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人們開始對馬克思主義感興趣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個就是：我們如果相信有一條普適性的公式的能夠梳理這個紛雜的世界給我們帶來的困擾的話，那個公式可能就在馬克思主義里面。那好，既然山在那兒，而山不能移動，那我們就朝山走去!但是依我的觀察，大部分同志會面臨兩大關卡，而且多半倒在了第二大關卡上。

　　比如某個同志懷揣對于馬克思主義的向往，走著走著就來到了學校的圖書館，很興奮地徑直走進了圖書分類A。可是一看那排排書架上都是厚厚的大部頭!還都是蒙著灰的——一方面是印刷時間久遠，另一方面則由于不言自明的沒人問津。誒，是去翻開看還是走開呢?這是第一個關卡。

　　倘使我們中的一些人，憑借著天賦或者毅力，克服了種種困難，利用了種種方法，把一些馬列主義的重要著作通讀了。在看完借閱的這批書籍的最后一本并合上封底的時候，伴隨著飄揚上升的灰塵，我們的這位同志仿佛看到了一個金鑰匙發著光懸在空中，如同一次游戲通關后的獎勵，心里吶喊到：我要開始解決這個社會的問題了。我有很多工具。我會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然后，發現以下事實：

　　現實中的很多事情都沒有被馬克思論述過

　　哪怕在馬克思年代被論述過的事情于今也似乎不是完全一樣的

　　馬克思論述過的事情現在已經不存在了。

　　這就是關卡二。

　　針對這第二類關卡，我們今天在這里給大家介紹恩格斯同志的《英國的選舉》。我們試圖通過介紹這篇文章，給大家這樣的一個學習方法：將自己所學到的馬克思主義代入歷史之中，和恩格斯同志一道做一個時政分析的歷史題，看看常被后人們當做參考答案的恩格斯同學的作業優秀在哪里，有哪些值得借鑒之處。通過比對你的和他的作業的區別，就能看出馬克思主義的運用水平的高低了，進而以此指導自己的進一步學習(并不排除比肩甚至超越的可能性!)。我們之所以選擇這個文章，是因為文中所述的英國選舉制度至今存在，而且其作為經典的合法斗爭的平臺在當下還不能說毫無意義。本文中的幾個語音片段的選擇是基于如下考慮進行的：它們從方法論上提供了一定的思維線索，但絕不是說這是一種閱讀思路——您應該自行揣摩，完完全全地將自己置身在歷史場景里做這個作業，這樣通過比對參考答案獲得的知識才是屬于自己的。最后，我們強調指出，這門課的最終考試，終究還是現實中的實踐，而非別的。

英國的選舉

弗·恩格斯

　　1874年2月22日于倫敦

　　英國議會的選舉已經結束。才能出眾的格萊斯頓不能再靠66票的多數統治下去了，他突然解散了議會，在8—14天之內進行了一次選舉，而結果……反對他的卻多了五十多票。這個1867年選舉改革后的第二屆議會，秘密投票選舉出來的第一屆議會，使保守派獲得了穩固的多數。[389]可是，把保守黨分子派到議會中去的，正是那些大工業城市和工廠區，而那里占居民多數的無疑是工人。這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這是格萊斯頓企圖通過選舉來實行政變的結果。選舉是在議會解散后非常短促的期限內進行的，以致某些城市用來考慮的時間只不過是五天，大部分城市不到八天，愛爾蘭、蘇格蘭和農村選區最多也不過十四天。格萊斯頓企圖愚弄選民，但是英國的政變并沒有成功，而企圖愚弄別人的人卻反而害了自己。結果，大批原來是袖手旁觀和動搖不定的群眾也都投票反對格萊斯頓了。

　　其次，格萊斯頓的統治方法粗暴地破壞了約翰牛的固有習慣。約翰牛的目光非常短淺，不是把自己的政府看做自己的主人和統治者，而是把它看做自己的仆人，而且是一個不必預先通知就可以隨時解雇的唯一的仆人。某一個執政的政黨，有時可以由于純粹實際的原因允許它的政府在稅收和財政措施方面有效地表現出一些突然的溫和姿態，但是，要在重要的立法措施方面得到類似的許可卻只能是例外。但是，格萊斯頓卻把玩弄這些立法把戲當做家常便飯。他所采取的重大措施，大部分都使他自己的黨像他的政敵一樣感到突然;這些措施對于自由黨是一種正式的從上面強加于他們的東西，因為自由黨如果不投票贊成這些措施，他們馬上就會使敵對政黨掌握政權。這些措施中有許多(例如愛爾蘭教會法案和愛爾蘭土地法案[390])雖然內容貧乏，但曾使得許多穩健保守的老輝格黨人感到驚恐，而迫使自由黨接受這些措施所用的手段卻引起了整個黨的反感。但是，格萊斯頓并不因此罷休。他還廢除了出售軍職的制度，這件事他毫無必要地向王室求救而不向議會求救[391]，這也使他自己的黨丟了臉。此外他還和一幫令人厭惡的庸人混在一起，這些人的唯一才干就是善于不必要地引起別人對自己的憎恨。其中最突出的是內政大臣普魯斯和倫敦市政府實際上的頭子艾爾頓。普魯斯以對待工人議員粗暴和態度傲慢出名;而艾爾頓完全是按普魯士的方式管理倫敦，——例如他企圖禁止人民在公園集會——，然而，因為這套方式在這里行不通(愛爾蘭人確實不顧禁令，當著艾爾頓先生的面在海德公園里舉行了一次大規模的群眾集會[注：見本卷第210—212頁。——編者注])，所以這就使政府遭到一系列的小失敗，并且威望日益降低。

　　最后，秘密投票使得許多先前對政治漠不關心的工人能夠無顧慮地投票反對他們的剝削者，反對他們正當地認為是代表工業巨頭的政黨——自由黨。甚至在那些大多數大工業巨頭為了趕時髦而轉到保守黨營壘去的地方，情形也是如此。如果自由黨不是代表大工業的利益來與大地產和上層金融界抗衡，那末它在英國就什么也不代表。

　　上屆議會的一般智力水平在中庸以下。其主要成員一方面是鄉紳和大土地所有者的子弟，另一方面是銀行家、鐵路公司經理、啤酒商人、工廠主和其他暴發戶;其中也有一些政治活動家、律師和教授。這些“智力的代表者”很大一部分在這次選舉中都落選了，因而這一屆議會與上一屆議會相比，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專門代表大土地所有者和有錢人的議會。然而它比上一屆議會多了兩個新的因素：即議會里有了兩個工人[注：亞·麥克唐納和托·伯特。——編者注]和將近五十個愛爾蘭地方自治主義者。

　　至于說到工人，首先必須確認，自從五十年代憲章派政黨崩潰以來，英國再也沒有工人自己的政黨。這種情況在這個國家里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里的工人階級從大工業的巨大高漲中得到的利益，比任何地方的工人階級所得的要多，在英國稱霸世界市場的情況下也不能不是這樣;加之這個國家的統治階級除了已做的其他讓步外，還打算逐項滿足憲章派綱領(即人民憲章)所提出的一切要求。人民憲章六點中，秘密投票和取消議員候選人的財產資格限制兩點已經成為法律;第三點即普選權也差不多實現了;完全沒有實現的是后面三點：每年改選一次，發給議員薪金和最重要的一點——劃分居民人數相等的選區。

　　工人由于是通過自己的各種分散獨立的組織參加一般的政治活動的，所以近來他們幾乎是專門作為“偉大的自由黨”的極左翼在活動，既然他們扮演的是這種角色，偉大的自由黨自然要在每次選舉中愚弄他們。但是選舉改革法案[392]一通過，工人的政治地位就馬上改變了。在一切大城市里，他們現在都成了選民的多數，而在英國，無論是政府或議員候選人都喜歡向選民討好。從此，工聯和工人政治團體的主席和書記們，還有其他被認為在工人中有影響的著名工人演說家們，轉瞬之間都成了重要人物。于是，議會議員、貴族和其他出名的惡棍就開始來拜訪他們，對工人階級的愿望和需求表示意外的關切，并同“工人領袖們”討論他們過去曾高傲地嘲笑過，認為提法本身就是可恥的那些問題;這些人甚至還出錢和組織募捐來救濟工人。因此，“工人領袖們”很自然地就產生了一種想法，認為自己應該進入議會;他們的貴族朋友對這一點一般表示同情，但是自然，這只是為了在每一個別場合下盡可能地阻礙工人的選舉。這樣，事情也就停止不前了。

　　當然，誰也不會因為“工人領袖們”想進入議會而責備他們。達到這一目的的最簡捷的途徑，就是馬上著手組織一個具有明確綱領的新的強大的工人政黨。對他們來說，人民憲章就是他們所能希望的最好的政治綱領。但是，“憲章派”——因為憲章派是明顯的無產階級政黨——這個名稱本身很惹資產階級厭惡，于是“工人領袖們”便不是去繼承憲章派的光榮傳統，而寧愿和他們的貴族朋友們進行談判，并且顯出一副“紳士氣派”，而這在英國就意味著按照資產階級方式行事。舊的選舉法曾在某種程度上迫使工人追隨激進的資產階級，如果當改革法案已經使工人至少可以選出60個議會議員候選人時，再強迫他們扮演這種角色就是不可饒恕的了。

　　這是一個轉折點。“工人領袖們”為了進入議會，首先要求助于資產階級的選票和金錢，其次才求助于工人自己的選票。這樣一來，他們就不再是工人的候選人，而變成了資產階級的候選人了。他們不是依靠那個應該重新建立的工人政黨，而是依靠資產階級的“偉大的自由黨”。他們組織了在選舉中互相保護的協會——工人代表同盟[393]，這個同盟的少得可憐的經費主要是從資產階級那里取得的。但是還不限于此。激進資產者十分機靈，他們了解到工人被選入議會是越來越不可避免了;因此，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就把可能當選的工人候選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從而盡可能地推遲他們真正當選的時刻。他們讓倫敦的一位百萬富翁賽米爾·摩里先生來辦這件事，他不惜花費幾千英鎊，以便一方面在這個偽工人總參謀部中扮演總司令的角色，另一方面又借此取得工人之友的名聲，使別人因為他欺騙了這些工人而感激他。大約一年以前，當解散議會的可能日益增加的時候，摩里曾在倫敦的一家小酒店里召集他的忠實奴仆們開會。他的忠實奴仆如波特爾之流、豪威耳之流、奧哲爾之流、黑爾斯之流、莫特斯赫德之流、克里默之流、埃卡留斯之流和其他等人都出席了這個會，這幫人中沒有一個不在上一次議會選舉中拿資產階級的薪俸，替“偉大的自由黨”宣傳，或者至少為此出力效勞。在摩里的主持下，這一幫人擬訂了一個連任何資產者都會在下面簽名的“工人綱領”，這個綱領被當做了強大運動的基礎，它應該使工人更緊密地依附于資產階級的政策，并且像這些先生們所夢想的那樣，應該把這個綱領的“締造者們”選進議會。在這些締造者們貪婪的幻想中，還閃現著摩里的許多五英鎊的鈔票，這些鈔票在宣傳過程中必定會落到他們的口袋里去。但是，這個運動還沒有正式開始，就慘遭失敗。摩里鎖上了他的保險柜，締造者們也就重新退出了舞臺。

　　四個星期以前，格萊斯頓突然解散了議會。常任的“工人領袖們”松了一口氣：或者他們當選，或者他們又將成為報酬優厚的“偉大的自由黨”的巡回宣傳員了。但是，事與愿違：選舉的日期是如此之近，以致他們在這兩方面都受了欺騙。不錯，他們當中有些人是以候選人的身分進行活動的，但是，由于在英國每個候選人要獲得被選舉權就得繳納200英鎊(合1240塔勒)的選舉費，而幾乎沒有一個地方的工人曾經為這個目的組織起來，因而他們之中只有那些從資產階級那里拿到這筆錢的人才能被提為真正的候選人，也就是說，這些人進行活動是得到資產階級上級的同意的。而資產階級使所有的工人候選人在選舉中遭受慘敗，就算盡了他們的責任。

　　只有兩個工人被選入議會，兩個都是煤礦工人。這個工業部門被很好地組織在三個工聯之中，它們擁有相當多的經費，在某些選區里可以希望得到選民中的絕對的多數，而且自選舉改革以來，它們就有計劃地爭取自己的代表直接參加議會。這三個工聯的書記在這次選舉中都被提為候選人;一個是哈利戴，他在威爾士沒有得到什么成功;另外兩個是斯泰福的麥克唐納和莫爾珀思的伯特，他們當選為議員。伯特在他那個選區以外名聲不大;麥克唐納在上次討論礦業法[394]時是煤礦工人的代表，他出賣了他的委托者，贊同在這個法案上再加上一節，這一節是如此明顯地有利于資本家，以致連政府都不敢把它列入自己的法案。

　　但是不管怎樣，冰層總是被擊破了，在歐洲最時髦的辯論俱樂部中，在自命為歐洲第一流紳士的人們當中，出現了兩個工人。

　　和他們坐在一起的至少還有50個愛爾蘭地方自治主義者。1867年芬尼亞起義失敗，芬尼亞社(愛爾蘭共和派)的軍事領導人一個個地不是被捕入獄，就是逃往美洲，從那時起，剩下的芬尼亞社密謀參加者很快就失去了任何作用。暴力起義在許多年內是不可能的了，至少是英國在國外重新陷入嚴重的窘境以前是不可能的了。因此，只剩下一條開展合法運動的道路，這個運動已經在地方自治即“自己來治理自己的地方”的旗幟下開始了。當時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倫敦英國議會把一切純粹有關愛爾蘭問題的立法權轉交給都柏林的專門的愛爾蘭議會;至于純粹愛爾蘭問題應該如何理解，則始終狡黠地不加說明。這個起初為英國報刊所嘲笑的運動具有很大的力量，以致愛爾蘭各個不同色彩的黨派的議員：保守黨和自由黨、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運動領袖巴特本人就是新教徒)都被迫參加了這個運動，甚至一個代表高爾威的道地英國人也參加了。在1848年事件后的普遍反動勢力的打擊下，奧康奈爾所領導的取消英愛合并的運動[395]差不多是和憲章運動同時停止的(奧康奈爾本人死于1847年);自奧康奈爾開始活動以來，議會中又一次重新出現了一個團結的愛爾蘭政黨，這個政黨出現時的環境使它難以再像奧康奈爾那樣不斷地和自由黨妥協，也使它難以恢復奧康奈爾死后個別成員把自己零售給自由黨政府的那種時髦風氣。

　　可見，現在有兩種推動英國政治發展的力量加入了議會：一種是工人，另一種是以一個團結的民族政黨出現的愛爾蘭人。雖然這兩種力量不一定會在這個議會中起重大的作用(工人是一定不會的)，但1874年的選舉仍然無疑是在英國的政治發展上開辟了一個新階段。

　　弗·恩格斯寫于1874年2月22日

　　載于1874年3月4日“人民國家報”第26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人民國家報”

　　來源：《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

　　注釋

　　[389] 9]格萊斯頓由于指望在下院建立自由黨的穩固的多數，便在1874年2月17日宣布他的內閣辭職，并解散了議會。下院重新選舉的結果是350名保守黨人，244名自由黨人和58名愛爾蘭議員當選。2月21日組成了以迪斯累里為首的保守黨政府。秘密投票法(Ballot　Act)是1872年7月18日由議會通過的。——第541頁。

　　[390] 0]愛爾蘭土地法案(Land　Bill)是格萊斯頓借口幫助愛爾蘭租佃者以英國政府的名義提出的，并在1870年8月被通過。附有各種保留和限制的土地法實質上是保全英國大地主在愛爾蘭的大地產的基礎不受侵犯;法案為他們保留了提高地租和把租佃者逐出土地的可能性，而只是規定對租佃者進行的土壤改良工作給予一定的補償并規定了這方面的法律程序。大地主們盡力抵制這一法案的實施，并用各種借口進行破壞。法案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愛爾蘭大農場經濟的積聚和愛爾蘭小租佃者的破產。愛爾蘭教會法案(Irish　Church　Bill)也是格萊斯頓提出并在1869年7月通過的。根據這個法律，英國教會在愛爾蘭與國家分離，并同天主教教會和長老會教會在法律上處于平等地位;但它仍然是剝削愛爾蘭農民的最大的土地所有者。——第542頁。

　　[391] 1]指1871年通過的軍隊改組法，該法案的條款之一是禁止出售軍官官銜證書。這一條在議會內引起了哄鬧，事后格萊斯頓靠了國王的敕令才廢除了出售軍官官銜證書的制度。——第542頁。

　　[392] 2]指的是1867年在英國進行的第二次選舉改革，這次改革使工人階級中有一部分人得到選舉權。——第544頁。

　　[393] 3]工人代表同盟(Labour　Representation　League)創立于1869年。工聯領袖們也加入了同盟，他們力圖保證把“工人”選入下院，竟不惜和自由黨勾結在一起。同盟的活動在1880年以后就停止了。——第545頁。

　　[394] 4]指1872年的“礦業管理法”(《The　Mines　Regulation　Act》)。——第546頁。

　　[395] 5]從十九世紀二十年代起在取消英愛合并的口號下出現的合并取消派的運動得到了廣泛的傳播。英愛合并是英國政府鎮壓1798年愛爾蘭民族解放起義后強迫愛爾蘭接受的。它剝奪了愛爾蘭的最后一點自治權，也使得英國殖民統治更加鞏固。四十年代初建立了合并取消派協會;領導協會的資產階級自由派(奧康奈爾及其他人)卻只是把為取消合并而進行的鼓動看做是愛爾蘭資產階級從英國政府取得讓步的一種手段。四十年代末，由于1848年愛爾蘭革命起義的失敗和隨著反動派在英國和愛爾蘭得勢，合并取消派協會瓦解了。——第5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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