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連日來，有關東南某省高考滿分作文的爭議不絕于耳。8月13日，該省教育考試院宣布，以擅自泄露高考作文答卷為由，停止該省高考語文評卷組作文組組長參加國家教育考試工作。然而，對于該組長借助特殊身份開辦高考寫作輔導班、涉嫌利益輸送的質疑，卻并未平息，這也折射出公眾對于教育公平、教育倫理的高度期待。那么，今天的教育為什么成了一個資源競爭的“無底洞”?如何看待今天中國的教育公平問題?教育為什么陷入了越改革、問題越多的“麻煩治理”怪圈?我們特別輯取了五位教育研究者的深度文章，對教育公平與教育理念等問題展開探討：學者王蓉從中國高等教育與基礎教育的斷裂入手，分析了高度篩選型社會的教育生態異化及其影響，中國基礎教育正面臨“拉丁美洲化”挑戰;學者劉云杉認為，競爭邏輯與功利主義的教育觀念持續發酵，造成了社會意識的功利主義化，催生出諸多教育亂象;學者楊東平認為，中國的教育改革盡管不斷推進，但很多國人的教育意識仍然停留在上個世紀，因此教育價值觀的轉變是教育改革的關鍵之舉;學者林小英認為，在社會結構持續分化的過程中，縣級教育和縣級中學被嚴重遮蔽，進而造成了教育體系內部的嚴重分化;學者陸一認為，公辦教育應該提供基礎性公共教育產品，并適當引導選拔機制的持續改革，形成基礎性與選拔性相配合的良性教育環境。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位參考。
▍中國高等教育和基礎教育的斷裂正加速教育畸變
(王蓉 | 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
我們做了中國基礎教育新業態的研究，對中國家庭培養一個孩子的支出和校外補習的問題大概有一個描述。持續兩、三年的研究，我們大概得出幾個結論。所謂中國基礎教育新業態指的是基礎教育的教育提供者，我們原來認為只要關注實體學校就夠了，后來發現，大家都在上課外補習班，有些地方出現了民辦學校把公辦學校打趴下的問題，所以我們就系統研究了校外補習機構、民辦學校和教育科技企業、在線教育等等。以此為基礎，我發表了幾個比較大膽的觀點，我將其稱為直面中國教育的拉丁美洲化挑戰，就是一些城市最好的若干所小學和初中全部是民辦的，高中是另外一回事。
這到底是為什么?為什么政府一直在投錢，還出現了這個問題?我們也在反思，是不是免費的義務教育導致了學校喪失了財政的自主權，割裂了校長和教師跟家長直接進行市場交易的制度安排，才使得大家都不得不跑到民辦學校去。
在我們財政所，同事們對公辦和民辦學校的態度不一，我是少數派。我堅持應該把公辦學校做好，但是大部分同事不同意，因為公辦學校后面都有學區房的問題，還不如讓民辦學校做好。在北京買個學區房，砸鍋賣鐵還得貸款，上民辦學校不就是幾十萬的學費，所以我說我是少數派。今年二月份記者有一篇采訪我的報道：我們中國的孩子這么焦慮是為什么，他引用我的觀點，因為中國孩子生活在高度篩選型的社會。
關于教育新業態的研究，我們做了全國4萬戶的調查，發現全中國包括農村的孩子，平均參加校外補習的比率達到40%多。基礎教育包括學前教育，一年下來家長全部的教育支出占GDP的2.48%，間接佐證中國老百姓的教育負擔已經很重了，但是很多教育負擔沒有發生在學校里面，而是發生在了學校的外面，學習好的和家庭富裕的都會參與校外補習。我們提出了幾個觀點：
第一，中國教育的新業態非常復雜。我們研究校外補習機構，發現精英型的高中是校外補習機構最重要的孵化器，這種生態關系非常復雜。在北京最有名的校外補習機構有兩大系，一個是清華系，一個是北大系，好未來顯然是北大系，高思也是北大數學系出去的。它們是怎么發展起來的?我非常佩服劉彭芝校長，給中學生搞奧賽，別的學校請的都是資深的教練，據說劉校長當時是直接從北大數學學院請一、二年級的學生，這些北大的同學才發現還有校外補習這門生意，回報非常高。今天好未來現在是世界上市值最高的教育公司。
中國過去20年，存在著所謂的基礎教育的發展策略和高等教育發展策略嚴重斷裂的現象。這個斷裂導致了我們現在面臨的很多問題，斷裂在于，高等教育不斷地拔尖，導致了我剛才說的北大、清華等等一批學校擁有如此多的頂尖資源，錢后面代表的是質量。孩子上四年本科，學校的投入和聘用著名教授的數量是有直接關系的。老百姓也是明白這個道理的，高等教育在不斷地拔尖，但基礎教育卻在不斷地均衡。
今天討論的很多問題是跟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斷裂相關的。我剛才提到的拉丁美洲化主要是跟義務教育免費制度相關，因為免費制度意味著公共教育提供的標準化和規范化，可能很難滿足中高收入階層家庭的需求。但我發現沒有那么簡單，現在不許辦重點校，也不許分班了，那么公立的學校如何滿足不同層次家庭的需求，不同孩子學習興趣的需求，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優質高中掐尖問題。教育財政領域的人最近在談公辦學校幾個很熱點的問題，中學掐尖、集團化辦學，民辦學校的招生自主權等等。我覺得不應該把掐尖的板子打在民辦學校身上。大約2007年、2008年財政所接受了一個評估，寧夏當時有一個“一號工程”。寧夏當時自治區的黨委書記要在銀川新建兩所高中，實施的就是掐尖制度，把八個貧困縣前20%的學生都放在這兩所高中，他們希望我們評估這兩所高中如何成功地向北大、清華輸出了人才，但是我們說你不能這么做，因為影響的是整個寧夏的教育系統。比如某一個縣前20%的學生都被掐走了，影響的是老師的士氣和余下的同學，所以要進行全區的評估。他們還是很支持我們這個理念的，讓我們收集了寧夏近十年所有初高中的數據。我本來很想去證明它造成了負面影響，后來發現在實施這項政策以后，寧夏農牧民的孩子、貧困縣的孩子一本率反而提高了，似乎負面的影響沒有我們想得那么大。背后的作用機制是非常復雜的，因此要用更多的數據來講話，而不是輕易地用自己的情緒來主導自己的判斷。衡水中學是非常有爭議的，但是我們應該要做更多嚴謹的研究。我不覺得我作為一位教育領域的研究者現在有這個底氣，有這個自信來做任何判斷，因為我覺得我們是嚴重缺乏研究的。
第三，教育中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當別人談愛的時候我們談金錢，當別人談理念的時候我們要談制度和技術。教育當中的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確實是我們一直非常關心的。為什么我剛才只是泛泛地講了基礎教育，因為我覺得我們談高中教育不是很自信。我個人的觀察，搞教育財政的人不大去研究普通高中，各地的決策者也不太愿意讓你去好好地了解普通高中。但高中教育很有意思，承上啟下。普通高中既在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間，又在政府和市場之間。以往有“名校辦民校”，教育集團化，現在又有房地產商、資本市場的介入，我希望進一步去研究。
原文鏈接：《北大教授: "高度篩選"社會與中國教育策略的嚴重斷裂》
▍過度競爭，誰是中國教育真正的敵人？
(劉云杉 |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改革開放40年以來，我們取得了快速的經濟增長。普通中國人已經習慣了像搭上自動上行扶梯一樣，隨著經濟的大潮不斷改善自己的生活。因此，這期間的教育整體來說是家庭地位與財產的保護機制。今天，在經濟高度發展40年后，一方面社會結構已經趨于穩定，另一方面財富階層出現，“二代”崛起。這是今天中國教育面臨的復雜社會情境。
另外，中國特有的獨生子女政策下，80后是第一代獨生子女，如今他們的孩子——第二代獨生子女也已經進入學校，獨生子女家庭父母充滿焦慮，不允許子女失敗，甚至不能接受他平庸。這時教育已經不再是教育了，教育已變為現代社會核心利益分配的權威代理，以及社會地位的代際傳遞的主要渠道。教育，好像看起來是個人分數、個人成就，但它實際上依賴于以家族為單位的積累與投入。
這就是布迪厄所說的“社會煉金術”的核心，它成功地將先賦的特權地位與后天獲致的成就性因素結合在一起，用后者掩飾前者，從而為先賦的地位特權留下了既隱秘又多元的博弈空間。
中國社會對于教育、平等有深厚的歷史傳統。而今天“賭命運于身手”，此命運已經不是個體的命運，尤其對獨生子女家庭來說，是整個家族的運勢;這“身手”也不再僅讀書人的勤耕苦讀，而是一個家族持續的投入。防御“下滑”與力爭“向上”已經成為所有階層(包括中間、中上階層)代際傳遞中的深刻緊張，乃至日常的焦慮。而那些希望一考改變命運的寒門子弟，在今天高等教育的大眾化下則面臨更大的困難。
回到應試教育與素質教育對立。事實上，應試有其合理性，素質也有其正當性，但在現實中，它們都在教育的功利主義下被扭曲，從而出現種種問題。激烈的競爭邏輯將原來主張教育公平的理想主義者變成一個個既精明又計較、雖務實卻不無猥瑣的教育功利主義者。
今天的基礎教育不斷減負，高考不斷降低難度，這些改革極大地損壞了考試的權威性和嚴肅性，高校識別學術精英更困難了，于是出現了自主招生，企圖建立新的門檻。但在這一輪輪的改革之后，競爭的成本越來越高，不僅需要學生自身持久的專注、堅定的意志、一定的天賦，也需要他的家長精明的眼光與昂貴的投資，所有這些層層嵌套在一起，變成一場理性的經營。家庭、學校與培訓機構在教育消費邏輯下日漸趨同，共享一套相似的經營原則，圍繞錄取學校排名、選擇專業的冷熱、考生的名次、競賽的獎項、自主招生的成績。每一項指標都是一筆生意，甚至一條產業鏈。
這就是龜兔賽跑2.0版本。1.0版本是偏重知識習得。2.0版本中淡化了考試的選拔功能，主張多元選擇，因此，學科競賽、先修課程、自主招生風行。自主招生的原意是伯樂相馬，不拘一格，不料，馬市突然熱鬧了，出現了馬販子、馴獸師，良莠不齊、真假混雜的“千里馬”突然大批冒出來了。高考也罷，競賽也罷，自招也罷，都迅速地被功利主義邏輯所侵占。因此，素質教育與應試教育之爭是一個虛假問題，它們真正共同的敵人是功利主義。在功利主義的侵蝕下，無論是應試還是自主招生，都被挖掘出了各種“套路”。新的選拔方式在功利主義面前不過是一場難度更高的智力體操，并沒有發生質變。
原文鏈接：《北大教授：誰是中國教育真正的敵人？》
▍改革不斷，但國人的教育價值觀還多停留在上世紀
(楊東平 | 北京理工大學教育研究院教授、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
如今盛行的素質教育、基礎教育改革，其核心概念是“從應試教育突圍”。
要實現這種突圍，局部的修修改改是遠遠不夠的。有人認為整體的教育范式需要轉型，亦有人提出要“換賽場”，轉移到新的系統中來進行規劃。楊東平老師認為三個影響教育變革的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價值觀，其次是教育制度即體制與政策，第三是教育技術。遺憾的是，現實生活中這三者的重要性是顛倒過來的。教育技術一直被賦予重要的使命，更有甚者認為只要實現教育信息化，隨著時間的推移就能夠發展到未來教育，這其實是一種本末倒置。教育的現代化不僅僅意味著硬件設施的改善，尤其是現在大為流行的互聯網信息技術，也不僅僅是績效水平的提高，所謂入學率、升學率等等。教育現代化的核心指標是教育品質，這與常被提到的教育質量還有些許差異。現在趨向于用教育品質來取代教育質量，就是希望避免把教育質量狹義地理解為考試分數和升學率，教育品質包括學生的身心健康、人格發展、近視率等等，在這之上配合著教育治理的現代化，從而實現學生的充分發展。
在談論教育改革和發展時，特別需要反思的一個問題是：什么是好的教育?
實際上，全球范圍內的教育研究一直在思考教育目標，尋求再定義知識、學習與教育。201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表了一項重要研究報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轉變?》，其中指出“教育的經濟功能無疑是重要的，但我們必須超越單純的功利主義觀點以及人力資本理念。教育不僅關系到學習技能，還涉及尊重生命和人格尊嚴的價值觀，而這在多樣化世界中是實現社會和諧的必要條件”。這里批判的是在最近二十年以來，整個世界的教育發展陷入到了功利主義的旋渦中，尤其是在人力資本理論出現之后，但人力資本理論的缺陷在于，把教育的發展狹義地理解為人力資源的開發，導致了教育的功利主義。當把教育的發展建立在一套經過高度規劃設計的機制上，教育其實也就變成了國家的一項產業，這與教育初始發展的核心概念是有很大區別的。在這種以國家為單位的、功利主義教育發展的架構下，人們也就喪失了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關懷。而且當這種國家功利主義逐漸轉化為個人功利主義，每個人只關心自己的職業發展，所謂全面發展的公民教育也就成了奢談。
教育的經濟功能無疑是重要的，但是教育的發展必須超越單純的功利主義觀點和人力資本理念。教育不僅關系到學習技能，還涉及到尊重生命和人格尊嚴的價值觀，這在多元化的世界當中是尤其重要的。2015年，21世紀教育研究院在其舉辦的LIFE教育創新峰會上發表了一項人本主義教育宣言：“促進教育的人文化、多元化、社區化、生活化，改變長期以來教育重理輕文、智育至上的價值，充實教育的人文內涵，使教育充滿愛的情感和生命的溫度。”中國教育改革出現“麻煩治理”的最關鍵原因在于，在互聯網技術高速發展的21世紀，教育的價值觀卻還停留在上個世紀，這也是為什么價值觀是影響教育變革的核心因素。
樹立新的教育價值觀，首先要超越單純高考制度改革的視角，要實現高中教育均衡發展、高中教育的多樣化，改變現階段升學競爭的單軌道模式，實現學生的多元發展。其次要超越單純的財政視角，一方面改善教育投入的結構，從過度重視“物”轉移到主要重視“人”，另一方面需要供給側改革，鼓勵多樣化辦學如社會辦學、家長辦學、在家上學等等，構建一種新教育生態。最后是超越單純課改的視角，從課程改革走向學校改革。這是以教育家辦學和學校自主管理為主體的變革，北京日日新學堂、云南楚雄興隆美麗小學、伏羲班等新型學校就是在這種理念下誕生的。
原文鏈接：《功利化、精英化的中國教育能否走出麻煩治理循環？》
▍被遮蔽的縣級教育和被抽空的縣中
(林小英 |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
在高速發展的社會經濟，改變了他們當地閉塞的環境，便利的交通拉近了周邊縣實的距離，越來越多的父母走出縣城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市場化的辦學行為，也為當地居民的就學提供了很多選擇。城鎮化進程，更是加劇了周邊城市的虹吸效應。可以說把縣里面最重要的學生資源吸走了，好的教師也吸走了。這個虹吸效應非常明顯，經濟越落后的地方，教育越應該給人以希望。在殘酷的社會競爭面前，多數家長都是曾經的失敗者。所以，這些縣中覺得我們就是在教一群失敗的孩子，尤其更多的是留守兒童。
在社會階層越發狹窄的事實面前，他們不想讓孩子重復自己坎坷的生活，不惜一切代價把最好的提供給孩子，愈演愈烈的競爭滋生出家長嚴重的驅利心理和焦慮氛圍。他們把孩子看作是肩負家庭興旺使命的木偶，在沒有真正了解和過問孩子的特長和興趣的情況下，一味地讓孩子進入最好的學校，跟著最好的老師，考入最好的大學，認為孩子如果在縣中讀書是最沒有出息的表現。如果一個縣里都是這樣的想法，縣里的教育還有什么希望?!但是家長缺乏一定的信息渠道和鑒別能力，簡單地將最好的等同于城里的。這種虛榮和狹隘的擇校觀，忽視了學生的特質和教育過程，加速了縣中優質生源的流失，也對教師的積極性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盡管學生和家長群體總會在牌桌上出現，但是其中個別的學生和家長依舊可以憑借其經濟能力、個人成績和人脈關系，把它當做賭資進入到周邊縣市的其他賭局當中。這種賭資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他們的離場能力。我們的調研發現，縣政府的官員的孩子包括大量的中學教師的孩子沒有幾個在縣中讀書。就像今天很多成功人士的孩子有多少是在國內上大學的呢?所以在這種同構的社會階層的格局和機制下，我們是沒有辦法離場的，我們的離場能力都是一定的。你能逃得出這個縣，你能逃得出這個國家嗎?你能逃得出這種愈演愈烈的競爭嗎?
他們留下的生源中83%都是周邊農村的孩子，多數是留守兒童。父母文化水平低，無法為學生提供經濟文化，甚至情感方面的支持。這些學業基礎薄弱，對未來感到迷茫的孩子，成為了學校老師和當地教育局嫌棄的對象，甚至成為了縣中由盛轉衰一蹶不振的替罪羔羊。
這些學生和家長的選擇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經濟高速發展所帶來的階層分化，成績、金錢、權力和關系成為給孩子的賭資。當優勢階層選擇逃離這里的時候，留下來的可能就是最大多數普通民眾的孩子。在職業教育備受歧視的文化語境當中，他們似乎無法逃離父輩社會底層的命運，也注定不會成為高校的佼佼者。在精英教育的標準下，學校和老師認為他們是不值得投入的，當學校和老師認為學生不值得好好教的時候，什么壞事情都有可能發生，但是他們的命運可能才是最真實的中國。他們接受的基礎教育是匱乏的，學校并沒有起到基礎的庇護所的功能。當傷痕累累的孩子進入到社會的時候，很難說受到傷害的到底是他們，還是我們。
縣域教育的生態是復雜的。在以縣為主的基礎教育管理體制之下，各地教育的發展難以實現可持續地均衡發展。不同地域和層級不斷上演的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的生源爭奪，破壞了當地的教育生態，導致了有的地方營養過剩，有的地方變成了不毛之地。
當這些瑣碎的細節逐漸堆砌成不可逆轉的趨勢時，教育局、學校和老師容易簡單地將責任推卸給落后的經濟發展，試圖擺脫干系，眼睜睜看著一所曾經是省級示范高中的縣中潰敗至此。生源和成績之間或許是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這個時候我們需要思考的是什么才是回歸本真的教育。當所有目光都聚焦在高考的時候，會掩蓋很多問題。
教育是具有獨立性的，地處經濟落后地區的衡水中學依然可以通過教育吸引富裕地區的生源，且不論教育模式是否具備復制的可能，但至少從一個維度說明了經濟與系教育的邏輯關系并不是那么穩固和理所當然。
我們不是為了中傷哪一方個體，而是希望通過解剖這場賭局，了解現象背后的結構性和機制性的問題。封閉的政治文化環境，阻隔了人們從區域比較的視角思考問題。今天我們都在支持國別比較和區域研究的時候，其實中國內部的區域研究也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教育的區域比較也是非常重要的問題。貧窮落后的發展狀態不斷強化著弱者心態，自卑又自負，可恨又可憐。當思維和心態無法發生根本性調整時，任何外來的沖擊和影響只能帶來暫時性的改變，最終還是會被惡性的內部循環所吞噬，無法帶來真正意義上的可持續發展。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我們需要將局部性的改革轉變為制度化的建設。教育注定是一場改革，只有各方都降低賭徒心態，教育才不會那么驚險、刺激和不可預期。
我們不想責備這個局里的任何人，它是制度性的問題，是什么促使了教育資源如何劇烈地跨區域流動?為什么要跨區域流動?如果這是總的一盤棋，可能跨區域的流動就是零和博弈。我一直認為，研究宏觀的機制要沉浸到微觀中具體的人的行為和事件當中去，就機制談機制或許解決不了什么問題。
▍如何構建良性教育生態？
(陸一 | 復旦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個良好的教育選拔系統會支持學生通過勤奮努力創造光明的前途，學習狀態就算辛苦，也是積極健康的。“堵式減負”的致命錯誤在于其表面化地迎合了兩種民意：一種是錯把小國寡民的教育模式樹立為榜樣，追求某種能夠繞開選拔競爭的“理想教育”;另一種是忽視優秀教育的實質性建設，不理解教育和學習的內在規律，簡單地用學業負擔的輕重、外行人的滿意與否來衡量教育質量。
近年來的現實說明，當教育和選拔系統在“堵式減負”的強行壓制下變形、劣化，學習狀態只會更加糟糕，國家的教育和人才系統將面臨危機。因此，我們提出“疏導提質”的策略，既是對“堵式減負”的糾正，也是對其流弊的修補。
（一）疏解淤塞：強化公辦教育供給
在一些國家，政府的教育責任主要是“保底”和“抹平”，高挑戰的、因材施教的優質教育供給幾乎全是私人家庭、私立學校、私營機構的事，這可能符合他們的政體原則和有限的治理能力，但不符合中國的發展道路和人民期待。我們希望公辦系統能夠提供最好的教育，而不是最低標準的正規教育。學校不能出讓太多學生的日常時間，也不應過度降低課業標準，迫使家長憂慮焦急。
因此，我們提倡公辦為主體的正規學校教育大大充實所能提供的課內教育。除了課內時間，正規學校教育還應開放并強化校內輔導，承擔起更長的在校教育時間。在課外時間里，在職教師要基于科學選拔而不是僅憑意愿來對最有潛質的學生提供更富挑戰的學業輔導，從而使最優秀的考試、競賽成績誕生于校內的輔導。除非學習成績優秀的學生確實出自學校老師的輔導，否則就不足以抵擋私營輔導機構的營銷誘惑。校內輔導的開放不僅能根治目前課外輔導機構的泛濫與暴利，同時也能賦予在職教師以正當的、上不封頂的教學自由，并且用尊嚴感、使命感、成就感和經濟收益把最有才能的教師吸引到體制內，而不是反過來把他們擠出公辦系統。而校外輔導應定位于補充性、多元化或創新性、實驗性的教育供給，學生出于興趣、個性化需求和付費自愿去參加。
（二）因勢利導：豐富人才培養路徑
選拔和教育是一體兩面、相輔相成的，有效教育的前提是有效的識別、遴選。如果學生的天賦才性無法被識別，不僅學業努力得不到應有的激勵，教育者也會喪失衡量學力的可靠依據。繞開選拔看似輕松，但其后果是教與學都將陷入盲目的焦慮之中，導致教育資源錯配、整體性低效。“堵式減負”不僅沒有在提高教育和學習質量方面作出多少貢獻，其加強版本還變成一種對優秀冒尖學生的打壓，敵視考試競賽，使學校教育空洞化——既沒有樹立學生的使命感與榮譽感，也沒有樹立師道尊嚴。
公平考試、唯才是舉，這是中國人自古以來的價值觀，是中國長久以來各行各業人才輩出的制度與文化保障，應該被傳承、發揚。一些歷史悠久、效果公認的學科競賽不僅不應該叫停，還應該探索創新更多有效的競賽方式。著眼未來，國家的科技創新戰略必然需要拔尖的人才，而數理化學科競賽對人才培養和學習風氣的引導都非常重要。某些競賽過熱的問題不能歸咎于競賽本身，而往往在于官方沒能提供更廣泛、多元的公平選拔途徑。我們提倡，只要是對人的發展有益、對社會有益的才能，并且能夠被客觀識別和公平競賽的，比如音樂、棋弈、體育等，都可以考慮納入選拔的范圍。歸根到底，開什么科，取什么士，自古就是中央政府的國家戰略，國家從頂層設計上應該擔負起這個責任。
（三）提質增效：建設選拔與培養相得益彰的健康教育生態
我們認為，政府應當堅定地樹立符合中國國情的教育宗旨，系統性、深層次地著手改進教育系統，而非從外界一時的褒貶出發，局部地、表面地進行改革。政府應當設置更高的學校教育與辦學標準，加大對師資的財政投入，從內涵而非硬件上改善學校的辦學條件。在資源分配上，應追求增長的均衡，而非削平的均衡，也就是以不損害優質學校的教育質量為前提，更多地幫助弱勢學校。如果采取截長補短的政策，總體的教育質量并非不變，而是會下降，因為師生之間、同學之間能力水平的不適配將造成很大的資源浪費和內耗。
長期以來，考試總是被歸咎，卻得不到扎實的研究與切實的優化，好像除了痛斥考試之惡，所有試圖改進考試的努力都有支持應試教育之嫌。設計優良的考試和競賽并不會加重應試負擔，反而有助于引導正確的求學目標和期望，使擅長者得到應有的激勵，不擅長者盡早轉向、找到自己的所長，也使教育者能夠根據可靠的信號來因材施教，從而優化教育資源適配，可謂系統性增效。
因此，我們認為考試應繼續在教育系統中起到指揮的作用。要奏出人才輩出的交響樂，指揮的水平必須提升。考試既不是越多、越難越好，也不是越少、越簡單越好。什么樣的考試在什么科目、什么階段識別天賦與努力更有效，什么樣的考試容易被應試技巧所破解;什么樣的考試催人奮進，什么樣的考試消磨求學志向、助長應試套路，都需要扎實的研究與討論，而不是因噎廢食地簡單否定。我們迫切需要解放思想，加強考試與命題研究，使考試競賽既有利于選拔，也能與教育和學習形成合力。
應試刷題盛行反映的是教育能力的不足，而教育能力終究落實在提升教師、校領導與地方教育部門的水平上，而目前這個群體自身的學養離教育發達的國家還有不小差距。這提醒我們，不論社會經濟發展多么迅猛，教育必須耐著性子一代一代地改善，欲速則不達。在這一過程中，我們要堅定地支持公辦學校承擔主要的育人責任，提升校領導和教師的專業水平，激勵學業優秀的青年站上教師崗位，在非業務性的管理中為教師松綁，減少監控式管理，加強分學科的專業性輔導，改變以“刷題”為主的教育方法。目前，我國一些中學已經做到了考試成績與素質教育的兩相兼顧。這樣選拔與培養的珠聯璧合才是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的中學教育。
玉汝于成，我們要為努力上進的學生打開寬闊的奮斗通道與多元、自主的發展空間。當教育和選拔系統充分舒展開來，學業的競爭壓力就會得到良性疏導，“減負”將不再成為問題。
原文鏈接：《害了孩子, 肥了教輔, 誤了國家：”教育減負“為何越走越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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