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長江學者海外特聘教授在中國工作時間不夠簽約的9個月的情況，確實存在。但真正的問題不是拿了錢卻沒有干活，而是一些沒有全職回來的海外學者，卻占用了較大的資源
 
著名華裔數學家丘成桐前不久又攪起一場風波。7月，他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訪時說：“北大等國內高校，所謂全職引進（海外特聘教授）大部分都是假的。”他指出，校方這樣做，是因為“引進一個人，可以從國家拿到幾千萬的資金。”此言一出，頓時激起國內多方議論。
 
北大：能說的我們已經都說了
 
在沉默了大約20天后，7月29日，北京大學在自己的新聞網站上，登出了新聞發言人趙為民的回應，認為丘成桐歪曲了事實。

北大表示，自1998年起，北大從海外引進人才約占全校教師總數的近40%。北大從海外引進人才是有一套較為完整的評估和考核機制的。之后，在8月1日和4日，北大又做出了進一步的回應：嚴格的選拔制度和評價機制確保了海外引進人才的質量。這些人才，成為北大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加速器。
 
8月16日，在教育部的新聞發布會上，教育部官員也對北大“假引進”一事做出回應，表示從北京大學的報告來看，北京大學在聘教授的時候很慎重。根據北京大學反映的情況來看，他們感覺到可能丘成桐不是特別了解情況。

但是，北大的上述反映卻被媒體和網友們指責為答非所問。據媒體報道，北京大學承諾于近期公布引進人才的相關數據。然而，當本刊就此聯系北京大學新聞發言人趙為民時，他卻改口表示：“能說的我們已經都說了，我們不會再接受任何采訪。如果是比較公正的批評，我們能夠接受，但這里面，實際上牽涉到很多丘成桐和他學生（經本刊查證，為北京大學數學系長江學者田剛）的私人恩怨。”并且他還談到，關于北大將公布長江學者相關數據的消息并不準確，那是新華社記者誤解了他的意思。
因此，究竟北大多少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仍在兩地兼有教職，本刊很難從北大方面得到準確數字。

在此期間，同時是北大長江學者講座教授、又是密歇根大學地質科學系教授的張有學，接受了《環球時報》的采訪。他說，丘成桐教授的心意是好的，而且也聽說過一些長江學者工作時間不夠的小道消息。但他認為，這樣不拿出具體事實而打擊一大片的說法，既不負責任又有欠厚道。

而經過本刊調查，發現確實有的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在兩地兼有教職，但事實也并不像丘成桐所指責的，大部分海外學者只拿錢不干活。
 
教育部出資的“獎勵計劃”
 
實際上，任何一所高校引進人才，本來并無明確的時間要求。只要學校與學者雙方達成具體協議，去執行即可。但是，丘成桐的指責是，這里牽涉到了有關國家教研經費的流失，是因為這些海外學者的引進，均是在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計劃”框架下進行、由教育部出錢的。

所謂“長江學者獎勵計劃”，開始于1999年，長江學者分為特聘和講座兩種。目前，每年招聘特聘教授100名、講座教授100名，聘期為3年，在聘期內享受由國家提供的長江學者獎金：特聘教授獎金為每人每年人民幣10萬元，講座教授獎金為每人每月人民幣1.5萬元，按實際工作月支付。特聘教授要求保證聘期內每年在受聘高校工作9個月以上；講座教授要求保證每年能在國內受聘高校一般工作3個月以上。

同時，教育部有關規定要求長江學者所在高等學校，必須為聘任的特聘教授、講座教授配套必要的科研經費，并提供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其中，自然科學特聘教授科研配套經費不低于200萬元，人文社會科學特聘教授科研配套經費不低于50萬元。
 
而丘成桐指出，現在很多中國學者在國外是全職教授，在美國的大學，要求全職教授每年必須工作滿9個月以上。而這些教授，卻又跑回來與中國的大學簽約特聘教授。“這樣的全職教授應該說是假的。”“有的應當來3個月，結果實際上只來了一兩個星期，拿了錢就走，把學生一丟，自己出去玩。有的人一年可以放進自己口袋里100萬元人民幣。”
 
工作時間不夠，另有隱情？
 
不久前還在北京大學擔任過領導工作的劉濤（化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她所了解的情況是，絕大多數長江特聘教授還是全職在這里工作的，雖然在各個學校都確實有一些特殊情況，但那畢竟是少數。“我們曾經準備聘請一位UCLA（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專家作為長江特聘教授，當時教育部已經批準，就要簽約了。但是由于她無法承諾每年回國工作的時間，最后只好作罷。”

史新（化名），是第二批受聘于北大的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他在北大培養的第一個研究生——同時也是史新在北大實驗室目前的負責人程英（化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實事求是地說，特聘教授要求大部分時間應當在國內，但是史老師并沒有做到。他一年回國的時間，累計加起來也就有4個月吧。”

但是程英也指出，這其中另有隱情。她說，史起初也是抱著回國發展的想法，所以才應聘了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但來到這里發現，國內這方面的研究才剛剛起步，各方面的配套設施太不理想。因此，在引薦其回國的一位中科院教授的建議下，他沒有放棄美國的職務，希望利用那邊的一些資源，來幫助國內這方面研究的發展。

為此，在2001年時，史新把他的3個研究生帶到自己在美國的實驗室，接受一年的聯合培養，而這其中就包括了程英。“在美國的這一年，是我進入這個研究領域以來，收獲最為豐富的一年。”程英說。

回國后，程英模仿史新在美國實驗室的管理模式，完善了北大實驗室的管理，使得實驗室能夠有序地運轉起來。實驗室成立5年來，以史新的名義，承擔了國家863計劃、973計劃等多項重要課題。“如果不是這樣的選擇，我們不可能有如此快的進步。”

但程英也承認，由于導師不在身邊，研究生的培養確實存在一些障礙。當實驗進展不順的時候，非常需要導師在一旁及時的指導和分析。“生物實驗很多都是有圖像的，而通過電子郵件，學生們根本無法給老師表達。如果導師能夠一兩周回一次國就好了。”程英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程英說，原先國內這方面的研究模式，可以說是完全不入流，“而史老師最大的貢獻實際就在于，為我們帶來了這一種新的研究模式，確立了新的研究方向”。

但是，當實驗室已經形成規模以后，史新為何仍沒有放棄美國的職務和研究？如果確實不愿放棄美國方面的工作，當時為何不提出申請改聘自己為講座教授？記者希望向史新本人求證時，他始終不愿正面回答，只是說：“我不愿意把時間和精力分散到這些與外界的無謂爭吵上。從前在北大的時候（史新長江學者合同期至2005年結束，沒有續約）每次從美國回來，下飛機當晚就會直接到實驗室去做實驗和指導，我會把自己有限的時間來做研究和教學。并且，基金和項目的申請均是建立在我完成的能力上的。”

史新還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剛回來的時候學校連起碼的住處都解決不了，有一段時間就在辦公室的沙發上湊合。這一點，張有學8月5日在美國一家網站上發表的文章也提到過。這篇題為《一個長江學者講座教授看北大——丘成桐風波》的文章談到，作為長江講座教授，他在北大每個月的收入，比起其在美國的工資少了許多，甚至還低于他作為密西根大學教授出差時的津貼。另外他還談到其在北大住的房屋、配套的實驗室等都非常不理想。
 
“彈性越多越好”
 
劉濤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長江學者收入的主要部分是教育部給予的獎金，而學校方面開出的工資，一般與校內其他教授不會有太大差距，除非校方為吸引某位人才，承諾為其提供更高的薪酬待遇。

劉濤總結道，要這些海外人才完全放棄國外優厚的待遇，很多人是不愿意的，即使他們有著一顆報國的心。另外她還指出，這些學者之所以不愿長期回國，是因為他們如果回來了，可能就離這個領域的國際前沿遠了，長此以往，自己的學術水平也會受到影響。

香港教育研究所所長、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講座教授盧乃桂認為，既然有關方面希望這些海外人才能夠回來，為國家出一份力，就不應為其回國的具體時間設定統一的標準；而學院既然要引進這名人才，一定是已經清楚他能夠給該學院帶來相應的幫助。

盧乃桂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了香港高校的做法。他說，對于特聘教授的工作時間，香港各高校都沒有一個統一的硬性規定，每個人要具體談。在簽訂合約之前，學校會全方位的了解，包括學者的個人能力以及他實際能夠為學校出多少力。另外，在簽約之時，也一定會留有余地；而一旦簽約，就必須按照有關內容去履行。

對于教育部的硬性規定，盧乃桂認為：“凡是你希望特聘的人才，一定是你非常需要的。所以，在引員的規章上，還是要有彈性，而且越多彈性，對于雙方來說其實越有利。”

劉濤也認為，長江學者能否在學校工作滿9個月并不是最主要的，關鍵只要他沒有在兩地都擔任全職教授就可以了，這樣他才能夠保證有足夠的精力去投入這里的工作。

程英透露說，教育部早就接到過長江學者工作時間不夠的有關消息，并且在2004年對此進行了調查。但是，“有一些學者雖然說工作時間上不夠，但也并不是拿了錢沒干事，因此北大方面一直持保護的態度。”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長江學者的附加值
 
如果國家對于長江學者工作時間的標準統一而不可變更，北大方面完全可以視情況，脫離“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的框架，自行引進海外人才。但是，他們沒有這樣做，“是因為長江學者的獎金由教育部提供，等于是國家額外給予高校的一項補貼。而國內高校的資源畢竟還是很有限的，一般只能靠國家的投入。”劉濤向《中國新聞周刊》解釋。

在2005年初，史新與北大的長江學者合約期已滿。但是，他在北大所在學院的院長卻希望能夠把其北大長江學者的名字再保留3年，等到他在北大實驗室的研究生全部畢業后再正式解除雙方的合作。因此，雖然目前雙方的合約已然到期，但在北大的官方網站長江學者名單上，仍然可以看到史新的原名。當然，目前史新在北大不再有報酬。

盧乃桂對此認為：“如果只是要好看，我們就付給他好看的錢；如果是需要他來干活，我們就應給他干活的錢。如果真的只是圖他的名聲，我們就直接聘他做榮譽教授好了，因為就是要聘一個‘花瓶’嘛。”

北大如此看重長江學者，其實并不是因為具體某個長江學者的個人聲望，“北大真正重視的是長江學者的數量。”劉濤認為，這是我國大學評價體系的問題。“比如說你有幾個長江學者、幾個院士，這些都會影響到最后對你的評價。而你這個學校是否屬于211重點工程，是不是國內重點大學，這一方面會關系到某些經濟的因素，另一方面，是擴大社會影響、吸引生源的重要指標。”

另外，劉濤談道：“這些引進的人不可能完全不做事。因此是否拿了錢卻沒有干活，并不是主要的問題。真正的問題在于，一些沒有全職回來的海外學者，卻占用了較大的資源。他們有的申領了上千萬、上億的科研經費，但只是找一些其他人幫他盯著。”

而這也正是丘成桐所指的關鍵所在：“中國現在的問題是，只知道放一大筆錢在一個項目里面，但找不到合適的人來帶領。很多大的項目，表面上請了很多人來，特別是引進很多外國專家，實際上都是假的。”

而盧乃桂介紹，在香港，通常申請課題，“一定是全職教授拿回來的。”尤其是較為大型的、重要的課題，一定要是在香港任職的全職教授來申請。雖然也存在由特聘教授領銜的進行研究的情況，但是要求本地合作的部分，一定也要有足夠功力，這樣特聘教授可以只是方向性的給意見。“我們最為關心的，還是那個全職教授，他本身的實力有多少。”盧乃桂說。

 （據北大官方網站顯示，目前該校共有長江學者95人，其中特聘教授63人。）
 （實習生段海燕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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