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可以走多遠

時代周報記者  宋陽標2010-02-24 23:46:54    第67期

“‘中國模式’是否能拯救世界，我的回答是很簡單的，就是NO，是不可能的?！钡禺a大亨王石在2月的一次會議上這樣直白地表達自己的觀點。

“中國模式”（或曰“中國道路”、“北京共識”等），特指中國經濟模式。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總量在世界上的排位由第10位上升到2006年的第4位，農村貧困人口減少到不足3000萬，取得的成就引起全球關注。隨之，“中國模式”、“北京共識”的說法漸漸在國際上流行，2008年金融危機的洗禮，讓中國模式再次引發熱議。“中國模式”究竟給世界帶來了什么？又給中國帶來了怎樣的改變？這條道路是否能一直持續？它將指引中國走向何方？對“中國模式”向何處去的探討，將是后金融危機時代中國社會必須面對的一個時代議題。

“中國模式”前世今生

“‘中國模式’是什么，我也說不大清楚。”著名經濟學家、國家發改委國有資產研究中心研究員高梁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這樣回答。

高梁認為，提出這個問題首先是西方和其他一些地區，對中國的體制改革和發展的獨特道路感到迷惑。“像蘇東等前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被認為是成功的不多，另外一種情況是，發展中國家，比如南美洲的國家，搞了好久也沒多大起色。他們搞市場經濟比我們早，也沒見有什么起色。但中國經濟自從改革開放后就像水閘放開一樣不可阻擋，大家都想探尋中國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從而引發了大家的討論?！?/p>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舊的經濟模式基本上是“斯大林模式”—國營經濟處于絕對優勢地位，政府實行高度集中統一管理的計劃經濟體制，形成較先進的工業和城市與極為落后的農業和農村并存的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1978年改革開放后，中國走上了探索新的經濟模式的道路。

中國經濟模式是在改革“斯大林模式”的過程中逐步形成的，“中國模式”也可以說是中國改革和發展的模式。

“中國模式”的一個重要的成功經驗，就是正確處理了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系。中國的經驗是：發展是目的，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務；改革是手段，是動力；穩定是前提，是必備條件，三者相互依存，互為條件；改革和穩定為發展服務，發展能夠促進改革和穩定，改革必須帶來發展，使盡可能多的人受益。

對于中國的發展是否已經形成“中國模式”，學術界是有不同意見的。有的學者認為，盡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發展中的問題也不少，不宜或還不足以稱為“模式”，應該是正在形成中的模式。

中央黨校原副校長李君如就認為：“國際社會不要因為中國的發展有一些自己的特色，就作出過度反應。我主張實事求是研究中國的發展經驗和中國的體制特色，而不是炒作‘中國模式’?！?/p>

他表示：從科學研究的角度，我主張提“中國特色”。中國改革開放到今天，我們的體制還沒有完全定型，還在繼續探索。講“模式”，有定型之嫌。這既不符合事實，也很危險。危險在哪里？一會自我滿足，盲目樂觀；二會轉移改革的方向，在舊體制還沒有完全變革、新體制還沒有完善定型的情況下，說我們已經形成了“中國模式”，以后就有可能把這個“模式”視為改革的對象。

人民日報社編委、海外版總編詹國樞則有不同的意見，他認為，“實踐成功了，我們總結出來，也就成了模式。按照這樣的邏輯推論的話，‘中國模式’在我們的前60年尤其是前30年是存在的，而且是成功的。但是如果到了2049年，‘中國模式’是否存在，取決于我們是否成功?！?/p>

“中國模式”走向何方

從布魯塞爾到華盛頓，從拉美的崇山峻嶺到非洲大陸的廣袤草原，從莫斯科到開羅，幾乎整個世界都在驚羨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本輪金融危機中，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都在談論如何度過危機，避免國家經濟陷入崩潰時，世界各國卻在看著中國人四處出擊，大肆購買。他們顛覆了以前的觀念，中國的成功不再是虛幻的概念，而是一個活生生的現實。

在西方眼見中國經濟成功，發力研究“中國模式”，熱議中國模式的背景下，學者秦暉冷靜指出：我覺得所謂“中國模式”，往往有這兩種說法，一種說它是會失敗的，因此不可取。一種說它是成功的，因此是可取的。而成功和失敗往往又以經濟增長為標準。我覺得是不是有一個評價標準的問題呢？也就是說如果經濟高增長，一定是可取的嗎？

“如果政府能夠更好地處理好社會秩序，建設一個更好的框架，我覺得還是很有希望的。我不是說這樣就是全部都是好的，現在問題也很多，官商勾結，貪污腐敗，環境污染，這些都是現實的問題?！睂τ谠诒３至?0年的高速增長后，“中國模式”能否持續發力，發改委國有資產研究中心研究員高梁有些擔憂。

不僅是秦暉、高梁，在西方的強烈關注下，不少國內學者都在對“中國模式”的成功和可持續性進行冷靜反思。

“西方的主流觀點是，‘中國模式’就是‘市場加專制’，幾乎屬于罵大街。世界上有一大堆從未實行過‘計劃經濟’，屬于‘市場經濟’的‘專制’國家，怎么就沒成功？”對于西方社會對“中國模式”內涵的理解，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維表示不認同，他更傾向于用“當代中華體制”取代所謂“中國模式”。

在潘維心目中，“當代中華體制”分三個層次：國民經濟、民本政治和社稷體制，三位一體，共12個支柱。

“國民經濟”即國家對土地（生產資料）的控制權；國有的金融和大型企業和事業機構；（以家庭和社區企業為基礎的）自由的勞動力市場；（以家庭和社區企業為基礎的）自由的商品和資本市場。

“民本政治”即：現代民本主義的民主理念；強調功過考評的官員遴選機制；先進、無私、團結的執政集團；有效的政府分工制衡糾錯機制。

“社稷體制”即：家庭而非個人構成社會的基本單元；社區和單位，而非分層的市民社會，構成了中國的社會網格；社會網與行政網重合，在基層彼此嵌入，成彈性、開放的立體網格；家庭倫理觀滲透社會組織和行政管理的邏輯。

后金融危機時代，中國模式究竟會走向何方？或許正如有評論所指出的：我們應當客觀地看到只有模式的成功才能證明中國價值的普世性；也只有當中國的模式具有了普世性，“中國模式”才具有可持續性。很顯然，要使得“中國模式”具有普世性，中國必須繼續學習好的國際經驗。模式之間的競爭不可避免，但不是零和游戲。

中國可以成為世界的榜樣嗎
時代周報記者  宋陽標2010-02-24 23:51:56    第67期

日前，由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維主編的《中國模式》一書出版，一群優秀的中國學者從政治、經濟體制到社會結構，從醫療、減貧到人力資本培養，對中國模式提出了獨樹一幟的觀點。為更深入探討這一話題，本報記者專訪了該書作者之一，著名經濟學家、國家發改委國有資產研究中心研究員高梁。

時代周報：中國模式為何會引起世界矚目，它對世界有什么樣的示范意義？

高梁：究竟有沒有示范意義，現在對這個爭論較多。從歷史的方面看，蘇聯東歐巨變后，世界對中國的走勢有很多猜測，比如“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還有另外一種意見，認為是西方資本主義路子已經走不下去了，而中國的發展道路對西方有一種啟迪意義，既不是完全的資本主義化，也不是過去的計劃經濟式的發展，兼有兩種制度的優點。

時代周報：西方理解的中國模式和中國學界所說的中國模式有什么區別？

高梁：西方的思維框架受西方經濟學的影響比較深，他們會從契約、市場、民主政治框架這些角度來看，這些思想有其價值，但是中國的情況不能完全用這個來解釋。甚至跟日本比都不好解釋。日本有5年、10年、15年的經濟波動，而中國連續發展30年都停不下來。為什么這樣？對此問題，中國的學界也不是鐵板一塊。分析的模式不一樣，得出的結論也不一樣。

時代周報：現在世界上流行一種說法，只有中國模式才能將世界從金融危機中拯救出來。您怎么看？

高梁：各國有各國具體的道路。車走車路，馬走馬路。不能說中國說好就是全都好，沒有問題，說問題就是一團漆黑。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現在是一個大的背景，中國一個國家想扭轉它，或者戰勝它，都是不切實際的。

時代周報：中國模式可以走多遠？

高梁：如果政府能夠更好地處理好社會秩序，建設一個更好的框架，我覺得還是很有希望的。但我不是說這樣就是全部都是好的，現在問題也很多，官商勾結，貪污腐敗，這些都是現實的問題。

時代周報：中國學界也提出中國模式的說法，是否意味著中國在未來的發展道路中，要給世界提供更多的借鑒和榜樣？

高梁：一個經濟體的成長，就像平時大家講到的，市場化，企業和政府的關系。自由主義的觀點是政府管得越少越好，完全給充分的自由才能充分發展。但是這些分析會牽涉到更多的背景，在全球化時代，企業和市場的競爭是多層次的。至于能否給世界更多借鑒，還是要看各國自己的發展道路是如何規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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