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國運的“中國式廉政風暴”　　

——重慶“打黑”的重大歷史意義及其前景　　

宋 曉 麗    姚 齊 源　　

2009年6月起開始的重慶“打黑除惡”，掀起了一場對“腐敗合法化”的苦爭惡斗。各方褒貶不一，或力挺，或痛貶，然而筆者則以為，這場惡斗背后潛藏著的重大歷史意義，至今并未得到足夠認識。　　

一、反腐，已退到了最后防線　　

1、腐敗從“無理無法”到逐漸“合理合法”　　

中國正進入一種困窘：反腐有心，打貪無力。這是因為：中國的腐敗已然經歷了一個從“無理無法”逐漸走向“合理合法”的過程。　　

1）最初是既不合理更不合法　　

在改革開放初期，由于制度變動的不確定性，某些行為有“合理不合法”現象，例如“投機倒把”和“打擦邊球”，后來分別被說成是“搞活流通”和“敢吃螃蟹”。但是，至少在1993年以前，腐敗這種公權交易行為，不僅是非法的，也是不合理的，多數官員也是厭惡的。當時的腐敗，也確然發生于少數人之中，其“檔次”，也主要是“享受級”（追求直接的物質享受），數量有限，那時貪污到百萬元以上就一定會被處死。當時的腐敗也因此而缺乏“自保”能力，一旦被查處就得“玩完”。　　

2）接下來是“合理不合法”　　

從1993年到2002年這一段時間，中國在大步推進“泛市場化”中，明里暗里發起了“公權化私權”運動：不僅將公共財產大量轉移為私人財產，還形成了一個眾多官員與商人都卷入其中的“公權交易黑市”，這就使腐敗逐漸有了群體化和集團化特點。進而也就意味著其“合理化”的開端。腐敗亦從“享受級”升級至“事業級”，即從追求個人享受轉向追求資本斂聚。官員們意識到了，在市場經濟中，權力只決定自己的暫時地位，而資本則決定著其永恒的地位，“官員資本家化”因此也就成為了腐敗的一個劃時代特征。貪腐數量亦急上臺階：從“百萬級”上升到“千萬級”甚至“億萬級”——因為資本總是多多益善的。但此階段腐敗還是不合法的，這不僅是因為公眾的普遍惡感，更因為公共資源的有限性，引起未獲利的爭奪者反對，腐敗還往往被當做整治競爭對手的工具。此時腐敗的“自保”能力主要是“法不治眾”，而腐敗者本人也還有一定的恐懼感。　　

3）開始逐漸尋求合法性　　

2002年至今，腐敗開始了一場自身的“保衛戰”。雖然名義上腐敗仍屬非法，但已在不斷地尋求各種法律保護。例如：赫然要求限制對腐敗行為的“追溯期”，以赦免“原罪”；增加了官員“接受贈送”，以“稀釋”受賄；對貪污受賄罪的判刑標準下降（特別是大大提高了死刑門坎），并將懲處與“立功”掛鉤，使犯罪金額高達上千萬乃至億元亦有生存希望；而對于官員是否可以當資本家，則一直被有意作為一個“模糊問題”處理；……如此等等，都使人們多多少少地瞧科到腐敗正在尋求到某種“合法性”。這場“腐敗保衛戰”，說到底，是在全面私有化情況下所形成的一種“權力分配制衡”：不僅要使“權力含金量”高者可以大行交易，還要讓掌握“低價權力”者也有分潤機會；不僅要使掌有“權力現貨”者得利，還要讓“權力期貨”所有者不吃虧；不僅在生產領域可以交易，公共福利等其他領域也要能“入市”。惟有腐敗在各個領域全面合法化，方可使所有官員共享歡宴。　　

2、官黑勾結：反腐敗面對的最后防線　　

而“腐敗保衛戰”中的最極端者，便是某些官員的“西西里化”，即人所共知的“官黑勾結”：既要在白道上“法律保腐”，又要在黑道上“武力保腐”。這可以說是腐敗能達到的顛峰形態。其出現是因為：首先，當公共資源終歸有限時，權錢交易這種帶有殘酷的壓制性的利益爭奪，使獲利者與失利者之間總有深仇大恨，有限的“合法性”難以解決這種矛盾，這就使腐敗所獲之利還需要“特殊保護”；次之，腐敗官員都有一個“下臺后怎么辦”的問題，失去權力后的貪官，最害怕的就是受到競爭對手的清算；最后，非常重要的一點是，一些靠“原罪”起家的“官員資本家”，也往往是需要特殊保護以消除其恐懼感。如此等等，都導致了腐敗對更強有力的“權外之權”、也就是對黑社會的依賴。這些年來，“黑吃黑”越來越多地從商場走向官場，難道不是一個人所共知的現象嗎？　　

當腐敗在明處暗處都能夠得到保護的條件下，腐敗者當然也就無任何無恐懼可言，人們見慣不驚的“前腐后繼”，其中許多，往往就是“黑白兩道”保護的結果。就此而言，中國的反腐敗，已因為“官員西西里化”，而退到最后一道防線上。　　

而正因為腐敗走向登峰造極，它對中國社會進步的危害，也達到了空前絕后。　　

二、惡果：經濟“周期滯留”與政治“改革走險”　　

1、腐敗已經使中國經濟發展從“超前型”漸轉向“滯留型”　　

1）中國經濟進入艱難的“第三次轉軌”　　

筆者曾論證過（見《轉軌：兩種力的博弈》一書），自1995年以來，中國經濟進入了建國以來的“第三次轉軌”：從工業周期的“創新-成長期”向“穩定期”轉變。在產業上，逐步穩定工業基礎，準備向下一個周期——“服務業周期”轉變；在制度上，要從一個活力相對很強、但是各方利益矛盾很多、混亂度大且很不穩定的運行狀態，轉向活力雖然不甚強、但各方利益比較協調、秩序比較良好的運行狀態。綜觀中國自1996年以來經濟的種種弊漏：貧富懸殊，內需不足，農業、資源與環境等危機，勞資沖突疊起，等等，都切實表明了這次轉軌的必要性。　　

應該說，國家早就意識到了這些問題，并作出了努力：提出“科學發展觀”，實行統籌兼顧，緩和勞資矛盾。從表面上看，似乎也解決了一些問題，使一些社會矛盾也有所疏緩。特別是“08金融危機”中，中國經濟領增長先于各國，保持了高速增長。于是使人們對中國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產生了一種幻覺：以為狀態基本良好，至少無大虞可言。然而令人們感到矛盾的是：中國經濟的“蛋糕年年變大，潛患日日增多”的趨勢卻基本未變，在看似“向好”的同時，“向壞”因素絲毫未減，特別是近年來，惡性勞資沖突疊起，資源環境破壞日重一日，更是讓人不敢言“好”。而在這其中，有一個真正的“深層次”問題，至今尚未引起高度注意：這就是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周期滯留”。　　

所謂“周期滯留”，就是從表面上看，經濟繼續（甚至高速）增長，工業化也還在繼續推進，但經濟結構卻很難向下一個周期——服務業周期演化（這可以用產業“壓縮系數”變化表達，筆者對此將另文介紹）。近三十年來“周期滯留”最典型的是法國，其在1980—2000二十年中，經濟也不能說沒有發展，但結構卻基本上停滯，法國1980年就達到了“服務業周期”的后期，1990年進入從服務業向“大文化業周期”的轉軌期，但由于種種原因，卻一直處于“發展周期滯留”狀態，結果到了2000年時，居然又退到了二十年前就達到過的服務業周期的后期。　　

中國自進入第三次轉軌以后就開始出現類似問題。根據“壓縮系數”計算：在經過了1991到1994年持續四年的“超前型”或“接近超前型”發展后，自1996年開始轉向“滯后型”發展狀態，1999年以后，受西部大開發的影響有所改觀，但進入轉軌前期的2004年開始，再度進入至少持續五年以上的“滯后型”發展，到了2007年，甚至出現“產業實心化”，也就是產業結構明顯“倒退”到工業周期的情況。近年來被推崇倍至的“中國制造”，在出口導向時代尚有其合理性，而眼下無非是為了向西方發達國家提供廉價工業品而被強制滯留在工業周期的產物而已。至于靠無休止的投資維持而維持的經濟增長，更是把中國經濟“綁架”在工業周期之中，使之難以升級。　　

“周期滯留”無疑會導致諸多的問題，這里最值得一提、也是最嚴重的，就是它中國乃至給世界造成了極其嚴重的資源環境危機。以生鐵和粗鋼為例，1990—2000年間，中國的GDP增長對其產量的彈性，分別為0.7和0.63，按此趨勢，到2007年中國只需要2.08億噸生鐵和1.94億噸粗鋼即可，然而此時它們卻分別達到了4.76和4.89億噸，分別是應有產量的2.39和2.52倍！這種超常消耗已是一種普遍現象。按照1990—2000年的彈性，中國所需要生產的鋼材、標準煤能源、煤、發電量，分別只應該是目前實際產量的42%、63%、58%和67%。資源環境的快速消耗，再加上急速的城市化進程，中國環境惡化速度急劇加快。其中最嚴重的是水最資源：自1995—2007年，中國地表水、地下水資源均減少了13.1%。按照目前的減少速度，當達到中等發達國家人均1萬美元GDP水平時，中國人均水資源擁有量將降至903立米/人到731立米/人，是2007年的38 —47%。這種狀況應該說是相當可怕的。近些年來各種災害迭起，特別是 2010年中國南方出現歷史罕見的旱情，誰敢說與此無關？！到了某一時候，可能要提出“地球能承載中國超常消耗嗎”的問題了。 　　

2）“滯留”的根子在“官員資本化”　　

超前到“發展滯留”的原因很多，但十分重要的一個原因，則是腐敗：　　

——其一，腐敗的要害在于“官員資本家化”，在“原始積累”的旗號下，大量官員“強制性”、也就是靠“腐敗斂利”加入到資本家隊伍中，無疑大大加劇了本已嚴重的“資本家過剩”，進而使產能特別是工業產能過剩變本加厲，抑制了產業升級。　　

——其二，腐敗的重要內容之一是官商勾結掠奪公共資本，這大大削弱了公共政策的支撐力度，使擺脫“滯留”、促進升級的政策缺乏財力支撐。這些年總在喊“蛋糕不夠大”，其實是“切”到公共政策上的“蛋糕”被龐大的“碩鼠群”偷竊所致。　　

——其三，眾多腐敗官員的資本家背景，使其必然要代表資本利益而破壞公共利益，頒布與行使扭曲的公共政策。在“08金融危機”初期就有人提出，財政資金應首先用于加強社會保障，這將有利于勞動結構調整以促進產業升級，而實際的政策，卻是弄出了一個“四萬億投資”，結果其大部分再度轉變為了資本，導致勞動力結構繼續失衡，產業結構自然也就調整無力。　　

2、腐敗使中國在政治改革上可能選擇“最危險途徑”　　

1）中國政治改革未來的四種可能走勢及優劣比較　　

根據筆者研究分析（詳細內容將另文介紹），未來的中國未來政體有四種可能走向：　　

——“中產階級國家”。即：在經濟上，實行歐美發達國家一度暢行的福利市場經濟，在政治上使中產階級成為國家權力的主導。這也就是一些人樂此不疲倡導的“民主-憲政”國家。一些不乏善意的知識分子，亟盼著中國能走上這樣一條“理想道路”，但他們沒有考慮到一個基本狀況：中國一直處于“反中產化”進程之中，不僅現實中遠無一個在職業、收入和人數上都符合中產階級特征的階層，而且這一趨勢也很慢。事實上，連秦暉等曾經渴望著這種政體的人，最近也無奈地講起了“民主政治無須依賴中產階級”的自欺欺人的話。　　

——“（大）資產階級國家”。即：經濟上實行低福利、高效率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政治上建立起主要由資產階級主導的制度。張維迎、吳敬璉等一批右翼經濟學家，堅持要求中國保持低勞動成本，其中其實就暗含著支持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國家”的政體。這批人連自己都不明白，他們在本質上是反中產化的。而張維迎等要求“警惕民粹”，則是因為歷史經驗證明，這種制度的內部沖突相當嚴重的，其最終選擇，往往要走向“大資產階級國家”，即：經濟上實行壟斷市場經濟制度，政治上以大資產階級掌權為主導的政體。最近關于“國退民進”之爭，其實并非“國”與“民”之爭，而是反映出了中國的競爭新特征——“國家壟斷”資本與民間壟斷資本之間的爭奪而已，這恰恰是專制的經濟基礎。　　

——“民粹主義國家”。這其實是“大資產階級國家”的一種“反面延伸”。在大資產階級掌控權力下，勞資矛盾不斷激化，最終很可能誘發“暴力革命”：要求發起經濟權利和政治權利再分配的運動，甚至可能采取剝奪資本的方式解決矛盾。這種政體，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都會極其地不確定，對生產力會造成的極其嚴重的破壞，甚至出現歷史倒退，即便在發達國家，工業周期中也出現了最嚴重的階級斗爭。而俄羅斯90年代初失敗的“全面改革”，其實就是“民粹主義國家”革命，諸多動亂國家已經為人們提供了這方面的慘痛教訓。　　

——“多元階級國家”。即：經濟上選擇既要克服福利市場經濟弊端、又要克服新自由主義弊端的“第三條道路”，在政治上將“選舉民主”轉變為多元階級之間“合作—博弈”政治結構。相比之下，這種制度是對傳統“中產階級國家”政治制度的一種重大改進。由于中國走了超前型發展道路，本身又長期形成了“多黨合作制”，所以這種政體有一定適應性。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四種政治改革中，“中產階級國家”看似理想，但下面將看到這很不現實，難以成為選擇；“多元階級政體”要求高，難度大，也是難以實現的；從工業周期特征及目前官僚與民間壟斷資產階級主導經濟狀況看，走“大資產階級國家”（這又會與“民粹主義國家”相伴隨）道路的可能性是最大的。這無疑是一種最危險途徑，但這又與中國目前不斷深化的腐敗相關聯的。　　

2）由于長期腐敗，中國最可能走的是“最危險途徑”　　

目前，各方都強烈企盼著中國下一步的政治改革，而其之所以在上述四種選擇中可能作出“最危險選擇”，主要是因為：　　

——其一，腐敗嚴重破壞了社會基礎。盡管國家也提出了要擴大中等收入者比例的目標，但是，在各級官員本人要不斷加入到資本家隊伍中、因此實際上對調節分配不感興趣的情況下，中國已出現了持續的“反中產化”趨勢，其表現：一是不僅收入、而且積累的兩極分化趨勢日益嚴重。1997年—2007年城鎮居民收入基尼系數從0.219上升到0.323，而與人力資本有關的“積累”基尼系數，同期則從0.403上升到0.470，進入“兩極分化嚴重”狀態。二是中等收入層收入所占份額下降。1995年—2007年中，城鎮中等收入層收入占全社會收入比重，從91.4%下降到81.4%，下降整整10個百分點，而且，除個別年份外一直延循著著持續下降趨勢。這意味著高、低收入層之間的社會對立日趨嚴重，這無疑大大加劇了各方政治訴求的對立性。　　

——其二，腐敗者掠奪公共資本，制造出更多的新生無產階級。這無疑大大加劇社會矛盾的緊張程度，誘發了民粹主義傾向，也就為大資產階級強化專制提供了前提條件。張維迎等之所以“要憲政而不要民主”，就在于他們早就看破了這一點。　　

——其三，腐敗極大地破壞了政治結構，進而破壞了“階級協商機制”。近年來一些“主流”輩顢頇可笑地勸導老百姓“要仇腐而不要仇富”，顯然他們不是不知道當下中國的“無腐不富，無富不腐”，而是他們實在害怕眼下中國不同階級“代言者”之間的仇恨。此以網絡沖突為甚，左翼與右翼之間，都毫不掩飾自己的對對方仇視態度，試想這樣的“代言”，怎么實現多元階級政體所需要的民主協商？　　

——其四，腐敗導致的權力結構嚴重傾斜，破壞了合理政體選擇的權力基礎。2007年，國家好不容易有了一個稍微慮及到勞動利益的新勞動合同法，但馬上就有了“兩會”上的“張茵發難”。此時如果有合理的權力結構安排，就應該有人出來與之辯論，但會上卻無人與“博弈”。至于像“通鋼事件”這樣的沖突，更是基本上沒有正常渠道給予疏通。　　

綜上種種，腐敗，使中國政治改革首先要受到“超強利益集團”左右，因此未來更容易出現的政體將是“最危險選擇”：從“民粹主義國家”到“大資產階級國家”。　　

三、“中國式廉政風暴”　　

“在人民網和新華網‘你最關注的十大熱點問題是什么’的2010年全國‘兩會’調查中，‘反腐倡廉’排名從去年的第一降至第三。”除了民生問題本身的嚴重性凸顯外，其暗含意義是：時下的腐敗，甚至已經強大到了使國人感到無可奈何的地步。而另一方面，腐敗對中國把中國經濟引向“發展周期滯留”，把政治改革引向“最危險選擇”——中國發展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　　

就在這種茫然無所向的歷史關頭，2009年，出現了重慶“打黑除惡”這一新生事物，為反腐敗找到了一種巧妙的新途徑，這是因為，“打黑”是要從打破腐敗的顛峰形態——“官黑結合”入手，所以，無論其發起者的初衷是什么，“打黑除惡”都是一種至少可以守住反腐敗“最后防線”的巧妙選擇。　　

1、從戰略上講，打黑是迅速遏制腐敗“合法化”，使中國的經濟、政治擺脫困境的最佳選擇　　

誠然，要遏制腐敗合法化、使中國經濟、政治擺脫困境，可以作出的戰略選擇起點可以有多種，并不僅僅限于“打黑”一種。但是從中國目前諸方面的狀況看，“打黑”卻是一個最佳戰略選擇。因為，“打黑”直逼腐敗的“顛峰形態”，從而可能迅速遏制難以遏制的“腐敗合法化”。而根據前述分析，在國家經濟、政治發展總體戰略實施中，腐敗已經在扮演著最大阻力的角色。所以，從“打黑”入手掀起反腐風暴，是防止中國未來作出“趨險”選擇的一個基本鋪墊。　　

守候在宣判文強法庭外的公眾們所期待的，決不僅僅是對一個文強的判決結果，而是等待著一個曙光。反腐敗從“堅決遏制”漸漸轉變為“是長期任務”，反映的是一種無奈，這無疑使老百姓感到失望。不難想象，如果高層敢于掀起一場全國性的“打黑風暴”，無疑會昭示出國家反腐敗的決心，如能堅持下去，成功遏制住了腐敗合法化，這無疑會成為國家經濟、政治生活中一個重大轉折點。　　

2、從戰術上講，打黑是快速遏制腐敗合法化的一種最巧妙選擇　　

之所以說“打黑”是一種“最佳選擇”，還有其戰術上的種種巧妙之處：　　

1）能夠獲得多數百姓支持。以黑惡勢力對普通老百姓正常生活的危害而言，此自不必多言。　　

2）可以爭取到多數資本家特別是中小資本家支持。由于種種歷史原因，目前有些政策措施在大資本家那里得到堅決支持，但與小資本無直接關系，例如增加高收入者的累進稅收；有些則是小資本家堅決支持，而于大資本家無關痛癢，例如繁瑣的亂收費。而“打黑”，不僅普通老百姓支持，而且是絕大多數資本家，尤其是為數眾多的中小資本家，都會堅決支持。因為“涉黑”畢竟要花費資本家們過高的“外部（非經濟）成本”，有足夠能力涉黑者畢竟是少數，多數中小資本家還是希望能守法營業的。　　

3）可以暫時不涉及多數官員。腐敗集團化、廣泛性導致的法不治眾，已經使反腐敗遇到了普遍抵抗，這就使眼下的“普遍反腐”成為一種乏力的“虛招”，在老百姓那里已無公信力。而“打黑”雖然在短期內也無法阻礙“官員資本家化”，但它可以首先遏制住少數官員的“西西里化”，使絕大多數不可能涉黑的官員，感到了一定程度的“公平”，因此會得到多數官員支持。　　

4）留下繼續反腐的余地。在“打黑”過程中，必然要合理合法地掌握其它未涉黑但涉腐的官員們盤根錯節的腐敗關系網，對他們無異于“中天懸劍”的威懾。以此為基礎，就有可能逐漸采取措施遏制“腐敗合法化”進程。　　

5）阻止官資聯姻。以相比之下，總是“官多黑少”，少數官黑結合的極惡勢力被遏制住了，對多數就會有一種強烈的阻嚇作用。　　

6）逐漸恢復正常的法律秩序。法律失序是轉型時期基本特征，官黑結合，更導致了“司法腐敗合法化”，所以首先就要使“司法腐敗合法化”受到遏制。“保黑勢力”最自以為得意的一面旗幟，就是所謂打擊黑社會“要靠體制而不靠運動”。實際上，一個真正能夠完全依靠法律運轉的國家，須要靠著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為基礎，這樣才能有較為一致的社會共識，犯罪率不高，才不會有“法律保護壞人”的惡行。而在眼下兩極分化嚴重的中國，對是非標準社會共識差異極大，已經出現了法律保護壞人、保護富人的“富人法治”。如此下去，談什么“完全依賴法制解決問題”，不是與虎謀皮，就是對牛彈琴。意大利長期實行民主體制，而他的黑社會為何會強大，為何國家要不斷搞“打黑運動”，就是基于同一道理。在重慶“打黑”中，一些律師提出所謂的“程序正義”，其實本身就是一種使腐敗合法化的最巧妙對策。美國反恐，講“程序正義”了嗎？香港廉政風暴，講“程序正義”了嗎？ 　　

所以，觀此種種，“打黑除惡”確實是對無邊蔓延的腐敗的一種“打七寸”的巧妙之選，不夸張地說，這就是一場“中國式廉政風暴”。　　

四、進步力量與倒退力量在“打黑”上進行著最嚴酷的較量　　

然而，正因為“打黑”對黑惡勢力的“打七寸”之痛，它必然遭遇到一些人、尤其是那些深知其劍鋒所向的“精英層”最強烈的抵抗。　　

1、2009年年9月以前一度前景樂觀　　

2009年年6月“打黑”一出手，立刻引來了網上一片喝彩。到9月底，便被高層批示它是一項“民心工程”；同時，上海領導亦言稱也要“打黑”。于是有了“上海與重慶要做東、西兩個‘打黑試驗區’”的說法，使2009年6月—9月間成為“打黑”前景最樂觀的時期。　　

2、黑、白兩道一起“保黑”　　

但很快就出現變局，打黑的阻力越來越大，“保黑”勢力越來越強。開始，只是“南（方周）末”之類的“保黑”網站在白道上冷嘲熱諷，斥指重慶是“搞運動”，“不靠制度不靠法制”，“長不了”；進而，一些“保黑”網站爆料“打黑”中有“黑打”；再緊接著，“黑道律師”積極出面，組團“撈人”。儼然擺出了要對“打黑”力量“迎頭痛擊”的架勢。　　

3、“李莊案”成為一個重要轉折點　　

“保黑”勢力最大的一個轉機，便是“保黑律師”李莊案，這使得“權威人士”有了一個公開站出來指責打黑是“黑打”的機會。先是辛子陵，他將重慶領導的“唱紅打黑”行為提高到“倒退向毛澤東時代”的高度，但他至少還承認“打黑”是好事。而后出來的則是位居“中國第一大律師”的江平，此公僅僅憑著“幾天前聽到”的某位律師所說，也不按職業習慣去取證，便先“氣憤”起來，并將此事與另外兩件事聯系起來得出結論：“我是覺得中國……的法治建設、司法改革、政治改革都處在一個大倒退的時期。”這番咄咄逼人的“權威之言”，使“保黑”力量倍受鼓舞，也增大了“挺打”力量的擔憂。　　

4、“打黑”至今似乎無“名份”　　

其一，目前僅有少數高層領導公開表態支持，所以其“名份”顯得“曖昧”。其二，在今年“兩會”上，先是有官員言“進入司法程序的事，黨委領導、行政領導最好誰也不要干預”，為“保黑律師團”的“程序正義”張目；后更有人暗指“司法不公”，也無異于一種表態。其三，“兩會”間有高官支持“打黑”的話語，被一些門戶網站屏蔽。其四，熱炒“瓜瓜海外留學”之類，暗指“打黑”發起人自身就不干凈，更有某上層機關故意渲染“司法要服從政治需要”等違法言論，大行“幫倒忙”。　　

5、“打黑”前景云遮霧障　　

在種種保黑措施下，“打黑”出現了種種尷尬局面。一是，重慶周邊的川、貴、云、湘、鄂等黑勢力強大的省，均“王顧左右”，視而不見，使重慶孤軍奮戰。二是，“保黑”言論暢行無阻，而支持“打黑”言論，只能在少數網站和一些網民的跟貼中看到。三是，“打黑”發起人的“規定動作”之言，稱不是重慶想制造“轟動效應”，直至要說出“打黑不是我們要主動而為，而是黑惡勢力逼得我們沒辦法”的話來。　　

五、前景與策略　　

1、前景依然不容樂觀　　

從“打黑”開始的真正意義上的反腐，既是一種非常巧妙的選擇，也是一個令反對者深為畏懼的策略，所以一開始就圍繞著它展開了激烈的博弈。目前的角力僅僅是一個開始，其何去何從尚難以逆料：以此策之合理與巧妙，其應該得到推廣并不斷深入；而且以目前強大的反控力的抵抗，它也有可能會最終歸于失敗。就其前景看，有三種可能：　　

第一種：全面發起“打黑”運動。這無疑是最好的一種前景。　　

第二種：走一步看一步，逐漸推開。目前，除重慶以外的一些地區在發起“打黑”，這無疑對掀起風暴是一個幫助，如果能走一步看一步，逐步推進，至少還是有希望的。　　

第三種：到此為止。以打黑目前未能“正名”的情況看，未必不會如此。這當然是一種最悲觀的前景。　　

就目前情況看，第一種和第三種的可能性都不是最大的，“走一步看一步”的可能性稍微大一點。重慶很聰明，對文強判死刑無疑是還在延伸戰果。但由于未解決“正名”問題，前景仍然不容樂觀：　　

——如果這場斗爭失敗，對于中國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歷史悲劇。因為一旦它真正失敗，就最終可能使中國錯過了一次從工業周期向服務業周期順利轉軌極好的歷史機遇。　　

——如果這場斗爭失敗，中國走上“最危險選擇”之路，各種矛盾積累無法解決，最終導致社會劇變，從民粹主義開始，階級矛盾、民族矛盾、臺海矛盾疊加在一起，或內亂，或獨裁，其結果未必比俄羅斯好。　　

——如果這場斗爭失敗，雖然那些“打黑”發起者演出將成為悲劇人物，但那些“保黑者”和背后支持“保黑者”的人，就都將成為中國歷史的罪人。　　

2、基本策略　　

從重慶經驗看，要展開“打黑”，需要有以下一些策略上的考慮：　　

第一，決不要迷信所謂的“制度”。制度建立不是一個輕而易舉的過程，只有通過有效途徑選擇去催生好的制度。所以無須諱言，在一定階段上，中國就是要搞“運動”，像當年香港掀起“廉政風暴”那樣，發起一場“打黑風暴”。　　

第二，重慶“打黑”被“保黑司法團”黑打的經驗教訓證明，在“打黑”運動中，需要也必須優先解決司法系統腐敗的問題。只有逐漸使這個系統運轉趨于正常，才能確保“打黑”順利進行，才能使以后的深入反腐得到基本保障。　　

第三，在前兩個階段能夠順利進展的基礎上，通過對司法腐敗的重點突破，使國家機器主要部分趨于干凈，以逐步恢復整個法律秩序，建立“多元階級”時代的法制基礎。　　

第四，依靠初步建立起的法律秩序，針對國家機器的利益集團化，結合國家財政收支體制改革，逐漸解決集團腐敗問題，不斷扭轉“政治市場化”趨勢。　　

第五，在上述基礎上，建立起“經濟民主”制度，即通過實行部分的真正民選，將人大、政協中的專業委員會，逐漸改造成真正代表不同社會階層的“利益博弈機構”，逐漸解決對腐敗缺乏內部制約問題，這也可以為政治民主作一個重要鋪墊。　　

第六，要高度重視“重慶經驗”。重慶“打黑”，不僅從方法與途徑上積累了有益經驗，還從克服打黑阻力中，從反面揭示出打黑的困難。所以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經驗。　　

2010年3月18日——2010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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