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留守”還是“流動”，這些孩子都被裹入了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和遷移浪潮里，生活直接或間接地被影響。
2009年，根據全國教育發展統計公報的數字，我國農村留守兒童數量超過2200萬人，那時流動兒童還不到一千萬人。在統計數據里，他們有一個更直觀的稱謂 ——“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
去年， 我國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達到了1400萬人，而農村留守兒童的數量卻大大減少，只有1550萬人。
不管是“留守”還是“流動”，這些孩子都被裹入了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和遷移浪潮里，生活直接或間接地被影響。區別就在于，相比留守兒童，流動兒童能和父母生活在一起。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近年來鼓勵“農業轉移人口”進城落戶，加上“就地城鎮化”的政策，原先近半數的農村留守兒童轉變成了“城鎮留守兒童”。因此，上文提到的約3000萬農村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并不能代表當前我國受人口流動影響的全部兒童數量。
“作為一位母親，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況下，一定希望可以天天陪伴在孩子身邊，”陳媛媛，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人口流動與勞動力市場研究中心主任，在《風中的蒲同英：中國流動兒童生存報告》——“外地生會拉低學校質量?其實并沒有”一文中說道，“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父母沒有陪在身邊，在心理、社會適應性上有或多或少的缺憾，更不用說認知方面的發展了。”
在外務工的父母對留守孩子的不忍和牽掛也許是流動兒童群體的快速擴大的根本原因，同時，《義務教育法》對適齡兒童和青少年免費受教育權利的保障也解決了部分流動兒童的上學問題。
以上海市為例，數據顯示，從2007年到2012年，上海市入讀公辦學校的隨遷子女從17萬人增加到了40萬人。之后的3年，上海的公辦學校并沒有接納更多的流動兒童，但由于隨遷子女總數的減少，就讀公辦學校的比例大大增加，達到80.42%。
而同為一線城市，廣州、深圳兩地流動兒童入讀公辦學校的比例要低得多。
公辦學校學位有限，為了讓更多的流動兒童接受免費的義務教育，地方政府只能和當地的民辦學校合作，由政府出資購買民辦學校的學位，供流動兒童免費就讀。而政府的經費有限，所購買的學位也有限，超出地方政府教育經費承受能力范圍的，部分流動兒童只能選擇自費就讀民辦學校。
2015年，一線城市中義務教育階段流動兒童數量最多的是深圳，超過78萬人，其次為廣州，約60萬人，上海和北京分別為50萬和48萬人。而影響流動兒童入學人數的兩大因素分別是當地政府的人口政策和教育經費。我們先從教育經費談起。
《教育部、國家統計局、財政部關于2017年年全國教育經費執行情況統計公告》顯示，去年全國普通小學和普通初中的生均教育事業費分別為10199.12元和14641.15元，而生均公用經費分別為2732.07元和3792.53元。這里的教育事業費包括中小學在編教職工的工資、學校的開辦、建設以及正常運轉費用，而公用經費指學生學習的日常費用。
也就是說，國家對小學生和初中生的教育經費補貼分別約為每人1.3萬元和1.8萬元每年。
然而，教育經費主要按照戶籍撥付。當某地戶籍的學齡兒童流入到另一地，并在該地入學，流入地只能獲得該名兒童生均公用經費(按照基準定額計算，也即600元每人每年)以及“兩免一補”(指的是免除學費、書本費以及對貧困寄宿學生提供的生活補貼，約600元每人每年)的流轉。
這就意味著，義務教育階段流動兒童90%以上的教育經費都將由流入地財政承擔。作為一線城市，北、上、廣、深的生均教育經費遠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再以上海為例，從2008年到2015年，上海市入讀公辦學校的隨遷子女生均投入從1.4萬元增加到2.1萬元，政府委托的民辦學校生均投入從兩千元漲到六千元。2015年，上海僅對流動兒童教育的財政投入就達到88.68億，占當年上海市公共財政教育總支出的近12%。
相比北京、上海，珠三角地區由于流動兒童數量龐大，地方財政的壓力也顯得過大。例如，深圳市近80萬的義務教育階段流動兒童，每年所需的教育經費超過百億。教育經費不足導致了珠三角地區流動兒童免費接受義務教育的比例長期低于50%。
另一方面，即使經費有余，但如果流入地實行較為嚴格的人口政策，該地流動兒童接受免費義務教育的比例也會偏低。
2013年以來，隨著對大城市的人口規模的控制，北京和上海不僅大大提高了對于流動兒童的入學門檻，還陸續關停了許多民辦學校。部分流動兒童即使達到了入學標準，由于非京籍學生不得參加中、高考，很多沒能堅持到初中畢業就出國或者回老家了。
“流動兒童在初中不得不回到原籍就讀幾乎是普遍現象，”陳媛媛在她的文章里說道，“而大部分回到原籍的孩子父母都不能和他們一起回去，回到原籍的孩子從流動兒童變成了留守兒童。”
研究表明，這些回流兒童和青少年的抑郁水平要顯著高于普通兒童和留守兒童。他們曾長時間的陪伴在父母身邊，卻因為上學問題不得不回到原點，骨肉分離。
由于教學大綱和體制的不同，許多回流兒童都或多或少面臨學業上的挑戰。此外，從大城市回流到小鄉鎮產生的心理落差，也讓一些回流有盡早輟學，重新回到大城市的想法。
數據顯示，相當比例的回流兒童中在念完高中后就輟學了，然后繼續回到之前所在的城市打工。但這種“回歸”并不能幫助他們盡快擺脫“外地人”的身份。從目前一線城市的積分落戶政策來看，他們中很大一部分可能永遠也無法落戶，變身“本地市民”。而如果一直是這樣的政策，他們的孩子也將可能和他們一樣，從流動到留守，飄搖不定。
“越是家庭背景差的學生，越是成績較差的學生，學校的質量就越為重要，”陳媛媛強調說，“因為優秀的學生或者家庭背景較好的學生，可以從自身或者家庭來彌補學校教育的不足。而對于父母無暇顧及的學生來講，學校的質量就起到關鍵性的作用。因此，從政策上來看，越是弱勢家庭的兒童，政府越應該關注他們所接受教育的質量。”
如果流動兒童的教育經費能隨學位流轉，如果一線城市在控制人口規模的同時能對流動兒童的上學問題稍作傾斜，也許這一千多萬的“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會過的更輕松些，至少不必過早地被“外地人”的身份籠罩。畢竟，他們也是國家的未來。
參考文獻：
1. 陳媛媛. “外地生會拉低學校質量?其實并沒有.”《風中的蒲公英：中國流動兒童生存報告》，陸建非、吳英燕(主編)，上海文化出版社2018年.
2. 魏佳羽，趙晗. “北京義務教育階段流動兒童教育現狀(2013~2016).”《中國流動兒童教育發展報告(2016)》. 2017年.
3. 劉玉照，王元騰. “上海市流動兒童教育狀況分析(2013~2016).” 《中國流動兒童教育發展報告(2016)》. 2017年.
4. 國家統計局、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聯合國基金會.“2015年中國兒童人口狀況：事實與數據.”2017年.
5. 李楠. “流動兒童義務教育經費觀察報告.”戶改觀察和城市化觀察網. 2017年.
6. 李楠. “15張圖，了解15個城市人口數據和入戶政策.”戶改觀察和城市化觀察網. 2018年.
7. 李楠. “聚焦‘回流兒童’：那些返鄉的流動兒童.”戶改觀察和城市化觀察網. 2018年.
8. 田格凡，畢一凡，鄺心怡，賴蕙敏，蔣夢筱. “圓桌論壇：求解城市流動兒童教育問題.”戶改觀察和城市化觀察網. 2018年.
9. 靳雅楠.《流動經歷對農村回流兒童抑郁程度的影響研究》.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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