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于是就變成了純粹的娛樂,失去了應有的社會功能,就像是一種令我們興奮的藥物,藥力發作時,有強烈欣快感,但藥勁退了之后,除了有點頭痛,什么也沒有剩下,也沒有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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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殺》,一部在馬來西亞取景的韓影風的華語片,成年人看了,會產生一種又爽又惡心的觀影體驗,孩子們看了……,嗯,雖然現在是暑期檔,但我建議最好不要帶孩子看,因為過于血腥和暴力。
也許,中國應該認真考慮電影分級制了。
導演柯汶利似乎不太介意邏輯的縝密,只是以校園霸凌為由頭,展開一場又一場殘忍的仇殺——你們害死了我的女兒,我就把你們全殺光,如此而已,豈有他哉?
《默殺》當然是一個“中國故事”,但導演卻把背景放在了一個虛構的太平洋島國,以至于故事發生地看上去很像是一個華人殖民地:警長、校長等主流社會的人,都是華人,講普通話,南太平洋土著的黑色面孔很少,并且只能做一些保安、保潔之類的邊緣化工作。
從“唐人街探案”系列開始,把犯罪故事放在國外,似乎成了一個趨勢,如《誤殺》《失蹤的她》《涉過憤怒的海》等等,都是如此。
這樣的安排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讓觀眾在看電影的同時,順帶欣賞一下異域風情,但也有一個缺點,就是割斷了罪案所折射的社會問題與本土的聯系,觀眾會下意識地認為,這是發生在其他國家的事,與我們無關。
電影于是就變成了純粹的娛樂,失去了應有的社會功能,就像是一種令我們興奮的藥物,藥力發作時,有強烈欣快感,但藥勁退了之后,除了有點頭痛,什么也沒有剩下,也沒有營養。
記得八十年代的時候,看過一些日本的罪案電影,如《砂器》《人證》等。
這些電影,都通過犯罪事件,討論了一些嚴肅的社會問題,如《砂器》引出了對麻風病人歧視的社會現象,也含蓄地批判了日本社會的封建性;《人證》則展示了這樣一個事實:美軍占領日本期間,美軍士兵(包括黑人士兵)與日本女性生下了很多混血兒,這些混血兒日后成了日本社會的一道傷口。
《默殺》是以校園霸凌為切入點的。
這些年,中國的校園霸凌問題也很嚴重,今年三月,河北邯鄲三名初中生殘忍殺害一位13歲同學,并埋尸蔬菜大棚一案,震驚了全國。如果《默殺》以國內某個城市為背景,不是更有促進反思與改善的意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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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殺》在氣質上很像《周處除三害》。
簡言之,就是用直截了當的以暴易暴,取代追尋真相,取代通過法律渠道實現正義。
在這兩部電影中,體制、秩序的力量都處于一種比較邊緣的狀態,社會好像又回到了血親復仇的時代,警察距離真相總是差一個街角,并且總是在為時過晚的時候才趕到現場。
這兩部電影,在國內市場都非常受追捧。
《周處除三害》正式在大陸上映前,票房預測不過千萬級別,因為這部影片去年10月在中國臺灣上映時,票房僅為5000多萬新臺幣,折合人民幣1100萬元,在香港上映時票房僅有200萬元。導演黃精甫本人都認為這部影片是“無論在任何地方都不屬于能大賣的作品”,所以對大陸票房,發行方設定的目標僅僅是“保5000萬,爭取破億”。
但結果令所有的人都跌破眼鏡,《周處除三害》在大陸的最終票房是6.65億,成為院線迄今為止最大的“黑馬”。
《默殺》的票房,目前看勢頭也非常猛,連續創造了單日破億的成績,上映六天,票房已接近5億,最終伊于胡底,還很難說。
觀眾為什么喜歡看這種“把他們全殺光然后獨自歸來”的電影?
也許,是由于經濟增速放緩,生活壓力增大,“卷”得喘不過氣來,人們需要一個情緒上的出口?
也許,是因為觀眾對既存秩序和法律是否代表了正義在潛意識里出現了懷疑。
無論如何,這種靜水深流的社會心理很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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