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假期，調休必然登場，民怨必然沸騰，但是沸騰依舊無礙調休一次又一次的登場。

　　這是近日法國媒體對中國五月份社會假期設置的嘲弄：

　　法國人確實在這方面有資格嘲笑我們，至少在五月份。

　　看看人家的今年五月假期安排——

　　5月1日放一天（周三），然后周四周五搭橋，連著周末一起放5天；

　　5月8日二戰勝利日，5月9日耶穌日，5月10日又是周五，搭橋連著周未又是五天；

　　5月20（周一）是圣靈降臨節，加上周末，再次搭橋，三天小假期。

　　沒有調休。

　　還記得半年前出爐的2024春節放假安排嗎？

　　和韓國人撕天撕地Chinese New Year or Lunar New Year，結果我方竟然在公元2023年公然數典忘祖……

　　老實說，這一次就中華文化層面的傷害恐怕更要勝過調休制度對工人階級群體的損戕。

　　所謂落實“帶薪休假”更是一句完全暴露政策制定者脫離群眾、不察現實的何不食肉糜式表態。

　　施政方似乎完全不了解民間落實《勞動法》的真實境況——你不給我放假卻讓我自己去請假？連法定的周末和節假日打工人都早已難以完全享受，你還讓打工人去自行向資本家們申請現在不受法律規范的除夕假？

　　君不見江西某國企領導公然叫囂的“取消周末論”？

　　君不見某財閥高層“控訴”年輕人假期睡覺？

　　不禁讓人想起1863年《恩格斯致馬克思》所語：

　　人民被侮辱了，這就是不幸。

　　以及列寧在《社會主義政黨和非黨的革命性》中的話：

　　飽食者對一小塊面包表示出“冷淡”和“漠不關心”，而饑餓者在關于一小塊面包的問題上永遠是“有黨性的”。

　　對一小塊面包“冷淡和漠不關心”，并不是說這個人不需要面包，而是說這個人已經永遠不愁面包、永遠不缺少面包，他牢牢地依附于飽食者的“政黨”。

　　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無黨性不過是依附于飽食者的政黨、統治者的政黨、剝削者的政黨的一種虛偽、隱蔽和消極的表現。

　　1

　　看到一則奇葩言論：

　　這個言論屬實有趣，看來“維穩”真的會上癮，急火攻心地想鎮壓輿論，結果維穩維得把腦子都給維沒了……

　　很明顯，關于群眾呼聲不斷的“八小時工作制”，維穩派已經開始嘗試渾水摸魚了，對此必須給予駁辨。

　　虛假的八小時工作制：所有「機構」一刀切朝九晚五。

　　這在一些西方國家往往可以看到，也是許多國人在海外旅游或定居時經常吐槽的地方，“一到下午三點，哪哪哪都沒人了！”

　　真實的八小時工作制：所有機構的「人」一刀切朝九晚五，但日班夜班會有輪崗值班，且夜班時薪會得到一定補償，保證社會機構本身會24小時運轉、全天候應對突發情況。

　　這才是中國真正「人口紅利」概念得以正確利用的境況，不論是“八小時”還是“紅利”，都得到了它應該被付諸現實的對待——而不是現今無論是鏡花水月的八小時，還是不996/007不罷休的“血汗人口紅利”之雙重殘酷現狀。

　　把人當人，才是人民的紅利；把人當機器甚至牲畜，那是統治集團與既得利益群體的紅利。

　　馬恩在《德意志意識形態》里一語中的：

　　只要工人們還依舊是工人、而他們的敵人還依舊是資本家的時候，即使工人們把他們的雇主“扼住脖子”但國家并不站在當中，工人們也得不到什么，甚至比用結成團體和罷工的方法所獲得的還要少得多。

　　同樣無須證明，以競爭為基礎的資產階級社會和它的資產階級國家，由于它的整個物質基礎，不能容許公民間除了競爭以外還有任何其他的斗爭，而且一旦人們要“互相扼住脖子”，資產階級社會和國家卻不是以“精神”的身份，而是用刺刀武裝起來出現的。

　　包括像這種詞條，都是典型的久居廟堂、不察民情、脫離群眾的腦袋才能想出的宣傳語言：

　　一句話：制定政策的人可能真的不知道如今的年輕人在資本的牢籠中「請假」有多么的困難。

　　說一個美國的故事。

　　John Charles Beale，一個美國小干部，1948年生人，自2000年起開始擔任美國環保局EPA的高級政策顧問。他的履歷極為光鮮，比如剛加入不久就獲得環保局杰出服務金獎（EPA最高榮譽）。

　　John還有名校背景，念書時就給前國會議員做實習生；服過兵役，當過軍醫，退伍時獲榮譽士兵稱號，之后在普林斯頓念MBA，又在紐約大學讀了法學院，一路開掛。

　　這一切的一切，除了讓他領到二十萬美元的年薪，成為別人口中的傳奇——但是，即便如此，這樣的精英在「請假」的道路上想要暢通無阻，竟然也需要編排各種借口。

　　每當他想要休息幾天，John就告訴周圍領導和同事：“我是FBI的秘密間諜，要去執行秘密任務了。”

　　任務是什么？不能說；去哪兒？國家機密，你知道了就攤上事兒了。

　　從2000年起到2011年退休，John利用偽造的FBI秘密間諜身份總共累計曠工了兩年半多的時間，還順帶為自己謀了不少福利。

　　直到這個謊言2013年終于被拆穿，John被判處監禁和罰款，這個用了長達十三年的請假理由才被拆穿。

　　在請假藝術史上，John也算得上是個真正的legend。

　　然而，法庭上法官問他“請假的這些日子你到底干嘛去了”時，John的回答震動了全美打工人：

　　我也沒干嘛，就是釣釣魚，養養花，曬曬太陽，看看書。沒什么特別要做的，只是不想上班而已。

　　如此回答，也是我們曾經的吶喊：

　　2

　　不得不說，現存的調休制度實在是反動，不論官定還是資定。

　　看似一口氣放五天假、七天假、八天假，但統統會在前后的周末雙休中找回來。

　　等于是“借你的雙休，來補足我設立的法定假期額度”。

　　可問題是，這雙休也是打工人本就法定的自有假期，你這一“借”，歸還否？“借”的時候，商量否？

　　最典型如2020年的國慶，所謂“國慶中秋八天假”貌似連放八天，但實際只是由于重合而已，同時還要前后找補。

　　再比如今年的春節，連續放七天假，但其中兩天本就是周末，兩天是調休，法定假期其實只有三天——且過完年，就連續上七天班！

　　四川省人大代表、甘孜文旅局局長劉洪此前就有建議：

　　四川率先試點，將春節假期實際延長至九天。從中國的休假情況來看，也有空間這么做。

　　如果剔除周末的雙休，全球62個國家和地區法定節假日平均為11.7天，而我國以11天排在并列33位，屬中等水平，與法國、意大利等國家持平。超過了澳大利亞、美國、德國、加拿大、英國等發達國家，低于荷蘭、丹麥、瑞典等高福利國家，也明顯低于日本、越南等國家。

　　但是！考慮到中國帶薪年假和周末雙休執行得極不友好，我國打工人的實際假期必然是低得多的。

　　從工作總時長上看，2018年中國人均全年工作時長達2100個小時，僅次于墨西哥的2225個小時，遠高于其他國家的工作時長。

　　2022年11月，英國《衛報》曾做了一個有關“全球各國勞動時間”的調查，中國高居世界第一，每周工作時長46小時，每天工作時長9.2小時，是世界上人均工作時長最長的國家之一，相當于英德法等國家1950年代的水平。

　　而英國人平均每天工作時長6.5小時，“最懶”的法國人則為5.2小時。

　　曾經我也覺得法國人動不動就上街、不好好工作奮斗、真是吃飽了撐著……但是現在，我已是越來越覺得當年的自己真是“背叛了工人階級”，真可謂掉進了舊社會蔣記國民政府的資產階級專政PUA話術里：

　　給同志們展示一本新中國出版的舊書《揭露資本主義剝削的秘密》的部分內容，不要忘了我們的人民政權是通過反對什么、推翻什么、戰勝什么而建立的：

　　今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全國總工會辦公廳主任呂國泉曾有建議，在勞動法立法層面引入“離線休息權”，提高企業隱形加班違法成本。

　　離線休息權，指勞動者在法定或約定工作時間之外，拒絕通過數字工具進行工作聯絡或處理工作事宜的權利。

　　真巧，又是法國，在2016年即已經在勞動法典中提出了離線權，即“斷開工作網絡連接從而不接受雇主指示和提供工作的權利”。

　　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權益是可以不靠斗爭就能夠坐享其成的——尤其，是從統治階層那里。

　　不僅是開篇令人震驚的今年5月份的法國“密集假期”，包括“帶薪年假”這也是法國作為“革命老區”其工人階級一步步爭取來的——1936年6月，迫于工人斗爭壓力，法國政府通過法律規定，所有職工只要在一家企業連續工作滿一年，便可享受每年十五天個人帶薪假期，這標志著職工帶薪休假制度的正式建立。

　　之后在許多國家，帶薪休假的具體條款在各國勞動合同中均有明確規定，例如包括假期天數、休假安排、薪資支付等。還有許多國家批準了國際勞工組織（ILO）的《帶薪休假公約》（第144號公約），該公約要求成員國為工人提供至少連續四周的帶薪休假。

　　而當前中國，假期前后對雙休日進行克扣（本身所有的所謂“三天假”都會克扣雙休），這種操作放在996/007的大背景下著實讓人崩潰：原本就已然996的狀態，卻又因為小長假的“尋補”而繼續進一步攫取壓榨雙休。

　　為了促成五天假、七天假的實現，反而讓長假前后的996更惡化了一個層次，直接堂而皇之地變成了007：“辛苦點，下禮拜給你一連放五天……”

　　這就是在勞資雙方的經濟與政治地位均不平等的情況下，關于時間的分配權、假期的操控權完全為資本所控。

　　請一定記住列寧的歷史重誨：

　　自由派資產階級總是一只手搞改良，另一只手又收回這些改良，使之化為烏有，利用這些改良來奴役工人，把工人分成一個個集團，使勞動者永遠當雇傭奴隸。

　　因此，改良主義，即使是非常真誠的改良主義，實際上變成了資產階級腐蝕和削弱工人的工具。各國經驗證明，工人相信改良主義者，總是上當受騙。一部分工人，一部分工人代表，往往被表面上的讓步所欺騙。

　　于是修正主義者就宣布階級斗爭學說已經“過時”，或者開始實行事實上已拋棄階級斗爭的政策，資產階級策略上的轉折，使修正主義在工人運動中間猖狂起來，往往把工人運動內部的分岐弄成公開的分岐。

　　3

　　2021年8月，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最高法聯合發布了十個超時加班典型案例，提示用人單位違法行為風險，促進依法規范用工，明確勞動者維權預期，引導勞動者依法理性維權。

　　這樣可以真正解決問題嗎？

　　哈蒙德夫婦曾尖銳指出過：

　　上層階級希望勞動者只具有奴隸的價值，工人應該是勤勉的、專注的，永遠不要考慮自己，要只對主人忠誠、依附于主人。他們應該認識到自己在國家經濟中最適當的地位就是過去種植園經濟時代奴隸所處的地位。我們平時贊賞的人類美德。到了奴隸身上就成為了罪惡。

　　列寧亦有評論：

　　期望在雇傭奴隸制的社會里有公正的科學，正象期望廠主會公正對待應不應該減少資本利潤來增加工人工資的問題一樣，是愚蠢可笑的。

　　參與《勞動法》論證與起草工作的董保華教授，對該法如今的實施現狀持鮮明反思態度：

　　現在的《勞動法》處于一個不被很好執行的狀態，總結來看就是高標準、窄覆蓋、寬執法。

　　向歷史望去，2006年時《勞動合同法》第一次審稿對全社會公布，在紙面上它是一份側重于勞工群體的法律條文，但是瞬間引發了資本家群體的群起攻之。

　　華力集團董事長汪力成第一個站出來：

　　這么重要的一部法怎么沒有征求浙江企業家的意見呢？

　　隨后是深圳某科技集團總裁在接受《中國企業家》采訪時發表觀點：

　　勞動合同法是‘未富先嬌’——名義上是在保護勞動者，實際上勞動者(利益)的源在哪里？是在企業身上。中小企業運營成本已經非常高了，新法讓成本進一步加大。

　　2006年4月23日，在上海關于《勞動合同法草案》的研討會上，上海跨國企業人力資源協會的代表徐婷婷直接威脅：

　　如果實施這樣的法律，我們將撤資。

　　再然后就是洋大人親自下場討伐，歐盟商會上書全國人大：

　　《勞動合同法》的頒布會對中國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產生消極影響。

　　再再然后又是美國商會：

　　這樣的做法，會讓中國的投資環境變得消極起來……

　　群情激奮之時，“教父”柳傳志出來添柴加火“穩定軍心”：

　　《勞動合同法》我們看了以后，其實還是很緊張的。我們還是太注意照顧現有企業里面員工的利益，而這種東西，實際上對于企業的發展是不利的。實際上這么做，還是會對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引起問題。

　　博弈的結果，《勞動合同法草案》進行了十一個方面的重大修改，其中八個方面是考慮了資本方的意見。

　　全國總工會對此評價：

　　不得不做出一些倒退性讓步。

　　而媒體人楊軍當時的評論很直白：

　　參加博弈的僅僅是幾百名專家與一些被邀請咨詢的異常活躍的企業家代表，勞動階層本身并不在博弈過程當中。誰來代表勞動者的利益？

　　恩格斯這樣描述過19世紀英國的工廠：

　　工人是禁止攜帶自己的鐘表的，對于時間的定義也成為了資本家的特權。工人的工作時間要以工廠的時鐘為準，而資本家和他的監工們往往會常常在時鐘上做手腳：上班時先把時鐘撥早一些，下班時又把時鐘撥晚一些，通過增加工作時長剝削過多的剩余價值。

　　這與今天利用所謂的調休制度對假期設置進行干預操縱、剝奪工人階級的休息權，難道不是一回事嗎？

　　對于超時勞動，馬克思有指出：

　　資本主義生產的不僅是商品，其本質上生產了剩余價值。工人生產的目的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資本家，所以工人只完成一般意義上的生產是不夠的，他必須生產剩余價值。只有為資本家生產剩余價值，或為資本自行增殖服務的人，才是生產工人。

　　加班的本質就是對勞動力效益所做的打破勞動契約的強征強收，它在本就處于生產資料不公平的私有制環境里進一步壓榨了工人階級的血汗成果，造福了資本家階群，亦拉大了勞資雙方的差距，從而使得話語權、議價權等也在潛移默化中日復一日地形成階級之間的鴻溝。

　　事實確實如此，這種制度到了20世紀的美國變成了“泰勒制”；到了21世紀的全世界（包括中國）變成了“科學管理”、“優化資源”等現代企業管理制度之美名。

　　美國學者尼基爾·薩瓦爾在《隔間：辦公室進化史》中指出：

　　從1980年代起，硅谷的辦公室氛圍被不斷神話并被全美（乃至全球）視作榜樣。在科技創業者們的刻意引導下，這種辦公室氛圍有意地挪用了斯坦福等大學的校園生活方式，對自發性的強調，對娛樂性的壓倒性關注，兄弟會般的氛圍，這一切都在消解著舊有的——或者用硅谷人的話說，過時的——對工作和閑暇的區分。

　　這一切被包裝為企業文化販賣給員工，讓員工相信自己“是在從事一項自由、自主又有創造性的工作，長久工作不是為了他人，而是為了自己”。

　　與此同時，谷歌等大型科技公司在硅谷興建包羅萬象的園區，如貴族校園般為員工提供包括免費食物、日托、醫療、健身在內的一切服務和生活便利——總有“工賊”認為這是大公司為員工提供的慷慨福利，但實際是變相“慫恿”員工花更多時間在辦公室里工作，甚至將全部的個人生活都托付給公司。

　　如今，這種企業文化也已蔓延至中國資本界，這就是為什么中國的資本家領袖膽敢公然侃侃而談“996是福報”。

　　996到底是不是福報，馬克思說得很明白：

　　資本主義生產的不僅是商品，其本質上生產了剩余價值。工人生產的目的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資本家，所以工人只完成一般意義上的生產是不夠的，他必須生產剩余價值。只有為資本家生產剩余價值，或為資本自行增殖服務的人，才是生產工人。

　　4

　　勞動日的長短是由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兩個階級的斗爭的力量決定的，無產階級曾為了縮短勞動時間維持生存的權利，同資產階級展開頑強斗爭——這個斗爭從英美開始，隨后遍及資本主義世界。

　　1866年美國工人代表大會和第一國際代表大會召開，根據馬克思的建議，提出了爭取八小時工作制的戰斗口號。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八小時工作制首次在國家層面立法頒布；1919年，剛成立不久的國際勞工組織通過的第一號公約即規定了工作時間每天不得超過八小時，每周不得超過48小時。

　　在舊中國，我國無產階級為爭取縮短勞動日，也曾進行長期的斗爭。

　　1922年，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廣州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通過了爭取八小時的工作目的決議。

　　1924年，中國共產黨又把八小時工作制的決議和年節、星期日的休假日以及限制童工年齡與工作時間，列為工人最低限度的要求。

　　在工人階級堅持的斗爭下，資產階級不得不頒布限制勞動日的國家法律、將勞動日限制在一定長度內。

　　工人階級為爭取縮短勞動日而進行的斗爭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是這種斗爭畢竟是一種經濟斗爭，它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無產階級的地位。

　　無產者要獲得徹底的解放，必須把經濟斗爭發展為政治斗爭，進行無產階級革命，推翻資本主義制度。

　　否則，就只能一步步淪為魚肉。

　　1999年9月，調休制度被正式引入中國，彼時的雛形是依據1909年英國財相貝洛克·斯恩·馬歇爾對于假期設置的設計，其初衷就是防止工人單日勞作時間過短、期望拉高單日工時以提升效率。

　　2008年，入世七年，在“世界工廠”“人口紅利”的助推下，進一步增加了中秋、清明、端午的調休方案，中國勞動者的加班時長也逐步奔向世界前列，同時假期天數也逐漸落至末尾。

　　我國勞動法明確規定：職工累計工作已滿一年不滿十年的，年休假五天；已滿十年不滿二十年的，年休假十天；已滿二十年的，年休假十五天。

　　而且，國家法定“休假日、休息日不計入年休假的假期”。

　　但是實際生產生活中，這些貫徹落實得如何，列位心中有數。

　　更別提那些非休假的工作日其駭人的加班文化（且大多是沒有加班費的）……

　　目前中國人均全年工作時長達到2100小時，僅次于墨西哥的2225小時，遠高于其他國家的工作時長——“996”、“5+2”等已是見怪不怪，勞作者們不僅很少能陪伴自己的家人，身心也到了極度疲憊的狀態。

　　以今天宏觀層面的輿論觀察，似乎還要求打工人為這個賞賜的五天假、七天假感恩戴德，并相當義正辭嚴、理直氣壯地提醒你：“一口氣放這么長時間的假，別光想著休息！在家要常看看釘釘、企業WeChat、飛書……”

　　這屬于溫水煮你的同時，還當著你的面明目張膽地往你屁股底下加柴火。

　　集中時長加班所造成的身心兩方面的傷害，這難道可以通過一口氣睡個五天五夜找補回來嗎？

　　人非機器，不是簡單的加減法，身體積累的debuff（不良狀態）如果不及時驅散會造成不可逆的傷害。

　　《經濟學人》曾援引一項針對一萬名亞洲科技公司員工的匿名研究，結果顯示：疫情期間他們每周平均工作時間提高30%，生產力卻僅僅提高18%，還引發了病假率提高、離職率上升、精神壓力、育兒負擔加重等系列問題。

　　這簡直是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 》調查中的時空穿越：

　　英國社會把工人置于這樣一種境地：他們既不能保持健康，也不能活得長久；它就這樣不停地一點一點地毀壞著工人的身體，過早地把他們送進墳墓。

　　社會知道這種狀況對工人的健康和生命是怎樣有害，可是一點也不設法來改善；社會知道它所建立的制度會引起怎樣的后果，因而它的行為不單純是殺人，而且是謀殺，當我引用官方文獻、政府報告書和議會報告書來確定殺人的事實的時候，這一點就得到了證明。

　　更何況，就利益層面，這小長假也不是讓你單純休息的，而是讓你出門去消費、去貢獻GDP的。

　　制定假日安排的是一個叫全國假日旅游部際協調會議辦公室的跨部門機構，其辦公地點設在國家旅游局，主任和副主任分別由旅游局局長，副局長擔任......

　　一切不言自明。

　　哪怕門外人山人海、各個景點水泄不通，你也必須消費。

　　否則，從拉動內需的角度你就是一個沒有價值貢獻的人。

　　所以，在“經濟至上”的思維下，2021年杭州的某些人士竟然做出為了保住五一假期旅游流量而瞞報金錢豹逃出動物園的可怖行徑。

　　在資本的眼里，人不為人，不過就是一群“消費者”罷了，給你調休“湊長假”之目的也在于此。

　　可是那些端坐高臺的人似乎忘了，人們并不是不愿意消費、放松、逛街、吃喝，但這些理應置于規律性的周末雙休中，而不是擠破頭、讓人窒息的五一/十一/春節小長假。

　　根據清華大學假日制度改革課題組的調研，“黃金周”制度自實行起，其對國民經濟拉動作用并沒有人們想象的那么大，調休對旅游業的促進只是一種“黃金幻覺”。

　　影響旅游消費的最主要因素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如果居民的收入水平不變，無論是旅游性消費還是其他各類消費都會保持相對穩定。

　　同時，這種假期安排對于旅游業（從業者）來說也是非常痛苦的，每年只有那么幾個“黃金周”火爆異常，在極其集中的公共假期里，他們無限制的透支身體（因為這是一年中為數不多的掙錢時刻）并且大批量的進口囤積貨物，但是待到假期結束，一切歸于冷清，那么這種冰冷的大多數，這些旅游業的從業個體們又該如何維持生計？

　　通過調休創造出“黃金周”，僅僅只是讓人們在旅游消費時間上更集中，對全年旅游收入增加并無實質性貢獻。

　　最后的最后，工作時創造的價值和休息時消費的回饋全部歸了既得利益者，一切的代價則丟給自己的身心承擔。

　　5

　　2022年年初因字節跳動而被輿論關注的“猝死潮”，正應了19世紀美國馬薩諸塞州一個鞋廠的監工的話：

　　讓一個身強力壯體格健全的18歲小伙子，在這里的任何一架機器旁邊工作，我能夠使他在22歲時頭發變成灰白。

　　2022年字節跳動的人命案發生時，已經是當月國內引發關注的第三起年輕員工過勞猝死的新聞了。

　　在2022年過年期間，B站一名員工因大面積腦部出血去世的新聞就刷爆了網絡，緊接著2月16日，上海尤安巨作建筑設計事務所有限公司一名26歲的設計師也因加班過度在出租屋內猝死。

　　頻發的猝死新聞是這個過勞時代的一個重要切面，它猶如一面鏡子照射著千萬打工人在資本面前羸弱的話語權。放大而言，是對自我生命控制力的喪失。

　　在“只有拼命向前跑，才能夠留在原地”的現實——至少是資本所教育與告知的現實面前，不論健康的重要性如何被強調，仍然會源源不斷的有人被犧牲。

　　前年在字節跳動不幸去世的吳同學，是字節視頻架構部門的圖像算法工程師，一份網傳的吳同學在字節git代碼管理系統的提交記錄顯示：他從前年1月29日開始，多次凌晨三四點還在提交代碼，2月9日當天更是從凌晨三點連續提交至中午12點。

　　更令人抓狂的是這個系統使用的是協調世界時（UTC），顯示時間再加8小時才是北京時間，所以其實工作時間是正常時間，不是凌晨加班。

　　包括字節跳動成立不到一年就啟用的美國硅谷十分流行的OKR系統（代替常規的KPI系統），也讓員工頭疼不已。

　　字節員工制定OKR有兩種方式：“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

　　前者指在高層提出某個目標（即O：objective）之后，各團隊依次設定自己的目標任務；后者則是在團隊的一般成員提出目標之后，部門負責人統一對下屬的O進行認定和總結，最終形成自身的O。與此同時的，是字節每半年會依此對員工進行一次績效評估，要求上級、同組成員、跨部門同事，平均10-20人參與，結果包含8個等級：F（不合格）、I（待改進）、M-（符合預期-）、M（符合預期）、M+（符合預期+）、E（超出預期）、E+（超出預期+）、O（卓越）………

　　這種煉獄模式及其釀成的悲劇，一年前引發了互聯網大廠員工的廣泛共情。

　　根據善診最新發布的《2021年度企業員工健康白皮書》顯示，針對員工健康，全行業有74.9%的企業為員工提供了多個體檢套餐或可選的檢查的項目，但這些項目仍然不能滿足員工的健康需求，而在體檢一項上，全行業的實際完成體檢比率僅有66.7%。

　　在檢測結果上，全行業人均體檢指標異常數為8.4個。金融及保險行業員工人均異常指標數最高，達10.0個；高新科技行業人均異常指標數最低，為7.4個。

　　列寧在《論意大利社會黨黨內的斗爭》中有過指出：

　　只要階級還沒有消滅，任何關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談論都是欺騙自己，或者是欺騙工人、欺騙全體勞動者和受資本剝削的人。無論如何，也是在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罷了。

　　在一個實質性沒有工會也沒有任何區域性工人組織的情況下，目前的勞資局面很讓人無語，早已失去集體庇護的工人階級是沒有議價權和話語權的。

　　甚至，他們壓根連多余的、去進行“團結”的時間都沒有，連發一條“我今天好累啊”的動態都沒有時間。

　　他們只是機器。

　　馬克思有語：

　　勞動的異化性質明顯的表現是：只要肉體的強制或其他強制一旦停止，人們就會像逃避鼠疫那樣逃避勞動。異化的勞動，僅僅是為了生存的犧牲與折磨。

　　可是異化了的勞動，底層階級根本逃脫不掉，除非坐等餓死。

　　所以那些鼓吹“你討厭996你可以辭職啊”的聲音，在資產階級處于壟斷狀態的時下是很幼稚的，初中的教科書就已給出過現狀描述：

　　工人看似有簽訂契約的自由，但是他們不受雇于這個資本家，就得受雇于那個資本家，饑餓的威脅使他們無法擺脫被資本家雇傭、受資本家剝削和壓榨的命運。在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的條件下，所謂雇傭雙方的契約自由，對于工人來說，是徒有虛名的。

　　幾乎無解之困題。

　　按照紅杉資本董事長邁克爾·莫里茨的說法：

　　如果你是窮人，生活會極其艱難。你是‘中產’階級，生活還是極其艱難。那意味著你必須接受對的教育，最終到蘋果、谷歌工作才行。

　　這其實就是現在韓國人的現狀：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最終進入有“SKY”之稱的韓國版“清華北大”（首爾大學、高麗大學、延世大學），再為為數不多的高收入崗位（拿到十大財閥里有限的offer）開始新一輪廝殺……

　　其后果無需多言：

　　雙休和放假這些讓工人休息的時間是什么？表象是為再生產提供蓄力，本質則是一份人權的落地，是民本之自由的一部分。

　　工人理應享有休息與定義休息的權力，因為自由一旦被禁錮，對于規模化生產也是弊大于利的。

　　這也是諸多行業眼下產生“內卷”的緣由之一，所以我說現下這種調休制度實為反動。

　　恰如階級的固化、社會流動性的喪失，不僅僅是個道義問題，更是個生產層面的政治問題。

　　資本主義的生產和消費均達到一定程度（任你消費主義宣傳如何蠱惑、如何洗腦，窮人也沒錢消費你的產品了），定然由于需求跟不上生產而爆發經濟危機——這和封建社會土地兼并達到臨界點、必然爆發農民起義，是一個道理。

　　渴望正常的上下班時間，要求尊嚴對等的勞資關系，期待充足的與朋友/愛人/父母相處的生活時長，盼望房價物價之于自己的收入不至于如喜馬拉雅般高不可及，愿景到了退休年紀就能夠安享晚年——這些，放之四海皆為一個正常人、正常社會之基本，唯獨在今日中國要被定義為“躺平”“廢柴”“擺爛”……真乃荒謬。

　　早在2015~2019年期間，冰島就進行了一項試驗，招募了2500名不同領域的員工，讓他們每周工作時數由40小時減少至35~36小時，且工資不發生變化。

　　實驗結果發現，這些員工的身體和精神狀況都在好轉，也較少對職業感到倦怠。

　　這樣的嘗試其實也是有傳統的，可追溯到1842年，當時倫敦出現了一個名叫“早打烊協會”的組織，他們主張除了星期天之外，星期六也能夠讓大家早點下班。這樣一來比較人道，二來大家星期六早點休息，可以做點自己家里的事，休整一下，養好精神，從而能夠在星期天嚴肅地去教堂參加宗教活動（那個時候一周只休息一天，為了宗教禱告）。

　　一番拉扯之下，很多工人開始在星期六不認真工作，要么曠工，要么上班“摸魚”。

　　在這種情況下，不少老板不得不逐漸讓步，允許工人星期六早點下班休息。

　　結果卻產生了一個意外的效果：英國的休閑娛樂產業開始出現。大都會的勞工階層，晚上有了空閑，能夠去劇院看雜耍、魔術、馬戲團表演、劇場表演等，今天的倫敦西區人愛去劇院看演出就是這樣發展而來的。

　　這樣反而從另一方面促進經濟新形態的產生，到最后，休假對經濟并沒有造成想象中的損失。并且，雖然看似工作時間減少了，工人們的工作效率卻得到了提升。

　　1914年，福特汽車創辦人福特，率先主張將工人的工作時間從九小時縮到八小時，在當時的英美資產階級當中很少有人這么做。到了1926年，他更率先規定全公司周六休息，“周休二日”就這樣開始了。

　　為什么福特要這么做？其實他很精明。福特發現，如果讓工人們休息多一點，固然減少了工作時間，但是他們的狀態和精神都會更好一些，效率提升，他反而能創造更大的經濟效益。

　　還是要提法國：2000年的情況，法國職工工作時間從每周39小時減少至35小時后，失業率由高于歐盟整體的10.2%下降至最低7.1%。

　　2022年，英國61家企業和近三千名工人參與了一項歷時半年的實驗，在保留原有工資的前提下減少工時，每周工作四天，休息三天。

　　實驗結束后，其中56家公司（占92%）選擇不恢復五天工作制，繼續試行四天制，18家公司決定永久改為四天工作制。

　　然而！我國的《工人日報》去年2月24日針對西方的這一“亂像”，竟然發表評論文章《少上一天班，究竟“香不香”？》，稱：

　　盡管近年來全世界四天工作制試驗的節奏明顯加快，但現在要下定論或許還為時尚早。盡管在多國試驗中收獲了一片叫好聲，但至少到目前為止，還不能肯定地說，四天工作制一定‘沒問題’。

　　《工人日報》？我建議趕緊改名吧，畢竟這種數典忘祖之事這份報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所謂“躺平”，并非自暴自棄，而是在認清社會現實、特別是明晰了今天各行各業門閥割據、上升通道狹窄之后，選擇了認命，而不再愿意為既得利益集團貢獻更多于自己無益的「剩余價值」。

　　很多人自我標榜“躺平”，實為一種無奈。

　　正如如果沒有三年前“騎手質疑餓了么變相降加班獎勵”、“餓了么被曝為留騎手過春節而畫大餅”、“外賣員吐槽1000元訂單配送費僅5元”、“餓了么猝死員工被爆每天被扣3元”………諸如此類種種的極端壓縮成本、拔高強榨剩余價值的行為，會有2021年3月份餓了么騎手們的全國性大罷工嗎？他們會去停止勞動、停止生產嗎？

　　你若問餓了么為什么不多招點人、不停止眾包模式而完善勞資關系（匹配所有的險金社保）？

　　人家資本家面對這種問題，估計能翻你一天一夜的白眼。

　　四年前的貨拉拉事件同理，你質問貨拉拉平臺為何不安裝攝像頭、不提高安全維護成本，貨拉拉大boss估計要被逗樂：“還不如等到死了人，我屆時再賠個錢劃算呢！”

　　此前的滴滴順風車莫不如此。

　　包括汽車巨頭福特公司，曾經有過內部計算，沒有投入安全設備的話，公司因為賠償事故遇難的損失為$49.5 million，而投入安全設備、修復安全隱患的總成本則為$137 million——資本果斷選擇了前者。

　　同理，餓了么同樣不會“傻了吧唧”地多招騎手、多發獎金、多繳社保，它必須把騎手數量控制在一個“合理”的區間，既能讓騎手不得不瘋狂闖紅燈，又能讓闖紅燈帶來的死人風險被降到一個資本可接受的賠償范圍，最終實現GMV和利潤的最大化。

　　大不了，還可以發明一個“請消費者寬容騎手”的戲碼，發動無產階級斗無產階級，而資本則立于不敗之地、兩頭坐收漁利。

　　前三十年，國家的口號同樣是“奮斗”，但奮斗是目的是為了“讓我們的下一代不再受到帝國主義與修正主義的威脅”，而今天來自政策與職場的一系列PUA奮斗論，已經讓奮斗者們很難再有興趣和勇氣去創造下一代了。

　　毛主席那一代領導人帶領全國工人節衣縮食積累了三十年的巨大財富，在“入世”前后如開閘洪水一般看似促進了中國的經濟發展，但伴隨著90年代末的私有化，眾多礦山、煤田、鋼鐵廠、汽車廠被以白菜價賣給民營野蠻人和外資洋大人，曾經作為國家主人翁的工人階級所創造的剩余價值看起來交給了國家以“全民所有制”的形式名義上儲存下來，但實際上送給了柳傳志、張明杰這樣的人，乃至今天的眾多“民營企業家”。

　　兩彈一星、核潛艇、大寨、雜交水稻，這些確實是無產階級科學家和最廣大工農與勞動人民群眾用貌似996模式干出來的成就——但是！這些成就，造福的是誰？

　　是全體中華民族的國運福祉，它永葆了中國的邊境安寧和外交地位的抬升——而不是某一家財閥或資本家的私人賬戶。

　　前三十年，叫做“勞動人民身先士卒當家作主”；如今之境況，叫做“被剝削階層甘為奴役甘為仆狗”。

　　所謂：“寧當國家的一顆螺絲釘，不做資本家的一株韭。”

　　用私有制邏輯，去套述毛主席帶領全國人民勒緊褲腰帶的奮斗歲月，這是對社會主義公有制、對艱苦年代里那些奉獻青春不求回報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樂觀主義精神最卑鄙的侮辱。

　　侮辱一個制度的目的，是為了美化和粉飾另一個制度；正如消除自己對一個制度的恐懼，是為了助長自己對鼓吹另一個制度的勇氣。

　　我們這個民族從來就不缺為國家奮斗獻身的人，那個遍地王進喜、滿目焦裕祿的時代還依稀歷歷在目，直至弄到今天這步90/00后群體性反感加班、憎惡調休、痛恨PUA洗腦的田地，罪不在這些年輕一代。

　　不生不育就是最好的非暴力不合作表達，“奮斗者們”在今天已難再有興趣和勇氣去“為國家”創造下一代了。

　　如今中華大地之局面，配合我們曾經走過的那段階級長征路，恰如其分地應證了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幾近兩百年前（1835年）對英國工業城市曼徹斯特的評語：

　　從這污穢的陰溝里泛出了人類最偉大的工業溪流，肥沃了整個世界，從這骯臟的下水道中流出了純正的金子。人性在這里獲得了最充分的發展，也達到了最為野蠻的狀態——文明在這里創造了奇跡，但文明人卻把這兒又幾乎變成了野蠻人。

　　跋

　　列寧在《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及其說明》的話可謂振聾發聵：

　　與工人對立的已經不是個別官吏的個別不公道，而是國家政權本身的不公道。

　　這個政權把整個資本家階級置于自己庇護之下，并發布對這個階級有利而大家都必須遵守的法令。這樣，工廠工人同廠主的斗爭，就必然變成反對整個資本家階級、反對以資本剝削勞動為基礎的整個社會結構的斗爭。

　　因此，工人的斗爭就具有社會意義，成為代表全體勞動人民反對一切靠他人勞動為生的階級的斗爭。

　　要終止資本對勞動的剝削，只有采取一種手段，就是消滅勞動工具的私有制……只有這樣，工人階級同資本家的斗爭才能結束。

　　為此，就必須使政權即管理國家的權力，從處在資本家和土地占有者影響下的政府手里，或者說從直接由資本家選出的代表組成的政府手里，轉到工人階級手里。

　　這就是工人階級斗爭的最終目的，這就是工人階級獲得徹底解放的條件。聯合起來的覺悟工人應該向著這個最終目的奮勇前進。

　　黨的建立、黨的成長、黨的執政都是來自于工農階級的庶民，因而保障“權力來源階級”的權益同樣實在維護黨自身的威信。

　　正如保障“民眾參與政治運動”與“一黨領導一切”理應是相輔相成、彼此共生的，互相捍守著對方與自己的合法性。

　　像列寧1917年11月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上的演說：

　　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人民生氣勃勃的創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獲得勝利并保持政權！

　　毛主席更是有指：

　　應允許工人罷工，允許群眾示威。游行示威在憲法上是有根據的。以后修改憲法，我主張加一個罷工自由！要介許工人罷工，這樣有利于解決國家、廠長同群眾的矛盾。

　　工人罷工自由的最大意義，就在于時刻宣示本階級在這個國家的政治地位，用以警醒那些不事勞動、高高在上、只會舞文弄墨的知識分子和把權持章的尸位官僚。

　　2021年五一前夕，一則 #北京一處級干部體驗做外賣小哥# 的新聞刷了屏，不論這位領導出于什么目的，但從他的反應和發表的感想來看：① 現在階層之間的差距確實很大，高層對底層依然存在誤解，比如外賣這個拿命換錢的職業竟然依然在很多人眼里以為是個不錯的行當，以為可以輕輕松松月入一萬；② 這個活動對于這位領導的啟示和觸動，從他的抒情來看應該是真實的。

　　所以，建議這樣的活動多開展起來，把領導干部高聳的目光重新拽到黎明百姓中來，把領導干部肥大的屁股重新拽到工農階級中來。

　　1919年，青年毛澤東曾高呼：

　　既有人倡言“不許”，即是好現象。由一人口說“不許”，推而至于千萬人都說“不許”，有低聲的“不許”，推而至于高聲的很高聲的狂呼的“不許”，這才是人類真得解放的一日。

　　如果還是回到大的宏觀角度而論，「階級的自由」如果被鎖縛，「階級的文明」如果被壓制，那么必將羈絆這個階級的前進步伐，后果無疑是毀滅性的，也就是那句耳熟能詳的預判：“白匪軍的卷土重來、資產階級的反攻倒算”。

　　何為出路？恐怕仍需以列寧導師的觀點為導：

　　資產階級利用自由，是為了高枕無憂；無產階級需要自由，是為了更廣泛地開展爭取社會主義的斗爭。

　　只要階級還沒有消滅，任何關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談論都是欺騙自己，或者是欺騙工人，欺騙全體勞動者和受資本剝削的人，無論如何也是在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

　　只有群眾的革命斗爭，才能使工人生活和國家管理真正有所改善。無論有教養的人怎樣‘同情’工人，無論單個恐怖分子怎樣英勇斗爭，都不能摧毀沙皇專制制度和資本家專橫勢力。只有工人自己起來斗爭只有千百萬群眾共同斗爭才能做到這一點——而當這種斗爭減弱下去的時候，工人所爭得的成果立刻就開始被奪回去。俄國的革命證實了國際歌中的一段歌詞：‘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

　　回顧一下1921年夏天的南湖畫舫，我們黨的綱領吧：

　　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斗爭結束，即直到消滅社會的階級區分；消滅資本家私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歸社會公有。

　　第二年的9月初，安源路礦工人在中國共產黨人的組織和領導下，以“安源工人俱樂部”為組織核心，發動舉行了大罷工。

　　時年29歲的毛澤東第二次來到安源后，在與李立三、劉少奇等人研究罷工事宜時指出：

　　斗爭中要有勇有謀，口號要提得‘哀而動人’，爭取社會上大多數人的同情。

　　在安源路礦，近百年前的一萬七千名工人喊出了“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的口號，一致決定舉行大罷工。

　　四十五年后的1967年1月，毛主席又用極簡的語言道出了人類政治文明最深徹的哲學：

　　大風大浪也并不可怕，人類社會就是從大風大浪中發展起來的”、“在今天的條件下，發揚大民主，只會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決不會削弱無產階級專政。打掉那些束縛群眾手腳的清規戒律，打掉那些千奇百怪的舊框框，這是一件大好的事情。革命就是無罪，造反就是有理！

　　這句話的背景是上海“一月革命”的勝利，上海市民、革命群眾在滬上建立了一個如巴黎公社般雄偉的組織。

　　這個組織，由毛主席親自建議命名為“革命委員會”，這在老人家看來是又一次“庶民的勝利”：

　　這樣好，以前是解放軍解放人民，現在是人民自己解放自己，解放軍從旁協助！

　　在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時日，應當重塑和強調認識工人階級的政治地位，以及干群關系的扭轉方向。

　　列寧曾在《五一節》中說：

　　世界上沒有一種力量能夠擊潰千百萬日益覺悟、日益聯合和組織起來的工人。工人們的每一次失敗都推動更多的戰士參加戰斗，都促使更廣大的群眾覺悟過來，走向新的生活，準備新的斗爭！

　　只有戰斗，只有不斷深化自我革命，才能在增量上奪取、在存量上守護屬于工人階級的權益。

　　全世界勞工萬歲，五一國際勞動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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