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建設研究編者按:郝堂村位于河南省信陽市平橋區東南部,是豫南山區的一個典型的山區村。在2009年,郝堂村的人均年收入還不到4000元,村子破敗、環境臟亂,年輕人都在外打工,是一個只剩下老人的空心村。而僅僅數年之后,坐落在大別山懷抱的郝堂村,就變得干凈整潔、古樸自然,村莊經濟發展,勞動力回流,游客紛至沓來,一派和諧景象。作為美麗鄉村建設的一個代表,郝堂村被國內眾多媒體紛紛報道,并登上新聞聯播。這數年之間的巨大變化,是如何發生的?對于當代新農村建設具有怎樣的啟發意義?今天我們推送中央黨校文史教研部劉忱副教授的文章《多聲部合唱:郝堂的鄉村建設之路》,與讀者共同學習、分享。感謝劉忱老師授權“鄉村建設研究”公號推送!
新農村建設的方向就是通過建設和發展,使傳統的農村適應現代化發展需要,讓農民分享更多發展成果,在現代化的意義上把村莊整體激活。然而,激活鄉村靠什么?在這個問題上出現了不同的聲音。有人認為,富裕農民,必須減少農民,富裕農村,必須消滅農村,要讓農村城市化。這種言論很有市場。也有人說,鄉村建設的重點還是要放在農村,要以農民為主體。總書記反復強調:“中國強,農業必須強;中國要富,農民必須富;中國要美,農村必須美。”可見,國家建設新農村的著力點還是放到農村。但如何落地、實施?各地政府、專家和農民都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探索,給出了眾多答案。其中,河南省信陽市平橋區郝堂村的建設引起了廣泛關注。
郝堂,位于信陽市平橋區五里店鄉,地處大別山麓的雷震山地帶,面積約16平方公里。人口約2200人。村莊的歷史并不長,1949年才有兩戶人家遷入,村里沒有出過顯赫的名人,甚至連個鄉干部都沒有出過。2007年時,全村有2140人口,外出經商務工的有660人。村民主要從事種植業和畜牧業,農業種植以小麥、水稻為主,主要經濟作物有茶葉、板栗等。畜牧業以家庭養殖業為主。2007年全村財政收入30萬元,村民年人均收入3600元,郝堂村的貧窮落后是顯而易見的。不僅如此,隨著青壯年外出務工,老人孩子長年失去照顧,社會建設滯后,到2009年,還有老人因為無錢醫病而自殺。顯然,這個村莊貧窮、普通,毫不起眼。如果順其自然的話,用不了多久,就會在城鎮化的進程中消失得無影無蹤。
郝堂的轉機來自2011年起至今的鄉村建設過程。經過集中三年左右實踐的建設,小山村不僅外貌煥然一新,而且各項社會建設都得到了推進,村民們的生活得到了極大改善。從村莊環境衛生的整治,發展到公共衛生事業的拓展,深化到義務教育的階段的勃興,再到公共文化設施的出現,這一切被和諧地融合在一起。郝堂村容村貌既保存了自然山水和田園植被和傳統建筑,同時又處處流淌著現代化的韻律。村莊環境的改變,一方面,極大地促進了鄉村融入現代文明,另一方面,又吸引著成千上萬的城市人來到這里尋找鄉愁。外出務工的青壯年紛紛回鄉創業,經營起農家樂、民宿和本地原生態產品等等,原先寂靜破敗的山村呈現出一派生機和興旺景象。
郝堂的變化是如何發生的?概括地說,在于鄉村建設的新思路形成和與市場化不盡相同的方式方法。整個村莊既沒有讓資本進村上項目,也沒有任由長官指揮。而是由基層政府部門、鄉建專家團隊和本地村民一起,共同締造了郝堂的今天。這不是什么人單打獨斗地“做”出來的項目,而是各種合力共同推動的結果,是一曲多聲部的合唱。其建設步驟由淺入深、由表及里,行動也是邊想邊做、邊做邊改,最終建設出了既保持村莊面貌和內在社會結構,同時又融入了現代元素和新社會群體和文化生機的新郝堂。2017年2月9日,央視新聞聯播以頭條新聞的方式宣傳了郝堂,這不僅是對郝堂一個村莊成績的認可,也是對一種鄉村建設模式的肯定。
一、公共事業發展思路,為鄉村建設確立了方向
在郝堂開始建設之前,區委區政府領導一直思考一個問題,就是農村最缺什么?政府能做什么?農村雖然缺錢缺資金,但如果簡單把扶貧款或扶貧物資發放下去,農村的貧困面貌不僅不會改變,還養了懶人,將造成新的不均衡、不平等。只有加大農村公共服務投入,才能從根本上減輕農民負擔,減少農民生活開支,間接地增加農民收入。他們在實踐中認識到,當時農民最迫切的問題是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2003年時,鑒于基層組織應付“非典”疫情難有招架之力的痛切體會,平橋區委區政府在財政十分緊張的情況下,拿出360萬為18個行政村修建了村衛生室,每個衛生室采用的是同一標準,甚至同一圖紙、統一標識、統一配備設施。有了硬件,為了提高村醫的醫療水平,區里又把全區在農村執業的400多名村醫送到省城的大醫院培訓了4個半月。這一舉措,初步建立了農村的公共醫療衛生體系。又由于公共衛生室的建立,增強了村民對政府的信任度。
修建村衛生室的成功,促使區委區政府在決策時更有信心解決農民的真實需求。根據本區的實際特點,區委區政府的思路仍然不是大規模招商引資,促進農村產業發展,而是“尊重農民的小日子”。幫助農民把小日子過好,為了“微小而美好的改變”而努力。干部們認識到,農民的另一個迫切需求是教育和公共文化實施,所以一反多數地區“撤點并校”的舉措,轉而大力扶持村莊小學的改造和建設。這個改造除了政府投資以外,也吸納了社會各界的力量參與,郝堂小學建設資金就有企業家捐助在內。區里另一項舉措是加強職業教育和培訓。區里出資興辦的26所職業技術學校,實行全免費學制,目的就是讓貧困青年學一技之長,職業教育也是一項人力資源和智力投資,很快就轉化為可持續發展的新能量。
公共文化設施的建設,也是平橋區的一個建設亮點。當其他地區的文化部門都熱衷于建設鄉鎮文化站的時候,平橋區獨出心裁地建設鄉鎮級的圖書館,理由就是現在的鄉鎮綜合文化站的名聲不太好,要么利用場地辦商品展銷會,要么開歌廳、麻將桌,甚至還有賭博的現象。而圖書館的功能很明確,就是讀書學習,不可能辦展銷會。當時網上對此工程一片討伐和叫罵聲,紛紛指責平橋區作為貧困地區,建這么高規格的圖書館是“追求政績”,但區里不為所動,頂著壓力給每個鄉、每個行政村都建設了圖書館。區領導王繼軍認為,在圖書館的建設上花錢是值得的,這是一個立足長遠的建設,對倡導本地讀書學習風氣大有裨益。鄉鎮、行政村圖書館按照國家建設標準,分別建設了面積800平方米、300平方米的場館,但都是使用了同一張圖紙,統一外墻和內部結構。圖書館正在融進當地的日常生活,除了借書、藏書,圖書館還每年組織“書香平橋”的讀書活動,推動全民閱讀活動的開展。對于那些想讀書而又買不起書的讀者,圖書館推行了“你買書、我付錢”的圖書回購項目,全價向讀者回購舊書,這些舉措使平橋群眾獲得了更多文化實惠,也拉近了圖書館和普通民眾的距離,帶動了其它文化事業的發展,圖書館的建筑外觀端莊、樸素、典雅,不落俗套,居然成了當地青年男女結婚時拍婚紗照的必選地。可見,圖書館在人們心目中的重要地位與喜愛程度。平橋區也因此榮列文化部支持的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務示范區項目。
這些基礎公共設施的建設,走在了全國前列,后來國家出臺政策要扶持,恰恰使已經走在前列的平橋區農村得到了實惠,也使當地農村和農民看到了農村發展的潛在前景。從區委區政府的思路上看,可以概括為:不能為了發展農村經濟而直接抓經濟項目,從當地群眾的迫切需求入手,解決農民自己無法解決的公共服務問題,為以后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二、內置金融互助合作,使郝堂的村民得以組織起來
2009年,三農學者李昌平第一次到信陽尋找項目點。當時,信陽市是全省金融改革試驗區,政府對新事物持相對開放包容的態度。郝堂接受了李昌平的建議,成立一個養老資金互助合作社——夕陽紅養老互助合作社。這個金融模式是一種“內置金融”,后來也被人成為“昌平模式”。合作社啟動資金由胡村主任胡靜帶頭,吸收了15名老人作為合作社社員,每人出資2000元,向本村在外經商務工的村民注入資金14萬元,李昌平以個人名義拿出5萬元,隨后平橋區科技局支持了部分資金,合作社于2009年10月12日掛牌成立,本金共計34萬元。
李昌平之所以選擇金融而非生產合作作為切入點,原因在于長期進行研究探索的一個項目,就是農村金融的瓶頸問題在于農村土地證無法抵押。其原因有兩個:第一,土地不是一個正規的金融抵押物。土地雖然可以抵押給銀行,但銀行不能在土地上種東西,所以土地在銀行看來沒有價值,對土地的經營權才有價值(在當時經營權不能抵押)。第二,信貸資源一直傾向“更有關系的人”,是農村的中小企業,而非廣大小農。所以整個農村信用社體系與農村的發展實際很難對接。李昌平的改革實驗總是遇到強大的反對力量。平橋區的改革探索,恰給他提供了一次良機。
他反復向村民解釋,金融合作是效率最高的一種合作形式,從事生產合作,十年后產量頂多增長10%,金融合作則有可能增長100%、200%。如今,郝堂村的資金合作社的資金總額,從當初的34萬元升級到今天的上千萬元,土地價值翻了好幾倍。建立養老資金互助社的目的,也正是要建立村一級的共同體。基于村一級的資金互助社,可以繞開了中國現有土地管理制度下農民的土地不可自由流轉的問題。互助社當年只搞了3個月,年底就給15個入股的老人每人派了200元紅利,第二年領到570元,第三年領到720元,去年領到800元。運轉一年后,不少農村散戶在這里得到貸款。合作社成立四年多以來,至今沒有出現一筆壞賬。
對于規避貸款風險問題,農村有自己的邏輯,這就是農村熟人社會的道德約束力。鄉村是熟人社會,村民對彼此的家庭狀況、做事能力、道德口碑都相互了解,合作社的資金能貸給誰,不能貸給誰,大家心里都有數。郝堂資金互助合作社更重視貸款對象的發展能力和道德因素,比如,合作社的張啟榮老人談起了她的“擔保經”時說:“要貸款,你得看他老實不老實。有些人,你看他不老實,可能也還不起,就不能給他擔保。還得看他貸款是干啥哩。老年人的錢,他還能不還?”
金融互助合作使不少村民獲得了資金上的支持,解決了經濟發展缺少資金的難題。在建立合作社的過程中,村民還學到了一種新的合作民主和妥協的方式。起初,李昌平力主鄉親們自己制定一個合作社章程。一開始村民不知道章程是什么,想圖省事,想請李昌平代擬或者從網上下載一個現成的應付一下,但李昌平執意要村民自己來擬定:“把章程吵出來就是一個民主議事的過程,一開始圖省事,以后麻煩就多,因為那不是村民的共識。”結果,擬定章程的時候,村民們開始較真地爭吵,“吵”了兩天兩夜,“吵”出來了大家都認可的七章四十七條章程,比如規定三個月以上定存;月息較信用社上浮1個點,貸款1年月息1分,3到6個月月息1分半,1到2個月月息2分;一個股東老人可擔保5000元信貸額度;每年利潤的40%用于給入股老人分紅,剩余用于風險預控和管理成本等等。這個“吵”的過程,也是一次民主實驗過程。由此開始,郝堂村形成了一套民主、自治管理本村事務的“規矩”:大事小情都經過民主程序,所有的規矩都是村民自己“吵”出來的。
三、推進生態恢復,讓鄉村的自然環境健康起來
提到郝堂村的改造,還得益于藝術家孫君。孫君是北京綠十字生態文化傳播中心(以下簡稱綠十字)創始人。他自2003年創辦這家以環保為工作目標的非營利機構后,主要致力于發展社區參與的農村生態保護,實現生態、生活、生產相結合的發展模式。曾經2003年12月起至2011年,在湖北省襄陽市谷城縣五山鎮堰河村實施生態文明村建設試點——“五山模式”和“精品五山堰河新村”計劃,受到過中央領導的肯定,但他的新農村改造工程有成功,也有失敗。2009年,他接受平橋區委區政府的邀請,到郝堂參與新村建設實驗。
2011年4月,綠十字與信陽平橋區政府合作的“深化農村改革發展綜合試驗區郝堂茶人家”項目啟動。項目主要涉及到生態環境、鄉村規劃、民俗文化、村民自治、建筑藝術、水利交通、健康與生計、有機農業、金融互助、鄉村旅游、鄉村崗位培訓等諸多的內容。目的是通過項目實施,把中央新農村建設的精神具體化,樹立推動解決三農問題的典范。
由綠十字牽頭,國內11家機構參與了以郝堂村建設為重要項目的平橋區可持續發展規劃。每一家機構負責不同的子項目,比如新農村建設、有機農業、農村養老互助、社區參與、村民自治、旅游文化等,整個設計方案由當地政府出資買單。
孫君稱,目前新農村建設100%是由城市規劃、園林規劃和旅游規劃部門在承接鄉村規劃,用城市的理論建設村莊,用城市的文化影響鄉村,缺少對鄉村價值的認知,所以鄉村建設得城不像城、村不像村。他明確提出自己的規劃要素:新農村建設要讓年輕人回來、鳥回來,民俗回來,要把農村建設得更像農村。其核心內容涉及新型農業、生態農業和復興傳統文化。區委區政府與綠十字團隊等具體建設部門經過反復磋商,形成了對待村莊自然風貌的四條底線:不砍樹、不填塘,不挖山,不扒房。同時,區委主要領導同志還提出了對村莊和村民的三個尊重態度:“尊重自然環境、尊重村莊的文化肌理、尊重群眾的意愿。”在處理政府部門、專家團隊和村民之間利益關系時,要遵守三個尊重原則:“當專家與政府之間意見不一致的時候,尊重專家的意見,當專家意見與村民意見不一致的時候,尊重村民意見,當村民和政府意見不一致的時候,尊重村民意見。”這些大致規矩的確立,使各方意志都得到了體現,特別把處于弱勢的村民的意志放在了突出位置。政府部門、專家團隊和村支兩委共同商定,郝堂建設不能太快,雖然速度慢一點,但是出了錯還來得及修正。而且,新農村要建設的村莊不是以城市為樣板,而是農民自己的村莊,各種建設理念必須以農民的利益為本,以有利于農村發展為本,要讓農民從感情上和理念上逐步接受這個發展模式,所以慢也是符合規律和村民要求的。
為了解決群眾的信任,把村民凝聚起來,郝堂的建設先從小事抓起。
首先就是對垃圾進行分類。過去村莊缺少垃圾分類或污水處理的概念,“垃圾靠風刮、污水靠蒸發”是農村習以為常的景觀。建設村莊先從治理垃圾開始。村里要求村民打掃自己家門前的清潔區,還建立了垃圾處理系統。一開始,這個做法讓自由散漫慣了的村民們難以接受,村干部首先以身作則,帶頭到大街上掃垃圾,然后挨門挨戶去動員,當大學生村官和外來的鄉村志愿者一起,主動清理河道和房前屋后的垃圾的時候,村民自己也坐不住了。后來,村里又把小學生動員起來,上學路上用學校發的塑料袋撿拾垃圾。小學生還負責上門檢查監督那些亂倒垃圾的大人,如果發現有人亂倒垃圾,就拿著小旗在他家門口大聲批評。幾個月過去,村民們慢慢接受了垃圾分類的理念。
垃圾分類解決了,其次按照上級政府部門的安排,村里開始進行一建四改(建沼氣池、改水、改衛、改廚、改圈)工作,其中最核心的問題是污水處理。經過無數次考察,孫君團隊給出的方案是,污水一部分進沼氣池,一部分通過地埋式家庭花池處理后,向村莊四周自流。李昌平從自己家鄉帶來荷花種子,在村四周種下了100畝荷花池,種荷花來凈化水田,本來就是一種鄉村傳統智慧,而且,荷花還形成了自然景觀。如今,滿塘荷花吸引了眾多游客前來觀賞。到了秋天的收獲季節,荷塘里收獲的菱角、蓮蓬、蓮子和鮮藕又成了村民的另一項經濟來源。除了種荷,在山坡和空地上,還種上了大片紫云英、格桑花,一到春天,成千上萬的紫云英、格桑花蓬勃盛開,搖曳芬芳,裝點著整個村莊。格桑花、紫云英還是綠肥,等秋后深翻入土,就可以涵養被農藥化肥損傷的土壤。對垃圾、污水的處理,對土壤的治理,很快就讓村民感受了生活環境改善帶來的好處。
在村內硬化路面的過程中,郝堂修的是沙石路,這種路有利于動植物生存,又方便山區水系的流動,路的造型保持了原來的天然和淳樸,自然彎曲,依山、依河而建。把原來分散在村莊各家門前的水塘進行整治,使之變成環繞村莊的流動小河,小河用小橋、石磯點綴其間,形成了“流水潺潺、綠水環繞”的景象。
四、村莊改造,讓鄉村之美煥發出來
通過內置金融,郝堂奠定了村民自治的基礎,村容和景觀的改造,使村莊環境大為改觀。綠十字團隊孫君發揮自己的藝術家專長,在尊重當地的建筑風格基礎上,在紙上畫出了房屋改造的草稿,一共畫了3000多張。他遵循“把農村建設得更像農村”的理念,把保持傳統農耕文明、建設新型農村社區作為村容村貌改造的主題。啟發干部和村民對舊房價值的認識和審美觀的提升。
“綠十字”把村莊看做一個有文化肌理的存在。所以舊村改造不是另起爐灶,推倒重來,而是對原有房屋、院落的結構功能進行復原或裝飾,在房屋建設細節上突出當地傳統文化和豫南民俗特色。房屋外墻不貼磁磚、不抹水泥,保留傳統的土坯、磚瓦結構,內部的裝修則根據人居需要進行現代化改造。原有的建筑在突出傳統農家院落特點基礎上,又擴展功能,修整成集居住、喝茶、會客和聚會交流的場所。一經建成,經濟效益和文化效益就顯現了出來。從整體上看,郝堂的村容村貌大為改觀,村莊建筑與周圍的荷、竹、水、溪、茶園形成了一個整體。村莊的傳統文化要素得以保存,并與當代生活生產要素進行重組,使村莊既散發了傳統村落安詳、從容魅力,又充滿現代社會的動感韻律。
村民一開始對這種沒有貼磁磚、不抹水泥的房子不認可,覺得“丑”、“土”。政府一開始也并未急于村民的認可,而是放開手腳,讓村民自主選擇是否改造房屋,政府則運用經濟的杠桿作用,對先行改造房屋的農戶每家補助了每平方米130元補貼,對按照規劃圖紙建造新房者,每棟房子給予10萬元貼息貸款。這一舉措,也讓觀望的村民放下心來,待到改造后房屋效果和經濟效益出現,農民就自覺地按照規劃建造自己的房屋。而這一環節,政府用于郝堂建設的資金僅360萬元。
除此之外,郝堂也并非把現代化的新型建筑拒之門外,只要新建筑與郝堂整體規劃相協調就可以。在孫君的引薦下,臺灣設計師謝英俊也來到這里,他為郝堂小學設計了全新概念的生態廁所,這個廁所采用的是糞便覆蓋式分類回收,由高年級學生自己管理。他還為村里設計了一個公共空間——岸芷軒,這個岸芷軒就跨越在郝堂的一處處理污水的水塘之上,遮蓋住了村莊的污水處理系統。整個建筑主體結構是輕鋼玻璃瓦房,整個建筑簡潔明快,通體敞亮,門前蘆葦搖擺,風鈴作響。和村莊里“土生土長”的房子不同,這個建筑充滿青春時尚氣息,卻也不顯突兀,與傳統村落相映襯、相交流。并成為一個開放式公益空間,村民可以在這里免費看書、喝茶,很快這里就成為青年人喜歡的學習活動中心。
五、創建創業平臺,讓村莊的產業興旺起來
農村建設是一個漫長的連續的過程,規劃設計和硬件是一部分,內置金融創建、土地抵押貸款、土地流轉及合作、集體經濟、鄉村治理,景觀環境改善、垃圾分類、污水處理,居家養老中心及養老村建設營運服務,經營鄉村理念方法推廣及基層干部村民培訓,甚至鄉村建設融資投資服務等,都是鄉村建設的內容。
信陽地處我國南北地理分界線上,兼具南北方的自然風光和人文特色,山川秀美、物產豐富。但由于工業基礎差,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并沒有走在全省前列。農民增收主要靠外出務工。在中央提出建設新農村和生態文明的發展方略以后,信陽市的后發優勢逐漸顯現出來。這里依然保持了較好的生態環境和農業生產環境。良好的自然環境、山水風光包括本地特產的毛尖茶葉、土豬肉、土雞蛋、自然河湖魚類以及無污染無公害蔬菜、菌類成了當今消費者趨之如騖的品牌。在這個區域優勢中,郝堂也趁勢而動,發揮自己的優勢,面向城市的需求興起了特色產業。
對久居城市的市民而言,郝堂最吸引人的就是村莊的自然風光和傳統民居特色的建筑,以及由此而興起的餐飲、住宿和各種休閑娛樂等服務業。數不清的游客紛至沓來,游客異口同聲地認為,這里太像記憶中的老家,在這里找到鄉愁了!
村里原本就存在的生態茶葉、板栗、水生產品等迎來了新的顧客。而且,村莊環境改變后,洶涌而來的創業機會讓更多流動在外的村民看到了新的希望。有不少在外打工的年輕人攜妻兒回到了家鄉,這里有祖屋,有工作,有親情鄉情,鄉村生活遠比城市美好。郝堂人紛紛返鄉,這讓郝堂的建設隊伍又壯大了很多。
伴隨房屋改造進行的,是村民的自主創業。懂得如何在家賺錢,這個村莊逐漸飽滿起來。村莊按照合作經濟的模式,開創農村社會結構再造。
首先,成立了以村總支書記曹紀良為董事長、村委會主任胡靜為總經理的村集體經濟組織——信陽市平橋區綠園生態旅游投資有限公司,這是一個與市場對接的集體所有制企業。綠源公司代理耕地、林權抵押、流轉,向農民流轉集體用地,但不許外來資本下鄉流轉土地,只能通過綠源公司進入村莊,與他們聯合開發當地的種植業。村里的土地權屬清晰,有助于企業進入,外來者也可以參與村莊的經營。各種生產要素流動起來,用工業的理念拉伸農業的產業鏈條,增加農產品的附加值。
除此之外,村民按照生產需要,組織起各種專業合作社,如信陽市平橋區新農人生態農業技術服務專業合作社、烏云山生態農業合作社、農家樂合作社郝堂茶葉合作社、郝堂村青年創業合作社等等。郝堂對返鄉青年的發展十分關心,準許青年創業合作社在充滿現代氣息的岸芷軒辦公。岸芷軒還經常舉辦電影放映、讀書會等文化活動吸引青年人。村里還物色幾名年輕人參與此次實驗村建設,為村莊培養后備人才,每位入選的人員700元/月生活補貼。為了幫助這些青年進一步學習提高,位于郝堂的中國鄉建院所有的對外培訓項目都對本村青年免費開放。
由李昌平、孫君聯合創辦的中國鄉建院把辦公室建在了郝堂村村口原來牛棚的位置。由孫君主持設計,鄉建院經常舉辦各種論壇、會議,還針對全國各地的鄉建人士創辦了“鄉村復興論壇”,每月都會舉辦培訓班。在李昌平、孫君等人的感召下,不是資本,而是社會資源向郝堂源源不斷地聚集起來,如“社區大學”“晏陽初平民教育中心”“生態村郎站”“包打聽”(咨詢機構)等公益性組織也破土而出。外來力量的介入,對鄉村的結構進行了再造和優化,使鄉村的精神文化與社會進步趨勢聯系更緊密,使鄉村與城市的連接更加全面、更加深入,新鮮的事物和面向公益的項目在鄉村落地其實更有吸引力。
郝堂的建設吸引了不少熱愛鄉村的人士回歸鄉村。姜佳佳是一名大學生村官,本來是借調到郝堂來幫助郝堂公益機構建設的,后來就一直被郝堂留在青年創業合作社當理事長,她爽朗干練的個性、熱情無私的品格給青年們很多鼓舞和帶動,董光輝,原來是鄭州的一名記者,到郝堂采訪時,深深喜歡上了這個地方,就帶著全家人到郝堂創業。退休的小學老師詹麗,自愿到郝堂村圖書館當圖書管理員,一邊管理圖書,一邊寫作郝堂故事,深受郝堂村民的愛戴。
經過幾年的建設,郝堂村的變化翻天覆地。村莊變美了,村民變富了,年輕人回來了,資金變活了。最重要的變化是由于資金的“活”,由金融合作的成功激活了整個村莊的凝聚。帶動了村莊的整體進步。習總書記的“看得見山、望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的建設設想在這里實現了。2014年郝堂被評為全國首批美麗宜居村莊示范村,是河南省唯一入選的村莊。
本村的村民對比建設前的生活,感慨萬端。紅星組村民周祥林介紹說:“以前我和兒子都在外面打工,只有八十多歲老父老母在家守家,村莊剛開始建設時,我們的思想比較保守,總擔心占田占地有損失,后來經過村干部不斷的開群眾會做工作,帶我們出去學習參觀其他地方的新農村建設,才覺得我們這個村已經很落后了,如果再不改變就會絕種的。而且我們自身年紀也越來越大了,孫子孫女都有了也不能總在外面打工啊,要改變總要有點犧牲的,況且種了一老輩子地了,也種煩了,政府扶持村莊搞建設又很難得,要不然誰拿錢給咱修條路呀!我們都是從土里刨食的人,關鍵時候還是要聽政府的,我們從外地回來后,按照村里規劃建起來了現在的新房開起了農家樂,我把土地流轉給村集體搞起來荷花塘,修路占點兒田地,我都沒要錢,村子建好了,我們這里的農民那比原來的日子過的舒坦多了。”(引自《郝堂建設大事記》)
六、郝堂是否可以復制?
任何鄉村都是獨一無二的,都有自己的文化肌理,歷史傳統、人文特色,任何村莊都是不可復制的。郝堂建設形成了獨居特色的模式,但也并非十分完善,還有很多需要改進的空間,有些項目并沒有落實好。但郝堂建設的思路值得借鑒、值得總結和思考。但郝堂經驗的可復制性首先不在于學郝堂修一座橋、蓋一所房子,而在于建設過程中對村莊的認識、理解和尊重,因地制宜地建設,面向社會需求來發展產業等等。這有賴于建設團隊對農村的全新理念。新農村建設不僅是一個致富工程,更是一個系統工程,是一個傳統文化、道德觀念、文明意識修復的過程。農業文化是傳統文化的主要載體,新農村是在傳統文明的基礎上的復興,是傳承中華文明的基本載體,是現代化的承接地,也是全民族的心靈歸宿,在城鎮化的過程中,要緊的不是讓農村像城市,而是更像農村。
其次,郝堂的可復制性還在于創新性建設。找到鄉村建設的新的增長點。與城市相比,鄉村與城市相比是有差別的。正如李昌平所說:“激活農村,才能經營農村。要找到增量,才能激活產量。如果投進去的增量是死的,比如那房子蓋了還是不住人、夫妻還是要分離、孩子還是沒人管,那我們做新農村建設是沒有意義的。”找到鄉村建設的產業平臺,這個產業平臺的要素是與現代生活對接、與市場需求對接,更重要的是發現市場、引導市場,在與現代生活對接的過程中,尋找鄉村的位置,提升鄉村生活的品質。可是,經營農村不能按照經營城市的方式進行,城鄉一體,不等于城鄉一樣,城鄉有差別,不等于城鄉有差距。郝堂的經營恰恰就是形成了鄉村與城市的互補互幫。
郝堂的可復制性在于重新塑造村民的尊嚴。在鄉村與社會、特別是村民與城市市民交往中,常因積習而受歧視,這就需要引入逆城市化的思維,用對文化的敬畏之心來從事農村建設,恢復和樹立鄉村文化的價值。不能把鄉村建設看成是一個市場行為,而是一場旨在保護和激活鄉村的思想革命。是用現代思路與傳統文化之間的互動與交融,發現鄉村之于現代生活的地位,讓鄉村、農民帶著自己的文明方式、帶著傳統文化的基因,有尊嚴地進入現代生活。在建設中,一定要遵循鄉村建設的規律,遵循本地的文化個性。某些地方在進行建設的時候,不顧本地文化個性,違背鄉村規律,照搬別的地方的經驗,修一些沒有地方特色的建筑;還有的地方,為了發展旅游經濟,吸引迎合游客,把本地、本民族的文化隨意改裝、粗制濫造,簡化為消費符號,這在根本上摧毀了本地文化的尊嚴,還要提防一批消費者,在所謂“上帝”意識的驅使下,懷著對鄉村的優越感,以為“付錢就可以搞定一切”,對鄉村的自然風光或人文風貌隨意損壞,或者懷著獵奇、炫耀的心態冒犯當地習俗,一個有尊嚴的鄉村不能迎合或者屈就這些低俗、不文明的行為。這個需要對全社會的教育,也需要鄉村站起來,勇敢捍衛自己的尊嚴。
教育全社會的前提是對農民的啟蒙,如果沒有對農民的啟蒙,農民還會依照從前的思維習慣繼續做,這個目標就會變成紙上談兵,農民覺悟的提高在于鄉村外來力量的介入和對鄉村的再組織以及對鄉村精神的現代化再造。以外發促內聯、外聯促內生的方式讓鄉村聯上了現代化的快車道,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新的制度建設和精神文化建設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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