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所得稅等稅收法規，發揮著對兩極分化的或抑或揚的不同作用，關系著國家能否良性發展的重大問題，不可不察。

　　最近，我國的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個人所得稅免征額)擬由3500元調整到5000元。這個起征點的擬定，是否得當?

　　筆者認為，要合理確定個稅起征點，必須正視真實的通貨膨脹因素，不可突破勞動力簡單再生產費用底線。

　　（一）合理確定個稅起征點，必須正視真實的通貨膨脹率。

　　2013年在北京召開的諾貝爾獎經濟學家中國峰會上，北京大學教授王建國表示：“中國的通貨膨脹不像統計局講的3.2%，我算了一下，大約是13.2%，道理很簡單，我們M2年均增長率2000年到2012年是18.2%，GDP增長是9.5%，18.2%的貨幣增長率減GDP的增長率就是通貨膨脹率，如果流通速度不變的話。但是我們有三萬多億美元的儲備，意味著我們GDP12年的成長，GDP成長部分的一半出口了，并沒有把物品買進來，所以我們實際商品的增長量只有5%左右，所以18.2%的貨幣增長量減掉4.5%到5%的商品實際增長量，所以我們通貨膨脹率應該在13%到14%之間。”

　　有確切的數據顯示，1976—2017年的41年間，我國的年均貨幣(M2)供給增長率約為20%左右(截至2017年底的M2供給總量是1976年的1800倍以上);年均GDP增長率約為10%左右。但由于我們的GDP的一半左右屬于外資的并且出口了，基本上變成了巨量的外匯儲備(且發行相應的人民幣)，剩下來的一半左右的GDP，若保守地只扣除1個百分點的泡沫、虛假成分和財富輸送流失等，則余下的有實物產品支撐的真實GDP增長率，頂多也就是4%左右。所以，我國41年來的年均真實通貨膨脹率的保守值應為16%左右：

　　20%(年均貨幣供給增長率)-4%(年均真實GDP增長率)=16%(年均真實通貨膨脹率)。

　　另外，1976年以來的41年間，我國的年均工資增長率約為12%左右。所以，41年間的年均純粹通貨膨脹率(假定工資增長率為0時的通貨膨脹率)大致為4%左右：

　　16%(年均真實通貨膨脹率)-12%(年均工資增長率)=4%(年均純粹通貨膨脹率)。

　　在一定條件下，若工資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保持同步增長，則純粹通貨膨脹率基本為0，標志著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大致既不提高、也不降低——只是鈔票越來越毛了。

　　而41年以來的年均純粹通貨膨脹率為4%，可以換算成理想狀態：年均工資增長率為0，年均通貨膨脹率為4%。這表明：同樣購買力的紙幣名義價值，41年后由原來的1倍膨脹到現在接近5倍的程度：

　　(100%+4%)^41=499.3%≈500%(也表明：現期單位紙幣代表的實際價值，貶到了基期的1/5)。【這意味著：現期5元錢的幣值，只等于基期1元錢的幣值;或者說，現期5個普通工人的實際供養家庭能力，只等于基期1個普通工人的實際供養家庭能力。這就是同樣一個普通工人，在1976年前可以供養五口人以上，而現在卻只能養活自己還得無奈啃老的直接經濟原因;也是近年來實施的全面放開二胎生育政策，并不能根本扭轉中國人口坍塌趨勢的直接經濟原因。而勞動者的實際供養家庭能力，無疑是標志工資水平高低和人口再生產能力高低的基本指標。】

　　實際上，41年以來的人民幣貶值倍數，并非是0工資增長率下的貶值5倍，而是12%工資增長率下的貶值四、五百倍!

　　41年來的年均通貨膨脹率為16%，故2017年的1萬元人民幣保守地計算頂多相當于1976年的22.8元：

　　10000元÷[(100%+16%)^41]=10000元/439.3=22.8元。【注：439.3，是指在同樣購買力下人民幣名義價值的膨脹倍數(人民幣貶值倍數)——具體指的是，2017年的439.3元人民幣的購買力，只等于1976年1元錢的購買力。但如果僅從糧油肉蛋菜果的價格來說，現在也就是漲了幾十倍(當然，現在的一些比較綠色、安全、高檔的醬油、醋、酒等的價格，則是1976年前的五百倍左右)。而在住房、醫療、教育、供養老小等的綜合費用等方面，計算上毛澤東時代的全面福利和物價，卻漲了不止439.3倍——且這一部分占總消費量的比重應在90%以上(人們購買的非投資炒作性的居住類用房，屬于生活消費，在統計中歸于投資而不計入CPI，是明顯的不合情理。所以，439.3的人民幣膨脹倍數，應該說保守地靠譜——從供養人口的角度上說，毛澤東時代的10元錢，在城鎮生活平均可以正常供養一口人以上，而現在的4393元，供養一口人還得無奈啃老。】

　　應該說明的是，上述有關經濟數據所反映的是現期41年來的平均狀況。黨的十八大以來，某些經濟數據在某種程度上有所好轉，但要根本化解數十年來積重的通貨膨脹慣性等社會惡疾，難度甚大，出路也不會在市場經濟框架內。因為，兩極分化、生產過剩和通貨膨脹都是市場經濟內生的不治之癥(通過“統制經濟政治手段”逐步向公有制計劃經濟強力回歸，應該是唯一的生路)。美國目前的尚不是太嚴重的通貨膨脹壓力，并不是靠市場經濟機制維持的，而是靠全面霸權手段滿世界轉嫁危機、“剪羊毛”維持的!

　　（二）個稅起征點不可突破勞動力簡單再生產費用底線。

　　社會再生產，以勞動力再生產為基礎;而勞動力再生產，則以勞動力簡單再生產為基礎。

　　所謂勞動力簡單再生產，是指勞動力數量保持在自然更替的水平(人口數量基本不增不減),質量基本保持不變的勞動力再生產。

　　勞動力簡單再生產的一般費用，是在一定的正常社會條件下，勞動力簡單再生產所需要的平均必要費用，包括勞動者體力和智力的恢復和更新的費用，還包括勞動者供養平均必要規模的家庭其他成員的費用。這是勞動力價值的依據。

　　馬克思指出：“勞動力的價值，是由生產、發展、維持和延續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來決定的。”(馬克思：《工資、價格和利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181頁)

　　市場化改革以來，為了提高出口和內銷的低成本競爭力，過分壓縮勞動力成本，投入勞動力再生產的費用過低，再加上嚴重的兩極分化和通貨膨脹，結果造成人口生育率長期超低于生育更替水平，指向人口雪崩(毛澤東時代創造的人口紅利趨于耗光)。而要根本扭轉這一頹勢，在個稅起征點等稅收法規的調整方面，須貫徹群眾路線，了解民間真情，不要迷信專家精英頂層設計。

　　那么，按照目前的社會狀況，我國勞動力簡單再生產的平均必要費用應當是多少呢?這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我們可以先作一個盡量靠譜的大致估算：

　　要保持人口的世代更替(出生和死亡人數趨于均衡的生育更替水平)，我國一對夫婦的家庭至少應該平均生育2.3個孩子(而目前我國的這種總和生育率還不到1.1個孩子，屬于全球最低!)，贍養夫婦雙方四個老人中的1.6個老人，總共供養6口人左右【2+2.3+1.6=5.9】。丈夫算一個掙工資的整勞力，妻子算半個勞力。這樣，一個整勞力在一般情況下大致需要供養4口人左右【5.9÷1.5=3.93】。

　　要比較靠譜地估算目前我國正常供養1口人的平均必要費用，必須聯系以下消費負擔：

　　食品——造假、摻毒和環境污染，增加了購買高價的綠色、安全、無毒、非轉基因食品和無污染的水、飲料等的負擔。

　　衣著——市場經濟鼓勵超額、超前、名牌消費，再加上人口生育的一胎化，都增加了衣著等的負擔。

　　通訊——市場化社會，加速了勞動力的流動，擴大了家庭成員的分離，增加了通訊等的負擔。

　　交通——市場經濟條件下工作不穩定、流動性強，增加了交通、租房、通訊和帶孩子等的負擔。

　　住房——住房私有化和揠苗助長式的城鎮化，造成了數十年房奴、債奴、高房租和結婚等的超重負擔。

　　教育——教育產業化，大大增加了群眾的教育負擔。聯系有些教師將學校教育內容放到補課中，還應適當計算補課、家教等的負擔。

　　醫療——醫療私有化和功利化，增加了“紅包”、假藥、高價藥和小病大治等的負擔。

　　保健——空氣、水、家裝、食品等的嚴重污染，增加了保健和醫療負擔。

　　結婚、生子、保育、入托、上學——改革功利化、企業私有化、農村單干化引起的社會福利蒼白化，使得有關負擔相當沉重。

　　養老——私有制金錢社會，個人養老，增加了請保姆或進敬老院護理以及喪葬等方面的負擔。

　　游樂、享受、人情交往——沒有這方面的消費，勞動力不能正常成長，故這方面的負擔也應該適當計入勞動力再生產成本。

　　安全——市場經濟是私有制社會，矛盾多發、尖銳造成的社會動蕩不安全是常態，增加了群眾營造安全環境的負擔。

　　被尋租索賄——例如，勞動者正常的就業、升遷、討薪、服務等合法權益的獲得，往往被權力尋租而被迫承擔額外負擔(送禮品錢財等)。

　　上訪和訴訟——市場化即私有化的社會，法律為資本服務，人民群眾是弱勢群體，被迫增加了維權的負擔。

　　上當受騙——市場經濟社會追求金錢和私利，坑蒙拐騙黃賭毒黑盛行，民眾上當受騙是常態。例如，金融龐氏騙局、股市絞肉機、非法集資陷阱、假貨、毒品等等，給弱勢群體造成了慘重的損失。這主要是社會造成的，不能將責任主要推給群眾而不將其損失適當計入勞動力再生產成本。

　　聯系上述諸多負擔的社會平均必要費用，保守地估算：目前我國城鎮正常供養1口人的平均必要費用，大致應為：月5700元左右;而正常供養4口人的平均必要費用則大致應為：月23000元左右。

　　總起來說，目前我國城鎮一個勞動力簡單再生產的平均必要費用，保守地估算大致應為：正常供養4口人的平均必要費用;或者月23000元左右。【請注意：“正常供養1口人的平均必要費用”與“一個勞動力簡單再生產的平均必要費用”，不是一個概念。】

　　（三）目前我國的個稅起征點宜調整到3萬元。

　　個稅起征點的確定，不應該以正常供養1口人的平均必要費用為底線，而是應該以一個勞動力簡單再生產的平均必要費用為底線。

　　當然，合理的個稅起征點，必須適當高于其底線。比如說，目前先高于底線30%左右。

　　這樣的話，個稅起征點就應該調整到月3萬元左右【23000*1.3≈30000】。

　　況且，民眾在購買消費品時，已經負擔了包括消費稅在內的屬世界前列的高稅負。所以，在真實通貨膨脹和兩極分化形勢嚴峻的當下，至少應該將個稅起征點調整到3萬元，才比較合情合理——而5000元的起征點，無疑大大低于一個勞動力簡單再生產的平均必要費用。而突破這一費用底線征稅，對扭轉中國人口大坍塌的頹勢，堅守道義凝聚民心穩固政權和防止經濟惡性運行，甚為不利。

　　至于因個稅起征點的提高而減少的稅收，根本就不是問題。加大力度嚴格征收資本所得、高年薪所得、高遺產繼承所得和演藝界高收入等等的超額累進個人所得稅，是市場經濟國家對兩極分化有所抑制的通行做法。

　　【2018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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