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時政文摘（2010-2-26）

祭祀黃帝商業化　祖先變成搖錢樹
烈士陵園葬縣官 特權延伸到黃泉
重商利而輕文化的思考

從反腐打黑看中共的“執政能力”
中國外長對日本有點軟
中國地方政府遭遇信貸收緊大棒

軍政界：韓擴海軍攻防兼備
住房問題應得到“兩會”重視
美國專家：中國債務泡沫恐讓經濟下滑至2％

海南炒房 眉開眼笑
西方寄望“中國領導世界”是捧殺

撤職官員「洗底」再復出
中共反腐還需借重民眾之力

用工荒也是一種“權利荒”
選拔年輕官員，大陸可借鑒美國“少年市長”經驗

中國正在加快“省直管縣”改革 以降低行政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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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黃帝商業化　祖先變成搖錢樹

東方日報

本文重點

    * 樂此不疲 競相攀比

距離清明節還有一個多月，中國各地的公祭潮已風起云涌。河南省將于四月十六日在黃帝故里舉行拜祖大典，當局更開宗明義表示拜祖大典將以商業化運作，授權公關公司以冠名、拍賣上香權、電燈柱廣告等方式籌資。這種商業化的祭祀，其實已變成燒錢文化。

據內地媒體報道，河南省政府自去年起，引入市場機制進行黃帝祭祖活動，單是拍賣上香權、敬花獻籃權便籌得五百萬元，另拍賣三隻拜祖用酒樽，籌得十三萬元；拍賣故里內一千六百多棵古木的冠名權，每棵二千至五千元，收穫甚豐。

祭祖活動變成地方政府的搖錢樹，各地競相比併。僅在河南一省，除了鄭州市的「黃帝故里拜祖大典」，還有淮陽縣的拜祭太昊伏羲大典、沁陽縣的神農壇拜祖大典、桐柏縣的祭祀盤古大典等多場公祭，大發死人財。

由于地方利益所繫，公祭熱往往引發「祖宗爭奪戰」。陝西黃陵縣與河南新鄭市爭搶「公祭黃帝」的正統身份，雙方大事宣傳自己與黃帝的淵源；而河南鹿邑縣與臨洮縣又圍繞老子故里發生爭吵，互不相讓。各地都爭著與古人攀親，與名人結緣，希望能借雞生蛋。河南周口與甘肅天水「瓜分」了伏羲；湖北竹山、河北邯鄲、甘肅天水和山西萬榮等地「共享」了女媧；同一個諸葛亮，山東臨沂祭，湖北襄樊祭，陝西漢中祭，河南南陽祭。神州大地出現了「伏羲東奔西走，黃帝四海為家，諸葛到處顯靈，女媧遍地開花」的熱鬧局面。
樂此不疲 競相攀比

更搞笑的是，有些地方為與古人攀親，已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甚至不惜以丑為美。山東陽穀縣和臨清市就各自開發了《金瓶梅》文化旅游區；而安徽人則建起了《金瓶梅》遺址公園，宣稱「西門慶是安徽人，是徽商的杰出代表」。還有專家教授無中生有，更是斯文喪盡。譬如，福建學者聲稱發現了孫悟空的墓地；山東教授則考證出泰山是《西游記》中「花果山」的原型。

其實，熙熙攘攘的天下公祭，早已遠離追思祖先、教化民風的原有之義，祭祖變成招商引資的平臺，祖先則被化為點石成金的財神。在商業利益驅動下，誰還有心思注重孝行追思？祭祖活動還能有多少對于先祖的敬畏與虔誠？祭文樂舞、擊鼓鳴金，看似宏大的場面里，能找到多少發自內心的真情實感？

說到底，公祭氾濫折射出地方官員追求畸形政績的瘋狂。每當公祭，場面浩大，各方云集，領導人親臨，媒體追捧，城市名字不斷見報，當地官員頻頻上鏡，官升一級也就成為可能，所以各地對類似的公祭活動總是樂此不疲，競相攀比。但不問蒼生問鬼神，這種公祭除了勞民傷財，對老百姓又有何意義？

烈士陵園葬縣官 特權延伸到黃泉

太陽報

本文重點

    * 管理溷亂 英烈貶值

內地一些官員生前住豪宅，死后又要霸墓穴。陝西商洛在烈士陵園推出縣處級官員專用墓地，最貴的售價逾一萬八千元，落葬者不需按照法例規定進行火化，可直接進行土葬，當局聲稱此舉是要「照顧老領導」。網友直斥官員貪得無厭，不僅生前盡享榮華，死后還想與烈士相伴「永垂不朽」，將官本位帶進陰曹地府。

烈士陵園本是英雄的安息之地，國家有明確規定，任何單位或個人不得在烈士紀念設施保護單位范圍內，為烈士以外的其他人修建紀念設施或安放骨灰、埋葬遺體。商洛當局如此倒行逆施，難道這些縣處級官員也與烈士一樣「生得偉大，死得光榮」？

在商洛烈士陵園的青松翠柏之間，安葬著二十六位烈士，他們曾為民眾利益拋頭顱灑熱血，為他們提供一個寧靜肅穆的安息之地，是對他們所作貢獻和犧牲的獎賞和緬懷。而現今的縣處級官員不少是殘民有術，貪污腐敗包二奶，有如社會蛀蟲，又有何德何能與先烈長眠共棲呢？難道生前醉生夢死的官員，死后還要將特權延伸到黃泉？

不過，現在烈士名號也太過氾濫，甚至名不副實。深圳寶安區交警陳錄生去年底與當地村官應酬時，喝了大量洋酒后醉死席中。這本不是件光彩的事，但交警中隊竟然將其上報為因公犧牲，甚至還要為其申報成為烈士。
管理溷亂 英烈貶值

河南新縣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郭世忠醉死歡場，被中共新縣縣委追授「優秀共產黨員」，被縣政府追記三等功。縣委副書記致悼詞時「泣不成聲，講話幾度中斷」，上級部門更發出向郭世忠學習的號召。如果陳錄生、郭世忠這些人都能躋身于烈士行列，享受相關待遇，那麼其他貪官又怎麼會沒資格葬在烈士陵園，讓后人追思呢？

其實，烈士陵園葬縣官，也沒甚麼值得大驚小怪的，畢竟這些陵園還能得到比較好的維護。相比之下，內地一些烈士陵園甚至變成了暗娼的樂土，廣州起義烈士陵園自免費向公眾開放以來，每晚均有一群四十多歲的暗娼到園內拉客賣淫。她們每次收費三十元左右，一旦成交便在園內的樹林里進行性交易。而安徽銅陵縣的烈士陵園則乾脆被當地政府變為豬圈，污水橫流，臭氣熏天。在暗娼的賣笑聲中和肥豬的嚎叫聲中，烈士在九泉之下，恐怕也難安息。

說到底，中國人已忘了烈士所作的貢獻，烈士事跡不過是過去的身影，烈士名號也可隨便施捨，烈士權益也無從保護。一個不尊崇英烈的民族，是沒希望的民族。當國有危險、民有災難時，還能指望誰會挺身而出呢？從這個意義上說，烈士陵園葬縣官，不僅是管理問題，更是一個民族對英烈的態度問題。

重商利而輕文化的思考
 
早報

王永炳

　　最近中國發生幾條令人很不自在甚至啼笑皆非的新聞，湖南省張家界當局聲稱把“乾坤柱”改名為“《阿凡達》哈利路亞山”；湖北省蘄春縣宣布張娜拉（韓國女星）為“李時珍形象大使”，更贈予她一家人“蘄州榮譽市民”稱號；山東省發行以孔子為主題的福利彩票。

　　把“乾坤柱”改為“哈利路亞山”，主要是張家界人認為全球賣座的美國影片《阿凡達》“哈利路亞山”的原型來自“乾坤柱”。但是，《阿凡達》導演卡梅倫在北京首演發布會上說，片中的“哈利路亞山”原型來自安徽省黃山。此話一出，黃山當局當然興高采烈地大事宣揚，張家界網民大為不滿，指卡梅倫“張”冠“黃” 戴、信口雌“黃”。為肯定這點，張家界村民特在1月25日揭牌，指出《阿凡達》“哈利路亞山”的位置。

　　借《阿凡達》的賣座而營銷張家界，促進旅游業發展，無可厚非。但為了炒作營銷而改為具有宗教性名稱的“哈利路亞山” （“哈利路亞”是希伯來語，是贊美主的意思），就顯得不倫不類。還好，經過幾天的炒作與爭議之后，張家界旅游局局長丁云勇出面否認更名、改名這回事。雖然事情告一段落，但有人曾為謀利而作踐或忘卻自身文化，無法不令人恥笑。

　　對于蘄春用韓國女星代言李時珍，輿論對此反應不一，贊成者認為此舉有利中醫藥走向世界，反對者則認為這不過是一場秀，結果沒“秀”到好處，反而要送大筆報酬給代言人。其實，李時珍在中醫史上本就具有極其崇高的地位，根本不需要外國藝人來擔任“形象大使”。如果李時珍的故鄉蘄春真要振興中醫藥，李時珍本身就是最好的形象大使，何必舍近求遠，搞一個“名不正則言不順”的 “形象大使”？平心而論，中醫藥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有著獨特的文化內涵和發展規律，振興中醫藥需要的是科學的態度和方法，踏踏實實地去研究和推廣，而不是商業娛樂化的炒作。

《論語》名言淪為彩票獎符

　　最令人痛心疾首的是山東省發行以孔子為主題的福利彩票一事。據該省福利彩票發行中心網站介紹，“中華文化——孔子”彩票是中國第一款以孔子和儒家文化為主題的即開型彩票，經中國財政部批準，在山東省范圍內發行銷售。彩票選用儒家經典著作《論語》中八句名言作為獎符，對應彩票的八個獎級，“玩法具開創性，寓意深厚。”

　　兩千多年來，孔子思想不斷發出智慧光芒，為世人指點迷津，造福社會。在他的思想里，講的是仁義禮智信等，不談僥幸、橫財。他非常重視義利之辨，強調“見得思義”，反對“見利忘義”。他不反對富貴，他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又說：“不義而富與貴，于我如浮云。”說明道義才是最高價值，換言之，道義是儒家傳統文化極其重視的德目。

　　沒想到時至今日，孔子竟然在家鄉被后人出賣，不但尊貴的孔子像出現在福利彩票上，同時以孔子名言對應彩票獎級，真是銅臭迷了心竅。他們沒想到沒中獎者會把彩票撕個稀巴爛，對那些名言吐口水。孔子身后有知，必然痛心大喊：“天厭之！天厭之！”。反觀韓劇《大長今》、《醫道》、《李算》把孔孟之道當成金科玉律，畢恭畢敬的虔誠態度令人極為感動。對于中韓文化上景仰上的差距之大，令人不寒而栗。
 
　　這說明了中國在經濟強勁發展勢頭上，國民接受排山倒海而來的外來文化內容，覺得自己沒有能力制造出對本國人民產生同樣大吸引力的文化產品，于是文化上出現茫然無措的現象。一國的文化出現問題，直接影響國民素質的提升，因為文化能造就有境界及胸懷寬廣的人，所以，文化建設與傳揚仍然是當務之急，不能掉以輕心。

作者是本地資深教育工作者

從反腐打黑看中共的“執政能力”
 
早報
 
唐逸鴻

　　去年底，《人民論壇》雜志發起了一次“未來10年10個最嚴峻挑戰”的問卷調查。結果，居第一位的是“腐敗問題突破民眾承受底線”。這一點其實不用調查也能看出來。腐敗問題對中國社會的威脅和挑戰，民眾對反腐敗的迫切要求和愿望，已經成為當今中國的“突出矛盾”，也是中共迫切需要全力對付的“頭號難題”。

　　套用一個“通用”的句型，天下苦腐敗久矣！民眾已經是在“底線”的附近 “承受”著腐敗的侵害。在這樣的形勢下，反腐敗就是最大的“民心工程”。只有反腐敗，才能得民心。這不但是中國能否持續發展、避免出現亂局的關鍵，也成了共產黨的社會威望、權力基礎、執政能力以至歷史地位的一個重大考驗。

腐敗侵蝕著中共的權力基礎

　　自從放棄“階級斗爭”，開始“改革開放”之后，中共的領導地位，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經濟發展的成就之上。三十年來的經濟提升和生活改善，也確實為中共的執政地位提供了強大的支持。

　　但是，這種支持有一個基本條件，就是改革應該為社會各階層都帶來利益，發展成果應該讓大多數人享受到。如果成果只被一小部分人占有，或者分配很不公平，這種發展就不會得到廣泛的支持，也就無法成為中共權力地位的基礎。

　　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但這正是當今中共所面臨的一個大問題。權力腐化破壞了起碼的利益秩序和社會公平，使很多人沒有充分享受到改革成果，從而影響了對領導改革的中共的支持，削弱了民眾以前因為經濟成果而對干部的腐敗和專權的相對容忍，威脅到中共執政地位的政治基礎。

　　對于這一點，中共的領導人其實是很清楚的。十七大報告就把話說得很直白：“堅決懲治和有效預防腐敗，關系人心向背和黨的生死存亡，是黨必須始終抓好的重大歷史任務。”這絕不是一句套話。只是，需要強大的決心和有力的措施，才能使中共的干部們在個人利益和“黨的生死存亡”之間作出“正確的選擇”。

反腐敗也是一桿“偉大旗幟”

　　中共有很多“偉大旗幟”，但是，在當今的社會形勢和人心向背之下，反腐敗其實是最“偉大”、最有號召力的旗幟。中共如果能扛起這桿大旗，下定決心果斷行動并取得成效，反腐敗其實也可以成為中共的另一個“偉大成就”，成為其執政地位的又一個有力支持。

　　表面看來，這似乎有點不合邏輯，因為腐敗的其實正是中共自己的干部。但是，如果中共作為一個整體能夠展示出自我糾錯的能力，哪怕只是部分解決或緩解腐敗問題，配以經濟繼續發展的成果，就仍然可以得到起碼的支持，至少，其權力地位不會受到嚴重的挑戰，將可以繼續領導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

　　反過來說，如果中共自己不能扛起“反腐敗”這面旗幟，各種反對力量就可能將它扛起來作為號召。說得嚴重一點，如果有一天“反腐敗”成了“反中共”的同義詞，對中共來說就不只是一個難題，而是一個嚴重危機了。這絕不是危言聳聽！

　　對于反腐敗，黨內還有另一種顧慮，就是擔心揭開腐敗的“蓋子”，會讓民眾“觸目驚心”，會影響黨的“光輝現象”，進而威脅到黨的地位。這曾經是反腐敗上躊躇猶豫的原因之一。但是，到了現在這種局面，這種想法顯然已經過時了。

　　老實說，腐敗問題惡化到這種程度，已經使中共形象的“光輝”所剩不多了。拖延遲疑只會讓問題更加惡化。勇敢地揭開蓋子，對中共的形象和威信未必是壞事，因為民眾對腐敗的估計和認知，很可能比真實的情況還要糟。揭開蓋子，讓民眾看到實情，也可以讓民眾感受到希望，感受到中共自我糾正的決心和勇氣。同時，也會給腐敗分子以強大的壓力。總的來說，正面效應是巨大的。在這一點上，重慶掃黑所得到的熱烈支持，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中共需要“向上提升”

　　另一方面，中共還需要重建自己在中國社會格局中的地位。本來，中共已經把大部分優秀分子都吸收進去，組成一個“先進群體”，具有相對超然、中立的地位，并以此來領導國家、協調社會。至少在理論上，這種“先進性”也是其“執政地位”的一個重要基礎。

　　然而，伴隨著這些年的經濟發展和權力腐敗，中共這個群體似乎已經向下沉溺，下降到與民眾爭搶經濟利益的位置上。干部集團直接與其他群體展開利益爭奪。他們把黨政部門搞成“公司”，把權力行為變為“生意”，自私自肥，與民爭利。甚至與各種特殊利益集團勾結，靠手中的權力攫取非法利益。

　　這種情況，把中共自己推到了社會矛盾的旋渦之中，成為矛盾的一方，而不再具有超然地位和協調能力。這嚴重影響到了中共的道德基礎和執政能力。

　　因此，中共需要重新“向上提升”，重新成為中國社會的先進群體，重回超然、中立的地位，才能有效號召社會、領導中國。

　　當然，這不是要求中共干部都做苦行僧。他們也應該有適當的報酬，甚至給以高薪。但是，這種報酬不能與權力行為直接掛鉤，不能依靠權力來獲取。同時，中共需要與利益集團分割，與“黑社會”翻臉。這將是艱難的，但也是必須的。唯有如此，中國社會才能重建平衡與規則，才能走上正軌。

龍吟大地：中國外長對日本有點軟

本文重點

    * 應痛斥「毫無道理」
    * 勘探「春曉」有風險

中國外長楊潔篪雖然名字帶虎，可是一點虎氣也沒有。十大元帥之一、前中國外長陳毅在上世紀六十年代越戰期間的一次記者會上說：「我們等候美帝國主義打進來，已經等了十六年！我的頭髮都等白了！或許我沒有這種『幸運』能看到美帝國主義打進中國，但我兒子會看到。他們會堅決打下去的！」他還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都報銷！」陳毅是好戰還是有骨氣，至今北京外交界還有爭論，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他和楊潔篪風格截然不同。
應痛斥「毫無道理」

近日，日本《每日新聞》報道稱，有關中日的東海油田開發問題，如果中方單方面開發，日本不排除採取司法手段控告中國，其中包括向國際海洋法法庭提出控告等方式。據稱，日方已將此事告知中方。這則新聞，其實不是新聞。今年一月十七日，中日外長就圍繞東海油氣田開發問題舉行過會談。當時中日雙方的報道是，日本外相岡田克也聲稱，如果中國決定在「春曉」油氣田開展生產活動，日方將採取「必要措施」。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當即表示，對此「無法接受」。當時，日本的媒體還認為，日本外相的言論暗示日本也可能對東海油氣田海域進行單獨開發。

筆者相信，日本媒體的新報道，是具體透露當時中日雙方報道的「必要措施」，就是「提告」和「可能也單獨開發」。不過，如果當時日本外相真的這樣對中國外長發出威脅，說明他真的是國際外交的「初哥」。而楊潔篪的回應也太軟了，根本就應該痛斥岡田，指其「毫無道理」，而不是一句「無法接受」。為甚麼？首先，需要了解清楚，當時兩國外長討論的是如何落實○八年兩國達成的有關共同開發東海油氣資源的共識。當時的共識要點，一是劃定了首先共同開發的區域，二是中方同意對位于日本認為的中間線中方一側的、中國已勘探發現有油氣的春曉油田，允許日方參股。

顯然，當時的「共識」，不涉及東海海洋專屬區的劃界和主權爭議。從國際海洋法角度看，日方要告也只能提出有關東海海洋專屬區的劃界爭議由國際法庭裁決。但是，國際法庭的裁決，必須是當事的國家都同意才能進行；北京不同意，這個爭議就提不到國際法庭上。
勘探「春曉」有風險

那麼，日方是否可以告中國不執行讓日方參股「春曉」呢？首先，當時的只是共識，還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協議。況且，中國現在也沒有說不讓日方參股，只是還沒有談條件。筆者認為，中國勘探「春曉」原是有風險的，日本參股要付這個風險投入，只要開出「天價」，日方就會知難而退。

日方說不排除單獨開發。其實，東海的油氣有多少還是問號，如果沒有風險，日本的帝國石油早就動手了。
古呂

中國地方政府遭遇信貸收緊大棒
 
華爾街日報

隨著中央政府有關部門收緊信貸，在去年創紀錄的信貸狂潮中積累了巨額債務的中國地方政府，現在已經感受到了寒意。

各省、市、縣的表外借款為去年的一輪公共工程建設提供了資金，推動了整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現在，北京的監管機構擔心地方政府無法全部償還貸款，因此加強了對這種貸款的檢查。

這或許會限制今年地方政府上馬基礎設施項目的數量，這意味著，隨著中國經濟刺激政策進入第二個年頭，經濟所獲得的提振力度將會減弱。中國經濟刺激支出的大頭不是政府撥款，而是國有銀行的巨額放貸。

渣打銀行(Standard Chartered)駐上海的經濟學家王志浩(Stephen Green)說，信貸收緊不太可能影響多數在建投資項目，這主要是因為很多項目在2009年已經儲備了融資，但地方政府要在今年上馬新項目，將會非常困難。

地方政府所設立投資工具積累的債務總額，少則有中國媒體普遍引述的說法6萬億元（約合8,780億美元），多則有美國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教授史宗瀚(Victor Shih)計算得出的11萬億元。這些數額堪比中國中央政府的官方債務總額，已經引起高度關注。

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今年一月警告說：這方面如果處理不當，可能會導致地方政府的融資平臺無法償還債務，給銀行帶來不良資產并造成其他問題。

接著在1月26日的一次全國電視電話會議上，中國銀監會主席劉明康要求銀行高管“全面評估和有效防范地方融資平臺的風險”。

《上海證券報》周三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話報道，銀行業已被要求停止向僅以地方政府未來收入為支持、沒有注冊資本金的投資工具發放新貸款。

記者周三聯系的數家中資銀行沒有回應有關這類貸款的提問。

雖然中國一般不準許地方政府出現赤字，但多數地方政府通過設立自己的公司來借款，得以規避了這一規定。這些公司以土地儲備和官員擔保為支持，在最近的貸款狂潮中獲得了銀行的大量慷慨貸款。而由于多數稅收收入都進入中央政府的國庫，地方政府除此以外沒有其他辦法來為經濟刺激中需要建設的橋梁、大壩付賬。

今年，中央政府已經采取多個步驟減緩銀行發行新的貸款。在避險情緒提高的氛圍中，地方政府開的公司不再是受歡迎的客戶。中國最大銀行中國工商銀行本月表示，將“嚴格管理”向“通過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進行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提供的貸款。

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也開始在資本市場失寵。據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數據，2009年，由城投公司發行的債券總額為1,212億元，為前幾年發行速度的兩倍。但現在的發債速度已經低于2009年早期的高峰水平。

一位知情人士說，監管機構已提高了與財力較弱、層級較低的政府掛鉤的公司新申請發債的門檻。但中央政府仍在受理這些公司的發債申請，因為去年還有一些積壓。這位知情人士說，政府沒有關閉債券市場，但對信貸風險的認識越來越高。

國家發改委拒絕置評，財政部沒有回應置評請求。

地方政府在制定今年的規劃時，似乎已經考慮到了融資環境的收緊。《華爾街日報》察看了過去兩個月中國31個省份公布的2010年政府工作報告。在公布今年投資增速正式目標的28個省份中，26個省份在2010年的預期增速低于2009年，剩下兩個省份希望增速持平。這些省份2010年的投資增速目標平均較 2009年已實現的增速低11個百分點。

減少地方政府對表外債務的依賴并不是一項簡單的任務，因為它們面臨著真實的財務壓力。暫時來看，一些地方官員似乎愿意接受中央政府更為強硬的方針。山東省省長姜大明在1月份的一次講話中說，要“規范各類政府融資平臺，重視防范財政風險”。但也有其他人仍不愿意接受。廣西自治區主席馬在一次講話中說，他將充分發揮投融資平臺的作用，擴大融資規模。

如果地方政府有不能解決的債務，中央政府最終將不得不買單。國家發改委財政金融司司長徐林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寫道：“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依然存在連帶處置責任，不可能允許任何地方政府破產。”

軍政界：韓擴海軍攻防兼備

韓國在月初建立了第一支海軍機動艦隊，名為第七機動戰團，自稱具備戰略靈活性，可實現遏止戰爭、應對局部挑釁、盡早結束糾紛等國家戰略目標，引起周邊國家議論紛紛。筆者認為，它當務之急還是應付北韓的軍事冒險和國家危機。

這支機動艦隊部署了唯一的七千六百噸級神盾艦「世宗大王艦」和六艘四千五百噸級的驅逐艦，必要時可增強其他戰艦、潛艇、海上巡邏偵察機和直升機。第七戰團平時分別駐扎在釜山和鎮海，在二○一四年濟州海軍基地建成后，將成為該戰團的母港。

韓國海軍航空兵及主戰潛艇對北韓有壓倒優勢，對付北韓海上滲透及特種戰襲擾，韓國機動艦隊能把戰線推進到北韓一側。

日本軍事專家平崗升認為，韓國可能用機動艦隊先發制人，遏制跟日本為竹島而發生的戰爭。據筆者看來，日韓竹島主權之爭不會引發大戰，因日本的國力軍力以至海軍都比韓國強得多。

韓國《朝鮮日報》社論稱，「第七機動戰團」是遠洋作戰的機動戰團，可在世界各地履行作戰任務，韓國海軍尤其要在戰略上留意臺灣海峽美中兩國海軍可能的較量。從對馬海峽到馬六甲海峽的航道是韓國的生命線，臺灣海峽的制海權還將由美軍行使，因此韓國海軍應該以這一戰略條件為基礎，與美國討論合作方桉。

近幾年，美軍不斷把在日本和韓國的駐軍撤向美國本土及中東戰場。美軍在撤退的同時需要不斷充實韓軍，把美日韓軍在東亞的鐵三角同盟保持下去。韓國建立機動艦隊會對中國沖出第一島鏈起牽制作用。
司馬成

住房問題應得到“兩會”重視

   來源：僑報   

    中國“兩會”召開在即，無論是中國主流新聞網站還是商業主流門戶網站都設置了專題調研欄目，通過問卷投票形式調查民眾對“兩會”最為關心的話題。筆者查看結果發現，住房問題都排在前列。

    截止北京時間2月25日早晨7點半，新華網“今年‘兩會’你最關心的話題”調查中，收入問題、住房問題、物價問題、就業問題、教育公平排在前五位，住房問題排第二位。

    這一現實再次折射出，在去年9.58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天量信貸投放催生下，中國重點城市房價出現了歷史罕見的畸型上漲，已經輻射到二三線城市也開始暴漲。而畸型高房價帶來的不只是百姓買不起的現實民生問題，還正在醞釀更加深層次的社會穩定問題。

    高房價已經預埋著巨大金融風險隱患。這種金融風險反過來形成阻礙抑制高房價、消除房地產泡沫的一股無形力量。去年天量信貸投放很大一部分投入到房地產建設中，而現在政府一旦下決心抑制高房價，那么，房價必然下跌，貸款風險立馬暴露。

    畸高的房價已經在抑制居民消費。在高房價下，想買房者要積攢許多年資金，必然擠掉其他消費；已經買房者，背負高額房貸，哪有其他消費能力。這對于急需提振消費、擴大內需的中國可謂是雪上加霜。這既導致居民消費被全面擠出，而且使政府的民生經濟成為空話。

    更重要的是，畸高房價導致的房地產財政、GDP效應已經成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攔路虎。房地產既能給地方政府帶來財政收入，又能帶來GDP 的快速增長，何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積極性呢？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一個長期任務、見效慢，而賣高價房、賣天價地，對GDP增長立竿見影。干幾任甚至一任就拍屁股走人的地方官員，顯然缺乏動力去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因此，筆者寄希望于全國“兩會”出臺更加有力的房地產調控措施，解民生之憂，消中國經濟金融風險之患，搬掉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之絆腳石。

（作者系大陸注冊金融分析

美國專家：中國債務泡沫恐讓經濟下滑至2％

國際中心／臺北報導

成功在2008年預測美國大銀行破產的經濟學家肯尼斯‧羅格夫(Kenneth Rogoff)警告，任何經濟體都無法避免經濟危機的侵襲，隨著信貸投放過多所引發的經濟泡沫崩解，中國若在10年內出現債務泡沫破滅，經濟增速恐暴跌至2％，將會引發地區性衰退。

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首席經濟學家、現任哈佛大學教授的羅格夫在24日在東京對媒體說，中國對這次金融危機所作的反應，顯然加大債務泡沫(debt-fueledbubble)的風險。

羅格夫表示，導致「債務泡沫」破滅的因素，他推測最有可能來自房地產。不過，他也指出，儘管這樣的崩潰會導致增長速度驟降，陣痛或將持續1年到1年半，但不會出現像日本「失落的10年」。

羅格夫在周三也警告，未來數年世界或將出現主權債務違約潮，歐洲的希臘將成為第一塊倒下的「骨牌」，因為政府主權債務負擔過重將迫使世界主要經濟體緊縮貨幣，從而導致全球市場發生更大動盪。 n

海南炒房 眉開眼笑
 
    楊永欣
 
     以一套80平方米的二居室，在一個月內賺取64萬元（人民幣，下同，約13萬新元），在海南已成為可以實現的事。據報道，一名投資者去年11月在三亞購買“山嶼湖”項目，到12月，已經從每平方米1萬3000元漲到每平方米2萬1000元了。

　　一名小投資者能在一個月內賺取64萬元，可以想象，在海南進行大量樓盤買賣的海外基金、炒家和中國富豪在近期的海南房價飆升期中，是如何賺得眉開眼笑。

　　中國國務院今年1月4日正式發布《國務院關于推進海南國際旅游島建設發展的若干意見》，而這個消息其實早在市場里流傳，帶動海南去年的房價走勢。海南省省長羅保銘今年1月6日站出來澄清：海南的房價雖然漲了，但沒有像人們所想象得那么兇勐，三亞的房價截至當日不到每平方米1萬1000 元，同比漲6.6%，在全國排第八位；省會海口商品房的均價不超過每平米6000元，同比漲13%。

　　不過，自《意見》正式發布以來，海南的房價可說“一天一個價”，“國際旅游島”變成了“國際房地產島”，除了“山嶼湖”項目外，三亞鳳凰島也創造了均價每平米6萬多元的奇跡。有媒體報道，三亞商品房銷售均價從1月6日的每平米1萬1000元上升至1月中旬的每平米2萬5823元，只用了短短一周。

　　據報道，海口的房價上升幅度雖然沒有三亞兇勐，但也不落人后，例如海口的西海岸，過去一片荒涼，1992年留下來的爛尾樓曾孤零零地豎立在這里，但現在提到西海岸，海南人都反而用“富人區”來形容之。

　　就因為中央的一個“國際旅游島”政策，大家就斷定海南今后必定飛黃騰達，該省各主要城市房價近期接近瘋狂的飆升，讓人難以置信。

　　海南目前的情形與1993年海南樓市泡沫破滅前夕幾乎一摸一樣。那時，也由于中央的政策和指引，海口一夜之間一座座高樓拔地而起，到處是講著外地話甚至是有港澳口音的投資客，海南以外的幾乎所有地區、大大小小單位都到此買地皮、建樓房、爆炒……最后，由于亞洲金融風暴，以及時任國家主席的江澤民把更多的關注放在上海的發展，泡沫破滅，到處留下爛尾樓，許多單位損失慘重，各大銀行貸款損失驚人，海南特區就此停步，直接影響其發展十幾年。直到我去年初到海南旅游，爛尾樓都還沒有完全消化掉。

　　中國是一個以中央政策為中心的國家，有了《意見》，海南的“勝算”高出很多，但一個地方發展的成敗，除了中央政策外，還得視其他因素如本身具備的條件、國際局勢和環境的變化等。海南有得天獨厚的氣候和“無止境”的海灘，的確具備成為“國際旅游島”的先天條件，但它目前的軟件如島民的素質還不行，今后要與周邊各國“已成氣候”的旅游島競爭，未必包贏；國際局勢和環境也不在海南或中國的掌控中，因此投資者沒有理由因為一個《意見》就盲目地往海南房地產市場扔錢，炒家其實是抓住了中國人過于“信從”中央政策的弱點，要在短期內狠賺一筆。

　　海南即便最終成功成為“國際旅游島”，看看其他成功的“國際旅游島”印尼峇厘島、韓國濟州島就好，整體房價其實只是一般。有人說，海南的房價還落后于北京、上海、香港、深圳等城市，但海南憑什么跟這些中國主要城市相提并論？人家有的是工業、制造業和金融業，海南只有旅游業。此外，一個城市的房地產要維持在高水平，一定要有成功的金融業扶持，只有這個行業的人士才較愿意、較有能力支付高昂的房價和租金；即使海南今后有意發展金融業，恐怕也很難爭得過上海、香港。

　　海南人把火爆的海南房市形容為“白菜洗洗當人參賣”，希望各地投資者保持警惕，中國當局也應該采取一些降溫措施，確保海南在成為旅游島之前，不會先成為一個泡沫島。
《聯合早報》

西方寄望“中國領導世界”是捧殺

    來源：僑報   

    近日，英國商務大臣彼得•曼德爾森在美國《紐約時報》發表一篇題為《我們想要中國領導》的文章稱，歐美需要中國開始參與領導世界。

    客觀而言，文章在談及“希望論”時指出的論據不無道理：中國領導人對國家充滿信心，但對于面臨的挑戰又極其務實。事實上，應對全球金融危機，中國執政黨和政府表現出的澹定從容和正確決策，已為世界各國認同，使中國率先步出金融危機的陰影：2009年出口總額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總量也接近日本，世界權威機構預測將在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同時，英國高官在分析了時下世界形勢的特點后指出：如果沒有中國參與，有效的多邊主義不可能實現。如果沒有中國參與就不會有氣候變化解決，也不會建起亞洲或者全球安全體系，全球貿易體或金融可持續性治理也無從談起。

    但是，僅憑上述理由就要求“中國領導世界”，恐怕難以成立。近年來，歐美智庫或政要已頻頻發出要求中國領導世界事務的聲音。那個所謂“中美國”概念或“中美共治論”就是證明。筆者看到，面對“G2”這類的聲音，中國領導人從來都毫不猶豫地說“不”。中國總理溫家寶在與奧巴馬會談時，也明確地闡述了這一立場。

    中國不能領導世界事務，這是由中國國情決定的。中國國情是什么？歷經30年改革開放，中國經濟雖然有較大發展，綜合國力空前增強，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明顯改善。但人均GDP還很低，遠遠比不上西方國家和日本。中國只是經濟大國，不是經濟強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另外，中國經濟總量雖然增大了，但經濟結構仍然存在著不協調、不科學、不合理的問題，中國需要致力于解決這一轉型問題。因此，中國領導人強調的“一心一意謀發展”不是沒有理由。

    中國不能領導世界，也是由中國外交原則決定的。中國之所以不同于世界上一些國家的做法，乃在于從建國那一刻開始就確立“不稱霸”和“和平外交”的方針。提出了諸如“和平崛起”、“和平發展”和“和諧世界”等政策主張。對世界事務，主張由各國共同協商，嚴格按照聯合國憲章精神處理。由中國領導世界事務與中國外交方針相悖。

    實際上，在希祈中國出面領導世界聲音的背后，隱藏的是一種可怕的殺機。

    在此前的哥本哈根氣候會議上，歐美等國公開逼迫中國不能享受國際法規定應該享受的發展中國家減排補助；而在近年，歐美更使用種種手段逼迫人民幣升值。美國媒體甚至認為，唯有逼迫人民幣升值才能解決美國經濟下滑的問題。奧巴馬作為美國總統要求人民幣升值是為了美國的經濟利益；高盛作為國際金融巨頭拼命呼吁人民幣升值絕不是白費口舌，背后也隱藏著巨大利益。此外，歐美等國還發動了一場場對中國設置貿易壁壘的大戰，連英國媒體近日也直言不諱稱，中國超越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可能會招致更多的貿易壁壘。至于美國不顧中國強烈抵制，堅持對臺售武、接見達賴更給了中國人一種橫蠻無理的印象。

    時下，歐美一些國家對中國的態度展現了兩手：一手硬（逼迫），一手軟（吹捧），交替使用。假若看不到逼迫的一手硬，只看到對中國吹捧唱頌歌的一手軟，恐怕會自我麻痹，鑄成大錯。因此，面對英國高官“希祈中國領導世界事務”的聲音，需理性看待，更要警惕捧殺中國的用心。

    （作者系大陸公務員

撤職官員「洗底」再復出

本文重點

    * 晉升亦不受影響
    * 學者指須公平公正

內地被撤職官員復出現象近年如雨后春筍，引起社會廣泛質疑。正在北京舉行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正審議的行政監察法修正桉草桉規定，建議受處分的官員在處分期滿后，由監察機關解除其處分，其日后的晉升及晉級均不受處分影響。有學者認為，規定可令官員復出程序透明化，但前提必須公平公正。但網民則炮轟規定是為官員保駕護航，令他們日后可更肆無忌憚、為所欲為。

人大常委會修正桉草桉規定，監察機關對違反行政紀律人員作出給予處分的監察決定，由政府人事部門或者有關部門按照人事管理權限執行。受到監察機關作出的開除以外的處分，在受處分期間有悔改表現，并且沒有再發生違反行政紀律行為的，處分期滿后，由監察機關解除處分并以書面形式通知本人及其所在單位，以及處分執行部門或者單位。
晉升亦不受影響

據悉，該規定是為保護受處分人的合法權益，即受處分人的處分期限滿后，由監察機關及時解除處分，對本人沒有影響，他今后的晉升、晉級不再受處分的影響。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張昕表示，近期有不少問責官員被撤職后未幾又復出，引起社會頗多微辭，這主要是民眾對官員復出的原因、條件和程序不清楚。張指出，部分被撤職官員只是承擔間接性領導責任，而非事故的責任人：「有些突發事件也不是官員可以控制的，如果這領導仍有能力，不能一次就把他打死。」他認為，新規定可令官員復出的程序透明化，對官員亦較為公平。
學者指須公平公正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亦認為，負有領導責任而下臺的官員不應一律被打入冷宮，應該有個解除期限，但前提條件是程序也要公平公正。

不過，大部分網友卻批評，有關規定是在為官員保駕護航，指內地有些官員早前就肆無忌憚，擔心相關法桉一旦通過，那些大膽官員就更是為所欲為。「貪污腐敗分子們，你們可以盡情的去坑害老百姓了，出事了，大不了走走形式，過后還能晉升，已經出臺為你們保駕護航的規定了，無奈的社會，失望的百姓。」

有網民更質疑當局此舉是保護受處分人的合法權益，「誰保護老百姓的權益？」另有網民更揶揄：「原來犯法也是升官的捷徑！」

■東方日報綜合報道d

中共反腐還需借重民眾之力

    來源：僑報    

摘要：既然能否成功遏制腐敗關系到中共在民眾中的公信力和執政地位，那么，未來的反腐不僅需要繼續完善制度措施，更需要強有力的自上而下的執行力和自下而上的監督機制。為此，中共必須在觀念和制度上進一步創新，刮骨療毒，破釜沉舟，給予民眾更大的信心。

【僑報2月25日社論】中國“兩會”召開前夕，中共中央再出反腐重拳——印發《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官方的新華社23日公布了準則全文。該準則詳細規定了官員從政行為八大方面的“禁止”，并列出52個“不準”，劃定了官員不能觸碰的“高壓線”。

該準則是從中央1997年頒布的試行版本 “轉正”而來，其中的“禁止”和“不準”都針對當下中國民眾最為關注、與百姓利益息息相關的重點領域，如嚴禁收取禮金或其它財務性報酬，禁止利用職權和職務上的影響為親屬及身邊工作人員謀取利益等。同時，摘掉“試行帽子”的《廉政準則》還因應近年來的新形勢，針對證券市場上屢屢出現的內幕交易、樓市泡沫膨脹導致民眾怨聲載道等問題，新增不準利用知悉或者掌握的內幕信息謀取利益，禁止多占住房、干預和插手房地產開發等市場經濟活動，禁止違規修建樓堂會所，禁止搞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等要求。

該準則的頒布顯示出中共反腐力度不斷加大，并走向縱深，由“發現一起，查處一起”的個桉式、風暴式處理走向從源頭預防的制度反腐。

腐敗問題直接影響社會公平與正義，已經成為當下民眾最深惡痛絕的政治弊端。大陸多家網站就網民關注的“兩會”熱點問題調查中，反腐倡廉連續3年位列第一，甚至超過了關乎百姓切身利益的房價、拆遷、醫改、教育公平等諸多議題。究其原因，房價高、看病貴、上學難等民生問題背后，總是閃動著貪污腐敗的影子，并惹得民怨沸騰。

正如《廉政總則》開篇所言，“執政黨的黨風關系黨的生死存亡”。腐敗問題已損害和動搖了中共執政的根基，中共當局只有鐵腕推進防腐反腐，才能穩保執政地位。

2009年以來，中央高層頻出重拳，包括最高法院原副院長黃松有、貴州省政協原主席黃瑤等15名省部級官員被查處，成為60年來高級別官員落馬破紀錄的一年。此外，重慶打黑、足壇反賭、撤銷“駐京辦”等一場場“風暴”更讓民眾拍手稱快。

可以說，中國的反腐決心不可謂不大，措施不可謂不多、不細，但仍“前腐后繼”，甚至“越反越腐”，揪出的貪官貪腐數額之巨大、生活之荒淫奢靡、手段之花樣百出，已激起民憤，而這樣的民憤是不可能僅僅靠幾個貪官的落馬而平息的。

腐敗之危害貫穿于中國社會的全部環節中，亦滲透在各個社會關系里，因此不僅要割掉腐敗的“毒瘤”，更要從肌體中清除滋生、蔓延腐敗的病根。此次出臺的《廉政準則》就是在源頭上防止腐敗滋生，用細化的52個“不準”給官員們劃定了一道道不可逾越的“高壓線”，令許多“灰色地帶”、“擦邊球”無處容身。

不過，《廉政準則》更多停留在道德層面，雖然明確了官員“不能干什么”，但如何能保證官員“不敢干什么”，從根源上遏制腐敗，還需明確“干了怎么辦”，真正起到震懾作用，用強有力的執行力，及時有效的監督，以及嚴厲的查處與問責保證這一準則順利實施。換句話說，中共反腐當前最難的不是制定多少個制度準則，而在于讓這些制度不至于成為擺設和“紙老虎”。

這就需要與之配套的制約、監督與懲戒的制度與法規。尤其是，應大力借助民眾的力量、草根的力量，而不僅僅靠黨政內部的力量來反腐。如，與其禁止官員不能以權謀財，不如出臺民眾呼聲已高的“陽光法桉”，讓官員財產及家屬從業信息進行申報與公開，接受民眾的監督。同時，順應科技變革，把網絡監督納入反腐體系等。

既然能否成功遏制腐敗關系到中共在民眾中的公信力和執政地位，那么，未來的反腐不僅需要繼續完善制度措施，更需要強有力的自上而下的執行力和自下而上的監督機制。

為此，中共必須在觀念和制度上進一步創新，刮骨療毒，破釜沉舟，并將之與探索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結合起來，作為實現政治文明的重要一環，給予民眾更大的信心。

用工荒也是一種“權利荒”

     來源：僑報    

    2010年的中國全國“兩會”將審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修正桉（草桉）》。這一法律將進行第五次修改，流動人口如何參加現工作地的縣鄉人大的直接選舉，一直備受公眾關注。但修正桉草桉二審稿沒有對此作出明確規定。

    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之一。然而，這一重要權利卻因為戶籍改革不前而缺乏法律保障。《選舉法》再次擱置流動人口選舉問題讓人很遺憾。

    與此同時，另一種現象成為當下熱議的話題：用工荒。不僅僅是珠三角、長三角的問題，而是全國范圍出現該問題。春節后僅珠三角的勞動力需求缺口就超過百萬人，某些省市政府機構甚至專門出臺文件，限制勞動力外流以滿足本地企業的用工需求。

    筆者之所以將擱置流動人口選舉問題與用工荒一起評論，是因為這兩個問題之間有紐帶，即都與公民的基本權利有關。把流動人口選舉問題擱置起來，這是農民工權利缺乏保障的一個縮影。盡管不同人對“家”有不同解讀，但權利真正有保障的地方，才會有“家”；如果農民工在某地權利缺乏保障，就會向權利有保障的地方流動。

    因此，用工荒不但是一種經濟現象，更是一種“權利荒”。這種“權利荒”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表現在社會福利方面。戶籍人口與流動人口同為平等的國家公民，但卻在醫療、教育、住房保障等方面享受的公共服務和福利不同。

    二是表現在政治活動方面。不少非戶籍人口有固定住所，多年履行公民責任如依法納稅，但卻沒有資格參與居住地的政治活動，如民主選舉與被選舉。正是因為非戶籍人口權利行使受到制約，所以空有一腔政治熱情，變成了政治活動的局外人。而且，非戶籍人口的居住地由于缺乏應有的選票，所以選舉結果是否合理值得商榷。

    三是表現在經濟權利方面。相關法律把經濟權利分為所有權、經濟管理權、法人財產權、經濟職權、經濟債權、工業產權。筆者以為，公民的經濟收益權也屬于經濟權利范疇。當農民工為所在城市、所在企業創造大幅利潤后，得到的卻是十分微薄的收入——農民工的收入增幅無論與所在地GDP的增幅相比，還是與所在企業的利潤增幅相比，都顯微薄。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數量龐大的農民工群體，不但在居住所在地權利缺乏保障，在戶籍所在地同樣權利缺乏保障。他們的其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以及醫療、教育、住房保障等權利都有可能被擱置。

    有人大代表曾建議，修改現行《選舉法》，改變按戶籍人口確定代表數量的做法，保證非戶籍常住人口的代表名額。現在看來這樣的建議又要落空了。而制度如果脫離了人力資源流動的現實，顯然就不是好的制度。解決辦法在于，要么在《選舉法》中解決流動人口選舉問題；要么讓那些有固定住所，已融入所在地社會的流動人口，獲得當地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作者系大陸教師）

選拔年輕官員，大陸可借鑒美國“少年市長”經驗

  來源：僑報   

行政層級多，財政收入被層層扒皮的可能性就大，“省直管縣”改革有望改善這一問題，效果值得期待。不過，最大的問題還是各級官員的浪費現象嚴重，公款消費屢禁不止，這一問題不解決，哪怕中央直接向百姓收稅，效果也要打折扣吧。（姜來）

中國正在加快“省直管縣”改革 以降低行政成本

中國青年報 2010年02月25日

發改委24日在落實全國人大常委會對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情況報告審議意見的報告中表示，中國正加快“省直管縣”改革，以有效減少行政層次、較大幅度地降低行政成本。

發改委稱，目前，有關部門在這方面已依法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嘗試。2009年，有關部門制定了《關于推進省直接管理縣財政改革的意見》，明確了省直接管理縣財政改革的總體目標、內容和工作要求。

下一步，有關部門將繼續指導各地因地制宜，全面推行“省直管縣”財政改革，理順省級以下政府間財政分配關系；同時，認真總結近年來“省直管縣”在經濟、財政、干部管理體制等方面改革的經驗，積極推進省直接管理縣體制實施的試點工作。

2010年02月24日 00:28     來源：僑報    作者： 馮海寧 【大 中 小】

    山東新泰市集體選拔任用“80后副局長”一事在網上披露后，引發公眾各種猜疑和討論。

    公眾質疑“80后副局長”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質疑選拔程序，二是質疑家庭背景。盡管新泰市有關方面稱選拔符合規定，當事人自稱沒有家庭背景，但這樣的回應依然沒有消除公眾質疑，各大網絡論壇依然充斥著質疑之聲。

    大陸官員選拔存在各種貓膩，媒體、專家學者都披露甚多，甚至有省部級官員也公開承認：官員選拔的確存在“潛規則”。正因官員選拔的公開、公正、透明程度與公眾的期待存在差距，所以，與官員選拔有關的新聞總能吸引眼球。

    “80后副局長”當事人王然自稱“沒有男朋友”，但另有媒體曝稱，王然原工作單位同事稱，王然還沒有結婚，她男朋友的父親在當地組織部工作。公眾處于“寧可信其有”的心理，自然傾向于認為王然是在說謊。即使當事人沒有說謊，在一個關系、人情與利益交織的社會，公眾的質疑也無可厚非。

    幾乎所有的“80后官員”選拔上任都曾激起波瀾。“最年輕市長” 周森鋒、“最年輕副廳級官員” 張輝、成為副處級官員距大學畢業僅僅兩年半時間的孫靚靚以及昆明市公開選拔掛職擔任副縣級領導職務名單中有30名“80后”（最小的1985年出生），當事人都受到了輿論毫不留情的質疑。

    隨著社會發展，官員年輕化是一種趨勢。面對這種趨勢，如果每一個80后官員都要被質疑，不僅對80后官員而言不公平，而且質疑過多浪費社會資源，公眾對官員選拔也容易產生疲勞感。因此，為避免今后的80后、90后當官被質疑不休，相關機構需要進行深層次改革，構建一套公開、公正、透明、民主的官員選拔機制。

    筆者想起了美國的“少年市長”。美國不少小城市有18歲、19歲的“少年市長”，不但年齡比大陸的“80后副局長”小，而且其身份還是學生。但這些“少年市長”極少被輿論質疑選拔程序、家庭背景，這是為什么呢？

    筆者認為有兩個關鍵：一是市長選拔要有民眾基礎。2007年當選俄勒岡州小城尤寧市市長的凱爾•科賓，為了獲得盡可能多的選票，他挨家挨戶拉票，不斷闡明自己的從政理想。無論是中國式選拔官員，還是美國式選拔官員，都需民主決策。“80后副局長”被質疑，與“民眾基礎測評”這一關做得不夠有關。二是美國的“少年市長”既沒有實際權力，又沒有相應的行政待遇。例如2005年當選密歇根州希爾斯代爾市市長的邁克爾•塞申斯，不但沒有自己的辦公室，沒有秘書，而且沒有實際權力。反觀中國的官員群體，不僅權力大而且行政待遇高。

    要想80后官員今后不被質疑，不妨從美國 “少年市長”選拔借鑒一些經驗。如果官員選拔以民主決策為基礎，就可避免“大官選小官”、“少數人選少數人當官”、 “通過領導拔苗助長的個人培養”等不正之風發生，可消除公眾質疑。如果官員的權力被有效約束，官員沒有機會濫用權力，公眾自然少了憂慮。

    （作者系大陸媒體人）

國正在加快“省直管縣”改革 以降低行政成本

  來源：僑報    

行政層級多，財政收入被層層扒皮的可能性就大，“省直管縣”改革有望改善這一問題，效果值得期待。不過，最大的問題還是各級官員的浪費現象嚴重，公款消費屢禁不止，這一問題不解決，哪怕中央直接向百姓收稅，效果也要打折扣吧。（姜來）

中國正在加快“省直管縣”改革 以降低行政成本

中國青年報 2010年02月25日

發改委24日在落實全國人大常委會對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情況報告審議意見的報告中表示，中國正加快“省直管縣”改革，以有效減少行政層次、較大幅度地降低行政成本。

發改委稱，目前，有關部門在這方面已依法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嘗試。2009年，有關部門制定了《關于推進省直接管理縣財政改革的意見》，明確了省直接管理縣財政改革的總體目標、內容和工作要求。

下一步，有關部門將繼續指導各地因地制宜，全面推行“省直管縣”財政改革，理順省級以下政府間財政分配關系；同時，認真總結近年來“省直管縣”在經濟、財政、干部管理體制等方面改革的經驗，積極推進省直接管理縣體制實施的試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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