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考慮并購時應擺脫外資情結
程偉博士
———訪國資委研究中心宏觀戰略研究部副部長程偉博士
本報記者 薛黎
近年來，跨國公司大舉進軍我國大型制造業，并購重點直奔工程機械業、電器業等領域的骨干企業、龍頭企業。先有凱雷并購徐工，近來又有世界第二大軸承制造商德國舍弗勒集團與洛陽市國資委簽訂框架協議，前者將以11億元整體收購掌握國防軍工、航空航天等領域配套軸承核心技術的洛陽軸承集團有限公司。當然，截至目前，我國有關部門也沒有批復這些并購申請。
如何使外資既能促進我國相關產業的發展，又不影響我國的產業安全和國家利益，本報記者近日就此問題采訪了國資委研究中心宏觀戰略研究部副部長程偉博士。
我國產業保護制度需進一步完善
記者：如何看待日前正在熱議的外資并購徐工、洛軸案？
程偉：我認為不能簡單作為單個案例來看待，遇到外資并購時就必須考慮國家和企業兩個層面的問題，單獨從一個層面考慮都是不完整的。就國家層面而言，涉及到企業所處的產業在國家發展中的定位，企業在該產業中的定位，未來通過自身努力能夠解決的問題應自己解決，但是地方政府層面和國企層面往往考慮利用外資引進解決體制機制問題，忽視產業安全，這就需要調控。外資并購的利益動機到底是什么？外資給中國到底帶來了什么？我們到底需要什么？在轉軌時期這一定要考慮全面。
事實上，其他國家都會在產業保護上實行相關政策，在這個方面我們的法制建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雖然最近國家出臺了外資并購國內企業管理規定，但只是規范了并購流程，僅靠這個還不夠，要從制度體系上完善設計，維護產業安全和國家利益。
對于外資并購，我們還應該重新審視一下今天的招商引資政策。跟改革開放初期缺外匯、缺資金，百廢待興的局面不同，現在我們不缺外匯了，缺的是世界500強這樣的企業。世界500強企業的核心不簡簡單單是主營業務收入，其中前100名常青企業的任何一個都足以對這個行業產生全球影響，包括資源、技術、管理、人才、市場，影響全世界在這個行業的進程。
中國要產生這樣的企業，不僅僅是產業政策的問題，還涉及到國有企業改革問題、體制機制創新問題、資源市場化問題。所有立法基礎要考慮到國家競爭力、國家戰略。不能一如改革開放初期的招商引資，其結果是技術仍然掌握在外資手中，中國卻讓出了市場和資源。
外資并購模式的監管要加強
記者：這么看來，你對外資并購國內企業是很謹慎的，到底您是持反對還是支持態度呢？
程偉：不能簡單反對外資并購，外資進入中國，中國走向世界，是雙向的，不能一刀切反對或不反對。外資并購有很多積極的因素，但是在外資并購方面我們的制度體系需要完善，如目前有很多國外投資基金利用中國的投資企業收購中國的產業，這種模式要監管，包括實際控制人怎么查，收購后的戰略構想是什么，國際上有些大的并購是以犧牲對方的品牌和市場為前提的，并不是以發展為前提。
對外資并購國內企業，地方跟中央并不總是一致，也存在利益博弈，現有體制下，地方政府更大程度上是投資主體，還不能成為完全的公共服務的主體，我們希望地方政府與中央利益一致是不現實的，這也是我們的制度體系設計需要考慮的問題。
當然現在有人持反對意見是認為我們的企業存在賤賣問題。這就涉及外資并購中的定價模式，我們的企業價值發現機制是否與國際接軌，如無形資產評價等。市場化轉型的道路上我們自身的評價體系也有待完善，比如賬面價值能否體現企業的價值。在當前主要由地方政府推動的外資并購中，資源定價如土地定價等供給狀況并沒有體現在并購價值里。如何來實行評估和定價模式的國際化、程序化、市場化，歸根到底還是在制度設計上。
地方政府考慮并購時應擺脫外資情結
記者：如果遵循市場經濟自由開放的原則，限制外資并購便是不合理的，將遭人詬病，您怎么看？
程偉：中國市場諸如銀行、煙草、鐵路、郵政等行業的放開是遲早的事，但是什么時候放開，放開度有多大，要看放開后國家能否承受，需要提前做好準備，理順整套體制。如果僅僅關注市場和股東利益是偏頗的，任何國家首先要考慮國家利益，以汽車行業放開為例，結果是我們沒有品牌，讓出了市場，零配件產業也沒有做起來，汽車產業如發動機的核心技術沒有得到，到今天為止，我國汽車產業的技術基礎還很薄弱，落后于同時代起步的韓國汽車技術，正好說明這個問題。
如果要市場化，也應該首先是國內市場化，對民營企業放開市場，建立市場體系，培育內部的核心競爭力，然后才是全球市場化。目前地方政府考慮并購時，總擺脫不了外資情結，首先考慮外資，哪怕民營企業的并購條件和外資一樣優厚，這就是地方政府的利益局限，不會首先考慮國家競爭力，而只是關注諸如就業和稅收等地方利益，以致損害國家產業安全。
首先要依靠自身能力培養骨干企業競爭力
記者：具體到外資并購徐工、洛軸案，您認為國家應從哪些方面考慮？
程偉：要拿出明確判斷，不那么容易。必須要研究這個企業在全球現在和未來的發展方向，我們國家在這個行業的競爭力如何，將來我們國家有沒有能力依靠自己或通過引進外資來提升這個產業競爭力，這是我們判斷的基礎。如果這個產業靠我們自己無論怎么發展也沒有競爭力，反而通過外資引進，社會的運轉效率最高，社會福利最大，這樣的選擇是對的；但是如果我們有能力來培養這個優勢，而在這個時候放棄了，就是永久的遺憾，就是放棄了產業的控制權和發展權。
當前我國國有企業由于處于轉軌時期，體制不順，決策機制、經營管理、人才使用能力不能跟世界接軌，導致企業價值不能得到發現，這些問題我認為可以通過內部改革來解決，如果民營資本能做到，就先讓民營資本做。就洛軸來說，假如其行業地位在國內舉足輕重，通過更換體制有潛力可以做好，我建議其強化體制機制創新或跟民營企業合作，畢竟這些年國家是花了很大一部分財力、人力、物力來支持裝備行業，這是培育我國國家競爭力的重要平臺。有了裝備業一個國家并不一定能強大，但沒有裝備業，這個國家一定強大不起來，這是共識。相反，如果洛軸被收購，從而成為別人全球戰略的一個棋子，而我們失去了主導產業發展的能力，這是與國家利益相違背的。
當然，這些并購的決策僅僅靠一兩個專家來說是不現實的，我建議應該像美國一樣成立外國投資委員會，有一系列并購申報流程，專家構成也應該多元化。
還需要明確的是國家競爭力靠大企業、大集團，但并不見得是國有大企業、國有大集團才有競爭力，國內民營大企業大集團也是國家競爭力的重要平臺。在國家發展道路上，大企業大集團跟中小企業的定位要說清楚，大企業大集團不是以解決就業為前提的，而是要以提高效率提高競爭力提高創新能力，進而達到對這個行業的全球資源占有能力作為發展目標。中小企業是解決就業問題的，全世界無一例外。因此，解決徐工、洛軸企業的職工安置和就業問題并不能成為外資并購的理由。
最后還要強調一個問題，不僅包括外資并購國有企業，還包括民營企業，在涉及到我國大型民營企業的外資并購中，我們也要有完備的監管流程，正如美國對待“中海油收購尤尼科”時的審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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