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頂級富豪的慈善之舉向世人彰顯了什么？
作者：知原

一、世界頂級富豪捐巨款
    世界首富比爾?蓋茨，二富“股神”沃倫?巴菲特，二人都熱衷于慈善事業，都反對世襲財富及布什政府的取消遺產稅政策。這向世人彰顯了什么？
    據統計，蓋茨至今已為世界各地的慈善事業捐出近290億美元的財富，并打算將今后的全部精力都投身于慈善事業。6月25日二富巴菲特宣布準備將自己85%的財產（估計有370億美元）捐給慈善事業，巴菲特這一數額巨大的捐款使他超越卡內基、洛克菲勒、福特以及蓋茨，成為有史以來出手最為慷慨的慈善家。
    至于剩余的財富，他們很可能還會繼續捐贈，而不是留給其子女。因為，蓋茨夫婦多次表示，他們死后，只留幾百萬美元的遺產給自己的孩子，其他部分將會捐給慈善事業；多年以前，巴菲特就對自己的子女明確表示：“如果能從我的遺產中得到一個美分，就算你們走運。”
    更為可敬的是，蓋、巴二人要捐的對象不論國籍，是捐給他們認為需要幫助的人。這是真正的博愛精神，諾貝爾和平獎歷來有爭議，吃力不討好，如果把該獎頒給蓋茨與巴菲特，毫無政治內容的，相信幾乎所有的人都會拍巴掌。
    比爾?蓋茨現已身價500億美元，巴菲特則擁有大約440億美元的身家。這兩人的財富加起來共有近千億美元，相當于8000億人民幣，可以建四個半三峽，如果平分給地球人的話，每人可分130多元。
    在美國和一些發達的西方國家，像巴菲特和蓋茨這樣不愿給孩子留下巨額遺產的富翁大有人在。據美國募款策略協會統計，美國人每年的慈善捐款高達2400億美元。建筑工程界巨子約瑟夫雅各布斯宣布只留給女兒自己公司價值100萬美元的股份，大部分遺產捐給慈善事業。金融大鱷索羅斯也早就明確表示：他準備將自己在基金會里的工作交給已近40歲的長子，但自己的遺產則將捐給本國的公益機構和東歐的教育機構。

二、頂級富豪捐巨款是為了避稅嗎？
    有人認為，這些世界頂級富豪捐巨款用于慈善事業，不是因為他們的道德情操高尚，而是為了逃避高額遺產稅。我不否認確實有一些富豪捐款是為了避稅，但我認為這一說法對蓋茨、巴菲特等人是說不通的。因為，2001年當布什總統打算廢除遺產稅時，作為最大“受益者”的這些富豪們，反而予以了最強烈地反對。
    包括蓋茨父親老威廉、巴菲特、索羅斯等在內的120名美國大富豪聯名在《紐約時報》上刊登廣告：“請對我們征稅”。老威廉在請愿書中寫道：取消遺產稅將使美國百萬富翁、億萬富翁的孩子不勞而獲，使富人永遠富有，窮人永遠貧窮，這將傷害窮人家庭和社會的平衡。巴菲特也表示：“取消遺產稅是個大錯誤，是極其愚蠢的。取消遺產稅會造就一個貴族階級。《華爾街日報》曾公布了一項調查結果，表明即使美國取消遺產稅，仍有50%的美國有錢人打算把自己至少一半的財產捐給社會，只留下一部分財產給子孫。
    在紐約公共圖書館的捐贈儀式上，巴菲特和蓋茨共同重申了反對取消遺產稅的立場。蓋茨稱，遺產稅可以鼓勵人們為慈善事業捐款。此外，他還認為“不鼓勵財產繼承有利于社會財富的公平分配”。巴菲特持相近觀點，他指出，即便子女只繼承他15%的遺產，也會成為全美1%最富有的人。因此，巴菲特感慨地說：“我可不相信制造大批世襲富豪的神話。”
    巴菲特說，大部分來自社會的巨額財富必須大部分回報給社會。這個原則是累進稅制的基礎，也是美國保守派們的立場的對立面，因為他們認為，私人的財富屬于贏得它的人，而不是別的任何人。
    如果這些富豪捐巨款用于慈善事業是為了逃避高額遺產稅的話，他們就不會去反對布什政府的廢除遺產稅的政策了，而是會大力支持。

三、巨富們生活儉樸，反對世襲財富
    其實，我們大可不必為這些富豪捐巨款，而不是留給其子女感到不可理解。有些人之所以理解不了，無非是他們缺乏這些富豪的心境和道德情操吧了。這些富豪捐巨款，而不是留給其子女，原因主要有二條：一是他們認識到了巨額留給其子女，對其子女的成長和發展并不是好事情，而只會使他們變得懶惰、嬌慣和貪圖享受；二是他們的道德情操確實比一般人高多了，是那些注重物質享樂的普通人理解不了的。其實這些頂級富豪雖然很有錢，但通常都是不注重物質享受的，他們賺錢的目的只不過是為了滿足巨大的成就感而已——與愛因斯坦等科學家獻身于科研其實是一樣的。
    蓋茨與巴菲特，他們同為巨富，同樣熱心慈善事業，同樣不愿給子女留錢，而且自已同樣省儉。蓋茨沒有私人司機，公務旅行不坐飛機頭等艙卻坐經濟艙，衣著也不講究什么名牌，他還對打折商品感興趣，不愿為泊車多花幾美元；巴菲特至今住在50年前用3萬美元買下的舊房子里，沒有仆人，在香港出差的時候，他還用賓館贈的優惠券去買打折的面包，家人給他買件新衣服他卻拿去退掉。用美國人的話來說，他們“將讓那些醉心于購買飛機、游艇、豪宅供個人享樂的暴發戶們汗顏。”
    看看這些富豪的下面的語錄，我們是否應該為之動容？
    巴菲特說，創造大量的“王朝財富”不符合我的世界觀……我認為我的孩子不應當繼承我的社會地位……不能因為你出生在這個家庭就得繼承相應的社會地位。有一次正值公司召開股東大會，巴菲特在會上說：“那種以為只要投對娘胎便可一世衣食無憂的想法，損害了我心中的公平觀念。”巴菲特說這番話的時候，1.5萬名股東聽罷掌聲雷動，巴菲特接著說：“我的孩子們也在這里！他們是不是也在鼓掌？”
    美國汽車大王福特曾經說，只賺錢的公司是一個窮公司。卡內基也曾經說“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種恥辱”，所以他們在有生之年就把自己的巨額財富回饋給社會。比爾?蓋茨則說，巨額財富對他來說，“不僅是巨大的權利，也是巨大的義務”。
    可以肯定，蓋茨與巴菲特等這些熱衷于慈善事業，而不愿意將其巨額財富留給子女的富豪們，一定會被后世時時提及，而提及他們的最大理由，一定是因為他們的善舉，而未必會是“微軟”和“股神”……

四、中國的富人們在做些什么？
    對比這些世界頂級首富的慈善之舉，我國的富人又再做些什么呢？長沙街頭明星們烤一個肉串，有人花一萬元搶著買；50克不起眼的茶葉有人花2萬元買下。然而那些躺在醫院里無錢治病的老人，那些無錢上學的準大學生，他們也許只要幾千元就足夠挽回一條生命，或者能夠湊足上大學的費用，可是又有誰來“買”他們的帳。相比之下，中國富人們的“斗富”比起他們的“憐貧”要重要得多了。
    2003年“非典”期間，中華慈善總會總共才收到了770萬元捐款，其中只有一個富人以個人名義捐了200萬元人民幣。一組數據：目前國內工商注冊登記的企業超過1000萬家，但有過捐贈記錄的不超過10萬家，99%的企業從來沒有參與過捐贈。
    美國鋼鐵大亨卡耐基說，“富人在道義上有義務把他們的一部分財產分給窮人”。我國的一位富人卻說，“自己創造的財富是自己的，沒有義務送還社會”。不是早有經濟學家說“富人有功”嗎？為什么到該立功的時候，把頭縮進了烏龜殼里去了呢？
    有一位有錢的富豪，身家數億，幾個子女卻一個比一個不成器，住豪宅開名車揮金如土，這位富豪頻頻慨嘆子女不肖，卻從未想到要捐贈一部分家產。另一位富豪不到四十歲已家資億元，近來忽然覺得人生沒有意義，甚至想到了輕生。他為什么不成立一個慈善基金會，做點慈善事業呢？看到自己親手創造的財富變成別人幸福生活的來源，他不就覺得活著有意義了嗎？！
    今天有個常被提及的說法，認為中國的富人之所以吝于行善，乃是因為對捐助實行減免稅優惠的政策法規還沒有到位。我認為，構建慈善事業的相關法律法規，以此激勵捐贈，當然必要。但是，社會責任感的有無多寡，才是決定性的因素。
    美國的富豪是在公平的環境下，完全通過個人的努力和能力而獲得的，這些人是真正的商業奇才和社會精英，這些人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非常高就是很容易理解的了。而我國的一些富豪恐怕是通過違法亂紀，官商合污，將國家的錢弄到自己的腰包里而獲得的，這些人自然是缺乏美國的那些商業奇才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
    一位企業家說：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窮不可怕，資源匱乏不可怕，落后也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缺乏起碼的人文關懷。

五、世襲財富將導致“第二代窮人”與“第二代富人”的對立
    《中國經濟周刊》的一則消息說，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到了令人震驚的地步，各占總人口20%的高、低收入階層收入差距已達33倍。這個數字可能還是比較保守的，實際差距可能要遠大于這個數字。階層的差距產生生活的隔離和心理的不平衡以及情緒的對立，以至形成了一個世人深信不疑的說法：“仇富心理”。于是，每當有某種極端事件出現，人們就歸結到這種社會心理。
    我不知道這“仇富心理”具體指的是什么。按道理說，大家都喜歡富裕。看來“仇富心理”不是指這個“富”——追求財富，“為富有仁”是大家歡迎的，大家仇恨的應當是“為富不仁”、“不公而富”。
    與“仇富心理”相比，中國窮人的另一大特點可能還在于，他們正在被世襲著。走過舊體制的上一代窮人已經老了，他們除了等待社會給予最后的體恤，對社會提不出自己的要求，他們即便是有一種“仇富心理”，也不足以構成現實的憂慮。現在最值得關心的是“第二代窮人”與“第二代富人”的對立。
    所謂第二代窮人，是指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年代里，被隔離在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主渠道以外的貧困勞動者的后代們。他們可能是城市下崗工人的子女，也可能是新一代農民工。他們的童年可能被高額學雜費門檻阻攔在義務教育的大門之外，而今天，他們只能進血汗工廠，他們的勞動可能掙不到國家規定的最低工資。他們只能跟窮人結婚組織一個貧窮的家庭，他們看不到新的希望，一番艱苦的奮斗之后，又只能回到原點。
    所謂第二代窮人，基本是這樣“世襲”而來的。那么窮人為什么會世襲？世襲的第一要因是我們的上一代是窮人。因為窮，于是便沒有富裕的機會。一夜暴富，白手打下一大片天的魔法時代已經過去，如今資本只會青睞資本，錢只愛錢，即使有一肚子的奇思妙想，沒有資金，也只能爛在肚里。
    與此同時，第二代富人也自然形成。他們對窮人的生活有很大的隔離，不知道，不理解，甚至不同情。
    本來老話說得好，富不過三代，窮人也無三代，可是現在，有些人富了，我們大多數人還窮著，而且看來還要繼續窮下去；不僅富人有世襲N代的可能，窮人似乎更有世襲下去的趨勢。事實證明窮過三代比富不過三代的可能性更大。富人們不僅在自己這一代拼命賺取財富，并且為守業創造了各種條件：培養下一代。
    富人可以世襲，而貧窮的世襲化是可怕的。現在最首要的問題是必須馬上消除明顯的歧視和不公，使第二代窮人感到公正是可以追求的，感到生活畢竟有一些奔頭，感到他們的下一代有希望擺脫世襲的貧困。

六、我們應該從中思考些什么？
    巴菲特的捐贈，提出了一個我們并不經常思考的問題：慈善事業對于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究竟有什么意義？正在走向市場經濟，并且經歷著歷史上最急劇的財富增長的中國社會，必須對這個問題有一個深入的理解。
    美國的慈善事業之父卡內基120年前說：他激烈攻擊那種相信自己有權利把所擁有的財富花在自己身上或者傳給后代的人。他認為一個人如果把一生都浪費在積累數百萬美元的財富上，而不將之貢獻于社會，那簡直就是近乎犯罪，公眾對他的判決是：這個人富裕而可恥地死去！也正是如此，卡內基后半生獻身于慈善事業，把自己的財產一分不留地捐了出去。
    托克維爾認為，美國與歐洲最大的不同，在于美國老百姓能夠處在大致相同的起點上競爭，沒有歐洲那種世襲貴族的統治。從卡內基到蓋茨和巴菲特，都認同這種平民主義的社會理想。他們知道，如果他們這樣的人都把財產留給自己的子孫，美國馬上會通過財富的繼承而形成一個世襲貴族階層，并使之統治整個社會。美國的民主精神就會喪失。
    卡內基說，財富可以繼承；但是，一個人的管理天賦卻沒有辦法傳給下一代。一個最有競爭力的社會，必須保證讓那些最有天賦、最有工作倫理的人成為優勝者。而財產繼承則把一些沒有經過競爭的弱者指定為優勝者。從長遠來看，這將損害一個社會和種族的進化。
    美國歷史上最大的兩次經濟增長，一次就是19世紀末卡內基的時代。美國正是在那個時代躍居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另一次則是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蓋茨和巴菲特的時代。在這期間，美國的經濟總量幾乎是另外5大發達國家經濟總量之和。每一次急劇的經濟增長，都產生了高度集中的財富，挑戰著美國的民主理想。而每一次都有市場經濟最大的贏家(如卡內基、蓋茨和巴菲特)通過慈善事業來回應這樣的挑戰。他們很清楚：如果他們不出來負責地重新分配自己受托監督的財富，那么美國要么選擇由國家來進行財富重新分配；要么建立一個由世襲貴族所統治的等級社會。那種小政府治下自由放任的市場競爭就無法維持。

    盡管有卡內基、蓋茨和巴菲特這樣熱心于慈善事業的富豪，但是，上蒼造人龍生九種，各個不同。有些人視財如命，有些人見死不救。推食解衣那種慈善很高尚，可惜，大多數慈善是尋找一種美妙的感覺——一種與衣錦還鄉很相似的感覺。多數情況下，慈善是一種功名。清朝時，有錢人會捐款買個官位，光宗耀祖，名揚鄉里。美國人有錢則辦基金會。在美國的富人看來，基金會可以幫助富人流芳百世。還有些美國人捐款，則是出于避稅原因。
    慈善是美國的優良傳統，也是一種時髦。美國各種慈善機構多如牛毛。要想當大慈善家，就必須一手給錢，一手賺錢。足夠有錢，才能出手大方。
    蓋茨和巴菲特能夠富甲天下，首先歸功于其父母遺傳給他的聰明才智，但恐怕更得感謝美國的制度。美國的貧富差別實在太大，巴菲特自己也承認，他之所以捐出巨款，是因為“市場制度對窮人不靈”。相反，德國和日本沒有那么多的慈善家，沒有那么多的有錢人，但社會發展得很好，人民安居樂業。
    慈善再好，也是一種施舍。捐與不捐、捐多捐少以及何時捐，全憑慈善家的興致。大家得眼巴巴地等待。總之，是他們盡興之后，是他們耍錢耍累后才把錢捐出來。
    因此，對于窮人來說，與其眼巴巴地等待這些富豪們耍錢耍累后而捐贈，不如從一開始就避免兩極分化社會的產生；與其依靠這些富豪們的自覺行為——不將巨額財富留給子女，不如將廢除財產世襲制上升為一種國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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