫魯曉夫執政時期是蘇聯歷史上一個充滿劇變與試驗的年代。面對斯大林逝世后的歷史真空，赫魯曉夫試圖通過激進改革、意識形態調整和結構性變革來重塑蘇聯社會。然而，這些改革往往因其過于激進和缺乏科學規劃而引發了嚴重的社會和經濟問題，導致了黨內外的動蕩，并為后來蘇聯的解體埋下了深深的隱患。

歷史真相與社會意識的危機

俄羅斯社會主義學者聯合會主席И.Н.馬卡羅夫的發言主要集中于赫魯曉夫時期的反斯大林運動及其對社會意識的深遠影響。他認為，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上的公開批判斯大林的行為是極具破壞性的，對蘇聯人民的信念和價值體系造成了無法彌補的創傷。這種批判不僅讓黨內干部感到困惑和不安，更直接動搖了公眾對黨的信任。赫魯曉夫的批判運動使得社會陷入一種前所未有的思想混亂，人民開始質疑蘇聯的領導和國家方向，這種信任危機為后來社會對黨的疏遠埋下了種子。

他進一步分析道，赫魯曉夫的改革不僅僅是對斯大林個人的批判，更是在試圖改變蘇聯長期形成的政治文化和社會意識。他提出了“黑色神話”這一概念，來描述赫魯曉夫時期大規模的輿論宣傳如何重塑了斯大林的歷史形象。馬卡羅夫認為，這種宣傳運動導致了對斯大林時代的片面理解和對歷史的割裂，使得人們開始以負面視角審視蘇聯的過去，而忽視了斯大林時期在工業化、國防建設、教育等領域取得的顯著成就。這種過于簡單化的歷史敘述削弱了人民對國家體制的自信心，尤其是對社會主義建設模式的信任。

赫魯曉夫時代的農業改革的失敗也是他批評的重點之一。赫魯曉夫采取了一系列激進的農業改革，包括分割集體農莊、試圖大規模引進機械化生產等，然而這些政策缺乏科學的經濟評估，導致農業生產效率下降，糧食供給不足。赫魯曉夫還推行了“處女地開發”計劃，試圖通過開墾新土地解決糧食短缺問題，但由于缺乏對土壤條件和氣候的科學研究，這些新開墾的土地在幾年后便失去了生產力，最終導致農業崩潰。正如馬卡羅夫所述，這些錯誤的農業政策使蘇聯在經濟上喪失了自給自足的能力，并且迫使國家在后期大量進口糧食，從而增加了對外的經濟依賴。

“解凍”政策的兩面性導致的文化與意識形態的沖突

俄羅斯社會主義學者聯合會副主席А.Л.克魯格利科夫對赫魯曉夫的“解凍”政策提出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這一政策在文化層面和意識形態層面產生了復雜的兩面性。一方面，赫魯曉夫的“解凍”政策給文化和藝術領域帶來了一定的自由，知識分子和藝術家們得以創作出更多反映社會現實和個人情感的作品，這種變化一度激發了文化的繁榮。赫魯曉夫通過削減對藝術創作的直接審查，促進了文藝創作的多樣性，產生了許多反映現實的電影、文學作品，這些作品直接表達了對蘇聯社會問題的關切。

然而，他也強調，赫魯曉夫的這一政策在意識形態上卻引發了嚴重的混亂。他的反斯大林運動不僅在蘇共黨內制造了極大的震動，更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引發了巨大分歧。克魯格利科夫特別指出，蘇中關系在這一時期的急劇惡化就是赫魯曉夫政策短視的直接結果。赫魯曉夫公開批評斯大林，被中國共產黨視為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的直接挑戰，導致蘇中關系的全面破裂，這不僅削弱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也使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失去了強大的凝聚力和領導中心。此外，赫魯曉夫的文化“解凍”雖然促進了文化創作的自由，但也為后來的反對派和異見運動提供了空間，特別是在知識分子中間，逐漸形成了對蘇維埃體制的批評聲音。

改革的失敗與黨內集體領導的削弱

俄羅斯社會主義學者聯合會主席團委員А.И.阿加寧從黨內政治和赫魯曉夫下臺的角度分析了赫魯曉夫時期的決策失誤。赫魯曉夫執政期間，他的領導方式過于依賴個人權威，忽視了黨內的集體決策機制，這種個人集權的做法加劇了黨內的分裂。他在政策制定上缺乏與黨內其他領導人和專業人士的廣泛協商，導致了農業、工業、國防等多個領域的政策失誤。例如，赫魯曉夫對國防力量的削減，在他試圖緩和與西方的關系時，做出了包括縮減常規軍事力量在內的一系列妥協，但這些措施未能達到預期效果，反而削弱了蘇聯在冷戰中的戰略地位，使得黨內外對其決策的不信任感大幅上升。

阿加寧特別指出了赫魯曉夫下臺前黨內高層聯合對其決策失誤進行的批評。赫魯曉夫被撤職的原因，除了政策上的失敗，還有他對黨內其他高層領導的不信任和壓制，導致黨內派系之間的不滿情緒不斷積累。赫魯曉夫在決策中的獨斷專行，使得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受到了嚴重挑戰，最終勃列日涅夫在1964年通過聯合行動將其撤職，重新恢復了相對穩定的集體領導制度。然而，阿加寧指出，赫魯曉夫時期積累的黨內矛盾并未得到根本解決，這些矛盾在后來仍不斷對蘇聯的政治穩定造成影響，為蘇聯解體埋下了潛在的隱患。

經濟政策的局限性與社會的分裂

俄羅斯自然科學院院士И.М.布拉季舍夫的發言集中在赫魯曉夫時期的經濟政策及其局限性上。他詳細分析了赫魯曉夫的農業和工業政策，指出這些政策缺乏系統的科學規劃和經濟邏輯。赫魯曉夫為了迅速趕超美國，提出了許多不切實際的經濟目標，例如“趕超美國的肉類生產計劃”，這些計劃在地方上被強行實施，導致了極大的人力、物力浪費，并且在生產力不達標的情況下，造成了經濟的崩潰和社會的混亂。

布拉季舍夫特別批評了赫魯曉夫在太空競賽和工業化領域投入過多資源，而對消費品生產、農業發展和日常經濟生活的需求考慮不足。他提到，赫魯曉夫時期的“七年計劃”雖然在工業和國防科技方面取得了一定進展，但消費品短缺和農業領域的低效使得蘇聯在人民生活水平方面遠遠落后于西方國家。這種經濟結構的失衡最終導致了社會不滿的積累，并削弱了蘇聯經濟的整體競爭力。

布拉季舍夫還特別提到，赫魯曉夫對農業管理結構的調整使農村經濟受到了嚴重打擊。例如，赫魯曉夫通過取消機器拖拉機站(МТС)，將機械設備直接出售給集體農莊和國有農場，使得這些農村組織不得不承擔沉重的購買成本，而沒有足夠的資金進行必要的機械維護和操作培訓，這使得農村的機械化水平并沒有得到真正提升，反而加重了農業生產的負擔。

權力與知識的失衡

俄羅斯科學院通訊院士Ж.Т.托申科對赫魯曉夫時期決策過程中的科學性提出了嚴厲批評。他認為，赫魯曉夫的決策方式過于感性和自我主觀，缺乏對科學知識和專家意見的尊重。在處女地開發政策中，赫魯曉夫沒有聽取農業專家的建議，也沒有進行足夠的科學評估，最終導致這些新開發土地在幾年的高產后迅速退化，成為荒地。托申科認為，這種忽視科學性的政策制定方式，是赫魯曉夫時期許多政策失敗的根源所在。

他還指出，赫魯曉夫對知識分子和科學家的態度具有很大的矛盾性。一方面，赫魯曉夫在某些方面給予了知識分子更多的自由，如在文化政策上的“解凍”;但另一方面，他在關鍵的政策制定和經濟管理中，常常將知識分子的建議排除在外，只憑借個人的直覺和政治判斷來決定政策的方向。這種科學與權力的失衡，導致了政策的偏離和效果的低下，使得蘇聯社會在多個領域的改革嘗試都未能達到預期。

意識形態斗爭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衰落

俄羅斯社會主義學者聯合會主席團委員Я.И.利斯托夫指出，赫魯曉夫的反斯大林主義和干部政策對蘇聯社會的意識形態造成了深遠影響，尤其是引入“前肅反運動中的囚犯”進入黨內和政府高層，加劇了意識形態的不穩定。他指出，赫魯曉夫的干部選拔偏重于“反斯大林”背景的人員，這導致黨內充斥著許多持對黨的傳統進行批判的立場的干部，使得蘇聯的意識形態逐漸從無產階級革命轉向社會民主主義中的改良主義。他強調，在蘇共二十二大之后，黨的中央監察委員會就基本上由曾在古拉格服刑的人組成。他們的經歷使得這些人在領導黨的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活動中對黨本身造成了極其重大的消極影響，雖然其中一些人仍保持了對黨的信仰和意識形態的堅持，但他們的政治創傷也對黨的其他政策產生了深遠的消極影響。例如，在托多爾斯基的領導下，約4萬名克格勃軍官被免職，這相當于1953年克格勃總人力的50%。這一變動導致了安全機構的全面重組。斯涅戈夫和希爾文德在內務部也同樣進行了大規模的清洗。最近一個月，俄羅斯聯邦檢察院終于完成了對12000件平反案件的審查，其中4000余件被撤銷，因為當時的被平反者中包括前納粹分子和希特勒的同謀者。此外，他還認為赫魯曉夫的政策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也非常負面，正是在其的領導時間內，歐洲的共產主義政黨逐漸轉向所謂“歐共主義”，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變得形式化，喪失了真正的革命性。當時，歐洲的共產黨一方面歌頌蘇聯，另一方面卻放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轉而支持歐洲共產主義。他們甚至借口正是蘇共帶頭推進了這些進程。

政治動蕩與意識形態的分裂

俄羅斯社會主義學者聯合會主席團委員В.И.卡拉謝夫對赫魯曉夫意識形態變革的負面影響進行了系統批判。他認為，赫魯曉夫的改革破壞了黨內的團結，特別是在削減黨的特權和取消第二工資的舉措方面，這些舉措直接打擊了黨的干部積極性。卡拉謝夫指出，赫魯曉夫試圖通過削減干部的經濟特權來實現平等和反腐，但這使得干部失去了物質動力，削弱了他們對黨的忠誠度，并在黨內引發了普遍的不滿。

此外，赫魯曉夫在農業和工業管理上的雙重分支管理模式(即設立工業和農業各自的黨組織)，在地方層面上造成了嚴重的權力爭斗和官僚化。地方黨委的權力分割，使得各部門的負責人為了自身利益相互競爭，甚至在黨內高層告狀，導致黨內斗爭激化，破壞了黨的整體領導力。這種地方權力的分裂進一步削弱了黨的集體性和紀律性，影響了黨的工作效率和公信力。

黨內分裂與失控的改革實驗

《真理報》副總編輯、政治部主任В.С.科熱緬基的發言聚焦于赫魯曉夫的激進改革及其對黨內的影響。他指出，赫魯曉夫在推行農業改革和黨內結構改革時，未能對政策的可行性進行科學評估，導致許多地方上的改革措施不可持續，進而影響了地方經濟的發展。科熱米亞科提到的“趕超美國”的口號，雖然激勵了蘇聯人民，但實際的政策目標卻極為不現實，特別是在農業產量方面的盲目追求，造成了資源的浪費和地方領導層的被迫應對，甚至一些干部因無法實現目標而陷入絕望。

此外，他還批評了赫魯曉夫對黨組織結構的改革。赫魯曉夫將黨分為工業和農業兩個部門，企圖通過這種分支模式推動兩者的競爭與發展。然而，這種管理模式反而導致了黨內的惡性競爭，破壞了黨組織的整體性和紀律性。在地方層面，工業和農業部門相互掣肘、相互舉報，導致管理效率低下，黨的各項工作無法順利推進。他認為，如果赫魯曉夫的進一步改革在1964年沒有被及時阻止，蘇聯的解體可能會提前到來。

最后，科莫茨基同志總結道，赫魯曉夫時期的蘇聯是一個充滿劇變的時代，然而，赫魯曉夫的改革在沒有科學依據的情況下，往往是激進而倉促的，這使得政策的實施效果與預期相差甚遠。歷史真相的歪曲導致了社會信任危機，而文化“解凍”政策的兩面性則使得文化在加強活力和意識形態混亂之間搖擺。黨內集體領導的削弱和經濟政策的失衡則使得赫魯曉夫的改革充滿了自相矛盾和不可持續性。例如赫魯曉夫的雙重分支管理模式進一步加劇了黨內的分裂，破壞了黨的整體凝聚力。盡管赫魯曉夫試圖通過“解凍”政策和反官僚主義改革來激發蘇聯的社會活力，但這些政策的實際效果有限，反而為未來的分裂和動蕩埋下了隱患。這一時期的經驗教訓對于后來蘇聯的解體起到了深刻的警示作用，同時也為后來的社會主義國家提供了重要的反思和借鑒。

譯者：冷西 陳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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