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近期，某青年長江學者與她“404”的論文，及其背后隱含的學術評價體制的整體性缺陷，引起社會輿論的深度討論。本文提示我們，這不僅是一個中國問題，其廣泛存在于國際學術評價體制之中。時髦的學術詞匯、進步的政治立場成為論文審議的重要評判指標，嚴肅的理論觀點往往被門外漢的囈語遮掩了光彩，投機者和造假者日益取代真誠的學術研究者，站在了學術舞臺的中央。本文作者就此現象及其背后的因果機制作出了深入分析，特此刊發，供諸君思考。

　　10月2號，《華爾街日報》的文章《虛假新聞來到學術界》在歐美高等教育領域特別是人文社科學術圈中引發了熱議。波特蘭州立大學的助理教授Peter Boghossian和他的幾位同伴公開揭示了他們精心籌備一年之久的學術惡作劇—— 他們把偽造的二十篇論文寄給人文社科領域的知名期刊，結果竟然有七篇通過重重審議得以發表。這些在作者看來用時髦學術詞匯和進步政治立場包裝下的論文有的宣稱在公園里觀察到了寵物犬之間的 “強奸文化” ，有的鼓勵異性戀男性使用性玩具來克服同性戀和變性恐懼，還有一篇直接把希特勒的《我的奮斗》中的部分內容改編成為女權主義宣言。這些數據可疑、結論荒謬的論文能夠輕易蒙混過關的事實再一次激發了大眾對于人文社科部分領域嚴肅性與學術價值的嘲諷和質疑。

索卡爾事件2.0

　　之所以說再一次，是因為類似的學術惡作劇早在20年前就已經出現并且轟動一時。1996年，美國杜克大學出版的學術期刊《社會文本》發表了一篇題為《跨越界線：通往量子引力的轉換詮釋學》的學術論文。時任紐約大學物理學教授的索卡爾把當代物理學概念和后現代辭藻隨意拼接，牽強附會地宣稱當代量子引力是一門后現代科學，物理現實本質上也是一種社會和語言建構。被蒙在鼓里的《社會文本》編委會欣喜于物理學家的“投誠”，對這篇內容漏洞百出的文章照單全收。當論文是蓄意編造的荒謬之作的真相公布后，當時風頭正盛的后現代理論顏面大失。索卡爾本人認為這個惡作劇成功質疑了某些“草率學科”的學術標準和推動社會進步的價值，而更多的人沒有這么客氣。如果連該領域的專家都不能區分嚴肅真誠的理論觀點和門外漢的囈語，那么我們如何能嚴肅對待這種學術話語?后現代理論的晦澀名詞和浮夸風格被視為“皇帝的新衣”，背后掩蓋的是研究者的自欺欺人與學術內容的無意義。

　　因為同樣是基于對激進社會建構論以及后現代話語的模仿與諷刺，Peter Boghossian等人的學術惡作劇被眾多評論者在第一時間視為索卡爾事件2.0，但兩者的內容和訴求其實有著很大的差異。索卡爾事件的核心在于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學科話語的跨界問題。它所質疑的是后現代主義的人文學者在對自然科學常識缺乏基本了解的情況下，是否有資格隨意挪用當代科學觀點來證明自己的立場，或者高高在上地評判自然科學內部知識的有效性。雖然索卡爾事件的發生堅定了很多科學主義者把全部后現代思潮視為“垃圾學術”的信念，但無論考察索卡爾自己的初衷，還是他事后出版、名噪一時的《時髦的胡說：后現代知識分子對科學的糟蹋》一書的內容，批判的目標都更多是后現代話語的外延(是否能夠覆蓋自然科學的知識范式)而非其理論本身。索卡爾在他的書中明確指出，揭露德勒茲、拉康、鮑德里亞等人濫用自然科學概念和名詞的事實，“并不否定他們除此之外的理論工作”。與此不同的是，Peter Boghossian等人的學術惡作劇沒有通過引入外在的知識盲點而讓后現代主義者蒙羞，而是在社會建構論主導的研究領域中，把方法可疑、觀點偏激的陷阱掩藏在人文學者熟悉的學術話語和思辨方式中來實施的。這也使得他們的立場從一開始就比索卡爾激進得更多：他們試圖批判的不是激進社會建構論以及后現代話語“伸得太長的手”，而是人文社科領域內部受其影響的知識生產方式。

　　那么究竟哪些領域是Peter Boghossian等人的眼中釘?在題為《伸冤型研究和學術敗壞》 的長文中，幾位惡作劇的始作俑者詳細解釋了他們的動機和訴求。他們指出人文社科領域的重災區是所謂的“伸冤型研究”(grievance studies)——一個由文化研究、身份研究和批判理論組成的學術建制的松散集合。在他們看來，這種“伸冤型研究”的共同特點是它們通過批判性分析社會文化生活的細枝末節來診斷“基于身份的權力不平衡與壓迫”。 Peter Boghossian等人認為在這一知識生產過程中，研究者刻意站在支持邊緣群體(女性、性少數、黑人、非西方宗教文化的實踐者等)的 “道德高地” 上，用懷疑論否認客觀真理的存在，用多元話語質疑科學理性的權威性，用“白人異性戀霸權”、“西方中心論”、“邏各斯主義”等理論工具打壓不同聲音，鼓吹反科學的知識和反自由主義的倫理觀。正是因為這些病入膏肓的后現代話語和激進建構論導致了人文社科領域的學術敗壞，使得哪怕荒謬的研究只要投其所好都能登上大雅之堂。

“伸冤型研究”的知識生產缺陷？

　　Peter Boghossian等人的立場和目標是鮮明的，然而他們成功實施的學術惡作劇在多大成功上佐證了他們的批評卻是一個問題。二十篇學術偽文七篇得到發表的結果，直接證明了人文社科部分領域的一些期刊在質量管控和學術審查水平上參差不齊。然而從這一點到證明“整個伸冤型研究領域的知識生產方式都有致命缺陷”之間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解讀這一學術惡作劇的結果時，一個顯然的批判對象應該是同行評審的質量缺陷。在索卡爾事件中，《社會文本》并不是一個實施匿名評審和外部評審的期刊，因此這一問題并不突出。而在當前的2.0版本中，很多可疑的調查設計、夸大的研究數據和偏激的觀點表達在一些期刊的評審過程中沒有亮起紅燈，這一點顯然值得重視。同行評審的質量問題和部分期刊學術標準的降低，可以進一步引申出關于高等教育界發表壓力、研究領域細分導致期刊過度增殖、評審體制和評審者待遇等諸多有意義的討論。事實上，在自然科學領域發生的類似的學術騙局也確實引導公眾加入這些討論。然而遺憾的是，Peter Boghossian等人卻對此沒有興致。把問題歸結為同行評審在他們看來是一個“錯誤的回答“，因為他們聲稱在所謂伸冤型研究領域之外的學術圈中，知識生產和審核都非常良好。

　　為了強調缺乏科學嚴密性完全是伸冤型研究自身的問題，Peter Boghossian等人對其他學術領域的信心滿滿也許不是一種有意美化，但至少也表現出相當的盲目。如果說人文社科的某些期刊在檢測出真的“假論文”上存在漏洞，那些基于實驗和統計、所謂“硬核”知識生產的領域同樣受到如何檢查假的“真論文”的困擾。早在2005年，John P. A. Ioannidis在他的著名論文《為什么大多數出版的研究發現都是虛假的》中已經指出了科學研究特別是醫學研究——在Peter Boghossian等人眼中嚴格對立于伸冤型研究的嚴謹的學術活動——的知識生產過程存在嚴重漏洞。這些漏洞包括過小的樣本量，過小的效應量，實驗設計、定義和分析模式上的自由度，經濟利益和偏見甚至是研究主題的熱度。這些因素的疊加導致一半的研究發現要被劃上問號。2011年，Joseph P. Simmons等三人指出社會心理學研究者僅僅通過運用自己在實驗數據采集、分析和報告過程中的靈活性，就能導致61%的概率錯誤拒絕零假設。換句話說，研究者很容易對一個錯誤的假設得出統計意義上顯著的證據。在某種意義上，這篇文章觸發了社會心理學持續至今并蔓延到醫學、經濟學和生物學等領域的“重復性危機”。2012年，呼吁提高癌癥研究前臨床實驗質量的論文發表在《自然》上，作者發現過去十年里號稱標志性的研究結果只有11%能得到重復。2015年OSC在《科學》上發布對于心理學頂級期刊上100項研究的重復實驗，發現只有36%的研究能得出同樣的顯著結果。2018年對于10到15年間發表在《自然》和《科學》雜志上的21個社會與行為科學研究的重復實驗，只有13個得到統計顯著結果，而且顯著性普遍只有原實驗的一半。當然，實驗無法被復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被復制也不意味著原來的結論一定錯誤，但Peter Boghossian等人試圖通過他們的學術惡作劇在所謂的伸冤型研究和其他學術領域之間建立“非嚴密-嚴密”的二元對立顯然并不成功。

　　一種反對的聲音可能會說，不管怎么為這些被惡作劇的學科辯白，連普通人都能看出荒誕的論文能夠被發表就已經證明了它們的致命缺陷。這也是Peter Boghossian等人的觀點：“這樣糟糕的論文，一篇都不應該被發表。”內容荒誕性和學術嚴肅性之間強烈的對比無疑是索卡爾2.0引發大眾興趣和關注的重點。但這里有兩個問題，一方面，Peter Boghossian等人似乎夸大了他們偽文的荒誕性。用來博眼球的關于寵物犬強奸文化的論文被宣稱包涵了“要想訓狗一樣訓練男人來阻止強奸”的觀點，但事實上作者在文章中主動強調了這一觀點在政治上不可行，隨后僅僅在隱喻意義上進行了類比，提出在強奸行為發生時鼓勵旁觀者挺身而出阻止(類比狗主人主動阻止寵物犬攻擊行為)等等;作者聲稱用拉康派精神分析理論證明了“人工智能是男權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荒謬結論，但事實上文章中“拉康”一詞僅在前言中出現了兩次，“精神分析”一詞僅在參考文獻中出現了一次; “女性主義天文學”和“讓男同學坐在地上，通過被羞辱來接受教育”等觀點確實很有吸引力，但這些最終被沒有被接受的文章并不能拿來證明任何問題。那些有興趣閱讀他們最終成功發表的幾篇論文的讀者，可能會遺憾地發現文章內容并沒有被宣稱的那么夸張和驚人。另一方面，Peter Boghossian等人似乎低估了其他學術領域發表荒誕論文的可能性。寵物犬之間存在“強奸文化”和人能夠預測未來哪個更荒謬?2011年，康奈爾大學教授Daryl Bem在著名社會心理學期刊上發表論文《感受未來：關于異常追溯影響認知和情感的實驗證據》，在其中他聲稱他的實驗證明了超心理學的存在。嚴肅科學領域的同行評審沒有阻止這篇文章的發表，但其他科學家們因為失敗的重復實驗而紛紛發起質疑。2017年，作為超心理學長期支持者的Daryl Bem含蓄地承認了自己對研究結果的操縱：“如果你看我過去的所有實驗，他們都是一種修辭工具。我收集數據來證明我的觀點，我用數據作為一種說服手段。”

惡作劇揭露了誰的偏見？

　　當然，指出其他領域的問題不應該成為回避自身問題的借口。被批判的伸冤型研究中確實存在著弊病。正如科學研究者群體中普遍存在證實性偏見(偏好能夠驗證假設而非否認假設的信息)和發表偏差(某項研究是否發表的決定受著該研究的結論影響)一樣，人文學者的“立場先行”也危害著自身的知識生產。索卡爾事件早已表明，漏洞百出的文章之所以能吸引《社會文本》的編輯，不僅是因為他們對于自然科學知識的無知，更是因為文章對自然科學范式裝模做樣地解構和對后現代話語推動社會進步事業的褒獎迎合了編輯的理論立場，讓他們失去了對學術文章應有的客觀判斷力。但Peter Boghossian等人試圖通過“伸冤型研究“這樣一個名詞，對”女性主義性別研究，男性氣質研究，酷兒理論，性研究，精神分析，批判種族理論，批判白人理論，肥胖研究，社會學和教育哲學“等十五個研究領域不加區分的進行整體否定，這樣的野心大大超過了他們學術惡作劇所能證明的范圍。其實早在去年，索卡爾本人在評論Peter Boghossian上一次充滿爭議的惡作劇——在某付費發表的水貨期刊上發布“用概念性陽具理解氣候變化”的偽文從而攻擊性別研究整體——時，就已經指出：“這樣的騙局不能證明整個文化研究領域是無意義的，也不能證明這些領域的學術標準是松弛的。它只能證明某一個邊緣期刊的編輯在智識職責上有所疏忽。”

　　一年后卷土重來的Peter Boghossian等人顯然沒有聽取他們的先行者的忠告。“我們發現任何研究都可以成功，只要它符合道德正統并展示出對現有文獻的理解”，“我們號召所有主要大學對這些研究領域(性別研究、種族研究、后殖民研究，以及受影響的社會學和人類學等社會科學)進行徹底的審查，從而把生產知識的學者和生產建構論詭辯的學者區分出來”——這些結論與其說是從他們成功發表的七篇偽文中得出，不如說是他們自己 “立場先行”的結果。在拒絕理解人文社科研究領域不同的理論傾向，對建構論的不同形態(社會的、批判的、激進的)也不作區分的前提下，Peter Boghossian等人提出的“伸冤性研究”無法反映一個分享典型性弊病的學科聯盟。他們在渲染這類研究加劇社會分裂和沖突的危害性時，卻對于他們所列為罪狀的 “對客觀真理的懷疑”、“對權威性知識的挑戰”、“多元主義和相對主義”在聆聽邊緣群體聲音和推動公共討論上的有益貢獻視而不見。幾位作者過度引申自己的惡作劇結果來引導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攻擊的行為，也讓人疑惑究竟是誰在鼓勵“暴民政治”。如果看過Peter Boghossian自己在社交網絡上的發言：“一個人為什么能為他的同性戀身份而驕傲?” 以及“為什么每個自認為是當代女權主義者的男性都瘦弱無力并且有糟糕的身體習性?”，我們更難相信否定伸冤型研究能夠實現他所聲稱的“關于性別、性和種族的開放而善意的討論”。

　　索卡爾事件2.0作為一個社會實驗是富有意義的。雖然它的結果很難說展現了人文社科的部分領域受意識形態裹挾的憤憤不平，但它的呈現方式和所承載的政治訴求卻流露出某些私人的怨憤。它的發起者在實驗開始前就依然堅信他們會得到的結論，但卻沒有意識到這場學術惡作劇可能不僅僅揭示了他們試圖找到的那些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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