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多名學生只剩下四十多人——這是新冠疫情對北京一所打工子弟小學最直接的影響。

　　疫情的陰霾久久未散，同心實驗學校(以下稱“同心學校”)前途未卜，至今仍然沒有開學的準確時間。這對于一所打工子弟學校而言，幾乎是致命的。

　　一邊是飽受“神獸”牽絆無法謀生的家長，一邊是等待學費續命的學校，都因疫情而進退失據。

　　因疫生變

　　教室桌椅整齊擺放，桌椅板凳明顯有些年頭了，墻壁和后面的黑板報上隨處可見關于新冠疫情防控的小提示，以及垃圾分類的各種知識。靜悄悄的校園里，偶爾只有教職工的子女出沒。

　　同心學校位于北京著名的外來務工人員聚集地——朝陽區金盞鄉皮村，距北京市中心約20公里。6月8日開始，北京市小學低年級陸續返校，而同心學校的家長遲遲沒有接到返校通知。

　　抓狂而又憂心忡忡的家長多次咨詢校方，得到的答案一直是：“等教委通知。”

　　同心學校校長沈金花告訴《中國慈善家》，打工子弟學校招生的峰值出現在2005年和2012年。“2005年，是因為北京奧運會需要大量的進城務工人員來建設場館及配套設施;2012年，則是因為北京4環內大量拆遷，使得許多外來人員來到了郊區。”

　　2012年的下半年，同心學校的生源數量達到了頂峰，學校招收了將近900名學生。此后，在校學生人數開始回落。直到去年年底，整個學校，包括小學和幼兒園，總共只有213名學生的規模。

　　據了解，在同心學校，還有部分“特殊兒童”，包括智力發育遲緩、自閉癥以及罹患罕見病的兒童。對于這些特殊兒童，同心學校的收費標準和其他普通學生一樣。而在專門招收“特殊兒童”的特殊學校里，收費標準要高得多，有些孩子的家庭根本無力承但每月數千元的學雜費支出，于是就把孩子送到收費相對較低的同心學校里來——在同心學校，一學期的學雜費加起來大約2800元左右。

　　“當然，我們也會對這樣的特殊兒童進行評估，如果會對其他的孩子造成影響，或者隨時會有突然的危險的，我們也不會收。”沈金花說。

　　對于在北京的務工人員來說，大部分人都沒有準確的上下班時間，在一定程度上，同心學校也扮演了“托兒所”的角色。早上6點，就有家長將孩子送到學校，晚上七八點鐘才來接;有時候，有些家長臨時沒做完手頭上的工作，甚至會讓孩子在學校里過夜。

　　年初暴發的疫情讓同心學校陷入了充滿不確定的狀態之中。今年春節期間，學校開始統計年后能返校的學生數量。當時的返校意愿顯示，小學為140名學生，幼兒園有40名。彼時，已經有三十多名學生家長改變了計劃，打算讓孩子留在老家上學。

　　“很多家長覺得回到北京沒有工作，路途上也不安全，而且回到北京之后還要隔離14天，權衡各種因素后決定先在老家待一段時間，看后續疫情發展的情況再說。這里面，決定性的因素還是要看他們在北京是否有工作的機會。”沈金花說。

　　疫情期間，同心學校也開設了網課，但只有95名學生正常在線上上課。

6月8日，教室里玩手機的孩子。攝影/本刊記者 溫如軍

　　直到5月份，不少地方城市小學已經陸續開學，而北京還沒有對外公布開學時間，家長心里實在沒底，又有部分家長決定讓孩子在老家上學。

　　直到6月1日，北京市教委公布了北京小學高年級開學的日子，即6月8日，彼時，不少家長在微信群里詢問同心學校開學時間。學校告訴家長，需要等教委的排期，進行評估檢查，通過后才能開學，具體時間還不能確定。

　　“最終能不能開學真是個問題。” 不少家長因此對學校的未來不再看好。這時，又有一些學生退出。至此，只有83名學生明確表示，開學后仍繼續在同心學校就讀。

　　顯然，遙遙無期的開學時間導致生源驟減，這對學校而言是一個致命的打擊。

　　6月7日下午，同心學校從所在地村委會處得到通知：將于第二天對該校進行檢查，檢查項目多達一百多項，包括學校制度、落實情況、演練記錄、衛生狀況，等等。

　　為了應對檢查，校方一陣忙乎，當晚有人刷廁所，有人完善規章制度，有人規整教具，教職員工一直加班到第二天凌晨兩三點。

　　6月8日，在對同心學校進行檢查后，朝陽區教委指出了不少問題。教委還告知學校負責人，包括教委在內的七部門將匯總整改方案，學校需要按照方案完成整改再反饋給教委，完成整改后才能開學。

　　北京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韓嘉玲長期關注流動人口子女的義務教育問題，并主編了2019年的流動兒童藍皮書。她在接受《中國慈善家》采訪時表示，對打工子弟學校應當一視同仁，而不應設定過于苛刻的開學條件。她還呼吁，在疫情當下的特殊時期，針對無法入學的流動兒童，社會組織應該開展更多具有針對性的救助項目。

　　世事難料。對于北京其他公立學校家長來說，“神獸”剛有歸籠消息，還沒有來得及高興，就再次被北京新發地聚集性疫情攪亂了分寸。突如其來的新一波疫情，讓北京學生的開學前景更是沒了定數。而對于打工子弟學校而言，這可謂是雪上加霜。“下學期小學部2~6年級總共應該也就五六十人吧，實際秋季開學后可能會更少。”沈金花在7月16日告訴記者，又有一些家長耗不住了，計劃去浙江、江蘇一帶尋求發展。

　　劉女士是一位單身母親，獨自撫養一個女兒。她原先在昌平區當保姆，與上家雇主結束勞務關系后，遲遲沒有找到工作，于是選擇來到皮村。這里的房租相對便宜，每月支出850元就可以在村里租一間房，有自己相對獨立的空間。

　　除了房租便宜，劉女士搬到皮村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這里有同心學校。幾乎不需要繁瑣的手續，女兒就可以在這里上小學，一學期2800元的學雜費也在她承受范圍之內。讓劉女士感到十分貼心的是，今年上半年報名時，由于受疫情影響她還沒有找到工作，學校同意她緩交學費。

　　對于王先生來說，送孩子到同心學校上學是出于最現實的考慮：接送方便。他們夫妻二人在北京打拼，13歲的兒子在身邊讓他們心里感到踏實。他們的工作是在工地上開叉車，如今工地復工后，他們只能讓兒子白天一個人待在家里。

　　在他們的計劃中，等兒子小學畢業后，能自己照顧自己了，就送到內蒙古老家上學。然而，現實如此，如果學校一直不開學，他們只能另做打算了。

　　許可證之難

　　同心學校已有15年的辦學歷史，學生從最多時的九百多人到目前的數十人，始終就沒有拿到辦學許可證，甚至幾次面臨關停的困境，而每一次，都是家長和學校教職工給有關部門聯名寫信，最終才得以保全。

　　根據民間公益機構“新公民計劃”提供的數據，類似這樣學校在北京還有九十多所，在校學生約四萬多人。和同心學校一樣，它們中有不少屬于“無證經營”，隨時面臨被關停的風險。

　　打工子弟學校是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個特定產物，其性質屬于民辦學校。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的規定，辦學許可證是民辦學校取得辦學資質的證明。

　　2005年10月，北京市教委印發《關于加強流動人口自辦學校管理工作的通知》。根據該文件，將對不符合辦學條件的打工子弟學校采取“扶持一批，審批一批，淘汰一批”的工作思路。這基本確定了其后十年北京的管理思路。

　　不少打工子弟學校就是趕上了這次機會，拿到了辦學許可證。然而，出于種種原因，同心學校錯過了這一次機會。2006年以后，北京市沒有再給打工子弟學校發放過許可證，全北京市擁有辦學許可證的打工子弟學校數量定格在63所。

6月8日，同心學校門口設有檢測簽到處。攝影/本刊記者 溫如軍

　　事實上，獲得許可證的63所學校也不一定達到《北京市中小學辦學標準》規定的門檻。按照這個標準，學校需要有200米的跑道，校舍要能夠抗8級地震——這些對于打工子弟學校而言很難做到。

　　“光說擁有200米跑道的操場，在北京這種寸土寸金有地方，即便有合適的地方愿意租給你，租金也承受不起。”沈金花說，辦學的成本一旦提高，沒有財政補貼，無疑就會轉接到學生身上，“這樣就失去了我們這種學校存在的意義了”。

　　2011年6月中旬起，北京關停了24所打工子弟學校，大興、朝陽、海淀近30所打工子弟學校相繼收到關停通知，涉及近1.4萬名學生。

　　2012年，同心學校和朝陽區其他3所未經審批的學校也接到了關停通知，同心學校在與朝陽區教委、金盞鄉政府溝通的同時，得到了社會各界的聲援，數位教育專家甚至聯名致信教育部部長，呼吁保留同心實驗學校。

　　“不管是老師還是志愿者，我們堅持把這個學校做下去其實是出于一種情懷，是對流動人口子女教育這一社會問題的情懷。”沈金花說。

　　2005年7月，同心實驗學校成立之初，當時正在中華女子學院念大四的沈金花作為志愿者參與了學校的建設。一年后，她留了下來，擔任這所學校的校長，一干就是15年。

　　沈金花對“打工子弟學校”這個名稱有著強烈的感情，“打工子弟學校明確了學校的就讀人群、所在的階層、經濟狀況，實際上就是流動兒童學校。”

　　2018年6月，北京市教委發布了修改后的《北京市中小學校辦學條件標準》(建設部分-試行)，這是自2005年以來，北京市首次修訂該標準。新標準統一了城鄉學校硬件指標，明確將設有足球場納入了辦學的硬性標準。顯然，標準較之前版本更高了。

　　因此，即使2005年幸運獲得辦學許可證的那些學校，也不是一直“高枕無憂”，辦學許可證均有有效期限，證件到期后，延續行政許可也是個問題。

　　“新公民計劃”提供的數據顯示，到2019年底，北京同類小學還剩九十多所，學生規模約4萬人，其中，屬于“無證辦學”的至少有24所。

　　該公益組織和北京大多數類似的學校合作過，其負責人告訴《中國慈善家》，同心學校在同類學校中，無論是硬件還是軟件，不算最差的。

　　今年6月8日，朝陽區教委在對同心學校檢查過程中，主動詢問校方，“你們有沒有考慮過申請辦證?”

　　“想過，我們也試過，但辦證的條件也太高了。”同心學校相關負責人這樣回答。

　　財務困境

　　同心學校學生的家長多數為在外務工人員，包括裝修工人、保潔員、保姆等，收入都不高。該校的學費為一學期2800元。如果家里有多個孩子讀書還會免掉餐費;如果家里經濟困難還可以緩交或申請減免。正是因為這樣，家長對同心學校有極高的認同感。

　　同心學校在今年4月做過調查，受疫情影響，當時有一半以上的家長還沒有復工，這意味著他們沒有收入，但學校的房租和生活費需要正常開支，于是，學校向參加線上上課的學生每月收200元學費。

　　但這基本上還是杯水車薪，財務還是面臨很大缺口。

　　據沈金花介紹，去年學校有213名學生，這一年的收入和運營成本基本持平。其中，主要的運營成本包括房租、教職工工資、伙食、水電等。

　　面對經費方面的缺口，學校一般會面向社會籌款，但效果并不好。目前，校方寄希望于開學后，家長也能復工，收齊學費就能解燃眉之急。

　　疫情期間，學校給教師每人每月發放2000元生活補貼，承諾等開學學費到位后再給教師補齊工資。

　　“熬過下半年，甚至到明年疫情完全結束，經濟開始復蘇，這些家長一定還會把孩子送回來。”沈金花比較樂觀，在她看來，家長總是要出來打工，在老家并不能解決他們的生活問題;而對于孩子來說，和父母在一起肯定會利于他們成長，總比把孩子變成留守兒童強;而且這些孩子大部分本來就出生在北京，對北京的環境更熟悉，并不愿意回到老家上學。

同心學校校長沈金花。

　　“我要在北京上學，可以經常去天安門、去科技館、去動物園，這些在我們老家都沒有。”同心學校六年級學生小亮告訴《中國慈善家》。

　　另一名四年級的學生在旁邊插話：“我才不去老家上學呢，我的好朋友都在北京。”“現在的大人對孩子在教育方面的期待，已經和以前不一樣了。現在，在孩子的健康和安全有保證的前提下，家長很在乎孩子的幸福感，更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健康快樂成長。”沈金花說。

　　面對難以為繼的現狀，沈金花表示將嘗試向社區未來學習中心轉型。“設計師問我，是著眼于建設未來的學習中心還是構筑社區的未來，我很認真地想了。”沈金花說，“我們其實是希望通過‘教育’的活動來進行社區營造，所以社區的未來更接近我們的理想。”

　　前途未卜

　　同心學校的家長6月11日致電朝陽區教委，詢問何時開學的問題，工作人員查詢后說，同心學校不在朝陽區教委管轄范圍之內，需要咨詢金盞鄉文教科，并提供了相關聯系方式。

　　學校為什么歸鄉政府管理?上述工作人員解釋說，“學校后面有備注‘未經過民辦教育科審批的，地方鄉政府管理’，因此需要咨詢地方鄉政府。”

　　對于其合法性問題，該工作人員表示：“這邊記錄中有它明確的相關資料，如果沒有的話是查詢不到的(屬于非法辦學)，但它(同心學校)是能查詢到的，是教委知道的民辦學校，就得咨詢地方鄉政府了。”

　　隨后，家長咨詢了金盞鄉文教科，工作人員表示，同心學校經朝陽區教委聯合驗收報告通過后，才能開學。

　　“它(同心學校)能否開學要進行評估，要看在疫情防控方面是否達到了標準，此外還包括飲食、衛生、安全等方面。前些日子(6月8日)我們和教委對它進行了一個綜合性的評估，評估結果就是還不具備開學條件，我們也會要求它定期整改，整改后再開學，這也是對孩子負責。”文教科工作人員說，同心學校屬于“無證”學校，不屬于“民辦學校”。

　　“有可能，目前的情況還不具備關停條件。”這位工作人員說。

　　北京在建設現代國際城市的過程中，經過了大規模的城市改造，進城務工人員的居住生活空間在逐漸減小，打工子弟學校的辦學空間也面臨越來越大的挑戰。

　　北京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韓嘉玲認為，建設現代國際城市，應在城市治理中體現出人文關懷，特別是政策制定過程中要傾向底層的人群，才能體現文化名城、現代化國際城市的包容性與前瞻性。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中華教育改進社理事長儲朝暉告訴《中國慈善家》，對于類似“同心”這樣的學校，在政策上還沒有明確的空間，他們的未來是一個未知數。

　　“很多人懷著情懷，希望能堅持下去，但維持下去的難度很大，一是合法性存在問題，二是經費來源成問題。”儲朝暉說。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