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疫情影響，很多行業不景氣，大量企業和外貿工廠倒閉，服務行業的小生意也困難重重。在經濟低迷、大量失業的背景下，零工經濟被當成是就業的緩沖地帶，引發了廣泛熱議。

　　打零工，簡單來說，就是短期性、臨時性的非正規就業。今年6月，被總理多次點贊甚至掀起一股浪潮的擺地攤就是一個例子。但如今的零工經濟有別于以往“非正規就業”的概念;隨著互聯網的不斷普及和滲透，大量與互聯網相關的零工工作充斥著經濟領域，吸引了成千上萬的基層勞動者成為網絡兼職的主力軍。用媒體的說法就是，他們正在“玩轉零工經濟”。

　　更多女人打零工，是自主選擇還是迫于無奈？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據58同鎮和清華大學發布的《2019中國縣域零工經濟調查報告》顯示，女性占零工人員比例達到52.22%。調研數據還顯示，僅有零工的女性比例為15.38%，略高于男性;僅有主業的男性比例為19.07%，略高于女性。在既無主業也無零工收入的人群中，女性占比68.92%。

　　這組數據并不新鮮，在中國和世界上關于非正規就業幾十年的研究都發現女性在非正規就業中的比重更高。

　　2000年第二次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就顯示，在全國非正規就業人群中，女性人數超過了一半(52.58%)。同時，女性就業者中非正式工所占比重為 40. 73% ，高于男性的37.93%。

　　這就引出了一個問題：為什么更多女人打零工?或者說，零工經濟對女性來說意味著什么?

　　筆者曾經在一次訪談小販的田野工作中認識了來自湛江的鄭姐，她年過40，在廣州白云區的某小區門口擺攤賣艾糍粑賣了一年多。三年前鄭姐20多歲的大兒子突然在獻血后暈倒，經檢查后發現患上重疾。當時鄭姐唯有只身帶著兒子來廣州求醫。但經過多方求診，大兒子的病非但沒有好轉，反而讓他逐漸變得呆滯甚至喪失了勞動力。為緩解家里長期的經濟壓力，在兒子的治療逐漸正常化后，鄭姐開始在廣州擺起地攤賣艾糍粑來補貼生計。

　　像鄭姐這樣因為生育、照顧孩子和家庭而選擇靈活就業的情況在女性勞動者中非常普遍。在工廠，很多女工懷孕后不得不選擇辭職，一方面是工廠倒班的作息時間對于孕期和哺乳期的女性非常不友善，另一方面是工作環境可能有害健康。而女人生孩子后一樣得投入大量精力照顧孩子和家庭。

　　所以很多時候，當有全職工作的夫妻因為有了孩子必須決定誰來照顧家庭時，通常都是讓女性放棄自己此前的工作，而丈夫則繼續全職工作賺錢。而這種模式在基層女性的家庭中尤為突出：進城務工的打工者在城市并沒有社會支持網絡，通常也無力接父母在身邊。在沒有人幫忙帶孩子的情況下，女性回家帶孩子是必然的選擇，否則就要將孩子送回老家成為留守兒童。

　　很多女性等到孩子2-3歲時才能稍微喘一口氣，然后就急切地希望在帶孩子之余賺點錢補貼家用。這一方面是經濟所需：在一個普通的基層家庭里，只有一份工資養活一家人是捉襟見肘的。租房子要錢，吃飯要錢，孩子的奶粉和吃食、玩具、生病后的大筆開支都壓得人喘不過氣來，因此賺點錢補貼家用有其迫切性。另一方面，照顧孩子和家庭不僅沒有收入來源，還通常被家人認為是低技能和無價值的勞動。

　　筆者在廣州天河的一個流動人口社區做服務時就聽一個姐姐說起她為什么要去做錢又少活又累的打包裝兼職。她說在家里帶孩子感覺抬不起頭來，老公嫌她一天到晚什么事也不干，給的買菜錢用在了孩子身上還不夠，哪里輪得到考慮自己?手頭沒錢，衣服都不敢買。所以自己出去做點零工“賺點小錢，買點自己喜歡的水果，就不用感覺抬不起頭來”。

　　而對于一些年長的女性勞動者來說，做零工更是迫不得已的選擇。在勞動力市場上，相比同年齡的有學歷、有知識、有自己的事業積累的女性，40或50歲后的女工基本沒有全職正規工作愿意要了，她們除了做保姆和打零工沒有別的選擇。家住深圳龍崗年近50歲的李阿姨除了做家務、照顧正在上學的女兒之外，剩余的時間都用在了做手工上。

　　為了貼補家用，她從附近的工廠拿了一些外發的手工活來做。比如把棉花塞到一個布手指里，一個布手指能拿到3分錢，像李阿姨這樣的熟手一天15個小時做下來能有100多塊錢的收入。

　　趕貨的時候，沒到早上9點，李阿姨就已經做了幾百個，到了晚上10點多她還在燈下奮戰。有時候貨少不著急，她就慢慢做，可能大半天做完一大包近千個手工，只有十幾塊錢的收入。我曾很不解地問她，一天好幾個小時只有十幾塊錢的收入，為什么還愿意做呢?李阿姨答道，“十幾塊錢也能買好幾把青菜，晚上的菜不就有了嗎?”

　　即使我們看到了基層女性在選擇進入零工經濟時的主動性，卻也很難說她們是自發自愿的。在傳統的性別和家庭分工的困局中，子女撫養、家庭照顧的責任主要落在了這些女性身上。她們不得不承擔更多家務勞動，可自由自配的時間不光變少了，也變得非常零散，因此很難投入到全職工作中。與此同時

　　社會并沒有為她們提供廉價可及的家庭照顧的服務。在沒有父母輩的支持，家里請不起保姆，上幼兒園的費用越來越貴的情況下，所有的照顧責任都需家庭承擔，而家庭又將其推給了女性。

　　此外，她們可以選擇的正規工作領域中也充滿著很多排斥性的因素：工作條件惡劣，工時過長等，老板恨不得壓榨出勞動者的每一滴剩余價值。而對女性的職業歧視和職場天花板等，都在直接或間接地逼迫她們退出職場競爭。

　　愛恨交織的互聯網零工

　　這些年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出現了很多新興的零工經濟形式。如果你在刷抖音快手時留意一下，就可能會發現一些標記著‘手工代發’的短視頻，視頻下常有大量留言問怎么可以拿到貨、要不要交押金。

　　你可能還留意過經常出現在群里的‘淘寶代刷單，在家就能賺錢，工資日結’等廣告。這些短視頻和廣告的留言里也常常能看見有人告誡大家，要交押金的都是騙子——手工活代發、淘寶刷單等已經成為騙子的新手段。

　　另一種大家非常熟悉的網上零工經濟就是微店或微商。每個人的朋友圈里可能都一定有些做微商的朋友吧?假如一個朋友結婚生孩子了，除了曬娃之外突然有一天她開始大量發廣告，不用懷疑，她一定是開始做微商了。

　　還有一種新出現的網上零工，類似于‘薅羊毛’和‘看視頻看新聞也能賺錢’。曾經有一位學者在深圳的一個工廠附近研究人們怎樣在某讀新聞賺錢的APP上花費大量的時間，工人們將所有工余的時間都用在了捧著手機‘賺錢’上，每天聽著金幣的聲音‘蹬蹬’做響，雖然連著好多天才能賺上幾十塊錢，工人們卻樂此不疲。

　　基層女性對于多種多樣的零工經濟形式反而感到又愛又恨。雖然她們會“主動”選擇投身其中，也因為互聯網的普及和滲透，這些工作確實靈活又自由，但事實上零工經濟遠不如看起來那么的美好。零工工作通常收入低，如果認真計算時薪就會發現它們可能甚至遠遠低于當地的最低工資標準。

　　另外，零工經濟的宣傳和動員中經常吹噓， “擺地攤很像一場微創業，不比做一家創業公司簡單”，或者可以用非常低的門檻鍛煉自己的商業能力，為未來開店做生意打下基礎。而做微商更是可以喜提保時捷，成為時髦的職業女性。但是這些美麗的大餅又有多少人能吃到呢?

　　對于絕大多數擺地攤的人來說，真的成功開店的只是很少數，十幾年都能擺地攤維持生計不被趕走已然非常幸運。而多少微商花了成千上萬塊囤了貨最后卻賣不出去，只能自用或送人。

　　所以，零工經濟到底是促進了還是阻礙了人們的向上流動?目前看來，無論是地攤、做手工，還是微商、刷單，都經濟鏈中的最末端，附加價值低、技術含量低，離產品和價值中心更遠。零工經濟的這種形式很大程度上隔絕了基層勞動者，尤其是女性，累積經驗和技術并走向價值中心的可能性。

　　同時，它給女性帶來的長遠的困境更不容忽視。一方面，零工經濟中的很多勞動都不受勞動法的保障，發生了爭議、工傷，或者被拖欠工資等形式的勞動權益受損常常很難解決，遇到此類問題只能吃啞巴虧。

　　另一方面，我國的社會保障系統是主要建立在正規就業的基礎上，進入零工經濟的女性不僅無法享受城市的醫保、生育保險、工傷保險等社會保障，等年老以后問題就更加突出：相較于有正式工作的男性來說，打零工的女性沒有辦法通過職工保障系統買養老保險。隨著年齡的增長，家庭成員在社會福利方面的差距會進一步擴大。

　　我們需要看到的是，對基層女性勞動者而言，零工經濟在一定程度上確實是一種希望和經濟補充;但是從對她們總體發展的角度來看，零工經濟可能更像泥沼，對于改善女性群體的長期處境非但沒有多少好處，反而更固化了那些讓她們不得不進入零工經濟的結構性因素。

　　這不是在批判女性打零工的個體選擇，而是希望我們能夠看到并正視她們的選擇、處境和結構性因素之間的聯系，并思考如何著力于改善基層女性所面對的結構性困境。

　　參考文獻：

　　譚琳, & 李軍鋒. (2003). 我國非正規就業的性別特征分析. 人口研究, 27(5), 11-18.

　　國家統計局 2001, 第二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抽樣調查主要數據報告

　　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qttjgb/qgqttjgb/200203/t20020331_306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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