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佳菲：以提高勞動者待遇為支點跳離“低技術陷阱”

——后危機時期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持久動力

 摘要：隨著后危機時期的到來，產業結構調整由于面臨著國內外雙重壓力而任務更加緊迫，同時也迎來了加速推進的歷史機遇。造成產業結構調整滯后的一大癥結在于勞動者的報酬過低，削弱了企業作為微觀主體進行技術、管理和制度創新的動力。當前我國正處在提高勞動者待遇的政策窗口期，具備多項有利條件和良好機遇。為此，各地政府應適時上調工資指導線和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引導企業提高薪酬水平；繼續落實《勞動合同法》，并由全國人大或省級人大派出巡視員監督執行；通過多種渠道提高勞動者的社會福利待遇，既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又促進產業升級，形成又好又快發展的良性循環。

　　關鍵詞：勞動者待遇，產業結構調整，“低技術陷阱”，后危機時期

　　2010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要引導各方面把工作重點放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上來。實際上，我國早在“六五”期間就曾提出，當時農、輕、重比例關系已趨于協調，在新的階段要進一步調整農業、工業內部的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提高經濟效益。[1] “八五”計劃中更加明確地提出要大力調整產業結構，以內涵方式為主擴大再生產。[2]時至今日，我國的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仍處在艱難而又曲折的推進過程中，尤其是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期間，“保增長”實際上被當作首要任務而“調結構”則在某種程度上再次延滯。加快推進產業結構調整，無疑已成為后危機時期中國經濟面臨的迫切任務。

　　一、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現實緊迫性再度凸顯

　　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使我國產業結構內在矛盾顯露得更為充分，也使我們更清醒地認識到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已是勢在必行。從三次產業結構看，我國的經濟增長過多地依賴第二產業特別是工業，而工業在金融危機中受到沖擊最大、降幅最深[3]；從工業內部結構看，在外需收縮的壓力下受影響最重的正是那些技術落后、產業層次低、資源要素消耗高的行業和企業[4]。我國工業發展已經進入生產要素成本上升階段，長期以來依靠高投入、高消耗、低資源成本、低環境成本、低技術含量、低價格競爭的粗放增長方式難以為繼，這次金融危機的沖擊使得我國工業結構中存在的這些問題更加凸顯。[5]

　　當前一個時期，盡管危機的陰影正在人們視野中逐漸淡去，但我國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的任務更加緊迫。從國內因素看，中國經濟雖然實現了強勁反彈，但強有力的財政和貨幣刺激措施只能在穩定經濟方面發揮積極作用，對改善經濟結構不僅起不到關鍵作用，過度的刺激政策反而會加劇結構失衡。[6]在這一輪經濟刺激政策中，過于依賴消耗資源而非技術創新，過于依賴一般加工制造業的擴張而非產業升級的傳統增長方式特征依舊突出。[7]因此，實體經濟企穩復蘇之后，經濟結構調整將成為中國政府的第一要務。[8]此外，勞動力供給、資源與環境等約束也凸顯出深入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的現實緊迫性。從國際因素看，以危機為契機、針對危機中暴露出來的問題進行及時的結構調整，是歷史上許多國家在危機后能夠重新實現較快發展的重要經驗。[9]當前許多國家都在探索和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已成為這些國家應對后危機時代激烈國際競爭的關鍵舉措[3]；同時，世界經濟復蘇前景復雜多變，國際市場競爭更加激烈、貿易壁壘和貿易摩擦層出不窮，將使我國制造業生產與出口面臨更多的壓力和挑戰。

　　客觀地說，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形成了某些“倒逼機制”和積極因素，為我國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創造了難得的機遇。由于工業增速下降，我國各地區為穩定經濟轉而挖掘服務業潛力；由于沿海地區受沖擊較大，從而使區域間產業轉移加快；同時由于國外一些企業遭受重創，企業兼并重組的機會增多、成本下降；由于市場的收縮，企業為了生存和發展必須不斷開發新技術新產品等等，這些因素都為優化產業結構帶來了良機。[3]這次危機既是一次生產要素重新組合的機會，也是轉變經濟發展理念和方式的機會，唯一的出路就是轉變到經濟結構優化的新模式上來。[10]“十二五”時期是我國擺脫國際經濟危機影響、邁向新繁榮的時期，是我國從工業化中期向工業化后期轉變的過渡時期，同時也是推進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關鍵時期。[11]

　　可見，隨著后危機時期的到來，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由于面臨著國際國內的雙重壓力而任務更加緊迫，同時也迎來了加速推進的歷史機遇。然而，長期以來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滯后也提示我們，如果不能明確以往阻滯產業結構優化的癥結所在并加以攻克，就有可能再次錯失寶貴的歷史機遇。

二、勞動者報酬過低是產業結構調整滯后的一大癥結

　　造成我國產業結構調整滯后的限制因素是多方面的，一個主要癥結就在于勞動者的報酬過低、特別是進城務工人員工資偏低，從而影響了技術設備對勞動的正常替代，削弱了企業作為微觀主體進行技術、管理和制度創新的動力，延滯了企業素質的提高和產品的升級換代。

　　1、我國勞動者報酬尤其是低端制造業中的一線勞動者報酬偏低

　　我國勞動所得占國民收入及占GDP的比重偏低，勞動者報酬水平偏低，特別是以農民工為代表的產業一線勞動者報酬過低，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據測算，我國勞動所得占GDP比重在1983年時為56.3%，到2005年已下降至36.7%，縮減了19.8個百分點，總體上呈現長期的持續下降趨勢。[12]發達國家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一般在55%以上，在中國則不到42%，并呈逐年下降趨勢。[13]

　　尤為值得關注的是，在一些勞動密集型和低端的技術密集型加工制造業中，聚集著大批領取微薪的進城務工人員。國務院研究室課題組發布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顯示，農民工在我國從業人員中，第二產業占58%，第三產業占52%，占了一線產業工人的“半壁江山”。[14]這部分人在城市務工，卻無法享受城市居民的各種公共福利，而且其勞動報酬偏低。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04年全國城鎮工人月平均收入1335元，而同期農民工月平均收入為539元，僅為前者的40％。在2004年以前的12年里，珠三角地區的農民工平均工資共漲了68元，扣除物價因素的實際工資是負增長。[15]大多數農民工僅能領取相當于用工地最低工資標準的低薪，即便是從2009年下半年開始，珠三角出現了嚴重的“民工荒”，用工缺口高達200萬人[16]，工資水平仍沒有明顯改善。例如，東莞幾乎所有企業的招工底薪都是每月770元，而這正是2008年4月1日東莞開始執行的最低工資標準。[17]

　　我國最低工資規定始于1993年，2004年4月開始實施新的最低工資規定，此后各地區紛紛上調最低工資，至2005年7月我國35個大中城市市區平均最低工資為486元/月。[18]令人痛心的是，這個原本用以保護極少數弱勢群體的最低工資標準竟成為大多數農民工的中常工資水平。在我國城鎮生活成本不斷加大的情況下，這一水平僅能維持勞動者的基本生存需要，而越來越無法滿足勞動者對繼續接受教育、支付醫療費用、養老保障以及供養家庭和撫養后代的需求。可以說，當前最低工資事實上已低于一個普通農民工的勞動力價值 ，已不足以實現一個從事簡單勞動的勞動者的再生產，遑論實現一個從事復雜勞動的勞動者的再生產。從這個意義上看，勞動者素質低下從而僅能從事簡單勞動，由此形成產業結構升級的人力資源瓶頸，這不應當完全歸咎于勞動者自身，而是社會過低的薪酬水平導致了這樣一個惡性循環。更為關鍵的是，過低的工資已經對企業進行正常的產品和技術升級形成了嚴重的阻滯作用。

　　2、勞動力價格最終決定著企業是否采用先進的技術設備

　　以外向型經濟為例，我國自本世紀以來貿易規模增長迅猛，至2009年已超過德國而成為世界第一出口大國。然而，在貨物貿易中近60%為加工貿易，產品附加值低、產業利潤率低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長期占據主流，即便是技術密集型產業也大多處于國際垂直分工體系的低端。與這種粗放型貿易方式相對應，一些地區雖然GDP增長較快，但國民收入卻沒有獲得相應增長，而且要以消耗資源、壓低工資為代價來維持低成本。為改變這一局面，學術界長期以來一直都在大力呼吁產業升級，而各級政府也為此出臺了不少優惠政策加以扶持。但是，企業界雖然也明知進行產業升級勢在必行，但卻遲遲沒有下決心付諸行動，其原因何在？這實際上涉及到一個生產技術的選擇問題：企業在何種情況下會選擇購置一批先進的機器設備進行生產，在何種情況下會選擇沿襲原有的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的生產方式？換句話說，促使企業主最終決定以機器生產替代部分人工生產的分界線在哪里？

　　這個界限恰恰取決于勞動力價格即工資水平的高低。假設某種機器設備A的用途是制造產品B，在其使用期限內能夠替代工人的10000個工作日勞動，那么一般認為，只要生產一臺設備A所耗費的勞動低于這10000個工作日，則社會就應當選擇使用設備生產。“可是對資本說來，這個界限表現得更為狹窄。因為資本支付的不是所使用的勞動，而是所使用的勞動力的價值，所以，對資本說來，只有在機器的價值和它所代替的勞動力的價值之間存在差額的情況下，機器才會被使用。”[19]這就是說，由于勞動力價值（表現為工人的工資）只是工作日價值量的一部分，企業向工人支付的工資低于10000個工作日價值量，比如值5000個工作日價值量，那么，只有當生產一臺設備A所耗費的勞動低于5000個而不是10000個工作日時（此時設備A的價格低于它所能替代的勞動力的價格），企業主才會選擇使用設備生產。

　　假如生產一臺設備A所耗費的勞動為6000個工作日，從社會的角度來看，用設備生產替代人工生產可以節省4000個工作日，從而具有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和產業結構；但是從企業的角度來看，使用設備生產的成本為6000個工作日價值量，而使用人工的成本僅為5000個工作日價值量，因此將選擇更為劃算的人工生產，而不會選擇設備生產，這就使得企業的選擇與社會的利益背道而馳。但是，假定工資水平提高50%，即從5000個工作日價值量，提高到7500個工作日價值量，那么對于企業來說，使用設備生產的成本相對較低，從而將會趨向選擇使用設備生產來替代部分人工，而整個社會也能夠節省4000個工作日勞動。這時企業的選擇就與社會的整體利益相一致。

　　3、對勞動力低成本的深度依賴將導致“低技術陷阱”

　　從上述分析可以得知，對于企業的經營決策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正是機器價格和它所要替代的勞動力價格之間的差額；工資越低，企業使用機器的界限與社會使用機器的界限就越背離，企業越不容易傾向于使用機器。因此，一旦形成對低成本勞動力的深度依賴，行業內大部分企業就會將生存的希望寄托于延長勞動時間、加大勞動強度、提高無酬勞動的比例，寄希望于不斷將工資壓低到更低的水平，這也就意味著這個行業必將喪失進行產業升級的動力，踏進“低技術陷阱”；反之，若適當地提高勞動者的工資收入和福利待遇，則能夠有效促進產業升級。

　　事實也正是如此。19世紀中葉，英國作為當時的世界制造業中心，它發明的一些先進機器曾經只能在北美使用，而在本土難覓蹤跡，這與英國一度大量地使用廉價的女工和童工不無關系。“在礦井禁止使用婦女和兒童(10歲以下的)以前，資本認為，在煤礦和其他礦井使用裸體的婦女和少女，而且往往讓她們同男子混在一起的做法，是完全符合它的道德規范的，尤其是它的總賬的，所以直到禁止使用婦女和兒童以后，資本才采用機器。美國人發明了碎石機。英國人不采用這種機器，因為從事這種勞動的“不幸者”(“wretch”是英國政治經濟學用來稱呼農業工人的術語)的勞動只有很小一部分是有報酬的，所以對于資本家說來，機器反而會使生產變貴。”[20]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西方發達國家為了同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爭奪意識形態的優勢地位、穩固國內統治，對工人階級作了一些讓步，大規模地提高了工人工資和福利待遇，從而推動了新技術成果的應用，這對20世紀50年代初至70年代初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到來起到了重要作用，西方國家經濟得到了比戰前更為迅速而平穩的發展。在一向以高福利著稱的瑞典，企業與工會簽訂的集體協議中規定了可以運用多種方式提高生產效率、促進企業發展，但唯獨沒有降低工資。瑞典不保護無效率的企業，公司無法維持經營就進入破產，工人轉移到更有效率的公司；整個行業都失去了效率，就換作其他更有競爭力的行業。瑞典在20世紀60年代淘汰了紡織業，70年代淘汰了造船業、鋼鐵業（只保留了少數特種鋼廠），汽車業很可能即將面臨淘汰，而工人總能照樣就業。[21]

　　應當看到，盡管企業的決策者在面臨是否采用新設備的抉擇時顧慮和困難重重，如原有舊設備的提前報廢會帶來損失，技術產權和自主品牌難以獲取，微利行業的資本積累緩慢，企業組織和管理水平存在局限等等；但是，市場競爭的壓力和追求利潤的動力總會促使他們提高資本的有機構成，即更多地采用先進機器設備，從而提升產品質量、實現產業升級。原因很簡單，只有采用先進生產技術的企業才有可能獲得超額利潤，成為激烈競爭中的佼佼者。

　　在競爭性行業中，占絕大多數的商品在正常社會條件下生產出來，由此形成的“中等價值”調節著該商品的市場價值；而小部分率先采用先進設備、生產條件較好、效率較高的企業所生產的商品，其個別價值在全社會工資水平適中的情況下會低于這種“中等價值”，也就是說，他們可以在高于個別價值的水平上出售他們的商品，獲得超額利潤。相反，如果企業的生產條件低于正常社會條件，將連平均利潤也無法保證，從而在競爭中落敗。這種優勝劣汰和自然退出的競爭機制客觀上促使企業時刻保持危機意識，不斷改進產品質量和技術工藝，從而推動社會總體的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然而，在整個行業工資水平偏低的情況下，即便是生產條件落后的企業也能獲得較為可觀的利潤，從而不僅令整個行業失去技術創新的動力，而且會導致該行業內的資本投入和生產能力均超過社會需要的規模，一旦開拓新興市場受挫或傳統市場萎縮，其脆弱的經營環境將急劇惡化。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我國沿海地區的出口貿易和工業生產遭受重創，正是其中一個鮮明的現實寫照。

　　當前，我國作為享有“世界工廠”稱號的出口大國，對外經濟發展方式之所以遲遲難以有根本的改觀，沿海地區的眾多外向型企業之所以在產業升級上裹足不前，這與長期依賴于大量低成本勞動力的生存路徑不無關系。而一些地區在提高勞動者待遇之后，則有效地擺脫了對勞動力低成本戰略的依賴，正逐步走出“低技術陷阱”。據深圳市貿易發展局2007年的調查顯示，近年來深圳出現了一股企業外遷浪潮，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包括最低工資、福利和社保費用等在內的人工成本高于周邊城市。政府通過完善工資保障制度，維持適度的最低工資，形成一種間接的“外力”，迫使企業拋開對勞動力低成本戰略的依賴，實現產業結構升級；部分企業的遷出則有利于深圳發展高端產業，實現產業功能置換和結構的優化升級。[22]

三、當前我國正處在提高勞動者待遇的政策窗口期

　　目前，世界經濟步出了全球金融危機的低谷，顯現出一些恢復向好的跡象；我國歷經一場風雨洗禮，依然保持了國民經濟的較快增長。隨著這段所謂“后危機時期”的到來，我國不僅如前文所述的那樣，迎來了加速優化產業結構的寶貴機遇，與此同時，從各方面有利條件來看，也迎來了以提高勞動者報酬加速推動產業結構調整的寶貴機遇。

　　一是現在提高勞動者報酬不會直接加劇失業，反而會促進就業，不會惡化企業經營，反而有利于恢復生產，因而能夠使長遠發展戰略與即期利益目標相統一。在金融危機期間，大批私營企業為應對市場需求萎縮進行了大幅裁員，甚至走向破產倒閉，失去工作的工人結伴返鄉或另謀職業。這些勞動者集中失業所造成的社會問題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消化，因此，哪怕提高平均工資和最低工資會減少用工數量，也只是在目前的基礎上新增崗位有所減少而已，并不會直接惡化就業形勢。不僅如此，目前隨著經濟形勢的好轉，企業用工需求隨之加大，多地出現了“招工難”現象，調查顯示其原因不在于閑置勞動力數量不足，而在于過低的工薪對農民工失去了吸引力。因此，提高勞動者待遇既可增加就業人數，又能解企業的燃眉之急，使長遠的產業調整大計與當前的恢復就業生產有機地統一起來，這是一個稍縱即逝的難得機會。

　　二是金融危機提供了一次重新組合各種生產要素的機會，此時提高工資有利于打破原有的低工資—低素質勞動力—低端產業和產品—低附加值和低利潤—低工資的怪圈，形成新的良性循環。危機的沖擊迫使一批競爭力低下的企業退出，余下的企業則在歷練中增強了進行產品技術創新的決心和能力；同時，不少失業人員也抓緊時機接受了各種職業培訓。此時提高工資水平，有利于勞動者在維持生存的基礎上獲得更多的發展資料，提升自身素質和專業技能，更好地適應那些對勞動的技術含量要求更高的工種。

　　三是繼國家加大投資力度和挖掘居民現有消費需求潛力的措施之后，國內需求的進一步啟動亟待可持續的基礎性接續力量，提高勞動報酬正當其時。從宏觀角度看，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偏低，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這是我國消費率持續降低、投資率持續升高的癥結所在。包含城鎮居民工資水平、農民收入水平的社會工資總水平長期處于低位且增長緩慢，低收入無法產生與社會總產品相對應的社會需求，加之住房、醫療、教育等社會保障不完善影響了居民的支出預期，使得我國在應對金融危機時采取的刺激居民增加消費的措施雖然發揮了一定作用，但面臨著難以持續的困境。在這種情況下，即便民間投資恢復，國內市場也無法消化過剩的產品，這將使產品銷售市場更加依賴外需。因此，當前提高勞動報酬不僅有利于推動產業結構升級，還有利于擴大真實的內需，促進宏觀經濟結構的合理化。

　　四是國際市場環境依然復雜多變，貿易摩擦和貿易壁壘將長期存在，提高出口產品的人工成本有助于避免部分反傾銷制裁。我國出口商品制造企業普遍采取的是低價營銷策略，其結果往往是出口產品毛利率下降的同時，還要遭遇反傾銷報復，特別是近期各國紛紛采取措施保護國內市場，致使我國企業在國際貿易摩擦中遭受了嚴重損失。因此，在這樣的國際氛圍中，改善工資水平雖然會提高出口產品的成本和價格，造成部分訂單的流失，但同時也可以避免一些反傾銷報復的風險，減少部分損失。

　　四、提高勞動者待遇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的政策建議

　　首先，各地政府應適時上調工資指導線和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引導企業提高薪酬水平。地方政府制定的工資指導線盡管不具強制性，但它卻是企業開展工資集體協商的重要參照依據，備受企業和員工關注；同樣，最低工資標準也往往成為諸多私營企業招工時一致采用的底薪標準，成為大部分進城務工人員很難逾越的一道門檻。金融風暴導致企業經營和社會就業壓力增大，為紓解時困，各地紛紛下調工資指導線，暫緩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但這至多只能作為一項階段性措施，在形勢已緩和之后應及時反向調整，即上調工資指導線、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例如，東莞市自2008年4月1日開始執行的最低工資標準是每月770元，但是調查顯示，月收入低于1000元的工廠招工普遍困難，而高于1000元的工廠招人則相對輕松，同時一個普通的外地打工人員每月在東莞的生活開支也要達到1000元左右。因此，可考慮將最低工資標準調高到每月1000元或以上較為合理。

　　第二，繼續落實《勞動合同法》，并由全國人大或省級人大派出巡視員監督執行。2008年開始付諸實施的《勞動合同法》總體上提高了企業的人力成本，但主要是對之前用工不規范的糾正，從長遠看它將有利于勞資雙方分享相對穩定的關系帶給彼此的好處。由于金融危機的影響，這部法律的實施遇到了一定的阻力，今后仍有待于繼續落實。為此，可以考慮借鑒19世紀英國實行的工廠視察員制度，當時“工場管理條例由于其各項細節十分貧乏，在被授權執行該法律的市政及地方當局手中仍然是一紙空文。1871年議會從這些當局手里收回該法的執行權，把它交給了工廠視察員，從而使工廠視察員的視察范圍一舉擴大了10萬多個工場”。[23]我國可由全國人大或省級人大派出巡視人員，調查各地企業落實《勞動合同法》的狀況，加強專項監督。

　　第三，通過多種渠道提高普通勞動者的社會福利待遇，為勞資雙方解除部分后顧之憂，既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又推動產業升級，促進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當務之急是一方面要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盡快建立起覆蓋面更廣、保障功能更強的社會保障體系，增加在就業、教育、醫療等勞動者最關心的基本保障方面的投入，同時擴大保障范圍，縮小城鄉社會保障方面的差距。另一方面應促進房價合理回歸，通過規范房地產市場交易、適時開征物業稅、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設等方式，遏制不合理的高房價，從而在降低居民購房和租住負擔的同時，也緩解無力購房的低收入家庭儲蓄相對貶值的問題。（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參考文獻：
　　[1] 參見《關于第六個五年計劃的報告》，《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6頁。
　　[2] 參見《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的建議》，《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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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轉引自傅伯仁、王璠、李愛宗：《金融危機下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研究》，載《農業現代化研究》2009年 第6期。
　　[16] 《沿海地區普遍出現用工荒 珠三角缺工超200萬》，載《武漢晚報》2010年2月21日。
　　[17] 《珠三角99%企業缺工嚴重 廉價勞動力時代不復返》，載《中國經濟時報》2010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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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51頁。
　　[20]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52頁。
　　[21] 劉軍：《瑞典經濟見聞（下）》，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09年7月16日。
　　[22] 王曉玲：《我國最低工資保障制度實施的個案研究》，載《經濟縱橫》2009年第10期。
　　[23]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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