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占有的前提下擁有生活!” 2018 年 12 月 14 日下午，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報告廳的關于城市治理的講座結束后，牛津大學人類學教授項飆應要求，在“粉絲”遞過來的《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一書的扉頁，一并寫下了這句贈語。

　　有“粉絲”很快想起，“敢于不占有，在不占有的前提下享受生活，精神昂揚地過好每一天，這也許會是這個時代的最大的革命”，正是項飆為《掃地出門：美國城市的貧窮與暴利》中文版撰寫的導讀的最后一句話。

　　《掃地出門》作者是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系的教授馬修·德斯蒙德（Matthew Desmond），該書揭示了美國2008年經濟危機以來的貧民區問題和大規模驅逐現象，榮獲了2017年的普利策獎。

　　項飆 1998 年從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畢業，《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是他的畢業論文，當時即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作為一名溫州人，他從本科二年級開始，便在北京南苑的“浙江村”做田野，調查這個獨特的外來人社群的形成、發展和變化的歷史。

　　進入牛津大學攻讀人類學博士學位后，項飆將視野拓展到全球范圍的人口流動和勞工研究，包括《全球“獵身”：世界信息產業和印度的技術勞工》中的印度勞工研究、東南亞的人口流動，和新近關于中國東北的勞務輸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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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飆《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2018年三聯書店修訂版

　　半個月前一到北京，項飆便受邀開展一系列講座分享活動。除城市治理的講座之外，13 日他還在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分享了《懸浮：流動、期望和社會成長》，闡述了一種普遍的國人 “懸浮” 心態;20 日，作為清華高等人文社科研究所的系列講座之一，《出國打工：商業化、行政化和“社會上的人”》一講，通過東北出國勞工和中介公司的案例，討論了“社會人”如何被秩序化的過程。

　　《好奇心日報》為大家整理了項飆系列講座中最精彩的內容，它們涉及這些問題：為什么說中國人普遍存在一種“懸浮”的心態?北京的流動人口疏解在不同的歷史階段發生了什么變化?社會的高速流動和無序的背后，又隱藏著怎樣的秩序化過程?

　　項飆在講座《出國打工：商業化、行政化和“社會上的人”》，主辦方提供

“懸浮”的國人：每一趟車都是末班車

　　什么是“懸浮”?項飆簡單下了一個定義：“懸浮”是這樣一種狀態，人人都忙著工作，忙著追向一個未來。與此同時，當下被懸空了，除了作為指向未來的工具，沒有其他意義。努力工作并非因為喜歡這份工作，而往往是為了攢夠錢，從而今后就再也不用干這份工作。

　　他列舉了各種例子：

　　一位出租車司機認為身體健康是以后考慮的事情，現在要趕緊賺錢。

　　1994 年在東莞，民工如“蜂鳥”般頻繁跳槽，跳槽成為他們解決宿舍、車間工友矛盾，工作乏味疲憊等問題的唯一方式。在“趕快跳槽、趕快賺錢，積蓄盡量多的錢，以后不用再當民工”的思維下，極少有人直面問題，試圖改變工友關系、工廠管理方式等現實狀況。

　　在東北，有出國務工人員被中介騙了 6 萬多中介費，因此被同村人或朋友嘲笑，而并不會有人幫他找中介論理。因為每個人都默認了“要趕快賺錢”，“你沒有賺到便是能力不夠”的邏輯，大家也能夠理解中介騙錢也是為了賺錢，“你被騙，說明你玩不過中介”。

　　在今天，大學老師“青椒”有時明明知道自己寫的文章沒什么意思，卻不得不努力完成發表任務，告訴自己：“等五年之后，再做真正有價值的研究，現在先不要問太多問題。”原本大學教師應該是最有保障，最能從容思考當下，不僅自己思考，還替代他人思考的職業，但現在也前呼后擁、迫不及待地把當下的自己懸置起來。

　　賈樟柯電影《山河故人》開場舞Go West，劇照來自電影截圖

　　項飆還做了一個“工作洞”的比喻：每個人都迫不及待地追向未來，現在的工作沒有意義，但需要使勁工作，趕快跳出去。

　　而大家想象中的“未來”是含糊的，某種意義上具有自欺欺人的成分。人們不是因為對未來有追求，所以選擇放棄當下;而是首先認為當下沒有意義，然后告訴自己，當下所做是為了未來;但究竟是什么意義上的未來不太重要，或者說，未來必須就是模糊的。

　　今天的中國，政治經濟學的意義上，不同群體之間的差距在擴大。但是在意義層面，不同階層好像共享著同樣一種話語世界和情感結構。

　　“焦慮面前，人人平等”，項飆注意到：“越富有的人，可能比低收入群體的焦慮還要嚴重;尤其中產階級，似乎整天生活的主題就是焦慮。”

　　那么，為什么大家普遍處于“懸浮”狀態呢?這需要從兩個看似相悖的面向，即“平等參與到一個不平等化的社會經濟過程”來理解。

　　經過前三十年的社會主義實踐，中國人占有的資源基本上較為平等。而伴隨著改革開放，尤其是 90 年代初期，全面的私有化經濟過程展開，一種普遍的競爭思維形成：在意識形態上，大家覺得自己和別人一樣，都認為自己有能力、有機會進入到原始財富積累的游戲，輸了都不服。

　　與此同時，當社會的不平等在加劇，巨大的焦慮和恐懼開始形成，人們爭先恐后要“上車”：每一趟駛過的車，都是末班車。

　　另外，“懸浮”心態也與一種線性的歷史想象密切有關，人們覺得歷史必然會越來越好，“進步”是存在的意義來源。社會主義時期，整個社會都在奮發前進，強調趕超;到了今天，這種想象依然存在，不過徹底個體化了，歷史進步變成了物質改善。

　　劉小東 1990 年油畫《人鳥》，來源：《劉小東1990-2000》，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2000 年出版

　　由于“懸浮”，一種悖論式的現象在中國上演：

　　一方面，中國有著數目龐大的、活躍的、精力旺盛的個體，從個體經濟行為來看，如努力工作、安排理財，大家的能動性非常強;我們社會生活方式也發生了很多變化，變得十分豐富、復雜。

　　但在另一方面，變化主要來源于帶有偶發性的技術，例如微信、支付寶等的普及。社會自發的力量基本上被“掏空”，每個人都忙于即時解決當下的問題，忙于向前看，而很少激發出結構性的改變。

　　這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印證了撒切爾的說法：“沒有社會這回事，只有個體和家庭。”

　　此外，新保守主義也開始興起。生活方式表面上越來越多元、開放的背后，近年來，國人在性別、婚姻和家庭方面卻不斷趨于保守。

　　項飆提到了全國各大城市公園的相親角：“在我讀書的時候，這是不可想象的，會覺得父母介紹對象，太掉價了吧。”

　　在當年同樣不可想象的是，今天的許多畢業生，第一就業選擇是公務員、國企。“似乎形成了一種統一的秩序，對我們的人生規劃也產生了重要影響。”

　　當然，近來也出現了諸如深圳“三和大神”一天工作、三天休息，以及青年“喪文化”這樣的特殊現象。在項飆看來，這些在各方報道中多多少少被視作“重大隱患”的人群，或許正在進行一種對“懸浮”的“反動”，對現行秩序的挑戰。但他強調這一結論需要實地調查驗證。

　　“懸浮”不是一個穩定的結構，它存在于特定的歷史階段，項飆補充說，提出“懸浮”，作為一種“景象式”的、相對模糊的分析性概念，是希望這個概念變成大家都能夠運用、能夠去重新思考自己生活的工具。

流動人口和城市治理的新變化

　　除了“懸浮”之外，另一個核心關鍵詞是“流動”。這是從早期的“浙江村”研究，到全球性的人口流動和勞工研究，項飆一直關注的問題。

　　去年以來，“浙江村”成為社會關注度很高的地區。關于這次流動人口疏解，項飆第一次在公共演講中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一些流行觀點認為，這體現了戶籍背景下的歧視性政策，是全球性“士紳化”的中國城市表現，但他并不全然認同。

　　基于早期的調查，項飆認為，在形成大紅門地區的“浙江村”和服裝產業集群之后，最初于 1995 年，的確開始出現了“士紳化”的趨勢。當年，在大規模疏解外來人口的同時，大興縣和豐臺區宣告了新的大紅門發展計劃，政府聯合投資興建“大紅門服裝城”。

　　外來人口迅速回歸，在政府建設的規范化服裝市場工作。不過，物理形態的正規化的“樓”的內部，依舊是個體經營的方式和非正規的商業關系，包括背后的家庭式小作坊生產方式。

　　“浙江村”皮衣作坊，來自賈樟柯電影《世界》截圖

　　這個階段的疏解，實質上是地方政府資產轉移和資本積累的手段。當外來人口把一塊地方“做活了”，地方政府通過疏解把非正規市場轉為正規，從而可以收取租金和其他收益。疏解也因此具有循環性：一邊疏解，一邊招商，人越來越多。

　　在市場正規化的過程中，小型作坊不斷外遷。原來為浙江村的溫州人打工，后來也開始承包小規模生產的安徽、河北等外地人，在“浙江村”外圍延伸擴展。

　　但與早期“浙江村”人自發蓋造大院，提供社區服務，兼顧安全因素的發展模式不同;在 “正規化形式下的非正規經濟”的模式下，外來人口不能自己為自己提供公共服務，而要往形式上正規的樓房里搬，結果樓房越建越密集，因兼顧居住和商用的功能，擁擠程度高、安全隱患大，最終釀就了去年的危險事件。

　　家庭式制衣作坊，來自賈樟柯電影《世界》截圖

　　“如果說，1995 年到 2017 年期間的疏解是‘士紳化’的——建造一個正規的漂亮的市場，然后再邀請商戶過來。那么，這一次是完全不同的。”

　　項飆提出了一個重要論斷，開始于去年的新的階段的疏解，實質上正是對上一階段，即 1995 年以來、通過疏解進行資本積累的邏輯的反叛。

　　他通過自己發起的調查發現：對于政府的行動，一般老百姓，甚至大部分被疏解的流動人口，在理性上表示可以接受政府的行動。他們和政府共享了一些關鍵詞，比如“大局”、“升級”和“淘汰”。

　　“不淘汰低端，就沒有高端的發展。淘汰誰呢?淘汰我們唄。”離開者當然不歡迎如此，但同時也并不認為里面有不正確性。

　　他的調查還顯示，因為涉及到政府對資源支配的主導權發生變化，基層政府官員對疏解的懷疑意見反倒更明確。

　　在新近的北京市總體規劃中，他還發現了一些有趣的表述，比如“安靜”被寫入城市規劃。因為北京要在三環之內建設中央政務區，作為國際形象的展示平臺，空間、綠地和安靜變得重要。

　　“似乎我們對首都有了新的理解。”項飆在演講中說，“以紫禁城為中心的老北京，將成為一個沒有自發社會生活的中央政務區。這仿佛一種全新的現代式的對于中央權力的想象——宛如機場中的電腦控制中心。”

　　但作為一個人類學者，他更關注實際的社會效果。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在中央權力收攏的同時，民眾對國家和中央政府的社會道德期望也日益上升。

　　以“浙江村”的溫州商人為例，他們在改革開放初期甚至之前便出來經商，許多人只是很開心得益于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經濟行動自由，可以自己去“搞一些事情”;固然有混亂和不可持續的一面，但是對中央政府沒有很強期望。

　　而就此次疏解中老百姓的反應而言，大多數支持政府的行動，認可“正規化”的邏輯;因為如果政府接手處理，大家可能會更為“舒適”。但問題在于，一旦權力收攏，必將導致老百姓的期望上升，而一旦不能維持的話，道德合法性必會受到沖擊。

　　“萬一有了問題怎么辦?有沒有必要想象一種更分散的模式?”項飆問道。

“高速流動”與背后的“秩序化”

　　“流動”常常讓人們聯想到無序和混亂，但項飆認為，過去幾十年高速流動的背后，恰恰還隱藏著秩序化的過程。

　　比如民工如“蜂鳥”般跳槽背后的珠三角工廠宿舍體制。宿舍往往由地方政府建設，為了引進港澳臺投資而免費提供。由此，工人們 24 小時待在工廠之中，企業主不僅控制了生產過程，而且控制了工人的再生產過程。但也恰恰因此，工人的流動性大大增強，因為工人們很方便跳槽到下一個工廠宿舍，只需要帶上自己的換洗衣物即可。

　　這看起來是福利，但吊詭便出現在這里，工廠對勞工的剝削，并不是靠直接的人身控制，它恰恰是通過讓工人高速流動、為其提供速度，而實現對工人的勞動成果的最高效的剝削。因為當勞動力的使用和再生產環節在實質上被分割開來，也就意味著沿海城市和企業主不需要為工人提供更多的長期福利。

　　賈樟柯電影《世界》截圖

　　還有一個案例來自東北出國務工人員，他們往往被稱為或自稱“社會人”或“社會上的人”。

　　“小豬佩奇身上紋，掌聲送給‘社會人’。今天，小豬佩奇變成了‘社會人’的自我標識，這是我沒有想到的。這里的‘社會人’的意思，既有一種叛逆，又有一點瞧不起別人，又有一點無奈……”項飆對流行語的引用，引發了聽眾的哄堂大笑。

　　在中國人的日常語境中，“社會人”往往具有貶義色彩，意味著體制外、秩序外的邊緣人。項飆調查的這批東北“社會人”，大部分來自農村，高中畢業來到城市，沒有固定工作單位和穩定收入;他們是城市里的“新窮人”，但生活方式上和別的年輕人沒有區別，一樣光鮮，而且對未來充滿期望。

　　在西方，在新世紀走上街頭、參與占領等運動、要求社會變革的往往是類似的“社會人”。然而，在中國，這些看似不穩定的、可能帶來混亂的“社會人”，實際上卻極為“安分”。

　　通過對“社會人”出國務工程序的研究，項飆揭示了引導他們的欲望、調整他們的行為的秩序化過程。

　　出國需要經過一個很長的中介鏈：從分散在各村的“腿”，到鄉鎮上有固定辦公地點的中介，再到被稱為“窗口”的、有正式的國家執照資質、能夠和海外雇主簽訂國際合同的中介。

　　每一個中間過程都意味著盈利的空間，利潤便來自這些出國務工人員提交的中介費，大概在 6 萬人民幣左右。

　　如何理解這筆中介費?項飆認為這并非意味著出國機會的“商品化”，因為簽證不具備交易和流通性;而實際上是一種“商業化”的尋租過程：中介利用某種權力支配關系，向勞工收取租金。

　　雖然中介是非國家機構，但吊詭的是，中介和勞工之間卻形成了一種擬行政式的、上下等級的關系，并且一層一層向下傳遞到村莊。甚至出現了一種用于控制勞工的“聯保制度”：倘若一個村莊有好幾位受雇于同一企業主的出國務工人員，為了防止勞工跑路，雇主會通過各層中介，下到村莊，向每個家庭施加“連座”式的遣返懲罰壓力。

　　項飆將這種“商業化”的尋租行為概述為：“利用秩序化來牟取商業利潤”(“making money from making order”)。

　　一層層的中介過程，造成了一種有序列的合法性。中介不斷強調自己的合法性，甚至窗口公司辦事的談吐，都要模仿公務員，由此，不斷呈現出作為合法性象征的國家政府形象。

　　于是，勞工們將國家視為保障自身權利的后盾，出了事，便“找國家”，而非“找法律”。常常出現這樣的情況：勞工們運用法律的文件和語言去上訪，要求中央懲罰地方、指令地方給予賠償。

　　以上種種看來，“失序”和“秩序”，仿佛悖論式地共存于我們的生活中。

　　如果把秩序理解為可預測性，那么失序便意味著各種各樣的突發性;中國底層確實是較為失序的，譬如紅黃藍、天際線等難以解釋的事件的發生。

　　但是從另一方面，中國社會似乎又經歷了高度秩序化的過程。

　　其中，一個重要的指標便是“方便”，例如，人們足不出戶便可以購買任何東西。

　　“方便”其實是一個政治問題，項飆一針見血地指出，“方便”也是一種懸置，是人們不假思索情況下行為的持續，這導致“我們的生活變得沒有摩擦力”。

　　“方便”的背后正是秩序化的過程，因為方便必須要有強大的外在權力予以保護。“中國人并不是那么信任身邊的人，但是對外在的抽象系統充滿了信任，比如網上支付。”

　　項飆，右側為清華大學教授應星，主辦方提供

　　清華大學應星教授也在回應中指出，與西方的“市民社會”或“公民社會”不同，在中國，當來自個體的自由流動的能量被極大釋放、甚至被加速，人們卻還是像原子一樣，始終沒有自發地形成一個具有自身推進能量的“社會”。

　　這或許是一個緊迫的問題。在過去四十年，每個人都在快速流動，為了追向未來而“懸浮”，生活里充滿了機會主義，被高度商業化;人們放棄了直面、直接改變現實問題的努力，忽視彼此之間的聯結，卻日益依賴外部施加的秩序，尤其普遍對政府、國家懷有很強的道德預期。

　　這種情況下，學者和知識分子能夠做什么呢?

　　“如何把民眾的道德期望轉化為一種明晰的語言，從而創造一種制度，來保障政府的道德承諾——這可能是我們能做的一件事情”，項飆在一場講座的最后說道：

　　“我們無法通過逃離政府來獲取自由，自由需要建立在和政府積極、直接的互動之上。我們至少應當懂得如何去要求，用什么樣的語言去表達。權利比自由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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