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博弈論——兼論中國社會改革
 
董曄

　　博弈論的廣泛出現當屬最近二三十年，由西方幾位學者提出并完善，由于它成功應用到社會政治和社會經濟中，尤其在經濟領域有三位博弈論的研究學者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博弈論也備受關注。在中國致力于市場經濟改革中，最近的十余年間，自由化的市場經濟道路被稱之為主流經濟改革，主流經濟學家們無一例外都是博弈論的研究者和推崇者，還有許多社會學家應用博弈論來分析中國以及國際上的社會關系。博弈論也被稱之為理性化的決策理論，“理性”則是博弈論最基本的核心條件，按照馬克思•韋伯的定義（參考田震山博士的解讀），所謂“理性”是指現代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化社會的思想，除此之外的一切思想都被其稱為“非理性”。韋伯的“非理性”是普遍存在的，那么，處在所謂“非理性”境況下的中國社會，博弈論該如何展現呢？本文以中國社會為背景，從思維方式、均衡點、決策方式等方面進一步解讀博弈論。

　　概念即邏輯，邏輯就代表了一種思維方式。時下，在中國市場經濟改革中廣為流行的兩個博弈論的術語概念就是利益最大化追求和利益集團。利益化的追求也是人性化追求的自然體現，其實中國的傳統文化并不是禁欲主義，從某種意義上講，是鼓勵人性化的追求注重引導和選擇性的改變?！袄孀畲蠡淖非蟆碧幵诩兇獾慕洕鷮W理論中，我們可以用準確的貨幣數量加以表述，但是在我們具體的社會生活中，對“利益”的評價卻是取決于我們樹立起什么樣的價值觀念，不同的價值觀念所看到的“利益”是不同的。性質上的不確定性也就導致數量化標準的不統一。

　　我們知道西方發達國家的工業企業的發展往往表現在生產技術的研究、產品開發、品牌樹立等方面，也就是說，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可以通過這樣的途徑來實現。與之相比，中國的眾多企業在產品開發、品牌樹立等方面十分薄弱，利益最大化追求的實現是以哪個行業賺錢去干哪個行業，從博弈論的角度講無可非議，但從國民經濟整體的方面說，這樣的利益最大化追求往往造成重復性的投資建設而貽害國民經濟，上世紀90年代所發生的東亞經濟危機就是警示。我們可以說存在一定的經濟體制的影響，像銀行信貸、科研等方面經濟協作上的薄弱，再比如：房地產行業的開發、銷售就比其他行業更容易取得銀行信貸等等。但是，更多的是我們價值觀念起了主導性的作用。

　　西安交通大學的開元集團以高科技起家，曾經以高科技產品享譽全國，后來卻以高科技為名，將籌集到的資金轉投房地產，賺取大筆鈔票，嘗到甜頭后又進行更大規模的房地產開發，由于受到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影響，資金鏈斷裂，至使其陷入嚴重的財政危機，這樣的案例很多很多。與之相比對的就是：當有人向美特思邦威的老總進言：投資房地產不出兩年就會賺回一個億。但是，這位民營企業家卻投入大量資金和很多精力來打造美特思邦威的品牌，因為在他看來企業的長遠生存比賺取多少貨幣數量更重要，更有價值。可惜，這樣的案例在中國并不很多。

　　在美國的政治生活中，有數萬個性質不一、規模不等的利益集團或“游說”組織的存在。他們不光在選舉時發揮作用，在平時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中都可以看到它們活躍的身影。美國政治學者羅杰•希爾斯曼對利益集團給出一個定義就是：對人類活動的某個領域持有相似態度的群體。通常利益集團通過各種方式將其成員中相互矛盾的觀點統一起來，以便形成共同的目標，在這些目標中找到優先的重點并籌劃如何達到目標。利益集團另一個作用，是在各個利益相互沖突的利益集團之間進行討價還價，彼此作妥協，最后形成統一意見。總之，利益集團是民眾向政府轉達他們的需要和關注的渠道、同時它們也是政府向人民解釋問題的渠道。一切成功的政治制度都需要起這種作用的社會機制。即使在美國這樣一個民主制度比較健全的國家，利益集團也是民選代表以外的另一條表達民眾需要的渠道。

　　我們也在提倡民主政治、民主管理，幾乎所有的政府機構、企事業單位都設有意見箱，希望以此廣泛收集民眾的建議，提高自身決策。但是，我們應該很清楚地認識到：片言碎語的建議很難對管理決策形成重要影響，這是因為管理決策往往涉及很多方面、很多具體的問題。一方面民眾的訴求希望實現，另一方面管理機構需要提高工作效率和質量，難以處理每一個建議，無疑利益集團就起到這二者間的溝通橋梁作用。利益集團整合民眾的訴求以恰當而有效的方式表達給決策者。利益集團是以民眾訴求的代言人身份參與決策，與之對比的就是在中國社會盡管也有很多合法的民事組織，諸如：工會、各種協會組織等，雖然他們在組織成員內部的相互交流溝通中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大多也只是以政府某方面政策的貫徹執行為代表，難以作為民眾訴求的代言人身份參與博弈決策。我們提倡社會自治，社會自治的先決條件就是民眾訴求的有效表達。

　　曾經有幾位記者追問一位著名的主流經濟學家：“你究竟代表哪一個利益集團呢？”，這位經濟學家的回答是：“我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這是一個讓人感到尷尬的回答。我以為作為一名理論研究者來說，首先需要明確的研究態度就是：要以民眾的訴求為根本，而不是統治階層的利益維護。倘若，是以“勞心者制于勞力者”的迂腐心態來看待自己的研究工作，以一種庸俗的實用主義只是關注于理論的技術方法，不能從思想觀念上入手研究理論，這里我想說的就是：在我們談論何種改革之時，還是需要先改造自己。至于探索真理，我還想說的就是：世外桃園化的真理，是沒有什么社會價值意義可言。

　　在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中，工業企業改革，醫療體制改革等等，幾乎所有的改革被深深印上借鑒他人成功經驗的烙印，至今，工業企業改革依然難有突破，醫療體制改革被宣告失敗，可是，新一輪的醫療體制改革居然又被提出要借鑒所謂的英國模式、德國模式等，借鑒他人成功經驗為什么就會成為我們改革決策的重要依據呢？只需將這一問題提升到學術研究的程度來看待的話，我們不難發現，很難找到與之相近的成熟的方法論思想，也許目前學術研究的熱點——拓撲學，可能會清楚地解釋這一現象。總之，他人成功經驗、他人先進理論可以成為我們研究的對象，研究的結果也只能是將其轉化并納入到我們的思維方式上。我們的決策只能是以民眾的訴求、民眾的思維方式為依據。

　　時下，國家發改委廣泛征集民眾的意見，這是一個積極舉措。在福利化與市場化之間的選擇上，民眾的爭議是很大的，作為尊重民意，我們的政府在無法明確何重改革道路之時，是否也就無法形成決策或者只能依據他人成功的模式經驗呢？其實無論是福利化的醫療制度還是市場化的醫療制度都離不開政府相關部門全面而有效的時實監管，從藥品的研制、生產、藥品的流通、藥品的銷售、醫療機構的服務質量等等，全面而有效的監管制度的建立，才是我們進行醫療制度改革的根本基礎，實施市場化的醫療制度改革也決不意味著政府可以甩掉包袱，而是說究竟采取哪種醫療制度也才能夠實現最為廣泛、最為有效地為民眾提供最優質的醫療服務。

　　當前，民眾對醫療價格的上漲而造成看病難，意見很大。醫療價格的上漲可歸咎為市場化的醫療制度改革，但是，通常市場化的博弈競爭會使得商品價格和質量趨于更加合理的博弈均衡，為什么市場化的醫療服務卻有悖于此呢？我們的醫療服務機構在政府投入減少的情況下，其本身的醫療服務回報又不足以維持機構運轉，更談不上添加設備提高醫療水平了，以藥養醫便成為必然。醫院經營藥品的本身帶有壟斷特征，通常判定壟斷經營在于消費者是否具有知情權和選擇權，在醫院經營藥品的過程中，作為藥品消費者的病人不僅缺乏對藥品質量的知情，更缺乏了對藥品質量及價格的博弈選擇。醫院對藥品的經營，在其相關利益群體——藥品生產廠家和藥品經銷商等的相互攢動下，處在壟斷經營中，藥品經營價格就會呈現不均衡的上漲趨勢。其實，類似于這種壟斷經營的現象，在別的方面也是屢見不鮮，作為我們對于市場經濟改革，壟斷、傾銷等非法經營的現象理應引起高度的重視，尤其，我們已頒布了反壟斷法草案，完全有理由把醫院經營藥品提請相關部門予以認定，如果認定其違法，就可以限制或取締其藥品經營資格，相應采取的措施就是通過政府的財政，加大對醫療服務機構的投入，也可以采取對藥品經銷征收醫療服務稅等。寧夏醫療改革的成功案例是使得藥品價格下降了40%多，采取的措施就是限制醫院對藥品的經營而實行政府對藥品進行統一招標采購和統一配送，具體做法是招標對象僅限于藥品生產廠家和自治區一二級領導的高度重視。我個人對此的異議就是：一是我們市場經濟的改革是以圍繞搞活市場流通為核心手段，拒絕經銷商的本身是不合時宜。二是我們對市場經濟的改革是需要走入一種法制化的軌道、制度化的管理，而不應該總是傾向于個人魅力化的管理。

　　博弈論在中國通常被解釋成對策論，甚至一些研究者簡單地把博弈論看成是如何戰勝對手的方略，諸如：以田忌賽馬作為一個典型的案例分析博弈論。事實上，類似于田忌賽馬的博弈競爭，在博弈論中被稱為零和博弈，零和博弈由于博弈結果并未足使總量得到增加，因此，就其本身而言是沒有什么社會的價值意義。在博弈論的研究中比較推崇均衡、共贏的正和博弈。正如阿里巴巴的創始人馬云先生所說：“企業的發展戰略絕不是以戰勝對手為目的。”。與田忌賽馬相對比更能體現博弈均衡當屬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合縱同盟。

　　在中國春秋戰國時期，七雄并起，戰亂紛爭，民不聊生，很多有識之士都在探索著和平之路。蘇秦，以其卓越的才智游說六國，攜六國相印組織起合縱同盟以抗強秦，成就二十九年無戰事的輝煌業績。自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隨著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不斷涌現，不難想象爆發全面戰爭意味著什么；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展開空前規模的軍備競賽，但是，卻沒有因此而發生戰爭，反而成就了二戰以來世界總體的和平時期；美國人以博弈均衡看待冷戰，認為雙方軍事力量的均衡是保持和平的根本，并以此觀點看待中國海峽兩岸的和平。一個最為耐人尋味的問題就是：美國人為什么沒有以博弈均衡看待中東和平呢？相反，卻以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由入侵伊拉克，推翻薩達姆政權，目前又對伊朗試圖發展核武器保持高度的警戒。我們可以做出這樣的博弈論設想：倘若阿拉伯人獲得足夠軍事支持而能夠與以色列相互抗衡，也就有了與以色列人進行談判的資本，通過談判爭取到自己的權益，因此，阿拉伯人也就用不著使用卑下的恐怖主義手段來對付以色列人和美國人了。但是，事實上，除了前一兩次的中東戰爭還表現為較為鮮明的利益相爭外，以后的幾次中東戰爭和以色列人多次的軍事行動，都是以色列以絕對的軍事優勢肆意蹂躪于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很多阿拉伯人，他們流離失所，他們的家園遭到摧殘，他們的親人慘遭殺害，他們是以驚恐、絕望與憤怒的心情看待以色列人，而不是滿懷希望建設自己的家園，憧憬美好的生活；以色列人揚言：把黎巴嫩炸回到石器時代。正因為如此，所謂“土地換和平”并不是開啟中東和平的一把鑰匙，同樣的理由，一些學者以簡單的利益關系看待中東問題也就顯得十分牽強而不合時宜。博弈均衡點的探尋，是要以某種程度的思想統一，相互認同的價值觀念的體現為先決條件。即使表現在最普通的博弈均衡上也是如此，比如：商品的價格就是供需雙方的博弈均衡點，是供需雙方相互認同的價值體現。

　　任何一部理論的出現都有其社會文化的歷史背景，博弈論也不例外。

　　西方科學思想源自古希臘哲學，其中尤其是以原子論的自然理念為主導，所謂原子論：事物都是由一些無法分割的原子所組成。原子論幾經演化形成決定論思想，拉普拉斯給出決定論的標準表述：任何一個事件的發生都存在一個確定性的條件，只要給定這樣的確定條件，決不可能會發生另一個事件。牛頓、愛因斯坦就是決定論的忠實信徒，康德也認為決定論思想是一個普遍的，絕對性的真理。20世紀初量子物理學的出現極大地沖擊了決定論思想，量子物理學家玻爾以概率論成功解釋量子躍遷，他與愛因斯坦曾就確定性與不確定性展開爭論，最終是以愛因斯坦的失敗而告終。在現實世界里我們根本無法找到一個完全孤立或完全相同的自然事件的發生，因此，也就無法真正獲得一個確定性認識。由此，很多學者便驚呼這樣的事實：如果我們無法獲得一個確定性的認識，勢必就會造成決策的死胡同。

　　早在中國古代，商鞅變法也是一個社會改革的成功典范，當時，秦孝公疑慮變法會招致很多人的反對而無法實施，商鞅游說道：“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見于未萌”，這句話的意思是：愚笨的人連如何做成事情都很糊涂，有智慧的人卻能夠預見未來。我們不難想象正確的預見性對形成正確的決策所產生的重要作用，而正確的預見性正是確定性理論的現實體現。我們時常所提到的科學化決策，而科學化決策的重要依據就是理論的真理性（確定性）及其正確的預見性。

　　理論真理性的爭論在于探索真理，倘若一部理論總是宣稱自己是一個真理而且是被無數的經驗事實所證明了的真理，繼而引發生存社會里的爭斗，我想，我們很多人對此都心有余悸，因為我們曾經就受累于意識形態之爭。在那個年代，鄧小平提出“黑貓，白貓”論，就是一個大膽而明智的思想。準確地說，他的思想有悖于科學化決策，但是卻符合了民主化決策的原則——有利性的選擇。

　　科學化決策與民主化決策之間并不是很和諧的，它們之間的和諧統一，也是取決于我們如何理解科學，至少說，脫離大眾化思維的理論并不是科學性的。我們對民主化決策的理解不應只局限于民主參與的形式，重要的是體現在參與者能夠以其最真實的價值思想的表達，這樣的一種體現就在于以“有利性”為原則的行為決策。

　　處在有限的認識，有限的信息交流以及不確定性預見之境況下，以人的行為特征和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為主導，形成正確的行為決策，這就是博弈論，“有利性”的選擇是其決策的核心原則。這樣的一種方法論思想對西方人來說是新穎和富有創造力，但是，對于中國人而言卻并不是一個很新奇的思想，這是因為中國文化的本身就是一個關于人與人之間相互關系的學說，中國社會長期所缺乏的就是對自然的探索認識和缺乏了把握自然的方法論思想。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人進行了艱苦卓越的科學觀念改變的科學革命，文化上，實業救國、全盤西化、中體西用、砸爛孔家店、推行白話文、馬列主義的興起、漢語拼音、漢字改革、推行西方式教育、堅持實事求是、西方自由化思潮等等；政治上，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新中國的成立、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經濟上，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大規模的工業建設、市場經濟改革等等。道路艱難而又曲折，但是，我們始終如一的目標就是：建立一個工業現代化的強盛中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在中國春秋戰國時期，戰亂紛爭，民不聊生，孔子、孟子的儒家思想認為戰亂的起因是由于紛爭，紛爭的起因則是個人私利追逐的結果，孔子、孟子以不言“利”，實施“仁”政，游說諸侯?！叭收撸伺c人相親也”，這是等同于現代西方社會所倡導的博愛思想。很多學者以“不言小利，言大利”來解釋孔子、孟子的不言“利”，我個人認為這是錯誤的解釋，正確的解釋是：究竟以怎樣的價值觀念來看待“利”——“獨贏與共贏，孰贏？”，“獨樂與同樂，孰樂？”，孔子、孟子寄希望通過一整套的價值觀念的建立，營造起一個祥和，安寧的生存社會。自中國漢代以來，儒家思想成為中國社會政治文化思想的主流，繼而成功改造了中國社會。以一種有意識，有目的性的改造一個社會，這在人類歷史上也是十分罕見的成功案例。

　　有一位主流經濟學家，據說也是最早把博弈論介紹到中國的學者，最近撰寫了一篇文章也談論到價值觀念的改變，并且提及改變了價值觀念就能符合某一博弈論的原理。這里要明晰的兩個問題就是：一是博弈論是建立在西方民主自由的理念上，是以尊重個體自由思想為顯著特征，如果摻雜了對個體價值觀念的改變，恐怕這樣的理論是稱其不了博弈論了。二是我們創造的理論，究竟是要求人去符合理論的秩序性，還是讓理論更好的地服務于我們的社會？

　　早在古希臘時期，懷疑論的鼻祖——皮賀，在他年輕求學時，有一次遇到他的老師掉到河里高喊救命，這位皮賀先生卻思考著“救”與“不救”的真理問題，最終做出一個大膽的探索：拂袖而去。古代先哲的懷疑是有道理的，千百年來人們出于私利、妒恨、報復以及扭曲的信仰，無數次地踐踏他人的生命。就在今天，當瀕臨死亡的病人得不到追逐經濟利益的醫院的救助；當日本的某些政客以“惡其行，不惡其身”為由參拜靖國神社，“死而不亡者壽”，為大日本帝國的利益而不惜殘害無數他人生命的“崇高”精神需要日本國民的繼承？難道日本民族是一個缺乏正義感的民族？拯救生命是一個真理嗎？必盡我們同處在一個地球上，需要相互關懷而共生，真理，不僅僅是個人信仰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一個社會組織協調化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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