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大熱的美食紀錄片《風味人間》，把所有觀眾給看餓了，它深諳土味美食與自然環境的關系。再往前些，還有《人生一串》、《深夜食堂》、《孤獨的美食家》等形形色色的以美食為題材的影視作品。它們能大火，即根植于我們內心永恒的對美食的欲望。

《風味人間》劇照。

　　然而，今天的城市人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食物困惑癥。我們吃的魚肉蛋奶、水果生鮮似乎都變得越來越沒味兒;不時見諸報端的新聞讓我們對食品安全充滿警惕;轉基因食品成為懸而不決的爭議......

　　事實上，食物不僅是口感問題，也是一種政治。新京報就此專訪了人民食物主權發起人之一、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的嚴海蓉教授。

　　采寫 | 新京報記者 董牧孜

　　想要“做一個幸福的人”，總要與好的食物打交道才行——“從明天起，關心糧食和蔬菜”，海子在《面朝大海，春暖花開》里的詩句誰都記得。食物是人類每天都要面對的最基本問題，然而，今天的城市人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食物困惑癥。從前的菜有菜味，肉有肉味。然而，今天我們買到的蔬菜與肉卻越來越“沒味兒”了，工業速成的口感越來越重。比“難吃”更糟糕的，是食品安全問題愈發凸顯，轉基因的使用令人困擾，不健康的外賣與劣食遍地生長。

　　當大量的工業加工制品、添加脂肪和糖滲透到我們的飲食結構之中，整個社會都在發胖——肥宅從來不是一個人的問題。對于謹小慎微者而言，飲食變成了一件需要精細計算的科學解題。最顯著的表現便是營養專家和營養咨詢師大行其道，邁克爾·波倫(Michael Pollan)在“飲食覺醒”系列著作中稱之為“營養主義的時代”：“飲食”變成了一件需要被指導的事情，仿佛人不是生來就懂得“吃”似的。然而，在尋求健康飲食的道路上，最精明的消費者也可能是愚蠢的。

　　In Defense of Food

　　作者: Michael Pollan

　　版本: Penguin Press  2008年1月

　　那邊廂，名目繁多且售價昂貴的天然食品、有機食品不斷興起。美國的全食超市(Whole Foods Market)或許是個典型案例，他們透過認證制度給予那些“有來頭”的食物以名分，以散文詩般的語言描述那些生態食品的出身：這塊肉來自一頭一生“住在美麗地方”的牛，或是一只“自由散養雞”。然而，當“有機”被納入一個龐大產業的鏈條時，“超市里的田園詩”實質上更多是營銷話術的炮制而已。

全食超市

　　假如我們嘗試勾勒一幅今天城市中產階級所處的食物全景，便不難發現，食物不僅是口感問題，也是一種政治，是社會經濟結構和城鄉互動的一種結果。

　　整體而言，城市人與食物打交道的方式已經深刻改變了。在超市或外賣網訂購的食材干凈體面，不見泥土，這些看不見來龍去脈的食物也將背后真實的生產關系和城鄉關系隱匿起來。城鄉割裂故事的另一面是農村的景觀化，在今天，看直播、上快手圍觀“土味文化”成為了一種時髦。烤竹鼠的野趣，令屏幕之外的城市人垂涎欲滴。更有許多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的年輕人，迷戀著日本電影《小森林》里那種清新脫俗的鄉村意象，“回家種田”的浪漫敘事成為今天城市中產階級想象務農的流行模板，務農被詮釋為一種生活方式的自由選擇，或是一個人的自然救贖。

　　只有反思我們的飲食變遷史，才能弄清每個人今天所面臨飲食的難題。10月26日-28日，“人民食物主權”網絡在以農民合作經濟聞名的山西省永濟市蒲韓鄉村，舉辦了五周年年會“生態農業與合作經濟”。這個由來自大陸、香港、臺灣兩岸三地等多所高校的師生、NGO工作者、媒體人和民間實踐者等發起的網絡，在食物安全、三農問題、生態農業及合作經濟等方面給參會者們帶來了很大啟發。

　　為什么我們的食物失去了原有的味道?今天風靡的土味文化透露出怎樣的農村危機?媒體青睞的那種清新自然的小農生活，與真正的生態農業有怎樣的距離?今天我們需要怎樣的小農，怎樣的鄉村和怎樣的集體?就此，新京報書評周刊記者專訪了人民食物主權發起人之一、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的嚴海蓉老師。

　　在她看來，今天我們關心糧食和蔬菜，不只要關心口感問題，也要從我們日益不安的食物消費之中窺見世界農業的整體性危機：化學農業，轉基因及生態問題。轉基因最深刻的危險，或許是大資本對生命體的知識產權壟斷。而在世界尋求食物主權，是一場從無地農民到城市主婦、從耕作者到消費者的多面反擊。

　　土味文化與農業危機

　　新京報：為什么今天城里的蔬菜越來越“沒味兒”了？小農時代不會有這種味覺純正性的困擾，工業化大規模生產的果蔬或養殖肉類為什么難吃？

　　嚴海蓉：單就食物來談食物、就味道來談味道是不可能的。要理解為什么我們今天的食物越來越不對味，就不能將其與食物的生產環境、生產關系和生產方式切割開來。食物的味道是怎么來的?這涉及人與自然的關系，也涉及人與人的關系，涉及農藥、化肥和種子，以及土壤、水質、空氣和生物多樣性問題。所有作物都是生命體，都會跟周邊一切因素發生關系。而農業是一個有自身邏輯的體系，不能只強調經濟的面向，而忽視了其生物的、社會的邏輯。

　　新京報：近年，很多“關心糧食和蔬菜”的城市人開始回歸鄉村，一種務農的新意象相伴而生。在《六 : 一個日本人在大理的耕食與愛情》這樣的書中，主人公不想過食不知味、消費至上的都市生活，而是推崇像真正的農民那樣去勞作，做自然農法的傳承者。怎么看待今天這種浪漫化的、返璞歸真的農民意象？

　　嚴海蓉：我們對于務農新意象、以及食物“土味”的訴求，凸顯出人們已經意識到化學農業的嚴重危機，包括化肥、農藥造成的生態破壞等等。回歸農村作為一種個體選擇，是可以理解和同情的，他們在尋求另外一種選擇。問題在于，這種以改變自己(以家庭為單位)生活方式為目的的另類選擇實際上是不可持續的。因為自然生態是沒有邊界的，當大生態在沉淪時，“特供”的小生態也難以維持。如何尋求對整個體系的反思和改變，或許這是城市中產消費者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如果他們愿意和農民一起參與到農業合作化之中，那就不一樣了。

　　《六 : 一個日本人在大理的耕食與愛情》

　　作者: 上條遼太郎 / 蘇婭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8年8月

　　新京報：除了浪漫小農，今天的新媒體也塑造了一種景觀化、碎片化的農村新意象：“吃竹鼠”、“烤野味”的土味文化。你怎么理解今天農村意象的流轉和變化？舊三農問題說“農民真窮、農村真苦、農業真危險”，今天土味文化的呈現看似與之相去甚遠？

　　嚴海蓉：你提到這一點非常有意思。在今天，土味文化景觀的呈現者很可能就是那些原來在城市打工、后來回到農村的人，或是由農村生活的人提供視頻素材，經過團隊剪輯而成。這些視頻將農村與土味連在一起，以新的消費主義文化視角來景觀化農村，就會出現你說的碎片化問題，它所提供的是另外一種消費風味。

　　從舊三農問題到今天的土味文化，發生了關鍵的視角變化。90年代提出的三農問題主要從農村視角、城鄉關系出發，比如關注農民的困境、農業的境遇。因此，舊三農問題是把農村問題化，今天的土味文化是把農村消費化。這背后一方面與我們今天消費文化和新媒體的爆發密切相關，另一方面也體現出農村生產關系的轉變。今天社會上把農業問題變成消費、口感和風情的問題，真正的問題反而被遮蔽了。

　　舊三農問題不是不存在了。原來講“農業真危險”，今天的農業依然要警鐘長鳴。中國現在的進口糧食越來越多，中美貿易戰凸顯了這一點，大豆首當其沖，它涉及最基本的糧食安全問題。還有農民的問題。國家今天推動的農業生產方式是規模化、化學化的農業，這某種意義上與生態文明相抵觸，也是去小農化的，小農在逐漸“被消失”。

　　《呼喊在風中：一個博士生的返鄉筆記》

　　作者: 王磊光

　　版本: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6年1月

　　新京報：今天城市中產階級對于食品安全有很深刻的危機感，但這種主流認識又存在深刻的局限性。一方面，對于城市人而言，由于今天的生產關系完全被隱藏起來了，我們看不見食物生產的整個社會鏈條，因此缺乏進行結構性反思的切入點。另一方面，盡管很多城市新中產都是從農村走出來的，但今天他們對于城鄉關系的理解越來越與過往的生命經驗相剝離。很大程度上，這受到我們今天高度網絡化、個體化和碎片化的生存狀態所影響，此前農村生活的切身體歷很難構成我們理解社會關系的鮮活參照，或是再度成為可以深刻卷入的空間。前幾年返鄉書寫的流行（以《一位博士生的返鄉筆記：近年情更怯，春節回家看什么》為代表），恰恰反映出這種城鄉割裂之下的掙扎內心。

　　嚴海蓉：你所提到的現象，是今天生產和消費、城市和鄉村關系被割裂之后所造成的認識問題。一方面，我們都知道食品安全有問題，但是不知道問題從哪里來，不知道消費的前因后果。另一方面，我們對于發展和現代化的想象也存在問題。所謂的現代化，一直是對鄉村的改造，而不是對城市的改造;換言之，現代化變成了拋棄鄉村的元素或者鄉村的城市化過程。因此如果講生態文明，那么消費要改造，城鄉關系也要重新改造，什么是現代化要反思。

　　舉個例子。我們這些上世紀60、70年代出生的城市人，很多都在小時候被父母送去爺爺奶奶生活的鄉村撫養，上小學時再接回來。我的很多大學同學是來自城市，但兒時都有農村生活的經驗。那個年代的父母覺得把孩子送去農村是很自然的做法，然而今天幾乎沒有父母會想要把孩子送去農村撫養。這說明了一個很大的問題，以前城市的父母們是可以把下一代放到農村，托付給上一代撫養的——孩子就是未來;未來和過去、城市和農村是相互連接，沒有巨大的隔閡。但是今天，城市的父母不再把下一代托付給農村了。這一件小事之中透射出巨大的城鄉割裂，以及城市對農村的摒棄。如果可以從消費出發來反思生產層面的問題，就能開始重新建構我們今天的城鄉關系。

　　在全世界尋求食物主權：城市主婦的反擊

　　新京報：這就意味著今天的城市消費者需要被“再教育”。你的同事古學斌老師提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根據他的接觸和觀察，今天中國大陸熱衷購買生態食品的中產消費者主要是為了自身和小家庭的健康；而臺灣的生態消費者則更能夠將自己的購買行為，與整個社會綠色環保的訴求建立聯系。這種消費意識的差距，跟我們社會的現代化發展程度有關嗎？

　　嚴海蓉：一方面，臺灣經歷環境危機的時間比大陸要早。上世紀80年代他們就出現了鎘米事件，出現了對美國杜邦公司設廠的抗議，80年代已經深感環境危機的嚴重。相反，中國是在90年代晚期市場改革深化時才真正感受到工業化及規模化農業造成的環境危機。另一方面，臺灣的社會組織介入得比較多，今天大陸也在努力嘗試喚醒消費者的環保意識。

　　不過，生態的消費觀不必然與社會發達程度直接相關，而是更容易受到地區餐飲供應鏈的商業結構影響。香港也是所謂發達的地區，但在食品消費方面做得非常不好。香港學校乃至整個城市的連鎖餐飲供應，被幾家大公司壟斷，社會介入的力量非常小;而臺灣的民間力量可以直接介入校園午餐，推動政府加強對基因改造(簡稱基改)食品的管控，倡導非基改的校園午餐。

　　新京報：我們餐桌上的食物來自種子，但今天的小農正逐漸喪失擁有種子的權利，像孟山都或杜邦那樣的跨國生物科技公司，擁有基因改造技術，透過控制種子來直接影響全球的食品及農業網絡，甚至影響到國家的糧食主權。面對如此復雜的結構性問題，消費者的飲食覺醒或反抗要在什么層面上行動才會有力量？

　　嚴海蓉：跨國資本的運作覆蓋了全世界。對它的反抗不只來自農村，也來自城市;不是以國家為界限，而是跨國的。不管拉美和非洲的農民運動，還是美國等地的消費者運動，都有食物主權的訴求。

　　反孟山都游行是一個很有趣的例子。孟山都(2018年被拜耳收購)是世界上最大的轉基因種子供應商，原來是一個化學藥品公司，世界衛生組織認定孟山都除草劑的主要成分草甘膦很可能會致癌。反孟山都游行是2013年由一位美國加州的家庭主婦發起——她是一個城市人、消費者和媽媽，那年加州的基改食品標簽法案因為孟山都等公司的阻撓未能通過。一開始她只是想要通過社交媒體反抗孟山都，沒想到她發出的號召卻在世界各地得到了大規模的響應，可以說這是表達了一種時代的需求。今年5月份，全球反孟山都游行在六大洲的數百個城市舉行，抗議孟山都與德國農藥及轉基因巨頭拜耳的合并。

　　再比如，2016年，荷蘭海牙召開了國際孟山都民間審判。這是一個象征性的法庭，評估孟山都對環境、健康和人類造成的侵害。雖然我們不能在官方法庭控告孟山都，但是公道自在人心。這些都是努力、是運動的一部分。

　　新京報：相比孟山都的世界游行，種子問題在中國的關注度要低很多，人們更為留意的是霧霾、有毒食品和藥物安全等切身可感的問題，似乎很難在農業種子與自身飲食之間直接建立聯系？

　　嚴海蓉：美國是轉基因作物種植大國，城市人也是孟山都的受害者。最近就有一位身患癌癥的美國加州園丁在法庭上控告孟山都，法庭責成孟山都賠償這位患者2.89億美元。含草甘膦的農藥品牌農達在城市園藝中被廣泛使用，從草甘膦致癌的問題到種子壟斷問題，大家對轉基因很不放心，對資本壟斷科學的話語權、對科學的異化很不滿。

　　我們今天追求種子的權利，既是從自身做起、從社區做起的在地化的行動，同時也具有跨區域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義。在地種子的保護必須因地制宜，而且它們與環境和生態保持同步進化，具有鮮活的生命力，這是種子庫的冰凍儲藏所不能替代的。

　　資本運作是多層次的，我們的回應也要是多層次的。在種質資源保護、在生態多樣性問題上，我們也需要關注國家這一層面，要把國家看成是一個應該去積極爭取的場域。比如古巴的生態農業就是在國家和社會層面同時展開，這是一種非常有意義的啟示。

　　轉基因，是對生命體的知識產權壟斷

　　新京報：你對轉基因的質疑主要針對哪些方面？

　　嚴海蓉：多方面。首先，盡管有些人認為轉基因健康安全問題的答案懸而未決，但目前很多證據表明我們至少不應該假設它沒有問題;第二，轉基因并未帶來原先承諾的好處，比如作物增產和減少農藥使用這兩點，科學證據表明是站不住腳的。對比歐洲的常規大豆與玉米和美國的轉基因的大豆、玉米的長期數據，以二十年為考察期，會發現所謂的轉基因品種對比常規品種并無優勢可言。它的壞處是對生態多樣性破壞極大。基因漂移污染非轉基因作物，還造成蜜蜂、蝴蝶的大量死亡，因此影響到所有依靠這些昆蟲傳授花粉的作物，整個生物鏈都會受到影響。很重要的一點是，轉基因的知識產權是針對生命體本身，是資本對于生命體的知識產權壟斷，這在人類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新京報：就你的田野調查和鄉建經驗來說，國內農民是如何看待轉基因的？

　　嚴海蓉：2014年，我們曾做問卷調研，了解農民是否聽說過轉基因，對轉基因的懷疑有多少。當時有八成農民還沒有聽說過轉基因，聽說過的也有人把雜交和轉基因混為一談。直到最近，農民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仍然是電視，但是電視上很少呈現這些東西。中國的國家政策是主糧不允許種植轉基因，但是新聞時常有報道轉基因種子非法流入種子市場的問題。記者金微曾經報道農民從自己的經驗里發現問題，比如他們發現豬吃了轉基因的飼料會出現生育能力下降等問題，德國、丹麥的農民也有類似的發現。事實上，世界各地的農民對于轉基因都有自己的觀察，盡管他們的觀察結論為精英們所不屑。

　　新京報：如何理解今天國內的轉基因爭論？

　　嚴海蓉：愛因斯坦是這么區分科學和技術的：科學家是發現已經存在的東西，而工程師是創造以前沒有的東西。轉基因是一項技術，對中國和世界農業有全局性的影響，因為它極度破壞種質資源的公共性、廣泛地影響生態多樣性，涉及地球人的吃飯問題。轉基因技術的利益盤根錯節。幾年前，中國對于轉基因的爭論和質疑還是比較多的，此后農業部等方面介入，官方媒體空間里關于轉基因問題的討論空間逐漸壓縮。一方面，由于轉基因技術開發本身受到國家項目支持，培養出來一大批借此獲得研究項目的人;另一方面，它跟資本也聯系得非常緊密，很多公司希望通過轉基因研發來開拓新市場，這種思路也滲透到農業院校，使得轉基因技術與利益之間很難脫鉤，影響到整個話語生態。近來我觀察到也有一些松動，比如《參考消息》就報道了一些關于轉基因作物草甘膦的危害問題。資本對科學的話語權壟斷幾乎已經是全球性的問題，但據我所知，菲律賓、美國、歐洲等都有科學家和農民聯合起來研究轉基因的問題和危害，生態農業就是他們的面向之一。

　　生態農業不是要“回到過去”

　　新京報：提起生態農業，人們常常覺得是要回到從前的傳統耕種？

　　嚴海蓉：生態農業不等于傳統農業，是對傳統農業的揚棄。傳統農業也有一些不太科學的地方，大家對傳統農業有生產效率和糧食產量很低，會有一種大家吃不飽的想象。生態農業不是要排除科技成分，而是在傳統農業的有益經驗上形成新的科學化種田方式。

　　今天的所謂高科技農業是排斥田野經驗的，它本身在實驗室里完成，其技術方式也排斥農民技能。當化肥、農業送到農民手里時，農民必須要聽推銷員告訴他們如何使用。但生態農業必須要講究因地制宜，尊重自然生態體系，生產者也需要知識化。這不是“回歸”，而是向前進。

　　新京報：很多人將工業化農業看成是先進的，這同樣是一種認識誤區？

　　嚴海蓉：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我們對工業化農業的看法要與時俱進，而不能一成不變地認為工業化農業就是“先進”的。如果在20世紀中期，工業化農業在第三世界的推廣—當時叫綠色革命--有一定的先進性，今天我們面臨新的條件和問題：資源的有限性日益突出、生態多樣性在迅速流失、大量溫室氣體排放導致氣候變化的危機。在這些新的條件下，我們需要對高度依賴石油化工、產生大量溫室氣體的工業化農業有新的認識和評估。《每月評論》2014年出過一篇文章，作者Kohei Saito根據馬克思的倫敦筆記，追溯了馬克思本人對所謂“現代農業”從贊賞轉為批判的過程。所以，資源有限的條件下，所謂的“先進”反而是可持續性的障礙。

　　古巴和朝鮮的農業差異恰好能說明這個問題。1990年蘇聯解體后，古巴經濟遭遇大滑坡，石油進口減少了一半以上，食品進口縮小了80%。當農業器械在石油短缺的情況下無法使用時，整個國家的農業方式都需要轉型。此前，古巴基本上是規模化的單一種植，出口自己種植的熱帶作物，依靠進口糧食來完成國內供給。石油危機之下，如何能生產足夠的糧食養活人們?為了解決吃飯的問題，古巴國營農場將土地分給合作社、農戶去耕種，推廣生態農業。不只是農村生產，城市也有農園，廢棄的空地都被利用起來種糧食和蔬菜，牛耕再度被應用起來，農民也重新技能化。如今古巴70%-80%的農產品都是生態的，可以滿足國內的大致需求。

紀錄片《社區的力量：古巴如何度過石油危機》

　　相比，朝鮮的農業轉型就比較困難，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朝鮮糧食危機嚴重，這并不是因為他們的農業不先進。朝鮮同樣是規模化、機械化和化學化的農業，就此而言是很先進的。但當石油供應不上時，一切都會變成危機。古巴農業變遷之所以有趣，是因為它給所有人都敲響了警鐘，提醒我們什么樣的農業轉型是可能的。

　　新京報：你所提倡的生態農業和小農是怎樣的？

　　嚴海蓉：我們印象中的傳統小農戶是一種個體化的存在，一盤散沙，缺乏維護自己的力量。個體農戶的生態農業難度很大，比如一家農戶在自家的土地不打藥，但周邊都是化學化的生產，那么他的田地和作物也會受到污染和侵害。

　　與生態農業所匹配的是集體化、合作化的生產關系。我們需要通過集體的力量讓小生產者團結起來，規模化地對抗市場，共同學習。比如山西浦韓社區鄭冰組織的學習班就是一個例子，透過一級級地傳授、互動和交流完成農民的再知識化。

　　新京報：在今天“關心糧食和蔬菜”的正確打開方式是什么？

　　嚴海蓉：生產和消費都是需要去爭取的領域。首先，消費方式必須要改變，浪費本身就不匹配生態農業的理念;合作化、集體化的生產關系也必須要重新提出;在人和自然的關系上，不是把“綠水青山”變成“金山銀山”，而是“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前者是開發型的概念，后者是保育型的概念。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生產和消費方式的轉型，本身帶來了很大的社會和經濟后果，所以今天我們才會把生態問題提升到文明的高度，發展和保護要同步，在反思之中推動良性的社會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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