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新華字典》上有一句例句，在如今被廣泛傳播：張華考上了北京大學，李萍進了中等技術學校，我在百貨公司當售貨員。我們都有光明的前途。
明天，高考開始，當年的張華和李萍們，命運可能已經天差地別。但是越來越多人，已經開始質疑，一面是“階層固化”的壁壘難以用一場考試來擊破，另一面是很多精英階層早已讓孩子放棄高考轉而留學——高考，真的能改變命運嗎?
導演鄭瓊用了一部紀錄片來回答，她用6年時間拍了三個孩子。讓你看到三個階層，面對“讀書”這件事，是怎么輾轉了自己的命運。
甘肅會寧，湖南咸寧，北京北京。
一部叫《出·路》的紀錄片，
把這天南地北的三個地方串連在一起。
串連在一起的，還有三個人，
農村孩子，小鎮青年，國際大都市里的少女。
高考，像一道選擇題，
有人連卷子的密封袋都摸不到，
有人發誓要在ABCD里挑出正確的那個答案，
而有人覺得，它為什么不能成為一道多選題?
(從左到右)袁晗寒、徐佳、馬百娟
2009年，北京南鑼鼓巷的小酒吧開張，央美附中的輟學生袁晗寒忙前忙后地張羅，她主動放棄了高考。打理她自己的小店，鋪面2萬元一年。
湖南咸寧的復讀生徐佳在頭頂的風扇和雪山般堆疊的參考資料里，開始自己的第三次高三生涯;他決定走高考這條路，一走就是三年。
甘肅會寧14歲的馬百娟希望以后去北京上大學，畢業后打工，一個月掙一千塊，盡管這時全家一年的開銷是，50塊。高考于她，如同遙遠夜空中的星星，你知道它明亮耀眼，但你甚至無法叫出它的名字。
在故事的開始，他們都想要去光明的未來。
2009年·農村孩子馬百娟
“我想知道，云兒去了哪里;我想知道，天上為什么下雨。”沒有電視機，少有交談的對象，馬百娟的讀書聲缺乏音調，像沿著同一條五線譜唱出的歌。但是她唱起山歌，就很好聽。
甘肅白銀市會寧縣，野鵲溝小學。馬百娟沿著土路步行，到達學校。
老師像田間地頭抽旱煙的農民，識得一些字，便抽空來教書。這間學校只有一年級和二年級，教起來不是太費力，但老師同樣認真。
“上學要打工，不上學也要打工，為什么要上學?”那是馬百娟父親的認定。馬百娟在家呆到10歲，直到野鵲溝小學的校長出面游說，她才背上了書包。
我試圖從手機地圖上尋找野鵲溝存在的蛛絲馬跡，一口井，一條路，一間商店，一所學校。然而無論怎么放大，視野中還是一片空白，這個地方僅僅以一個地名存在著，就像活在這里的人們，好像無人在意。
小如棋盤的課堂里，
一塊黑板，四面白墻，
墻上掛著視力表、校訓，
楷書寫就的勵志語句，
中央擺一套桌椅。
老師用摻雜著西北黃沙味道的方言說
“馬百娟你來讀一下。”
馬百娟讀著課本，眼睛亮亮的，
藏不住的笑意。
像在最神圣的尖頂教堂唱詩。
游戲時間，兩排瓦房圍成的水泥地上，
孩子們圍著一個籃球，
像四五個面團和氣地撞來撞去，
入學遲一些的馬百娟是這群孩子中最大的，
高人一截的身高讓她時常能碰到球。
不用去學校的日子，
馬百娟已經是家庭勞力中重要的一部分了。
雖然她并沒有足夠的力氣，
只能以自己的足底為圓心，
將身體前傾時的全部重量壓在麻繩上，
才堪堪和這頭倔驢抗衡。
馬百娟像是驢子，
驢子也像是馬百娟，
他們彼此較勁。
拉扯麻繩，
解扣，拎起桶，
身體搖晃了一下又穩住，
馬百娟打上來一桶的水。
野鵲溝的人一生只洗兩次澡，
水很珍貴。
馬百娟的爸爸已經60歲，臉像是野鵲溝溝壑縱橫的一張地圖，媽媽有智力障礙。年長的哥哥14歲便出去打工。幾個人人圍著一張矮小方桌，就著一碟咸菜，默默咀嚼，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話。
雞蛋、文具、牙膏，野鵲溝的雜貨鋪什么都賣。馬百娟拿著一疊皺巴巴的紙鈔，向老板一樣樣講清自己要的——自動筆鉛筆芯，一個五毛，兩個大數學本，一共三塊二毛錢。拿著新文具，她像吃到糖果的孩子一樣滿足。
裝上新買到的自動筆芯，
馬百娟和同學們，
蹲在山頭畫畫，
畫出他們夢想中的一切一切。
老師用含著黃沙的方言說，
“我們今天來學習《我的家鄉真好》。”
白紙黑字印著的課本，
馬百娟不會去質疑，
雖說這里描繪的家鄉，
和野鵲溝并不一樣。
還是在土坡上，
馬百娟念自己的作文，
她說，“長大后去北京上大學，
然后去打工，每個月掙1000塊，
給家里買面，因為面不夠吃，
還要挖水窖，因為沒水吃。”
2009年·都市少女袁晗寒
除非奇跡誕生，馬百娟才能去的北京高校，被17歲的袁晗寒輕而易舉地放棄了。
在北京家中的秋千上，她晃蕩著，和導演聊著天。她骨架纖細，脖子修長，在央美附中留級一年后，被告知仍舊有幾門課不及格。一天媽媽告訴她，回家了，休學手續已經辦好。
雖然央美附中，是全國學藝術的小孩，家中幾代人努力擠破頭也想進的。
漫長的夏日白天，
她用書和電影打發走。
此外就是對著一幅已經完成一半的作品，
兩個女人，一長一幼，
媽媽在旁看了半晌，
就走了，把私人的空間留給她。
“一代搞制造，二代搞金融，三代搞藝術。”
雖然不完全吻合，
但粗線條地勾勒出了袁晗寒的家庭軌跡。
父親從事房地產，母親覺得她有藝術天分，
鋼琴、舞蹈、美術班輪著上了一圈，
袁晗寒最后選擇了美術。
“我恐慌的不是沒事干，而是會不會一直沒事干。”
17歲，輟學，她邏輯清晰，并很快自己打破了這種局面。騎著自行車，她轉悠到南鑼鼓巷，一眼看中一間鋪面，兩萬塊一年。“價格挺貴的，但我還能承受。”她租下了這個鋪子。
導演問，媽媽為什么要給2萬塊，讓她去做這么一件打水漂的事，“去學校也要錢，就當交學費了。”袁晗寒的愛好大過一切。
自己跑商店，
買38塊錢一桶的棗苗牌凝膠，
穿著裙子刷墻。
說起未來，
她沒有想過會成為哪個階層的人。
“不會餓死就行了。”
不會餓死，后面，有一個家庭會為她兜底。
而她，也顯示出了承擔這份命運的決心。
開張那天，袁晗寒背了一個足足有半人高的登山包，
門口已經被漆成了大象巴士的樣子，
打開了JVC的音響，
擺出“open”的牌子，弄好風鈴，
特別的葡萄奶18塊，被擺放在顯眼位置，
這個方磚廠胡同4號的小小酒吧開業了。
2009年·小鎮青年徐佳
在袁晗寒和馬百娟之間的徐佳，更像是這個國家的大多數。
面對497分，和第一次高考一模一樣的分數，他感覺目眩，懷疑是命運的玩笑。
497離當年湖北的二本分數線還有7分
這個家庭，已經被命運嘲弄過一次。那是2007年，親戚承包了一個山頭，一天午后，吃完飯的父親開著親戚的大卡車，連人帶車栽下山去。
某種程度上，徐佳如今和媽媽、弟弟局促在這間十幾平米的出租房，都是因為那次事件。
參加高考，念大學，是父親的遺愿。于是徐佳選擇第三次復讀高三，希望有朝一日能把大學通知書拿給父親看。
徐佳和母親上墳
清早5點，天光已亮，照在這個房間里。一張床，幾疊棉被，臉盆摞成一摞，墻角放著涼席、食用油，窗戶上掛著紅色燙金的掛歷，一個福字，沒有掀開。
洗手間很局促，紅色塑料臉盆放地磚上，徐佳洗了把臉，穿好和昨天一樣的橙色袖子棒球服，和弟弟一前一后騎車拐入湖北省咸寧高級中學，鉆進棗紅書桌上的教輔資料里。
兩次高考失利，
讓他對失敗已經有了恐懼，
冒冷汗，手發抖握不住筆，
面對鏡頭說起時，
他仍是條件反射地眨眼、咽口水，
最嚴重時，他甚至想到過輕生。
早年父母在廣東打工。務農或打工，是老家村子最常見的兩種人生選擇。出一個大學生，是祖墳冒煙，了不起的事。
媽媽的想法很簡單，“即使是打工，也肯定是要文憑高的，不要低的。”
親戚拿一些樸素的話安慰他，“你現在努力就行了，不要帶著思想包袱。”
徐佳和媽媽、表弟在備考的出租屋吃飯
又是一輪又一輪的模擬考，
徐佳在心底的真實想法和勵志語句中搖擺，
一邊是“考不考的上無所謂人生還有很多可能”，
另一邊是“第三次了考不上怎么辦?”
學校的老師拿從三本考到重點的往屆成功案例，
刺激復讀班上的學生。
除此之外，沒有領路人。
徐佳只有自己調整自己。
2009年，咸寧考點。
6月7日8日，這兩天，
高考就是這個城市最重要的事。
校門口來了一些交警，
大巴車如約到達考點。
考生焦灼地看表，家長們扇著扇子互相交流。對很多像徐佳這樣的人而言，這是一次決定命運的考試。
他第三次走進了高考的考場。
2012年·輟學的馬百娟
這個背對著鏡頭羞怯地笑的女孩子，第一眼簡直認不出，是當初那個眼睛總是亮亮的馬百娟。
水車小學里學生嬉戲打鬧，馬百娟在門口，眼巴巴看著里面，她本來上學就晚，進度也慢，轉學來水車猛然比周圍人大了一圈，這一回，沒有玩籃球的自如，她感覺自己格格不入。面對鏡頭，也總是回避。
靠著存下來的低保金和打工的大哥攢的錢，一家人在寧夏中衛買下了一處房子，有電，有水，能吃飽飯。提起老家，父親說，“不想老家，老家把我苦怕了。”
雖然過上了“好日子”，馬百娟卻不能上學了。
水車小學的老師在做最后的努力，說馬百娟按時交作業，學習也在努力，被哥哥一句“純粹不想念了”輕輕擋回去。
結束了小學生活，馬百娟試圖在社會上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她在中衛的街頭游走，尋找務工信息。一間酒店幾乎讓她燃起希望，“工資1000多塊”，正是她當時在作文里期望的，她眼睛重新亮了。
然而，“你這么小，為什么不讀書?“你能做什么?”“我能掃地。”“這里的地面是地毯，不用你掃，前臺需要會使用電腦，其他工作也需要技術。”
幾番對話，讓她的心冷下去。走出酒店，車來車往，馬百娟沒有停留太久，把視線投向一家德克士。
紀錄片中沒有明說，雖然看著低頭無話的馬百娟，我們已經知道了結果。
2012年·留學德國的袁晗寒
南鑼鼓巷的小酒吧沒開多久就倒閉了，2012年的袁晗寒在德國杜塞爾多夫就讀藝術方向的碩士。像一切神經敏感的人一樣，她永遠和環境保持著克制的距離。央美附中是這樣，杜塞爾多夫也是這樣。
全世界頂級學者藝術家來這里講學、開講座，很多人夢寐以求的資源，袁晗寒并不當一回事。
她說自己情緒不穩定，需要煙草、閑逛來消解。
在閣樓上她自制卷煙，和媽媽視頻，說著“通州下雪壓折了竹子”的閑話，媽媽讓她給兔子畫一張速寫，她埋怨著，還是動了筆。
很多時間，
她會去魏瑪和朋友玩，
對著歌德和席勒的雕塑，
講著漫無邊際的話。
2012年·待業青年徐佳
總算還有幾分幸運，徐佳進入了湖北工業大學，成為村中“祖墳冒青煙”的那個名字。
雖然大學課堂，并不像高中老師描繪的那樣，同學們玩神廟逃亡的，睡覺的，發呆的，大概是習慣了，老師講課并不覺得尷尬。
學校是座大型催熟劑，
所有人早早地成熟了。
剛剛大三，
宿舍里就在討論“未來”。
武漢給3千工資，深圳3千5，
肯定留武漢啦。”
徐佳進入保險公司實習，
成了一名電話接線員。
“王先生你什么時候接聽電話方便?”
“方”字還沒說出口，
對面啪嗒掛斷了。
徐佳在互聯網上海投了簡歷，反饋寥寥。一個“神馬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通知他去面試，他不敢懈怠，“重金”投資了正式的襯衫西裝皮鞋。
無領導小組討論上，圍繞著7項素質，時間管理，職業規劃……幾個候選人進行了一番對話，好讓場面不太冷清：“你走出去，不是你一個人而是整個公司的形象。”“我們人生，就是這樣，一步一步證明自己的過程……”正確的廢話。
徐佳打斷了這個人的發言，說，“已經過去了三分之一的時間。”
對這一段對話，導演評論，“從大學畢業，卻忘了怎么說人話。所有人只想填鴨，沒有人想要滋養他們的生命。”
當年的富士康連環跳樓事件鬧得沸沸揚揚，
這些借助大學文憑，
從工廠流水線上逃脫的年輕人，
討論著富士康的心理咨詢師和二樓的防護網，
心有余悸。
在小門臉攢在一起的數碼市場，
他和同學們一手一個iphone出來。
談起未來，
他說“自己以后有錢了，混好了
要買iPhone6。”
幾經輾轉，徐佳把自己“賣給了中電技術”，
工作難找，徐佳和他的同學們沒有太多選擇余地，
往往是有公司愿意要，就簽下了三方合同。
完成了母親的心愿，他沒有感覺松一口氣，
反而有些心里空落落的。
“一下子把自己賣出去的感覺。”
一份工作，只是焦慮的開端。
2014年·已婚少女馬百娟
后來，馬百娟家的門對攝制組關上了。
馬百娟的父親對鏡頭說，我不是正式工作人員，早知道是私人的，給十萬塊也不拍。攝制組幾經交涉，父親說，“兩萬塊，繼續拍。”
馬百娟在一邊沉默。
“女娃娃是別人家的人”。
對她的命運，
父親蓋章定論了。
“再沒有別的出路。”
像嫂子一樣，
挺著肚子談論孩子、尿布和丈夫，
討論誰的肚子大。
同年6月，16歲的馬百娟，嫁給了表哥。
現如今她在表哥工作的陶瓷廠勞作，
日復一日吸著粉塵，
陶瓷廠就在她當年退學的水車小學隔壁。
2015年·公司CEO袁晗寒
2015年，從德國回來，袁晗寒去上海余德耀美術館實習。
公司聚餐的時候，他們討論的是哪個vpn更好用。
德國讓她感覺像一個發展到頭的養老國家。雖然生活總是漫不經心，但她還想回國折騰一下，“看看國內這個環境需要些什么。”
同年，她在北京注冊了自己的藝術品投資公司。
像當初那個酒吧一樣，家里人并沒有指望她事業成功，她自己喜歡就好。
對袁晗寒來說，試錯成本是低的。她可以選擇學業，選擇職業，也可以選擇，隨時換個目標。
2018年·新晉中產徐佳
直到此刻，徐佳還在當初的電力公司工作，大學、工作、結婚，這個農民工的孩子，從一開始就知道自己只能比別人走得更穩。
現如今，他在武漢有了房子車子，摸上了一點點中產的邊，足以讓母親在村里人面前挺直腰板。
雖然他奮斗的終點，還遠未到達袁晗寒的起點，但他扎扎實實是三個人中，唯一一個確實被高考改變命運的人。
被問到階層的差距，徐佳說“我現在接受這種不公平的存在，但我會努力去改變。”
馬百娟，徐佳，袁晗寒，像是三個階層的縮影。
徐佳曾在朋友圈上說，“生活沒有眼前的茍且，也沒有詩和遠方的田野。”大學畢業前，他想進行一次西藏騎行，但拿不出往返4000多元的路費，到現在也沒走成。
而袁晗寒無法理解徐佳為什么一直無法成行，“他可以先工作，再旅行，然后邊旅行邊工作。”
階層，就這樣被清晰地區分了出來，它無關4000元路費，甚至也跟高考沒有必然的牽連，它遠在高考之前，就可能影響了人生的出路。
《出·路》的鄭瓊則認為，在一個只論輸贏的社會里，其實每個人都是受害者。“真正的出路不在于要離開哪里，而是在于我們的內心是否對自身所處的這個文化有覺察和反省，并做出不一樣的選擇。” 雖然，選擇這個詞對于有些人來說，顯得過分輕而易舉;對于另一些人來說，則是一個遙不可及的機會。
找工作時在臺階上休息的徐佳
實習中的袁晗寒
如果默認了這場比賽，人生只會被局限在一條賽道上。高考很重要，可以讓你在這條賽道上不至于落后太多。
但更希望，你可以發現在賽道外，還有綠茵場、看臺和什么都沒有搭建好的空地。
但愿你們能在空地上，找到自己真正的快樂。
所有明天高考的考生們，祝你們如愿以償，也祝你們去那個更廣闊的世界!
本片將于6月23日在上海國際電影節展映，
6月9日通過淘票票開票。
6月30日，《出·路》將通過“大象點映”平臺在全國百城首映。
今晚起，即可在大象點映發起本片的點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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