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主權按

　　每當媒體上曝光某食品可能危害健康，定有專家出來辟謠，指“不談劑量就是耍流氓”或者“經過質檢的就是安全的”。我們不禁要問，食品安全僅僅是劑量問題嗎?是誰在替我們定義“安全”?

　　《安全的食物：食品安全中的政治》的作者瑪麗恩·內斯特爾點出了食品安全的關鍵。曾任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DHHS)的營養政策顧問，也是美國農業部(USDA)和食品與藥品監督管理局(FDA)的智庫機構“營養與科學咨詢委員會”(NSAC)的成員，內斯特爾指出食品安全的核心問題是：食品政策應該由受益最多的人來決定，還是應該由承擔風險最多的人來決定?這是與食品安全相關的所有問題的關鍵，但它不是科學家和科學技術可以回答的，而是需要靠政府和民眾在社會政治及國際政治的層面來解決的問題。因此食品安全不僅是技術問題，更是一個系統性的政治問題。

　　同樣在轉基因議題上，大眾面臨著收益和風險分配不平等的問題。推廣轉基因的最大得益者是轉基因公司及其聯盟的科學家、政客，而承擔風險的卻是農民、消費者和生態環境。(事實說明，轉基因對不少地區的農民已造成切實危害。)那么轉基因安不安全、該不該用，就不是專家說了算，解決轉基因爭議最終要靠一套保障人民共擔風險、共享利益、共同參與決定的人民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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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的食物：食品安全中的政治》封面，瑪麗恩·內斯特爾(Marion Nestle)著，加州大學出版社2010年出版。

　　正文

　　本書的書名叫《安全的食物：食品安全中的政治》。那么，什么樣的食物才是“安全的食物”?為什么說“食品安全”是一個政治問題而不是一個科學問題?在開始介紹本書的主要內容之前，我先簡單解釋一下這個問題。

　　從科學的角度來說，只要食物中某種有毒有害成分(農藥殘留物、食品添加劑、動物抗生素藥物殘留、細菌微生物等)沒有超過一定的標準，那么這種食物就是“安全的食物”。所以，一個食物在這個國家中是安全的，但在另一個國家中可能就不是了;或者一個食物曾經是安全的，但現在或者將來可能就不是了，因為判定食品是否安全的標準發生了變化。

　　即便食品中這些物質超標，但沒有造成人員生病、死亡，或造成生病、死亡的人數極少，又或者生病、死亡距離食用食物過了很長時間，無法認定生病、死亡與食用食物之間有必然的因果關系，那么這些食物也可能會被看成是一種“安全的食物”。這是從后果和風險的角度來進行判斷的。

　　由此可見，在食品安全監管實踐中，“食品安全標準”和“后果與風險評估標準”是判斷食品是否安全的兩個最重要的準則。

　　但問題是，誰有權力來制定和解釋這些標準，或者說，誰在制定和解釋這些標準?他們又是如何制定和解釋這些標準的?誰在這些標準中受益了或受益最多，誰又在其中承擔了風險或承擔了最多的風險？食品政策應該由受益最多的人來決定，還是應該由承擔風險最多的人來決定?這是理解與食品安全相關的所有問題的關鍵。但它不是科學家和科學技術可以回答的，而是需要靠政府和民眾(在經濟全球化時代，還包括各種國際組織和各個國家)在社會政治(及國際政治)的層面來解決的問題。這就是為什么本書的書名叫《安全的食物：食品安全中的政治》的原因，也是本書作者瑪麗恩·內斯特爾(Marion Nestle)分析諸如食品細菌污染與食源性疾病、食品生物技術與轉基因食品、國際食品貿易與食品生物恐怖主義(food bioterrorism)以及食品安全監管等問題的切入點和落腳點。

瑪麗恩·內斯特爾

　　瑪麗恩·內斯特爾是紐約大學營養、食品與公共衛生“寶蓮·高黛講座教授”(1988-2003)，紐約大學社會學教授和康奈爾大學營養學客座教授，獲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公共衛生營養學碩士學位、分子生物學博士學位;曾擔任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DHHS)的營養政策顧問，是美國農業部(USDA)和食品與藥品監督管理局(FDA)的智庫機構“營養與科學咨詢委員會”(NSAC)的成員，同時也是美國非常有影響力的專欄作家和暢銷圖書作者。

　　下面圍繞上文提及的那幾個問題，簡要介紹一下本書的主要內容。《安全的食物：食品安全中的政治》共有八章內容，分為三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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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是“抵制食品安全監管”(1—4章)。作者考察和分析了自20世紀初期、特別是20世紀中期以來，在美國發生的一些影響較大的食品安全事件中，美國食品安全監管部門、農業與食品企業和社會公眾對食品安全事件的解釋和所采取的行動，以及在眾多合力或者博弈之下美國食品安全監管體系所發生的變化。

　　從理論上來說，無論是食品安全監管部門還是農業與食品企業，都不想發生食品安全事件，或者至少從表面上來看，他們都在竭力地避免食品安全事件的發生。因為一旦發生食品安全事件，執政政府的信用和民眾支持率就會受到影響，執政能力也會受到懷疑;對于企業來說，他們更不想出現食品安全事件，特別是重大的食品安全事件，因為巨額的產品召回費用、醫療費用、法律訴訟與賠償費用等，可能會讓一個資產數十億、甚至數百億的大型企業因此而瞬間倒閉。但是問題是，為什么食品安全事件還是一再發生？

　　美國每年因食品細菌污染（主要是彎曲桿菌、沙門氏菌和大腸桿菌等）所導致的食源性疾病使7600萬人患病、32萬多人住院、5000多人死亡。誰又該對此負責？

　　作者認為，除了因食品供應鏈非常長、涉及環節非常多，因而無法確定到底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之外，主要的原因還是——政治問題——資本的利己性使得企業總是以最低的成本獲取最大的回報，并為了獲取更大的回報而犧牲民眾利益與公眾健康，他們用資本去影響政治選舉和操縱食品政策，或者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科學與媒體工具向政府施壓、游說政府和掩蓋事實真相、推卸責任。比如，美國負責農業與食品安全監管的幾個部門，如環保部(EAP)、農業部(USDA)、食品與藥品監督管理局(FDA)和衛生與公眾服務部(DHHS)等部門的官員和職員，很多曾在農業與食品企業工作過，或者卸任以后大部分都去了這些部門工作;此外，還包括農業與食品企業向美國總統大選與國會議員選舉提供選舉資金，以及為了降低成本而大量雇傭無法保證食品安全的非法勞工移民(移民政策)，等等。

　　總之，作者認為食品安全問題是一個系統性的政治問題，不是僅靠科學技術（如，巴氏消毒、輻照滅菌、真空包裝）和對公眾進行食品衛生與食品安全教育就可以解決的。事實上，政府和企業這樣做，只是在掩蓋食品安全問題的真正原因，并把食品安全問題的責任推到了細菌和消費者身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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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是“代理食品安全監管：食品生物科技的諷刺性政治”(5—8章)。在這部分，作者主要介紹了轉基因技術與轉基因食品在美國的產生和發展、美國政府對轉基因技術與轉基因食品的監管情況，并解釋了民眾為何會強烈地反對轉基因，以及挺轉基因者與反轉基因者之間真正的分歧在哪里;同時，還分析了跨國企業與多國企業、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國際消費者維權組織和食品安全及食品安全監管之間的復雜關系。

　　通過對“星聯玉米”(StarLink Corn)和“黃金大米”(Golden Rice)等諸多轉基因食品安全事件的深入分析，作者指出：民眾之所以反對轉基因食品，并非僅僅是出于對這一陌生的新生事物的恐懼，或者如一些支持轉基因者所言“反轉基因者缺乏最基本的科學知識和科學素養”和“受到一些別有用心的組織(消費者維權組織、非轉基因企業)的挑撥和利用”這樣簡單，盡管存在這種情況，但是民眾反對轉基因食品的背后還有著非常復雜的社會心理與社會政治原因，以及對“安全”、“風險評估與行為決策”的兩種不同理解(瑪麗恩·內斯特爾將其稱為評估安全風險的“兩種文化”：science-based和value-based)。

　　想象一下，在我們的面前擺放著一種我們從未見過、從未吃過、也從未聽過的陌生食物，現在我們要做出一個決定：吃還是不吃?(行為決策)如果決定吃這種陌生食物，那么安全和不安全的發生概率各占50%，即吃這種食物可能安全、也可能不安全;如果決定不吃，那么安全的概率是100%，不安全的概率是0，因為如果不吃這個食物的話，也就談不上什么安全或不安全了。(風險評估)但是，我們又會陷入另一個選擇難題，即收益與損失的風險估計，有四種情況：1. 如果這個食物是安全的，我們吃了它;2. 如果這個食物是安全的，我們沒有吃它;3.如果這個食物是不安全的，我們吃了它;4.如果這個食物是不安全的，我們沒有吃它。

　　我們每一天、每件事、每個行為都是在進行著類似這樣的復雜分析與決策，只不過我們并不能清楚地意識到而已，覺得自己是“稀里糊涂”或者“憑著感覺”就做了，其實不是這樣的。我們在風險和收益之間會做出一個“自我認為”的最佳選擇——無論是個體決策還是組織決策，無論是所謂“理性決策”還是“感性決策”，做出的決策都只是“自我認為”的最佳決策。因為所有的決策都是有風險的、后果都是不確定的，所以每種決策都會設置一個“可接受”的風險范圍(概率)，在統計學上叫“置信水平”或“置信區間”。所以，當我們說“安全問題”的時候，其實是在說“風險問題”。

　　對于轉基因技術而言，我們既不能證明它安全，也不能證明它不安全。但是，現在政府要做出一個關于轉基因技術的決策——是批準它，還是不批準它?這就像上面給出的例子一樣。但是，政府決策和個人決策是不同的。個人決策，如果是在自由、自愿的基礎上做出的決定，那么無論這個決定所造成的后果如何，都只能“愿賭服輸”，因為“路是自己選的”，怨不得別人，而且這個決定只影響自己，與別人無涉。但是，政府決策通常是建立在強制、強迫的基礎上的(即便是全民公投，也是少數服從多數，總有一部分人會是“被迫的”)，政府所做出的每一項決策(法律或政策)都會影響很多人;而且最為重要的是，在個人決策中，收益與風險都是決策者自己承擔，但是在政府決策中，通常強勢群體會獲得更多的收益，而弱勢群體則常常需要承擔更多的風險。就像瑪麗恩·內斯特爾在書中抱怨美國食品監管體系時所說的：“除非那些負責食品安全問題的國會議員‘食物中毒’，否則他們是不會通過任何一項有利于公眾健康的法案的”。

　　所以，民眾反對轉基因技術和轉基因食品，實際上并不是在反對這項科學技術，而是在反對政府和企業剝奪了自己的知情權、同意權、選擇權以及收益與風險的不公平分配等。這一點在“星聯玉米”和“黃金大米”等轉基因食品事件中表現的非常明顯(限于篇幅，在此我就不詳細介紹了，大家可以自行百度)。因此，瑪麗恩·內斯特爾認為，轉基因技術與轉基因食品實際上是一個政治問題，而不是科學技術問題。如果政府、農業與食品企業要想推廣轉基因技術和轉基因食品，真正要做的是——尊重民眾的知情權、同意權和選擇權——提高轉基因農業與食品政策決策的透明度和公眾參與度，建立(轉基因)食品流通追蹤制度(類似于快遞信件/包裹追蹤系統那樣)，加強政府對食品安全的監管能力，在食品包裝上明確標識“轉基因食品”標簽等;而不是去指責民眾“愚蠢無知”、“缺乏科學知識和科學素養”或“人為制造對轉基因的恐慌”。

　　史蒂芬·德魯克與他的著作《改變的基因，扭曲的真相》，揭露轉基因科研界和產業化背后的利益糾葛

　　某些支持轉基因的科學家或科學人士，把轉基因技術與哥白尼提出“日心說”、火車和鐵路在晚清中國首次應用等相類比，這是混淆了農業與食品科技和那些科學發現與科學技術的本質區別——食品，是人類生存和生活的必需品，而不是像火車和鐵路那樣的可替代品;而且，與空氣、陽光、水等不同，大部分的食品都是人類自己生產而非自然提供的，因此它是一種社會性和文化性的產品，而不是一種純粹的“自然物質”和完全屬于“自然科學”領域的東西;特別是，食品是一種具有高度流動性的商品，它具有很長的產業鏈和放射性的產銷網絡，連接著自然、社會和人，并實實在在地影響著整個人類的生命健康，而不是像“地心說”或“日心說”那樣，更多的是一種科學學說、價值觀念和自然科學領域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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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的最后一部分是“結論：食品安全的未來：公共健康與生物恐怖主義”?，旣惗?middot;內斯特爾認為，在經濟全球化、世界一體化和國際恐怖主義威脅日趨嚴峻的時代背景下，全球食品安全和公共健康的主要挑戰是“食物恐怖主義”(food bioterrorism)——指恐怖主義組織故意將病毒、細菌等有毒有害物質投入人類食品供應系統中以達到某種政治企圖的行為(food bioterrorism)。因此，要應對這一嚴峻挑戰，就需要建立全球食品安全監管體系，而這同樣也離不開政治。

　　文章來源：復旦人類學之友 微信公眾號;

　　原標題：“推薦 | 《安全的食物：食品安全的政治》” ;復旦人類學 李鵬程 推介;裴陽蕾 編輯。

　　延伸閱讀

　　本書作者瑪麗恩·內斯特爾有兩部著作已出版中文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分別是《食品政治：影響我們健康的食品行業》以及《食品安全:令人震驚的食品行業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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