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今天，一則《世界再大，大不過一盤番茄炒蛋》的營銷視頻刷爆朋友圈。一個成年人，既不會炒最簡單的菜，也完全沒有體貼爸媽的意識，真是令人嘆為觀止。然而，這樣的“巨嬰”在中產家庭里可謂比比皆是。同樣是來自于中產家庭，前不久火起來“小學生用大數據研究蘇軾”也引起了不少討論。能用大數據，不會炒雞蛋，中產家庭為何能培育出這樣一群孩子呢?

　　什么是好的教育?如此宏大的問題直接關涉我們下一代的命運，自然牽動著無數家庭的神經。今天，一方面中產留學生不會做番茄炒蛋深夜求助爸媽的視頻刷爆朋友圈，而前不久北京清華附小六年級學生合寫《大數據幫你進一步認識蘇軾》等研究作文，在網絡和社交媒體上引起大量的轉載和評論，一石激起千層浪。觸動筆者的，并不是事件本身，而是為何對于做飯這個基本生存技能毫不重視，而對個小學生的假期作業竟然牽扯出各方評論，甚至“上綱上線”，作出宏大的價值判斷。而事件的評論邏輯和發酵過程中所反映的城市中產階級教育焦慮，是一個頗有意思的問題。

　　“小學生蘇軾研究”：如果不是發生在中國

　　清華附小2012級4班的學生，利用假期時間，進行了以蘇軾為主題的課題研究。這些六年級小學生在團隊合作以及家長幫助下，完成了幾篇研究報告，例如《大數據幫你進一步認識蘇軾》，《蘇軾的朋友圈》等等。該班級公眾號的報道文章《當小學生遇見蘇軾》在微信朋友圈廣為流傳，由此衍生的個人評論和大眾媒體分析如滾雪球一般累積發酵，“小學生蘇軾研究”遂成為教育熱點新聞。支持者贊不絕口，認為這樣的教學模式彌補了當前基礎教育的不足，用學術研究的訓練方式激發孩子的獨立思考，培養團隊合作、采集資料和分析問題的能力，代表了中國教育創新的希望;質疑者也口水不斷，批評這種教育揠苗助長，扼殺孩子天性，甚至懷疑父母捉刀代筆。

　　各樣熱鬧評論讀畢，有北大教授《靜待花開，謹防研究大躍進》的擔憂，有人大教授《龍班虎班馬班我們都不想讓孩子上，有沒有羊駝班》的批評。這些批評討論以及與此相關的教育焦慮，其實反映出淵源復雜的 “文化想象”。在兒童教育領域這個領域，自我與他者的對比，從表面上看，似乎只是拿“自己家的孩子”與“別人家的孩子” 較力。往深處挖掘，則反映出中國社會轉型期，不同歷史源流的文化力量交織共生彼此型塑，所謂“傳統”與“現代”，所謂“中國”與“西方”，各種文化想象和話語建構如何在“兒童”這樣一個存在論的場域創造意義。

　　人們對何為“正常”何為“非正常”的理解和評價與自己身處的文化情境息息相關，因此意義框架和判斷標準具有相對性，而這種相對性卻很容易被忽視。試想，倘若該事件不是發生在清華附小，而是發生在美國某優秀公立學校，或者發生在國人視為標桿的芬蘭赫爾辛基，還會成為新聞引起爭議嗎?比如在美國，家長輔導小學生作業，也是教育文化的常項。但發生在北京清華附小的“研究作文”就會引發軒然大波，“我和爸爸”一起完成項目也被投射懷疑的目光。

　　再比如，去年的芬蘭教改引發中國教育界關注。雖然芬蘭官方不斷辟謠，澄清國家教改并未完全廢除學科教育，但是沸沸揚揚的“芬蘭廢除學科教育”新聞在我國網絡上依然流傳發酵，一邊倒的溢美之詞遠遠蓋過“辟謠”之聲，芬蘭于是成為最新教育“典范”的文化想象原型。相比之下，清華附小“蘇軾研究”，就抽象的教育理念而言，與新潮的跨學科項目式學習一致，宣傳結果卻成了萬花筒，不同的人看到迥異的圖景。可見我們的評價并不只是基于項目內容本身，而是對“中國教育好還是不好”這個宏大問題的關懷，這種關懷與其說是純理性的探索，不如說浸透著焦慮。

　　我們為什么對“育兒”充滿焦慮?華東師范大學人類學者朱宇晶曾經基于溫州財富焦慮研究論述道：“焦慮并不是一個客觀生存狀況的鏡像，它是一種主觀體認，和人們所身處的文化系統緊密聯系在一起。當下中產財富焦慮的敘述很大程度上指向未來，我們需要理解人們如何構建出對未來的消極預期。”跟經濟不安全感類似，養育下一代的焦慮也是指向未來;理解育兒焦慮，也需要理解人們如何在目前的文化系統中構建出對于未來的期望與恐懼。

　　中國育兒焦慮：階層地位和道德倫理的文化想象

　　人們慨嘆清華附小優質的教育資源和學生們優越的家庭背景，呈現的是中國人對于教育公平以及更深意義上社會公平的訴求和渴望，也反映出對當下階層地位和下一代未來階級位置的焦慮。

　　為什么人們對自身的階層焦慮會投射到兒童?一方面，這是很多國家經歷現代化轉型過程的共同趨勢，將“兒童”這個符號將個體家庭的未來地位與國家民族命運捆綁在一起。另一方面，中國現代化工程的獨特性又強化了這種投射。美國人類學者 Ann Anagnost的論文《中國的兒童和國家接班人》(“Children and National Transcendence in China”)就指出，從民國時期的“文化危機”到計劃生育政策和“素質教育”，“兒童”在育兒實踐中被構建成為拯救中國民族的希望。

　　而在當代中國，家庭對育兒不斷增加經濟投資和情感投入，“兒童”在公共話語里也日益重要：“今天的獨生子女正在成為(社會)欲望的自戀投射點：在一個經歷經濟巨變的社會，人們將對階層地位日益侵蝕的焦慮日益錯置于‘兒童’身上”。在這個過程中，獨生子女成為“素質”話語的聚焦核心和改造對象，提高兒童素質，成為城市中產家庭保住和提升階層地位的關鍵手段：因階層地位而焦慮的中國父母投身于一項拜物教(fetishism)——寄望于通過不斷投資兒童營養補品、教育用具和備考資料來實現孩子未來的成功。

　　家長凌晨排隊為孩子報培訓班 學費高達2萬 圖片來源：中華網

　　除了階層地位想象，另一條討論兒童教育的線索，是道德倫理想象。回到研究蘇軾的例子，有專家質疑學生們的寫作題目是否過于成人化過于現實功利，這種教育方法是否違反“兒童天性”。這種憂慮本身，卻實際上折射出中國人將“兒童”道德化的文化慣習，這樣的文化慣習在當下“社會道德”得到重點關注的中國轉型時期，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和力量。

　　自古以來，育兒在中國就被賦予關乎家國運命的道德意義，人類學者Andrew Kipnis通過研究山東鄒平的教育指出，中國家長將自我存在的意義寄望于下一代的教育成功，這種從“兒童”身上尋找終極意義的歷史在中國由來已久;因此理解當代中國日益高漲的教育期望，除了考察計劃生育政策等近期制度的影響，更要放眼于更長遠的歷史背景，尤其是古老的儒家思想和帝國考試政體——這種產自中國的“帝國治理體”(imperial governing complex)對家長教育期望的影響波及今日東亞各國。

　　在中國文化傳統和歷史經驗里面，“兒童”時常被道德化，視作某種道德理想的知識原型、承載者或者實踐對象。比較哲學研究者Erin Cline曾提出，早在兩千多年前，中國各個學派就已經開始重視兒童，并將嬰幼兒期和兒童期視作德行教化的重要時期，這也植根于儒家思想對于道德的看法，人是“可教化”的。歷史學者Jon L. Saari則討論過，儒家思想塑造的“道德英雄對抗腐敗社會”的意象在后來的社會危機中不斷浮現，兒童教育被寄予善化民族品德的希望。

　　我自己的研究發現，人們對于所謂“道德危機”/“道德滑坡”的感知和恐懼，加深了對“兒童”的道德化：人們不希望孩子過早成為“功利的”、“成人化”的，但又懼怕孩子在“不道德”的社會受到損害。比如，在美國人中間，我幾乎很少聽到他們擔憂孩子“過于功利”或者“過于成人化”;而在中國，某某孩子“太有心機，不天真”是成年人的慣用評價語。 “小學生蘇軾研究”事件的評論，也不例外。

　　育兒焦慮的全球視野

　　在教育競爭日趨激烈的全球化時代，育兒焦慮與其說是中國特色，不如說是全球中產共同的“頑疾”。美國記者Jennifer Senior寫過一本暢銷書，檢視近幾十年來美國中產階級父母在日益增長的育兒壓力下充滿悖論的現狀：只有存在論意義上的喜樂，卻喪失了日常生活的樂趣。“與過去相比，今日的父母對孩子投入了更多的感情和資金”，“然而父母們并不知道他們在‘育兒’這項新工作上究竟應該做什么”。這樣的局面聽起來是不是很熟悉?

　　在全球化的今天，值得深思的一點就是中國家長對“自我”和“他者”的文化想象和價值考量。我在研究中曾經遇到一位焦慮的上海媽媽，她問我：你在美國讀書，美國人是不是都遵守交通規則?為什么我們中國人不遵守交通規則?滿大街行人無視紅綠燈，我們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去遵守規則?我的書中多處描摹中國家長如何構建一個想象的對比，“中國”的教育方式與“西方”的教育方式，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壞的”，人們在這樣的對比中焦慮尋求可能的自我實踐。也有家長提到為給孩子一個安全的成長環境而焦慮，拿來做對比的則是美國很安全。一位美國學者曾對這種現象發表過頗為諷刺的個人評論：“美國安全嗎?美國人人都可持槍呢”。

　　焦慮的中國中產源源不斷地構建對“西方文化/教育”的想象，并在這樣的文化想象中不安地反觀自身。有趣的是，與此同時，“西方”霸主美國也在興起對“中國教育”的想象，這樣對“他者”的想象基于對“自我”的焦慮，源于對美國自身教育體系的不滿，更深層次上也源于對美國衰落中國興起的恐懼。 2011年的《虎媽戰歌》一書，把華人家長的權威壓迫式教育展現得淋漓盡致，在美國社會引起廣泛討論;然而中國家長并不認同“虎媽”這種所謂“中國式”教育方法。

　　今秋，美國記者Lenora Chu一本討論中國教育的新書成為美國教育界關注的焦點。記者生長于華裔家庭，卻以自己經歷的美國教育為驕傲;她常駐上海，將三歲的兒子送入某優質公立幼兒園體驗“中國教育”，揭開“軍事化教育系統”的面紗，試圖將中國教育成功之秘訣一探究竟：“我在Rainey(兒子)的幼兒園發現的順服(obedience)品質是不是中國學術成績優秀的秘密?中國的教育體系真的是制造機器人嗎，還是學生的確得到了優秀的教育?盡管全世界都在關注中國邁向全球超級大國的征程，中國的教育方式真的應該成為西方衡量自己的標準和效法的對象嗎?”從這樣的發問中，我們看到美國人對于“何為好的教育”也充滿了焦慮和糾結。

　　那么，美國人理解的“中國教育成功”具體是指什么?2010年上海在全球標準考試PISA(比薩測試)中獨占鰲頭，一鳴驚人，而美國排名則在十位以后，美國前總統奧巴馬稱此為“衛星時刻”(Sputnick Moment，取義前蘇聯衛星發射給美國帶來挫敗感)，呼吁舉國增強教育競爭力。然而華盛頓大學的中國城鄉問題專家陳金永教授曾經系統分析上海2010年人口和PISA數據，他犀利指出：當年上海拔得頭籌，但諸多流動兒童并未參加考試，因此樣本有問題。

　　當我們看到文化之間彼此的想象和無法想象，是不是要重新審視我們習以為常的標準體系?“美國”究竟是什么樣的“他者”?“中國”究竟是什么樣的“自我”?什么是“好的教育”，有標準答案嗎?從人類學的角度，肯定是沒有。當我們把中國城市中產階級的育兒焦慮置于更廣闊的歷史和跨文化比較的視野里，我們或許能夠跳出“最好的兒童教育”、“兒童發展的自然規律”這樣充滿絕對價值判斷的命題。

　　作者：許晶

　　編輯：默默然

　　美編：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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