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六下午，批評家、作家、文化研究學者李陀在京做了一場主題為《四十年來中國：時代變遷中的思想立場》的講座。

　　李陀認為當下處于一個消費主義主導的“手機社會”，資本對文化的侵蝕已經滲透到電影、文學等各個文化領域，并提出“文學工業”的概念。

　　他還談到，消費主義生活實踐已經成為我們的主要日常生活，在“手機社會”的“讀屏時代”里，知識分子和大眾的界限已被打破，社會結構出現新的分層。而舊的概念與理論在技術變革、快速變化的當代社會逐漸失去闡釋力。時代呼喚擁有反思力的、真正的知識分子出現。

　　今天，活字君和書友們分享李陀老師在講座中的發言，共同反思在新的文化秩序中，知識分子該何去何從?

“手機社會”中，誰算真正的知識分子？

李陀

　　本文為講座“四十年來中國：時代變遷中的思想立場”現場實錄，有刪節

　　“手機社會”的文化邏輯

　　最近，我跟一些青年接觸的時候，最發愁的是什么呢?是沒有討論。他們都希望老師說，他們就記，記完以后他們就知道這個事情該怎么看、某一個概念怎么定義。這是我很反對的。我們要盡量討論，國內的討論風氣不好，我覺得這是很大的問題。我今天主要想從近些年文化變化和文學與知識分子的關系角度談一下我的意見。

　　我先從昨天的《北青報》說起。昨天的《北青報》的“青閱讀”公眾號發了一篇《文學偶像消亡史》，是很好的一篇文章，我希望大家去看看。我跟青年人在一起有一個麻煩，彼此之間共享的中介特別少。比如現在誰讀過金庸小說，恐怕沒幾個吧?這篇文章就是從金庸去世談起的，談到了王小波、韓寒，它一一介紹這些人怎么迅速地從人們的視野里消失的。

　　原來金庸曾經那么的普及，有那么多的金迷，但是進入90年代以后，金庸熱開始消退。有一陣子讀王小波的書的人非常多，迷戀他的思想、迷戀他的小說的人也非常多，但是這股熱潮也很快退場了。

　　還有一個人是韓寒。韓寒的博客一度有幾千萬的粉絲，不得了。當時不但年輕人，而且很多中年人也都看韓寒的東西。但是想不到韓寒今天也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了。

　　這篇文章里講了兩件事情很有意思。年紀大一點的人可能還都記得，在80、90年代流行一個說法：那時朋友見面彼此都問，如果你去一個孤島你帶哪一本書，有人說帶金庸，很多人說帶杜拉斯的《情人》，還有人說帶《茶花女》。昨天那篇《文學偶像消亡史》的作者問幾個年輕人帶什么書?他們回答：帶一個手機，還有一個充電寶就可以了，我什么書也不帶。這個讓我也很感慨。

　　文中還提到有一個叫“七七”的女生，記者問她，你們幾個朋友湊在一起吃飯的時候討不討論問題?七七回答說討論什么問題，我們每個人坐在那兒就是看自己的手機，用不著說一句話，吃完就散。

　　這個閱讀現象帶來的文化形態已經發生這么大的變化了，不止是金庸不再被人閱讀，不止是王小波不再被人關注，也不止是韓寒從人們的眼中消失，甚至人們不再閱讀。那么這里就帶來兩個哲學性的問題：

　　第一，我覺得我們現在是一個“手機社會”。過去搞社會學、搞文化研究的人，或者是搞思想史的人都有各種各樣的命名，比如后工業社會，后現代主義社會，消費主義社會。我覺得索性不如就叫做“手機社會”。

　　在“手機社會”中，我們的日常生活、社會生活，包括我們的政治生活，都發生了根本變化。有了手機以后才可能出現剛才的現象，幾個朋友吃飯不用說話，每個人都在看著手機。手機就構成了另外一個空間，人們都在那個空間里生活。這個空間是無限的豐富和廣大的。最近流行的是什么呢?是短視頻、是抖音，是遠超出我們個人生活經驗的光怪陸離的世間萬象。手機創造的視覺空間、網絡空間是多么開闊。

　　在手機的影響下，我們現在真正的日常生活也不那么重要，而進入了網絡世界所展示的日常生活才是我們主要的生活。所以這帶來一個問題是哲學性思考，作為一個存在的基本形式，時間、空間是不可能改變的，但是人對時間的感受，對空間的感受都發生了變化。

　　時間不再是連續的，時間已經斷裂了。比如說現在的年輕人不知道金庸，不知道王小波，不知道韓寒。歷史也不用往遠的說，唐、宋、元、明、清，就不用說了。僅近幾十年的歷史也已經在消亡。人們對時間沒有直接感受，人們只接受當下手機給他的時間，這是非常嚴重的一件事情。

　　那么空間也變了，我們可以坐在一起吃飯，但是我們其實不在一個空間里，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空間，這是一個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現象。

　　我們熟悉的時間秩序性在被破壞，我們熟悉的空間性在被破壞。從20世紀末到現在，在這幾十年當中，文化形態正在發生前所未有的變化。為什么發生這樣的變化?這樣的變化怎么引起的?解釋起來非常復雜，可能有很多原因。但是我覺得有一個原因是被學術界或者是批評界所忽略的——文化的民主化。

　　“文化民主化”的利弊

　　應該說從20世紀初開始，文化民主化進程會越來越快。在19世紀，文化還是有階級屬性和社會屬性的。比如說教育是少數人的特權，休閑是少數人的特權，文化娛樂是少數人的特權。我們今天看作很平常的事情，比如說旅游，在19世紀旅游一定是資產階級和貴族夫人的特權，普通人是不可能旅游的。所以大家如果愿意看19世紀的小說，或者是19世紀的歷史書籍，那個時候旅游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而最主要的變化發生在教育領域。過去受高等教育、讀博士也是上層階級的事情，可是現在讀博士的人不算什么，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也不算什么，中學教育普及更不用提。

　　所以文化民主化導致過去的文化特權和文化秩序完全被打亂，當然舊的文化秩序還是有一些殘余的東西：比如有一些農村孩子還不能上學，旅游還是中產階級和富人共享的文化特權。

　　不管怎么樣，文化的民主化帶來了千百年來，或者是幾千年來文化秩序的變化。這個變化積極的一面、革命的一面，就是在文化面前人人平等。最近由于網絡世界的出現，寫作也變得平等。在過去寫作也是少數人的特權。比如說托爾斯泰是貴族，卡夫卡出身富裕中產階級家庭。

　　窮人直接進入寫作領域的很少，其中一個是高爾基，高爾基的出現讓俄國非常震動，因為寫作是貴族的事，托爾斯泰是貴族，以往的寫作者都是貴族。怎么突然出來一個流浪漢?當時俄國的上層貴族社會不知道拿他怎么辦，甚至有很多人很生氣，這么一個粗鄙的人，他憑什么寫作，他沒有資格進入我們的文學行列。

　　高爾基，于1868年誕生在伏爾加河畔一個木匠家庭。4歲時父親去世，他跟母親一起在外祖父家度過童年。10歲那年，高爾基開始獨立謀生。他先后當過學徒、搬運工、看門人、面包工人等，切身體驗到下層人民的苦難。在此期間，他發奮讀書，開始探求改造社會的真理，逐漸成長為前蘇聯著名作家、詩人、評論家、政論家、學者。

　　這足以說明文學寫作在很長時間里是一種特權。但是現在由于網絡世界的出現，在文化民主化的新的發展階段里，人人都可以寫作，人人都可以發表，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但是文化民主化也帶來了讓人憂心的一面，讓人不安的一面，讓人焦慮的一面，是哪些呢?在二戰以后，在20世紀70、80年代以后，特別是在全球化以后，文化的民主性被資本主義消費主義給抓住了、給利用了，消費主義文化開始大行其道。本來消費主義文化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就存在，但是規模很小。但是到二戰以后，通俗小說出現，特別是好萊塢電影的出現，使得大眾文化突然得到了現代工業的支持。

　　在歐洲，上個世紀70年代以前有一個說法叫“作家電影”。在歐洲，電影導演被尊重為作家。拍一部電影跟寫小說是一樣的，這個導演像作家一樣充分地表達他個人對世界的看法，他個人對世界的態度。所以造就了歐洲電影在20世紀幾十年的繁榮。誰知道法國新浪潮?誰看過特呂弗的《四百擊》?特呂弗的影片就是典型的作家電影，但好萊塢不是，好萊塢是制片人的電影，是出錢人的電影，是嚴格的工業流水線制作而成的電影。

　　《四百擊》，由弗朗索瓦·特呂弗執導，于1959年6月3日在法國上映。

　　該片講述了十三歲少年安托萬在學校偷打印機被繼父送到青少年罪犯拘留所所發生的一系列故事。

　　比如說著名作家海明威，還有劇作家奧尼爾，到好萊塢發展后鬧得非常不快，后來終生都與好萊塢交惡。他們以為在好萊塢是可以自由寫作的，結果發現他的故事寫完以后就沒有他的事兒了，對白、情節、高潮是另外有人寫，劇本就是一個流水線，拍攝也是流水線。

　　所以美國的導演金•維多那時候就說這不是我的電影，這是制片人的電影。為什么?因為他無論拍幾萬支膠片，如何剪輯都是按照老板和制片人的意志，有時候導演看到剪出的片子都哭笑不得，跟他原先的設想完全不一樣，他都不認識這是他拍的電影。所以有了好萊塢以后，文化生產就有了一個model(模型)，于是文化的工業化迅速地普及到文化的各個領域。

　　最后就是文學，在中國近幾十年文學發展地很快，我創造了一個詞叫“文學工業”。我們過去搞文化研究、搞電影史、電影批評的人都知道電影工業，現在中國開始出現了文學工業。為什么呢?就是一條龍式的寫作生產模式，寫作的管寫作，編輯的管編輯，出版的管出版。小說寫作也開始像電影制作那樣被生產化。

　　這說明消費主義和商業化帶來了一個重要的現象：文化和經濟的界限被打破。以前文化是文化，經濟是經濟，文化和經濟兩個領域有接軌有交叉，但是有明確的分野。但是隨著全球化的進程帶來的消費主義，使得在21世紀初特別是在今天，經濟、文化已經完全混為一談，我們很難說有一個完全的文化，每一種文化現在都是商品，每一種文化生產活動都是一種經濟行為。

　　這一現象在中國就是這么徹底、這么糟糕。我在美國沒有看到這么徹底的(文化商品化現象)。我們這幾十年改革開放走得比美國遠得多的多。所以這就帶來了我們日常生活實踐的消費主義。

　　日常生活實踐的消費主義

　　今天我們讀盧卡契的理論著述，會認為他的觀點非常恰切地闡釋了我們當下的社會狀況。盧卡契認為，日常生活實踐才是意識斗爭的主要戰場，所有真正的價值，美丑、善惡、道德，真正發生的地方、真正爭奪的地方，都是在日常生活實踐里。但我們總是忽略了日常生活實踐。我們總是在階級斗爭里、在社會運動里，才注意到意識形態問題，但是現在不了。

　　盧卡契，現代匈牙利美學家、文藝批評家、哲學家。盧卡契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歷史觀點進行美學研究，并第一個證明馬克思主義美學體系的獨立性，認為其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有機組成部分，是對以前美學特別是黑格爾美學的揚棄和根本改造。他認為，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勞動改造人，精神生產和物質生產發展的不平衡，資本主義制度下人的異化等學說對美學研究有重要意義。

　　現在由于文化民主化和消費主義打破了文化和經濟的界限，形成一種新的文化經濟秩序，所以現在的日常生活實踐就具有了過去的日常生活實踐所沒有的品質，消費主義生活實踐成為我們的主要日常生活。我們已經不可能離開品牌、離開趣味、離開美、離開丑、離開所謂的個性來生活了，而所有這些東西都跟商品相關。這就帶來了我剛才說的那些現象，形成“手機社會”。

　　“手機社會”的主要特征，我個人認為是日常生活實踐的消費化，而這個日常生活實踐包括兩個層面：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我們仔細想想“手機社會”所帶來的消費主義是否貫穿我們整個日常生活。比如說現在兩個人談戀愛一定要通過手機，一定要說你今天沒給我一個贊，我就不高興。實際上我們的生活已經完全被扭曲，不知不覺我們就掉入了消費主義的陷阱里。我們在物質和精神層面上，某種意義上都變得有一種非人性質。因為我們現在被手機消費了。朋友們，你們老是說我在消費手機，其實是手機在消費我們。

　　誰是知識分子？誰是大眾？

　　回到我們的主題上，這種現象帶來一個什么問題呢?帶來我們知識分子的麻煩。“知識分子”這個詞在俄國是一個了不得的詞，必須是有特殊的歷史使命感的人才能叫知識分子。而在中國，過去好像上了高中、大學畢業，就都是知識分子。

　　但是大家注意到了沒有，知識分子的身份其實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我這么說吧，將來一個人要不是大學畢業生要進入勞動階級大概都困難，我們過去老以為自己只要大學畢業，就是中產階級的后備軍，就準備進入中產階級，如果不進入中產階級就是社會不公平或者是自己不努力。

　　但是實際上當文化民主化進行到這種程度，當我們的日常生活實踐被這樣徹底改造的時候，知識分子再沒有這種優越性。知識的品格和知識分子的身份都在發生深刻的變化。

　　所以我猜將來社會三種成分最多：一是馬化騰、馬云、王健林，我也不知道怎么命名，姑且叫資本家階級，或者是超富人階級、超富豪階級;二是中產階級或叫小資產階級。我覺得在中國叫小資產階級比較合適，我在好多訪談和文章里也討論過;三是勞動階級。

　　我為什么強調這個呢?過去我們認為勞動階級一定是農民工、一定是在富士康流水線打工的工人，我覺得現在恐怕不是這樣了。我認識不少朋友是坐在寫字樓里用電腦辦公，依靠腦力勞動來打拼的，我仍然叫他勞動階級。除非他通過打拼實現了階級躍遷，買了車、房子，年收入超過30萬，那他才開始勉強躋身小資產階級。

　　總而言之，這三個社會群體將來都擁有知識，知識不再有什么特別的含義。這個時候就有一個問題，知識分子在哪里？誰算是知識分子？如果說像金庸這么快就被遺忘了，王小波被馬上遺忘，韓寒也被迅速遺忘，知識分子還可以起什么作用?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

　　我們過去認為，知識會幫助我們認識世界，但是在“手機社會”里，人們不是靠知識來認識世界的，是靠信息來接觸世界的。系統的知識在零散的信息面前毫無優勢。這時候我也看到很多知識分子都敗下陣來，自覺地進入“手機社會”，干脆繳械投降。他的學術搞得馬馬虎虎，書寫得亂七八糟，看學術論文都是在手機上看，能看仔細嗎？

　　“手機社會”改造了我們所有的文化，尤其也改造知識分子群體，我覺得這事非常麻煩，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是大眾。我們老是說大眾，已經說溜嘴了。然而進入一個“手機社會”以后誰是大眾？難道我們面對手機的每個人不都是大眾嗎？

　　當然有時候做文化研究的人可以給自己做一些辯解。比如說我剛開始看直播的時候特別驚訝，這是什么東西啊?給一些知識分子放直播視頻的時候他們會有一些鄙夷，認為這是垃圾，尤其是看到東北的那些直播還有各路網紅。于是我就有一個疑問，為什么這么多直播網紅和視頻?后來我看了一篇文章才知道，是二、三線城市和縣級城市的幾千萬乃至上億的青年在支持直播，他們在看。

　　知識分子不看，但有一個龐大的群體在看;你覺得這些東西是垃圾，但是這些小鎮青年就是靠這個來打發他們空虛的時間的，那怎么辦?所以我覺得頂多這時候我們可以說那二三線城市的幾千萬人是大眾，可是我們有很多知識分子也在打游戲，有那么多知識分子在網上看那些偽學術，(這些知識分子)不也是大眾嗎?

　　所以在手機社會里大眾的含義也在發生變化，上層跟下層的界限正在打破，這是非常非常深刻的變化。

　　我們原來認識世界的框架合知識體系，所有的理論和方法，現在都在出問題，都在這個日趨復雜的現實面前失去了闡釋力。

　　我在好多群里跟一些年輕的朋友一起討論這些問題。那些年輕朋友就說：你說的都對，可我們該怎么辦呢?我就很軟弱很心虛地說去讀好書，讀19世紀偉大的經典作品。他們說那些不好看。我問他們什么好看?他們說《白夜行》好看。我都要暈過去了，我們就沒有辦法交流了。所以這時候我覺得我們需要討論的問題，是到底哪些人構成了知識分子，成為知識分子是不是一定要有某種條件，除了獲得某種專業知識之外，還要有某種條件。

　　人最根本的特征是反思

　　最后，我從一個新聞說起。今天我看新聞得知劉慈欣被授予2018年克拉克想象力服務社會獎。11月8號，他在美國領獎時有一個演講，在演講中他提出人類最寶貴的是想象力。

　　我想在這兒跟劉慈欣做一點爭論，我認為不是。因為生物學家、人類學家做了很多實驗證明很多動物都具備某種想象性思維能力。比如烏鴉會把石頭扔到在碗里來取水，還有猩猩會用樹枝伸到蟻穴里取螞蟻吃。沒有起碼的思維能力，這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認為人類最根本的特征是反思。只有人能反思，其他任何生物是不可能反思的。宇宙里、地球中有那么多生命，只有人這種生物是可以反思自己的，但不是所有人都具備這種能力。只有掌握了知識的人，而且認識到知識是我們進行自我觀察、自我認識、自我批評渠道的人，我覺得才是一個有反思能力的人。如果沒有知識的話，是不可能進行深刻反思的。

　　我推薦年輕的朋友讀一本書，不好看，但是我們咬著牙看，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這本書里的主人公，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創造的一個反思者的典型形象。

　　《罪與罰》是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的長篇小說，也是其代表作。

　　小說描寫窮大學生拉斯柯爾尼科夫受無政府主義思想毒害，認為自己是個超人，可以為所欲為。為生計所迫，他殺死放高利貸的老太婆阿廖娜和她的無辜妹妹麗扎韋塔，制造了一起震驚全俄的兇殺案。經歷了一場內心痛苦的懺悔后，他最終在基督徒索尼婭姑娘的規勸下，投案自首，被判流放西伯利亞。作品著重刻畫主人公犯罪后的心理變化，揭示俄國下層人民的苦難生活。

　　他是一個殺人犯，他是一個大學生，也是一個知識分子。他用斧子砍死了一個放高利貸的老太婆。他殺她之前有一個想法，他說如果我把她的錢拿來做對人類有益的事情，是殺人重要還是獲得這筆錢對人類做貢獻更重要?他認為既然我有這么充足的道德理由，這個老太太也沒有什么用了，她老了，我把她殺死，道德上我應該是沒有什么問題的。但是把她殺了以后他沒有一天靈魂是安寧的。

　　這部小說很典型，一個知識分子，如果有反思能力，他就是一個真正的人，而且是一個能拯救人類的人。這種反思力，能讓我們在日常生活實踐里被消費主義引到泥淖中后，擁有從不自覺的境地里將自我拯救出來的可能性。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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