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輕巧地放過了其中更為深重的苦難，他用底層的血淚，來澆他念茲在茲的中產塊壘。

　　徐崢是中國內地少有的，一直孜孜不倦關注中產以及中年的創作者，從《人在冏途》這部雖然不是他導演但也在創作層面涉入極深的作品開始，他所有的作品都與這兩個題材相關。

　　他熱愛將中產與底層兩個階層擺在一起，用他們之間的差異，以及隨之產生的碰撞，去表達中產階層的精神危機以及他們的救贖之道。無論是《人在囧途》還是《泰囧》，中產與底層的裂縫從某種程度成了城市文明與鄉土文明的差異，中產物質富足，但精神貧瘠，而底層則物質相對窘迫，但在精神層面都有著一種樸實的自足。中產看似精致，實則冷漠，底層則看似土氣，卻有著一種未被現代文明所異化的純樸。中產在與底層的交流碰撞中，收起了他們的驕矜，重新審視自己的生活，重新學會了善良，在物質主義的狂暴節奏中，學會慢下腳步，不再只是一味攫取，而是學會了感恩自己擁有的一切。

　　簡而言之，底層，在徐崢的電影中，是一味用來治療中產心靈空虛的常備藥。這顯然也不是什么新鮮的藥方，在整個世界的思想傳統中，上位階層對于下位階層，總是抱持著一種矛盾的心態，既鄙視又有某種程度的自卑，既在現實中保持距離，但又在精神層面忍不住將其美化。但在2000年后的一段時間，在整個中國經濟上行中的社會變革中，也就是所謂的消費升級的年代，精神凈化或者靈魂按摩，成了中產階級的一種剛需，而中產階層的擴大，也讓其作為一個社會階層成了最有商業潛力的群體。徐崢也本能地感受并捕捉到了這種情緒，憑借著他的藝術和商業敏感，以及他對好萊塢類型片法則的精研，他的冏系列電影，也恭逢其盛地成了主流電影市場中一個知名品牌。

　　而在2024年的今天，整體社會情緒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中產的驕傲，以及它的副產品——那種惱人卻也不乏幸福感的空虛在漸漸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消費降級、中產返貧等更灰暗的真實危機。

　　徐崢，也再次即時地抓住了這種大眾心理的潛在變化，《逆行人生》與這種心理的變化有著精準的對位關系。

　　他顯然想拍出現在中產返貧的困境。

　　要拍中產淪落之苦，就得真正寫出他們的苦難。

　　但在這一點上，我們就能看出創作者的不接地氣。我們看這個家庭面臨著什么危機？頂梁柱的失業，導致家庭的絕大部收入消失了，于是女兒沒法上收費昂貴的私立學校，一直在家相夫教子的妻子必須再出來工作，一直以兒子為榮的父親接受不了兒子成了他瞧不起的“苦力”，自己購買的大房子的高額房貸他們再也無法負擔。

　　顯而易見，這個“困境”是相當高貴的，當片中的平民老扣在為自己的兒女白血病來拼死籌措醫藥費時，片中主角卻是在為自己能夠保住一個大房子而努力奮斗。一邊是沒有錢就可能一條生命消亡的慘烈，另一邊是，即使沒賺著錢也無非去住個小房子的矯情。當影片想當然地把這種中產痛苦與真正的底層絕望混為一談時，它從某種程度也就喪失了它所期望的內在能量，反而顯出一種何不食肉糜的輕佻來。

　　當然影片主創并不是不知道，主角的痛苦在真正的痛苦面前不值一提，所以在影片最后，主角一家從大房子里面搬了出來，他們意識到自己對于這個房子的執念某種程度是一種矯情。主角所見識到的更大的苦難，成就了他的釋然。別人的苦難，成了他自我說服的素材。

　　這部電影中有兩種情緒，第一個是你看中產真苦，另一個是相較底層，中產其實也沒有那么苦。這兩種傾向在整個電影中互相爭斗，以至于整個電影在它的最核心處其實是分裂的，它讓觀眾在潛意識層面無所適從。

　　如果純粹從一部勵志片來說，這種屬于中產階級的養尊處優的反思是不必要的，而且這部電影本有很多的機會去創造更大的、更極致的真實危機，比如男主角的父親生病急救，錢不夠用，那男主角將會徹底陷入生活的絕境。但是影片都把它略過了。

　　所以說它并不想拍一個人身在絕地的故事，或者說，它不滿足于只拍一個人陷入絕境然后再絕地求生的故事。它還想拍一個人與自己和解的故事，想拍一個人去除浮華回歸樸實的故事。而后一個故事，實際上就是徐崢作為創作者一直以來的一個根深蒂固的慣性。前者是對苦難的渲染，后者是對所謂苦難的反思。前者是一種勵志片的基本模式，而后者則是《人在冏途》等片所慣用的中產自我反省的套路。

　　從這個角度來說，徐崢是一個特別內趨型的創作者。他永遠關注的都是中產階級內部的某種心理問題，但他并不像其他那些拍攝中產階級的導演，比如伯格曼，比如薩姆·門德斯，他們都極其冷酷，他們都愿意拍出中產階級內心深處最不堪的那一面。那種不留情面和嚴苛，讓他們能夠抵達人性的最深處。而徐崢更像是一個中產階級的精神按摩師，不傷筋動骨地指出一些無傷大雅的問題，然后又不疼不癢地解決了它，在這種問題被解決的錯覺當中，享受精神得以升華的美妙。

　　從這個角度來說，他的電影本質上是與苦難絕緣的，拍的都是在物質豐富和精神空虛的雙重作用下那些中產階級頭腦里過剩的思想活動。

　　在這種故事當中，問題的核心都不在于外部世界，而在于自己內心的價值觀。也是這個原因，這部影片本能地不把這家人推向一個真正的深淵。因為一旦把他們推入更深的絕境，這種屬于中產階級的反思空間也就不存在了。反思其實是一個特權，是屬于中產階級的特權，因為反思的前提，是擁有的物質和精神上的余閑，而當面臨絕對的困苦時，那所有的行動都將是刀刀見血的拼搏，是困獸猶斗的掙扎，人物將再也沒有了思考自己的價值觀是否恰當的空間。

　　也是因為徐崢電影的封閉性，他里面愛用的底層，其實也更多的是一個用來襯托中產狀態的參照物，一個活動的背景板，一個非常功能性的存在。他們只有成為一個符號，或者說標志的時候，他們才有價值，因為他們就是為了來映襯這些中產人物內心所缺乏的某種東西而存在的。如果他們成了真正的、真實的、復雜的人物，那他們身上的單純性將會被消解，一旦消解這種單純性，他們也就不再是讓中產階級精神得到救贖的一劑完美解藥，因為他們的豐富將會搶占中產階級那豐富內心的風頭。

　　同理，其實徐崢電影對于片中的外賣行業，以及算法控制甚至奴役世界的現實也是不感興趣的。它們的存在，只是為了讓整個情境變得更真實的一種技術上的努力。

　　徐崢的嚴謹認真的個性，讓他在影像上前所未有地表現出外賣員在生活和工作中所遇到的林林總總的困難，如同調查報告一樣清晰、獨特且具體。算法對于外賣員甚至整個社會的控制和壓榨也有著很有感染力的表達。

　　但所有這一切，在這部影片里都只是零碎的細節，是為證明主角生存之苦的證據。

　　徐崢無意去探討這種現狀形成的成因，無意去追問誰是真正的罪魁禍首，無意去探討這個傷害鏈的內在邏輯。簡而言之，徐崢描繪了這樣一個系統的林林總總且準確的細節，卻不給也無意給我們一把解讀這個系統的鑰匙。

　　這也是這部電影真正錯位的地方。徐崢沒有興趣、沒有空間、或許也沒有勇氣去觸及這些問題，只是將其作為背景，但這些背景性的東西本身所具有的話題性和戲劇張力，遠遠超越他所中意的那點東西。在前景和背景之中，背景比前景更為搶戲。在主角和配角之間，配角的故事更有社會價值。就難免讓有些觀眾感覺到不滿足，甚至有一種貨不對版的惱怒。

　　總體而言，徐崢對于中產趣味的執著，讓他與這樣一個現實性如此之強的社會題材格格不入。他做出了交響樂的陣容，實際演奏的是一個輕巧的爵士。一個盤根錯節又步步為營的社會傷害鏈系統，在他這里成了主角所謂奮斗的舞臺。慘烈的現實傾軋，在他這里讓位于一個中產有關自尊自強的心理成長。為了他所中意的題材，他輕巧地放過了其中更為深重的苦難，他用底層的血淚，來澆他念茲在茲的中產塊壘。

　　這可以說是他作為一個創作者的執拗，但最終這種種調性的不協調，讓整個電影在內在上陷入崩潰。

　　作者——梅雪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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