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按：2020年1月，在即將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之年”，本文作者來到西北某深度貧困地區，試圖通過實地調查了解當地精準扶貧的實施情況，為讀者呈現出扶貧在實踐中仍面臨的部分挑戰。

　　注：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均采用化名。

　　“苦瘠甲天下”

　　筆者本次調研的地點為西村，在清代的時候，這里就被稱為“苦瘠甲天下”。1972 年，該地區被聯合國糧食開發署確定為最不適宜人類生存的地區之一。

　　西村共有 9800 畝土地，由一條南北向穿村而過的小河分為東西兩部分。西村共 650 戶居民，2389 人(2015 年末統計數據)。地理條件上，西村西部和南部川梁縱橫，塬壕交錯，起伏不平，海拔在1809-2272 米之間。西村屬于溫帶半干旱氣候區，冬季漫長寒冷、風多、氣候干燥、蒸發量大。據氣象資料顯示，1960-2010 這五十年間，當地平均年降雨量在300mm左右，蒸發量卻高達1000mm 以上，且多發其它各種自然災害。隨著氣候變化，輕、中干旱頻次增加且干旱發生面積不斷增大。20世紀 50-90年代，南部山區的降水量逐年減少，風沙線、干旱帶向南推進了80-100公里，原有的草場徹底沙漠化。

　　在歷史上，西村地理閉塞，長期交通不便，步行往來縣城需要一整天，“來回不見太陽”，冬天大風刮得人走不動。新中國成立之后，西村先后經歷了土改和合作社時期，但是由于旱災頻繁，農作物產量很低，小麥經常只有幾十斤的畝產，因此農業生產主要還是靠天吃飯。直到 1973 年，國家投資在這里打了第一口機井;也是在這一年，照明電的接通逐步取代了村民生活中長期使用的煤油燈。在包產到戶(1982年)的最初幾年里，糧食畝產與村民收入并未顯著增加，但到了80年代后期，隨著化肥的普遍使用，小麥單產比之前高了不少。在農業生產之外，燒青瓦以及之后蓬勃興起的打工經濟成為村民增加收入的主要途徑。

　　改革開放以后，在西村，扶貧資金以專項或配套的形式支援了鄉際油路、通村公路的建設，扶持了村組、聯戶和生產道路的整修。在農業生產條件方面，西村目前17口灌溉機井中，有12口得到了扶貧資金的支持。2010年以來，村民每年可以得到扶貧資金支持的地膜玉米補貼(約200元/畝)和農機具補貼。而借助當地政府的產業扶貧計劃，村民們飼養基礎母牛或母羊、種植牧草都可以申請牲畜補貼或棚圈扶持。通過實施生態移民項目，五、六組的80戶村民得以從山梁搬遷至平地，他們自掏1.2萬元，就能得到政府統一建設的3 間房屋，配備有熱水器和一座牛棚。通過危房改造項目，至今西村已有73戶村民的新房建設完成。

　　在進入田野之后，西村給我的第一感覺是他們的條件出奇的好。至少從表面上看，扶貧政策確實對于整個村莊產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已經很難讓人將其與左宗棠筆下的“貧瘠甲天下”聯系起來。走在村子里，得益于政府的危房改造項目，幾乎家家戶戶在最近幾年都蓋了新房子。村里已經沒有了土路，都是硬化路面，甚至還有路燈。每一家都通了電，有4g信號，我們到訪的大多數人家都有互聯網和電視。我們住的村主任家里還有煤燒的暖氣和抽水馬桶。可以說，西村的基礎設施條件已經與城鎮相差無幾，如果只從基礎設施來看，西村全面脫貧的目標幾乎可以認為已經完成。但是，在基礎設施建設這種“看得見摸得著”的“改進”外，實際的生活現實更為復雜。

　　這是我們到訪的一家的情況：

　　老李，男性，今年62歲，是已經完成脫貧的精準扶貧戶，同時也是低保戶。老李有三個兒子，除了二兒子外都已經結婚。老李的老伴今年58歲，因為給人家幫忙被樹砸到了，胸部受傷，手術花費八萬六千，是老李家與對方平攤的，治病期間生活費完全是自己出的，有上萬元，現在已經喪失勞動能力。更嚴重的是， 老李的大兒媳在08年結婚僅僅一年之后就查出患有子宮癌，總計治療費用已經超過一百萬元，絕大部分都是借的，但是仍然沒有治愈。現在手術要30萬元，但是家里已經完全無力承擔，只能回當地接受保守治療。老李自己總共耕種十三畝地，主要種玉米和麥子，由于老李是精準扶貧戶，政府補貼養牛，第一年補助12000元，第二年補助9000元，現在老李養了三個牛。老李的大兒子一直在當地打工。

　　可以看到，老李的老伴和大兒媳的花費遠遠超過老李家的收入，因此使得老李家入不敷出，負債累累。中國目前貧困線以2011年2300元不變價為基準，每年根據物價水平調整，2019年貧困線為人均年收入3747元。如果從這點考慮，可以說老李家已經脫貧。但是，由于巨額醫療支出，老李家實際上仍然在溫飽線上掙扎，幾乎沒有任何額外生活開支，買新衣服不敢想。老李家現在仍然每天吃的是粗糧饃，很少有蔬菜，幾乎沒有肉，負債更是高達幾十萬元，從這個角度來看，老李仍然遠未脫貧。當時在場的老李的侄子用略顯夸張的語言點明了這一事實“老農民掙了一輩子的錢還不夠上一次醫院的錢!”作為“老農民”的自我認同與看不起病的悲憤語氣久久在我腦中，揮之不去。

　　精準扶貧難精準

　　2016年是西村實施精準扶貧的第一年。首先，西村按照區政府的文件將九類人排除出扶貧戶范疇，這是精準扶貧評選的“死線”。在訪談中我了解到，在錄入扶貧戶信息時如果查到有這九類記錄即無法被錄入電腦，可以說是非常強硬的硬性規定了。在精準扶貧的實施過程中， “貧困”這一概念被一系列識別操作方法所取代：

　　將國家制定的 2300 元收入線細化為可操作的標準，即有九類人不可參加精準扶貧戶評選：舉家外出一年以上的;家庭成員中有財政供養人員的;家庭成員是村‘兩委’負責人的，家庭成員在中心集鎮、縣級以上城區購置商品和營業房的;家庭成員購置非生產經營性機動車輛，或者購置生產經營性機動車價格在2 萬元以上的;家庭成員購置大中型農業機械價格在 2 萬元以上的;家庭成員在中心集鎮、縣級以上城區有經營實體的;經營家庭農場或種養大戶的;“農轉非”的。

　　在訪談中，我注意到，這一對潛在扶貧對象的瞄準過程是高度依賴于村莊內部原先的精英群體的。比如關于鎮、村領導、包村干部和合作單位在各村民小組組長的帶領性到訪各小組潛在扶貧戶的表述。

　　2014年西村識別出建檔立卡戶164戶410人，貧困發生率為17.9%(2014年農業總人口為586戶2290人)。經過2015年-2019年的動態調整和脫貧退出，現有建檔立卡116戶377人，其中已脫貧114戶371人，剩余未脫貧2戶6人，貧困發生率下降到0.26%。116戶中有登記脫貧原因為因病/致殘的有17戶，比例只有15%，并不是很高。但是我們在訪談時發現，各種急性和慢性病對于當前農民生活的影響遠遠超過這一比例。西村急性和慢性疾病有三大特點，一是由于飲食結構等方面的原因導致腦梗、心梗、癌癥等疾病的發病率較高。二是由于農村缺乏有效的健康檢查機制而導致很難在早期發現這些疾病。三是出于節省醫療開支的需要，西村貧困居民在生病之后也不去看病或者僅僅在衛生院掛點藥水。

　　在我們深入訪談的30個西村普通村民案例中，家庭內成員患有嚴重疾病的達到了驚人的22個，占比超過三分之二。心臟病、癌癥、腦梗、高血壓以及糖尿病，這些疾病在西村的發病率非常高。這些疾病一方面嚴重限制了適齡勞動力的勞動能力，另一方面治病本身給西村貧困居民帶來了沉重的經濟負擔。盡管這些是我們隨機訪談的，并未按照嚴格的抽樣標準，仍能反映這一問題的嚴重性。

　　在我們到訪的西村很多家庭中都貼著一張《到戶項目補貼一覽表》，表的上半部分是各項補貼的內容和金額，表的下半部分是2019年的日歷。農民既可以查閱補貼的內容和金額也可以當作日歷使用，可以說是非常方便了。不過在深入訪談中，我發現，即使有這張表，農民也極少真正查閱這張表。一是給農戶的補貼項目是村干部決定的，農民并不能憑借這張表就能要來項目，二是有相當一部分較為貧困的農戶其實并不是精準扶貧戶，也就不存在使用這張表的問題。

　　從圖中可以看出，精準扶貧的各種補貼、救助政策可以說是名目繁多，覆蓋了醫療、教育、軍屬、養殖、種植等等，幾乎涵蓋了農民生活的各個方面。尤其在醫療方面，在原先的新型農村醫療之外，我國針對性地建立了一系列救助體系(包括大病保險、大病醫療補充保險、應急救助等等)。

　　如果從政策角度來看，這一健康扶貧救助體系可以說最大限度地阻斷了“貧窮-疾病”惡性循環，為精準扶貧計劃提供有力的健康保障。可是，我們在訪談中發現的情況卻遠比這更加復雜。

　　因貧致病，因病致貧

　　在調研中我發現，對于西村的貧困居民來說，“病”可以說是他們最深切的體驗之一了。上了年紀的人中，幾乎人人帶病，同時住院、吃藥成為這一體驗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在訪談一戶受訪者時他表示：“我又是心臟病，又是腦動脈硬化，腦供血不足，肝上的病、肺上的病，說起來一身子的病!”另外一個貧困戶的情況則更為糟糕。林姐村民在2007年患了宮頸癌，從2019年在當地人民醫院的出院診斷來看，林姐還飽受著輸尿管支架感染、老年性白內障(左)、人工晶體眼(右)、下肢動脈粥樣硬化、肝囊腫等疾病的折磨。

　　另一方面，西村貧困居民在面對疾病和死亡帶來的無常感時表現出了令人感動的勇氣和韌性，這是值得尤為書寫的內容。在2018年，林姐宮頸癌擴散，生命垂危。當時市醫院不敢收治，林姐回憶這段痛苦記憶時眼中泛著淚花。

　　我說把我放下，我順其自然，我走了就對了。遲早有這一趟死呢。沒有啥舍不得的，能成。在銀川時就老漢一個人領著去的，哎呦，那個大出血，直接地上躺了這么一層，結成塊了么。把我身上的血都淌完了。我說我現在活著，你看，我死了，你把我放這個急診地下，放這里，放急診地下，你(等我)活到兩點再給娃娃打電話。老漢說你咋還不消停了?我說黑了娃娃不能驚動了么，我說我活到兩點你給娃娃打，我活不到兩點就把我放下……哎呦，那時候就脫水，血淌罷就脫水，脫的我身上三十斤就沒有了。

　　病危的林姐已經對死亡不再恐懼，反而擔心的是老漢和兒子，不想拖累他們。后來，奇跡發生了，她幸運地活了下來。

　　“一身是病”成為西村貧困居民走出貧困陷阱的巨大障礙。我選取了調研中三個比較典型的案例來分析西村貧困居民所出現的貧病陷阱現象。在這三個個案中，秦大姐家不是精準扶貧戶，高大爺家和孫大爺家是精準扶貧戶。我通過將秦大姐家與兩戶精準扶貧戶的對比來討論精準扶貧政策在“識別”和“實施”過程中的特點。在兩戶精準扶貧戶中，孫大爺家得到了較多健康扶貧政策的好處，高大爺家并沒有得到，我將在這兩戶的對照中試圖理解健康扶貧政策的效果和局限性。

　　秦大姐家

　　走進秦大姐家的大門，第一個見到的是已經69歲的秦大姐的公公。因為年輕時候的重體力勞動，老人一直患有坐骨神經痛，手指不能動。最近又做了喉癌手術，現在還需要兒子每天為他吸痰兩次，晚上的時候也離不開人。盡管老人家現在還說不出話來，但是一直勉力地招呼我們進門，還想對我們說些什么，想來可能是一些歡迎的話，他的熱情令我非常感動。正當老爺爺招呼我們走進客廳之際，秦大姐從側面的屋子走了出來，第一眼看上去是一個典型的農村中年婦女的形象，非常熱情，又很樸實。秦大姐，今年四十四歲，是從離西村十幾里的中和鄉嫁過來的。丈夫叫梁力軍，之前在市里做鋼筋，是小工，有兩個兒子，都沒有開始掙錢。大兒子上的中專現在還在實習，小兒子今年15歲，在念初三。在我們離開西村的前一天去他們家道別時，意外得知她的丈夫突然腦出血住進了醫院，這給本來已經捉襟見肘的家庭蒙上了深深的陰影。秦大姐不得不撇下剛做完手術沒多久的公公和今年馬上要中考的小兒子，去市里的醫院照顧老公。

　　秦大姐家里只有丈夫一人在市里打小工，每天只有一百多快的收入，一年大概能干一百天左右，算下來年收入不過萬余元。家里有十幾畝地，是秦大姐和丈夫一起種，種了七畝地的玉米，剩下的是用作口糧的冬小麥和土豆。今年的玉米收成總共一萬斤，一斤八毛錢，總共能賣八千塊錢，這還不算前期的種子和化肥的錢，可以說利潤非常微薄。這樣算下來秦大姐家全年的總收入不超過一萬五千元，如果按照五口人計算，那么年人均收入不到三千元，尚在2019年貧困線3747元之下。如果從開支上看，秦家的情況更不容樂觀。秦大姐的婆婆在做完腦瘤手術一年半之后去世，秦大姐的公公又因為喉癌而做手術，這給家里留下了巨額債務。至于債務的具體數額，秦大姐表示“不敢問，你要問的話，人家(丈夫)就罵開了”。秦家17年蓋房子花了七八萬，大兒子上中專一個月的生活費也需要一千元，還有一年兩三千塊錢的人情錢。因此，秦家現在仍然處于入不敷出的境地當中。而作為家中壯年勞動力的梁力軍的突然腦出血無疑是給這個不幸的家庭一次更沉重的打擊。

　　秦家已經深深陷入了“貧-病惡性循環”的陷阱。由于公公婆婆的病，楊春梅和老公無法出遠門去沿海地區打工—— “生病把人綁住了”。同時由于貧困，他們沒有錢做體檢也無法在疾病的早期得到治療，往往是“小病拖，大病扛”，把小病拖成了大病，大病拖成了絕癥。

　　在政策上秦大姐家既不是低保戶也不是扶貧戶，因此無法享受到國家有關扶貧的所有補貼和待遇。秦大姐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一家為什么沒有低保。我的推測是，秦家沒有評上的原因在于九類人不能獲評“精準扶貧戶”中有一條是：“家庭成員購置非生產經營性機動車輛，或者購置生產經營性機動車價格在2 萬元以上的。”在訪談中了解到秦家為了梁力軍去市里打工方便購買了一輛三四萬塊錢的夏利車。秦家的悖論就在于，為了避免基層干部徇私而專門加以強調的“九不準”的普遍性原則恰恰將本來應該成為精準扶貧戶的情況特殊的家庭排除在外，這算是政策的非預期后果了。

　　高大爺家

　　第一次到高大爺家，家里給我一種家徒四壁的感覺，家里除了正中間取暖用的煤爐子和一臺老式電視機之外，幾乎沒有別的家具了。即便如此，卻收拾得干凈利落，也沒有什么灰塵。高大爺今年62歲，非常瘦，但看起來很有力氣，一看就是那種常年從事重體力勞動的農民。老伴58歲，佝僂著腰，但腿腳卻很利索。她給人幫忙的時候被樹砸到了，至今不能干重活。夫妻兩個有三兒一女，大兒子一直在市里打工，大兒媳患有子宮癌十年了。二兒子34歲，在外面打工，至今沒有娶媳婦。小兒子在黑龍江打工，娶了黑龍江媳婦，很少回來。一個女兒嫁到貴州去了，也很少回來。家里總共有十三畝地，種玉米、麥子和土豆，這是老兩口唯一的收入來源。

　　高大爺的老伴在六年前因為突發事件而殘疾，至今不能干重活。按照高大爺的說法是“做好人好事去了，吃了虧”。老伴因意外而殘疾無疑對老兩口來說是一次沉重的打擊，可是即便如此，雖然高大爺的話里話外有埋怨對方不給生活費的意思，卻也認為這種“樂于助人”的行為也是應該的，因為“莊稼人大大小小都要幫忙呢”。他需要別人的幫忙，別人也需要他的幫忙，頗有種“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感覺。

　　如果說老伴受傷對于高大爺一家是一次沉重的打擊，那么大兒媳在結婚一年后就查出子宮癌對高大爺一家來說就不啻是一場滅頂之災了。據高大爺估算，這場漫長的十年治病之旅總共花費了高家超過一百萬(這是經過我再三確認的數字，真難以想象是高家怎么東拼西湊出來的)，可是直到今天病也沒有好。三月份的時候，大兒媳到省城醫院檢查，手術費用高達三十萬，還存在很高的手術風險。無奈，因為湊不起這筆巨款只好回到當地保守治療，現在一個月仍然需要七千塊錢的醫藥費。高大爺的大兒子一直在市里打工，掙扎在這條漫漫還款路上。

　　從家鄉到銀川，從銀川到西安，這漫長的給大兒媳治病的過程使高大爺逐漸熟悉我國醫療制度的許多細節和內情。高大爺認為，在大兒媳看病的過程，醫保報銷的比例并不高，其中有以下幾個原因：第一，高大爺大兒媳看病的時間早在十年前，那時候農村新農合整體報銷比例不高。第二，高大爺大兒媳治病的主要地點是醫療條件較好的西安西京醫院，不是本地醫院，報銷比例相對較低。第三、一些進口藥物沒法報銷，而國產藥在治療癌癥上又不起作用。第四，新農合報銷需要住院，并不報銷買藥的錢。令人悲哀的是，當大兒子領到貧困戶身份(意味著可以有很高報銷比例)之時，高家已經住不起醫院了。至于大病救助之類的補漏之舉，高大爺的說法是：“人家說大病救助啥的，人都尋不著，你去人家辦公室，問都問不上。”

　　孫大爺家

　　孫大爺是一個非常精干的老人，今年64歲。他有一個弟弟57歲，母親已經84歲高齡了。孫大爺和老伴育有一女兩男，大女兒和大女婿有三個女兒，不過大女婿和他的二女兒都患有腦瘤。大兒子和大兒媳是在2011年打工回來的一場婚禮上認識的，他們有一個女兒樊一凡上小學一年級。他們在女兒不到一歲的時候就離婚了，大兒媳在這次之前和之后分別又有一次婚姻，再加上當時給了五萬塊錢彩禮，因此孫家認為大兒媳在“騙婚”。

　　孫大爺自己種了十幾畝玉米，養了五頭牛，還流轉了十畝土地，一畝地一年能掙三千元。除此之外，他還被村里安排了環衛工作，一個月有八百塊的收入，這個工作只能貧困戶來干。因此孫大爺老兩口一年的收入將近兩萬塊，雖然不高，但是作為老兩口的日常開銷和看病吃藥總算差不多。孫大爺的大兒子之前在外面打工，現在在家里帶孩子，基本沒有收入來源。孫大爺的小兒子在福建打工，一個月一般能掙到五千塊錢，有時候甚至能掙到七千，可惜的是，這樣一筆錢實際上并不能幫助到整個家庭。在訪談中我了解到，小兒子幾乎沒有給過家里錢。他說，他每個月抽煙喝酒要花掉兩三千，回一趟家要花一萬多，這一萬多到底花在哪里了，他也說不清。孫大爺老人對此的評價是“掙了一個，花上兩個”。因此，對于孫大爺家來說，孫大爺撿垃圾的工資和養牛的收入就是他一家最主要的經濟來源了。孫大爺撿垃圾的工作機會來自于貧困戶的身份，而且精準扶貧的政策是養一頭牛可以獲得三千元的補貼，孫大爺養了五頭牛可以得到一萬五千元的補貼，這可不是一筆小數目。可以這樣說，精準扶貧的政策對孫大爺一家的助益是巨大的，如果失去了這些政策，孫大爺一家將會陷入巨大的貧困當中。

　　據孫大爺自己說：“今年瘦了七八斤”，他有糖尿病，他老伴是高血壓，一直在吃藥。孫大爺和老伴的這次住院總共花了八千六百多塊錢，由于是貧困戶又有醫保，個人只掏了兩千六百多塊錢。不過，病沒有完全好，還需要一直吃藥。吃藥的話一直只能報銷小半年的，剩下的都是自己花錢，兩個人一年下來可能會超過一千元。由于是貧困戶的原因，醫保本來一個人要交280，孫大爺只用交三十塊錢一年。而孫大爺的孫女在西村小學上一年級，得益于九年義務教育的政策，基本上不用花錢。可以說，在一系列政策扶持之下，孫大爺家可以較為穩定地擺脫絕對貧困。

　　但孫大爺的女兒一家的情況就并不那么樂觀了。女兒的老公和二孫女相繼被查出患有腦瘤，光做手術就花了三十幾萬，這無疑是一筆巨款。不久，女兒和她的老公離婚，老公要求償還因為治病而欠下的巨額債務，女兒現在還在打工還債。

　　孫大爺家曾經在村里位于中上游，在91年的時候就蓋了客廳，家里的電視是村里第四個買的。但是因為外孫女和前女婿得腦瘤(總共花費三十萬)還有老頭老太太生病，再加上大兒子被“騙婚”(花了五萬塊錢彩禮，可是媳婦在生下一個女孩之后很快就離開了)的原因，所以實際上家庭狀況最近十年一直在下滑，欠款達十五萬以上，孫大爺自己說是“欠了一屁股債”。盡管孫大爺是精準扶貧政策的直接受益人(如果沒有精準扶貧政策，他家的情況將會糟糕很多)，但是他仍然感到“不滿足”，他認為精準扶貧不應該只看收入不看支出。西村受到商品化浪潮的沖擊較為嚴重，彷佛在一夜之間，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花錢。這一商品化對于農民來說，伴隨著打工潮的出現，雖然收入有所增加，但是生活開支相較于以前增加的更快，最主要的是在住房、醫療、教育和婚喪嫁娶方面的開支，還有每年必須的昂貴的“人情費用”，自然感覺到“錢不夠花了”。

　　種地或打零工

　　在十天的訪談過程中，當我一次又一次問到被訪者他們以及他們家人的工作時，我聽到最多的詞是“建筑”以及“小工”。據不完全統計，在整個西村有超過一半的外出打工者從事建筑行業，而在這建筑行業中小工的比例又超過一半。“小工”與具有一定技能的“大工”(比如瓦工、木匠)對應，有三個特點：第一，技術簡單，易被替代。小工與有技術的大工相區別，一般給大工打下手，做一些搬運梯子，爬橋架鉆吊頂，開槽打眼等力氣活。

　　這樣，靠鋪地板磚，他一天可以掙到三四百塊錢。另外，在調研中我發現了長期“小工”的現象，由于缺少技術培訓，一些西村居民長期從事“小工“而無法成為“大工”，有些甚至長達十多年，比如高大爺的侄子。另外一些人能通過跟著學或者向親戚學習等方式掌握了砌墻、木匠等技能，成為“大工“。第二，工資低。與大工每天達到三百甚至五百的工資相比，小工的工資低的可憐，在120到150塊錢之間。第三，小工的不穩定性很高。是做一天活算一天工錢，因此具有高度的不穩定性。西村的貧困人口在非常微薄的農業收入[1]和不穩定且工資低的“臨時工”不斷搖擺，既因為臨時工的不穩定而無法拋下農業收入(如果農田“撂荒”的話重新耕種會變得十分困難)，又因為農業收入無法滿足開支而必須不停尋找臨時的“小工”。同時，農業和“小工”都無法讓貧困人口穩定地擺脫貧困，由此貧困人口一直掙扎在貧困線附近，無法達到小康生活水平。

　　當地在2015年就啟動了舊城改造項目，一個片區的投資就上百億，西村也早在幾年前，就開始了危房改造，牛棚建設等項目。不過在跟一位包工頭聊天時他認為，本地人干活不如外地人穩定，西村青壯年勞動力因為有老人和孩子需要照顧，無法長時間持續工作，往往有事就往家里跑，久而久之，老板也不愿意再雇本地人長期干。一位被訪者以“今年都沒出去，家里老人生病了嘛”來解釋為什么沒有繼續外出打工。同時可以想象，這樣“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甚至可能因病就不再出去的選擇必然無法被可能一年到頭在全國各地到處跑的建筑隊接受。不過這仍然存在特例，當家里有兄弟兩個時，可以讓兄弟一人到外地打工，另一人留守家中照看老人和孩子，比如孫大爺家。因此，在本地，“零工經濟”成為了常態。

　　更令人擔憂的是，市里的建筑公司現在面臨著資金鏈斷裂的危險局面。而資金鏈的斷裂又導致了大量爛尾樓的出現。城市建設陷入停頓，出現老房子已經拆了，而新房子還沒有蓋的尷尬境地中。

　　在訪談中，好幾位經常去市里打工的人都表示19年“沒活干”，至于未來有沒有活干，他們也不清楚。也就是說，現在即將或者已經有一大批人失去了自己就業的機會，實際上成為農村的“隱性失業”[1]人群。另一方面。拖欠包工頭工資成為常態，包工頭反映說“做下的帳要不來”，往往是干完下一個活能要來上一回的錢，有的時候甚至等到干完第三個活才能要回第一個活的錢。在可預見的將來，伴隨著房地產泡沫破碎，整體經濟形勢有趨于惡化的危險。而這對于拆遷戶、包工頭、打工者等生活在當地的普通人來說，都意味著“苦日子”就要來了。

　　同時，對于西村一些家境貧寒的村民而言，還存在著無法成為小工的問題。西村居民經常要在打工和農業生產中作出艱難的選擇。比如受訪者李輝的妻子就因為家里活太多缺少勞動力的原因放棄了外出打工：“家里面平時種上地，再養上羊，又沒有人，就我們兩個人嘛，弄草呢，弄飼料呢，還要喂呢嘛，打工，沒有時間。”同時，因為父母生病導致地里的莊稼沒人種，李輝的兒子被從新疆叫了回來，由此也失去了出外打工賺錢的機會。

　　尾聲

　　從全國的數據來看，我國“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現象仍較為嚴重。國務院扶貧辦建檔立卡數據顯示，2013年，因病致貧返貧達到1256萬戶，占建檔立卡貧困數的42.4%，而2015年占比提高到44.1%。[3]健康沖擊導致的貧困中有33%是疾病影響勞動能力造成的，12%是災難性醫療支出或大額醫療費用造成的。[4]

　　精準扶貧政策確實解決了貧困人口最迫切的生存問題，但即使我們可以通過政策補貼的方式使得農民短暫地脫離被劃定好了的貧困線，實現“脫貧”這一政策設計目標，但政策視野之外的貧困社會根源卻沒有得到解決。精準扶貧所沒有解決的問題恐怕無力僅僅靠進一步精細化政策設計來實現。“不斷完善政策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的視角恰恰忽視的是其背后的社會結構性問題——比如，小規模、低報酬的農業和低勞動保護的臨時工制度的組合。

　　注釋

　　[1]西村農業生產面臨著嚴重的商品化困境。就拿種玉米為例，購買種子、地膜、澆水以及除草都需要現金開支，即使國家對玉米有一畝200元的補貼，每年的收入也非常微薄。而如果養牛羊等，則需要提前蓋牛棚羊棚，還要買牛犢和羊犢，同樣是不小的開支。

　　[2]1954年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在他的《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一文中,用隱性失業來描述發展中國家傳統農業部門那些邊際生產率為零的過剩勞動力的就業現狀。爾后, 羅僧斯坦·羅丹把這一概念引入發展經濟學中。從此, 隱性失業就成了發展經濟學的一個術語, 它指工業化過程中從農業中分離出來而沒有影響到農業產出的那部分邊際生產力等于或小于零的勞動力的就業狀況。(侯鴻翔等，2000)

　　[3]衛計委：因病致貧、返貧將長期存在 需“靶向治療” 中國新聞來源：央視網 2017年04月21日 18:00

　　[4] 王紅,楊興洪,張曌.中國醫療保障的反貧困研究——基于CFPS數據的實證分析[J].西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3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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