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美國一高校當經濟學助教，近日剛剛批改完期末考試題。其中令我印象頗為深刻的是，課堂上四十多個學生，竟然沒有一個準確答出來“中等收入陷阱”是什么。中等收入陷阱的本意是發展中國家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后，經濟增長停滯下來的現象。而大部分學生卻是這樣講的：中產階級很難擺脫自己的階級地位，無法繼續向上流動。

　　學生的答案和正確答案是相關的，但決不是一回事兒。筆者不禁感嘆這些美國大學生對自身地位的焦慮。恰巧，在翻閱60多年前那篇提出了發展經濟學中著名的劉易斯模型的論文時，發現這種焦慮早已有之：

　　Mostmembers of the middle-class are engaged in the perpetual struggle to keep upwith the Jones’s; if they manage to save enough to buy the house in which theylive, they are doing well. They may save to educate their children, or tosubsist in their old age, but this saving is virtually offset by the savingsbeing used up for the same purposes.

　　大意就是說，中產階級中的大部分成員一生都在竭力維持自己的社會地位。如果他們存了足夠的錢，能在住的地方買下一套房子，那他們就相當成功了。他們會存錢用于子女教育，或者用于養老，最后留不下什么東西。

　　這段60多年前的話是不是感覺特別眼熟，尤其是在看到“買房”和“子女教育”的時候?

　　中產階級的“階級固化”

　　前一陣子，筆者的微信朋友圈里常常會出現談論“階級固化”的文章，大多是講名校畢業生想要留在北京而不得的無奈故事，讓人感慨當今中國社會留給普通人的機會實在太少了。這種故事的核心主題就一個——在北京買房太難，附帶的還有落戶難、子女教育難等等。

　　這群名校畢業生的境遇觸動著每一個勵志向上奮斗的年輕人的心，并由此擔憂自己的未來：名校畢業生尚且如此，我等普通人豈不是機會更加渺茫?

　　可是，這些名校畢業生口中的“階級固化”真的是普通人體驗的“階級固化”嗎?

　　下圖描繪了我國1978年到2015年之間，年收入處于成年人前10%、前5%、前1%和前0.5%的門檻值。

　　在2015年，如果一個成年人和其配偶的平均年收入(即兩口子的總年收入除以2)達到了72371元，他們就處于全國成年人口的前10%;如果平均年收入達到了99534元，他們就處于全國成年人口的前5%;如果平均年收入達到了194356元，他們就處于全國成年人口的前1%;如果平均年收入達到了253242元，他們就處于全國成年人口的前0.5%。

　　以北京四所著名高校清北人師為例。2015年，清華大學學生畢業五年平均月薪為12807元，北京大學為11315元，人民大學為10132元，北京師范大學為7358元(來源：2015年iPIN.com中國大學薪酬排行榜)。即使每年僅工作10個月，且沒有其他收入，這些名校畢業生的年收入也多在73000元至120000元之間。可見，就其收入而言，他們很容易就能躋身全國成年人口的前10%，而且常常是前5%。

　　收入處于精英行列并不能緩解名校畢業生們面對高房價時的慌張，而抱怨“階級固化”時其背后隱射的更是代際財富的傳遞，換句話說，投胎技術太重要了。但如果看看我國的財富分布，就能發現那些能夠樹立在北京買房子的目標的人，本身就已經相當幸運了。下圖描繪了我國1978年到2015年之間，財富處于成年人前20%和前10%的門檻值。

　　在2015年，如果一個成年人和其配偶的平均財產(即兩口子的總財產除以2)達到了236027元，他們就處于全國成年人口的前20%;如果平均財產達到了420197元，他們就處于全國成年人口的前10%。假如為了在北京買房子，一對年輕夫妻將各自父母的所有財產搜羅過來就能夠支付首付，那他們至少是全國人口的前20%，而且更可能是前10%。(將這兩個門檻值乘以4，再與北京動輒百萬的買房首付比較一下，就能得出上述結論。)

　　所以當名校畢業生抱怨北京無法提供機會滿足自己的物質需求、抱怨“階級固化”的時候，他們實際是想在前10%、前5%的基礎上躍升至前1%，正所謂“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社會關系的再生產

　　一個社會要想穩定地運轉下去，就必須把已有的社會關系再生產出來。階級社會的穩定運轉自然依賴于階級關系的再生產，換句話說，就是“階級固化”。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提出了著名的“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

　　“社會的財富即執行職能的資本越大，它的增長的規模和能力越大，從而無產階級的絕對數量和他們的勞動生產力越大，產業后備軍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勞動力同資本的膨脹力一樣，是由同一些原因發展起來的。因此，產業后備軍的相對量和財富的力量一同增長。但是同現役勞動軍相比，這種后備軍越大，常備的過剩人口也就越多，他們的貧困同他們所受的勞動折磨成正比。最后，工人階級中貧苦階層和產業后備軍越大，官方認為需要救濟的貧民也就越多。這就是資本主義積累的絕對的、一般的規律。”

　　簡而言之，在資本主義社會，一端是貧困的積累，另一端是財富的積累。資本積累越來越龐大，而無產階級卻僅能維持自身的生存，除此之外，別無他物。上層階級的子女可以接受高質量的教育、結交上層人士、繼承大額財產，而底層群眾的子女沒有財力接受良好的教育、更沒有廣泛的社會資源。階級地位的代際傳遞也就由此完成了。

　　2013年中國統計年鑒顯示：在2012年，在初中招生中，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入學數有1292091人，農村留守兒童入學數有2502401人，共計3794492人。2016年中國統計年鑒顯示：2015年，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和農村留守兒童的初中畢業生總數為2490760人。粗略估計一下，這些孩子的初中畢業率僅為65.6%。

　　這才是“階級固化”的真相!而名校畢業生的世界里根本沒有這一群人。

　　中間階級的社會功能

　　沃勒斯坦在闡釋世界體系的時候指出，世界體系的結構是“核心-半外圍-外圍”，而不是簡單的二元結構“核心-外圍”。盡管世界體系在經濟意義上可以由“核心-外圍”結構構成——即少數核心國家通過不平等交換剝削掠奪大多數外圍國家，但這種二元兩極化的結構在政治上是不穩定的，外圍國家會“揭竿而起”。所以世界體系需要“半外圍國家”來維持政治穩定，這樣一來，半外圍國家既作為被剝削者(被核心國家剝削)存在、又作為剝削者(剝削外圍國家)存在，所以核心國家就不會面臨其他國家的團結反抗。

　　這對一個國家內部的階級社會同樣適用。資本主義社會除了少量的大資產階級和大量的無產階級以外，也需要一小部分中間階級既作為剝削者、同時又作為被剝削者來維持政治上的穩定。名校畢業生一般處于全國人口的前10%，無疑屬于這種中間階級。

　　然而，這種社會結構并不會長治久安。“紅旗太平洋”公眾號曾在其文章《即將來臨的資本主義崩潰(上)》中指出，

　　“從上世紀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半外圍地區處于全球政治不穩定的中心。這里說的是東歐、拉丁美洲諸國。大眾的騷動、工人的動員、(去)工業化、債務危機和“結構調整”、軍事獨裁以及“民主”運動都反映了這些地區的社會變化;這些地區，既不是核心的一部分，也不是外圍的一部分，因而它們既從“不平等交換”中受益又因此而受損。隨著快速的城市化、移民和工業化，中國在社會、經濟和政治穩定方面正在經歷類似的挑戰。隨著中國的工人階級和城市中產階級開始要求更高的生活水平以及政治和社會權利，中國將可能面臨一場與上世紀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東歐和拉丁美洲半外圍國家所遭遇的相類似的嚴重危機。”

　　當今中國處在世界體系的半外圍地位，在對外貿易中仍然是勞動時間的凈輸出國。由于中國的工人階級數量龐大，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根本無力承擔中國進入核心國家的重負。因此，中國也沒有足夠的能力來收買工人貴族。在此情形下，隨著中國工人階級開始要求更高的生活水平，資產階級剝削來的利潤面臨著被擠壓的前景。

　　這一點也體現在名校畢業生身上。他們作為城市中產階級、或者未來中產階級乃至統治階級的預備成員，在物質上有著更高的要求，但卻在現實里被一線城市的房價壓得喘不過氣來。強烈的焦慮感在他們中間彌漫。去年的“雷某案”更充分地暴露出來他們對自身缺乏社會權利的不安。這也可能成為中國社會危機的來源之一。

　　廣闊天地，大有作為

　　對整個社會而言，不可能只有后90%人口的階級固化，而沒有前10%-前1%人口的階級固化。

　　毛主席曾說：“一切可以到農村中去工作的這樣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里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反思和改造階級固化的現狀，應該把眼光放得更寬廣一些。中國不僅僅有北上廣深，也不僅僅有收入排在前10%的人口。與其把眼光盯在那可望不可及的1%，在階級固化的呻吟中消沉而死亡，不如投身于最底層90%的廣闊天地，做一番創造歷史的英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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