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從2015年上海大學王磊光博士的《一位博士生的返鄉筆記》，到2016年春節黃燈教授的《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各種各樣的“返鄉”寫作如同被點燃的春節爆竹，在城鄉之間流動的人群的心靈中爆炸開來，引燃這場爆炸的“火藥”則是近年來鄉村問題的新變化與城鄉關系困境的進一步顯露，以及由此導致的盤繞在這些心靈上空或明或暗的情感云團。大量“返鄉”寫作中也充斥著不少虛假、惡劣的噱頭文章。如果將之稱為“返鄉體”，那么強調鄉村并非“返鄉體”所表現的那樣凄慘的“反返鄉體”也進一步被催生出來。不能否認“反返鄉體”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但如果僅僅將討論局限在“農村到底是不是那樣慘”，那么對作為“癥候”的“返鄉”寫作的思考仍然停留在淺層，未能突破表層“癥候”來探討其深層的政治—經濟—情感的結構性根源。關鍵在于，如何突破“返鄉體”與“反返鄉體”的二元對立，帶入政治—經濟—情感的結構性分析，并將對此問題的討論轉化為開拓新的批判性思考與建設性實踐的契機?畢竟，在資本主義現代性“贏家通吃”與“多少算夠”的邏輯下，在發展主義意識形態論述日漸被霧霾、食品危機、垃圾危機等問題撐裂時，“不是鄉村需要我們，而是我們需要鄉村”!

　　基于上述問題意識，從1月25日開始，“鄉村建設研究”微信公號開辟“鄉村與我們”專題，陸續推送相關文章，嘗試推進對這一問題的討論，敬請關注!同時，我們也歡迎各位讀者就此專題向我們投稿，以引發討論，推進思考。來稿請發至：[email protected]. 此征稿長期有效。

　　今明兩天我們將推送三位工友的“返鄉書寫”。相比知識分子、高校學生的返鄉書寫，工友們對“故鄉”的深思更加密切地關聯著自身生活軌跡與未來出路，因此也對鄉村與城市、家庭與生活有著更為深刻的體會。今天推送的是工友楊猛的文章《漫漫打工路》與陳迪橋的文章《試著回到家鄉》。

　　感謝楊猛與陳迪橋兩位工友授權“鄉村建設研究”推送，并感謝中國藝術研究院張慧瑜老師為“工友小輯”撰寫導言!

　　導言：

　　每年春節，在億萬返鄉大軍中有一個特殊的群體，這就是如候鳥般在城里打工、過年時節返回家鄉的農民工，他們在城里辛苦打工賺錢，而他們的孩子和老人需要回到農村上學和養老。民工潮出現在80年代末期，距今已有30余年歷史，目前全國農民工總人數近3億人之眾，如此大規模、如此持久的人口遷徙在人類現代歷史中也是少見的。30年來，農民工為中國經濟崛起和城市化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隨著近些年第一代農民工變老退出勞動力市場，80后、90后等新生代農民工成為外出打工的主力軍。相比老一代，新生代農民工有兩個突出的特征，第一，他們更認同城市價值觀，有的從小就跟父母在城里打工，他們不會務農，也不愿意回到農村生活;第二，他們更有文化，擅長使用互聯網和新媒體，也受城市消費主義文化的影響。在金融危機和中國產業轉型的大背景下，有的青年工友嘗試返回家鄉，留下來尋找新的出路，而更多的依然繼續背井離鄉，重復著父輩的命運。與知識分子春節返鄉寫的文章不同，這些新生代農民工對自己的家庭、家鄉和未來有更為切身的感受。作為當下中國最普普通通的勞動者，他們的選擇將對中國鄉村和未來產生長久的影響。(張慧瑜)

　　漫漫打工路

　　文 / 楊猛

　　（在深圳、蘇州、西安、北京等地從事過攝影、五金加工、社工工作，外出打工9年，目前在珠海可口可樂飲料有限公司做配料工）

　　臨晨四點左右，母親便起床，從雞窩里挑來幾個雞蛋煮好，炸好糯米粑粑，再取來一些干花生，和一些簡單的行李一起，裝進了一個有些破舊的牛仔布背包里，就這樣送走了父親，那是2003年初冬，也是父親最后一次外出打工。

　　20001年冬天，父母帶著打工多年積攢的所有積蓄，響應西部大開發的政策號召，帶著再也不打工的必勝信心，回家創業搞養殖，可惜還沒熬出兩個年頭，父親又不得不負債累累的踏上打工的路，從此一蹶不振，得過且過，創業欠下的債，我和母親足足還了好幾年。

　　我出生在生產隊最后一次土地調整的第二年，所以我和弟弟都沒有土地，一家四口只能在兩個人的土地里刨生活，每年都是青黃不接，日子過得十分艱難。父親不喜歡種地，經常搗鼓一些小買賣，但也掙不來錢，吃鹽也得去小店里賒賬，父母經常為了柴米油鹽的事吵架、打架。

　　1994年春天，家里又爆發了一場戰爭，父親在姑媽家借了路費，第一次踏上了打工的路。父親臨行前去照相館拍了一張相片托人留給母親，那是一張哭紅了雙眼的相片，而在生活中，我從來沒見父親哭過。

　　直到年底父親扛著一個裝有糖果、新衣服的化肥袋回來，全家人才知道關于父親消失這大半年的所有消息。父親去了陜西挖金礦，那是一個睹命的地方，父親比較走運，沒被騙進黑礦井，他帶回來的六百元錢還清了日積月累的陳年舊債，他的腰桿也終于可以挺得筆直。但他也決定，從此再也不也挖金礦了。

　　1995年春天，父親決定前往浙江打工，母親精心為父親準備著行李和路上吃的東西，還從我們家土灶堂底下取出來一團灶心土帶著，說是怕在異鄉水土不符，容易生病，取他鄉水泡家鄉土服用，就能漸漸適應他鄉生活。

　　幾乎每個月，家里都能收到父親寫來的信，有時信里還會夾著父親的相片，母親總是像寶貝一樣收藏在箱子里，偶爾也會收到郵局捎來的匯款單。

　　秋天，母親生病了，在家治了一段時間不見好轉，后來病情越來越重，鄰居們借來靠背竹椅，捆上竹桿和支架，用床單蓋著，一群人輪流著才把母親抬到鎮衛生所去，后來又給父親發去電報，告訴他母親病危，急回。父親收到電報并匆忙回到家，已經是一個星期后了，那張電報紙也被他粗糙的手拽得皺巴巴的。

　　外婆一直照顧母親到出院，住院的費用大部分也是外婆賣掉糧食換來的錢。

　　沒過多久就快開學了，那時我上二年級，母親用一個背兜裝上我的衣服，還有家里養的幾只雞，把我們送到了外婆家，然后和弟弟、小姑一同隨父親去了浙江。自此，我成了一名留守兒童，后來我還在姑媽和小叔家生活過，共換了5所學校才把小學上完。

　　1997年，弟弟回家上學，我和弟弟同奶奶一起生活。隨后小叔也去了浙江打工，嬸子、堂妹、堂弟和爺爺一起生活。

　　2000年，嬸子也去了浙江打工，家里只剩下了爺爺奶奶和我們四個孩子一起生活，這意味著當時我們家的所有勞動力已經全部進城。

　　2007年，我在老家工作了一年，由于老家工資太低，無法償還上高中時親戚和族人支持的學費，到2008年春天，我還是決定了外出打工，但我沒有選擇親人聚集的浙江，而是去了改革開放的前沿城市，深圳。

　　2009年秋天，母親住院手術，我趕回醫院和堂妹一起照料，不久堂妹開學返校了，親人們也覺得長期耽誤我工作不太合適，因為手術后康復還需要1年左右的時間，于是就想到讓父親回來照顧，可父親創業失敗后一直在外兩手空空，怕別人笑話總是不愿意回家，最終在親人們的勸導下才很不情愿的同意回去，從些他再沒有外出過。

　　2010年，康復后的母親也很難承受家里繁重的農活，但又看不慣不愿干活的父親，加上兩人感情不好，母親便再次到浙江打工。同年，奶奶也被小叔接到了浙江生活。

　　2012年，堂妹衛校畢業后在宜賓工作。

　　2013年，堂弟高中畢業后到北京工作，這意味著時隔13年，我們家的第二代勞動力已經全部進城。

　　至此，我們家從父親外出務工算起的22年里，除小姑外的8人已累積務工84年。按我國男性工作滿60歲，女性工作滿50歲計算，由于父親也不打算外出，母親也達到退休年齡，父母輩只剩下小叔和嬸子可能還能務工18年，當然也有可能提前結束務工回家，他們四人可能共計務工77年，而我們兄妹四人可能共計務工151年，因為我們這一輩沒有務農經歷，走出學校便開始進城務工。

　　父親是我們生產隊外出務工的第一人，記得那時他每次回家探親，都會有鄰居來家里找他幫忙，希望能帶他們一起外出打工掙錢。聽母親曾講起，那時他們的出租屋里，經常都擠著三五個剛出門的或者工作沒了著落的老鄉。有的一住就是好幾個月，因為那時外出闖蕩的，幾乎都是生活比較艱難，兜里揣上兩個借來的路費就上路的人們。那時偷搶猖獗，人財兩空的故事經常聽父母講起，父親幾乎每次回家都穿著那套不知從哪兒搞來的、褲腳和衣領都有些褪色的沒有肩章的武警服，僥幸的躲過了一次又一次的險境，有時還靠它為同行的人們聲張正義。

　　父親也記不清他總共帶了多少人出去，也記不清他們的出租屋曾經成為過多少人的落腳地。我記得他曾帶出去的一個鄰居家的叔叔，在外面老老實實的工作了幾年后，開始“闖蕩江湖”。拜了幾十號弟兄，靠經營麻辣燙的生意一起混日子，后來一度發展到一二百人，靠麻辣燙的生意已經混不下去了，后來就帶著弟兄們做白粉生意，最終被捕，搞得他們家人跟父親結了好多年的怨。自父親去浙江起，一家人的團聚將變得越來越難，在我的記憶中，好像只有女朋友和我回家，還有爺爺去世時，是全家人都聚齊的時候。

　　我喜歡家鄉四季分明的氣候，喜歡家鄉的空氣、溪流、鳥鳴、一草一木，更喜歡家鄉純樸的鄉土人情、團結的家族文化和近乎自然規律的慢節奏生活。

　　在我走出高中的校門后，并沒有像大多數同學一樣，尋著父輩的腳步迅速混流到世界工廠的生產鏈上，但最終還是難逃厄運。因為家鄉經濟水平低，就業機會少，沒關系也沒經驗，很難還上我上學時親戚和族人支持的近一萬元學費，在家折騰了一年多后，還是無奈的選擇了進城打工。

　　我起初的計劃很簡單，就兩個目標：一個是還債，另一個是攢點本錢回去開一個鄉村主題的影像工作室。結果發現，債是省吃儉用的還上了，可本錢卻怎么也攢不夠，越到后來考慮的事情會越多，漸漸的也認識到創業并非易事，這事兒也就擱置了。前幾年我會時不時的在招聘網站上尋找返鄉就業的機會，幾次面試后，發現要么是別人對我不滿意，要么是我對工作內容不喜歡，能感覺到家鄉的就業形勢有很大好轉，但離沿海城市的整體差距和某些行業的內部差距還是蠻大的，經過一次次的折騰和碰壁，現在已經不再考慮回去的事了，而考慮更多的是怎么在城市留下來。

　　在我外出務工的第三個年頭，是我第一次踏上與親人團聚的回鄉路，那是2011年的元旦。“大娃，從你起身那天算起到今天，你出門都一千零二十三天了。”爺爺不緊不慢的比劃著手指微笑著看著我，第一句話就告訴我這個讓所有人都驚訝的數字，我們一家人除爺爺外，都有過外出的經歷，但我們誰也沒在意過自己離開家多久了，只有爺爺守在家里扳著手指頭天天盼著親人的平安歸來，卻從來不表露出來。爺爺把我們每一次離別的日子記得比自己的生日還清，他把和我們的每一次離別都當作最后一面來對待，卻不表露出一絲的不舍，而是慷慨的送行，這是一種多么偉大的愛。

　　爺爺下葬的第三個早晨，是所有親人的第一次祭祀活動，稱作“護山”。簡單的儀式后，我們在墳上又夯了一些土，在墳頭上各留下了一把花圈和花傘。次晨，我、小姑、小叔和嬸子坐上了開住宜賓的汽車，他們訂了傍晚發住杭州的火車，經過四十個小時的顛簸后，再中轉幾個小時的汽車就可以到達工作地了。而我訂了下午發住廣州的火車，三十六個半小時。再中轉兩個多小時就回到深圳了，汽車在高架上騰云駕霧，周圍都是高聳林立的樓房。

　　這里是改革開放的前沿，這座城池接近四十年的開放史，也是我們跨省務工的流動史，足足兩代人的青春奉獻史和骨肉分離史。

　　至此，家里只剩下五十多歲的父母，其他親人都已陸續回到各自工作的城市。其實母親也非常想回北京繼續工作，還考慮到鄰居們幫了不少忙，自家事情完成了就離家不太好，于是便計劃年后再做打算(在我們家鄉，無論婚喪嫁娶，目前還保留著互助的傳統形式，主要由家族和鄰里組成)。回想起來，每次回家，就像是一次悄悄約定的等待著完成的任務一樣，家——更像是一個臨時駐足的客棧。

　　歲末已至，又是一個團圓的時刻，但我和弟弟都打算不回家，我要一月二十五日才放假，而弟弟天天上班，到過年也不放假，他在微信群里調侃著告訴我們：“回家，除非辭職不干了。”對于有的人來說，回家只是一個時間問題，甚至是一個很勉強的時間問題，但對于很多和我們一樣的普通打工者來說，回家，在很大程度上將意味著失去工作，而這樣的代價又有多少人可以承受得起。但，依然有人不得不無奈的承受著。

　　試著回到家鄉

　　文 / 陳迪橋

　　（鄂西北山城人，農家兒子，高二輟學打工，鄉村建設志愿者，喜歡閱讀，是文學愛好者。2016年留在故鄉，成為返鄉青年。）

　　紀錄電影《我的詩篇》的片尾曲是《退著回到故鄉》，這首歌詞改編自工人詩人唐以洪的同名詩作，其中有這樣的詩句：“從北京退到南京/從東莞退到西寧/從擁擠退到空曠/從轟鳴退到寂靜/退到泥土、草木……”。于我而言，不只是退回故鄉，更想試著回到故鄉，做一名在故鄉扎根的返鄉青年。在城市化浪潮之下，所有人都在進城，都在服務于城市建設，特別是農村人，而返鄉青年，則是那些逆流而動的人，他們進城學習或工作后，開始返回家鄉，去從事一些建設性的工作。

　　這兩年，每到春節，返鄉筆記、農村觀察類新聞都會刷爆“新媒體使用者”的微信朋友圈。“新媒體使用者”是相對于那些未曾使用新媒體的人們來說的，如農村留守的老人、婦女和兒童，這股熱鬧往往沒有波及他們。而使用新媒體的人，也就是從鄉村出去的精英們，春節過后，便很快又會離開鄉村進入城市。這些留守的人們，生活便又回復了常態，事實上除了過年親人團聚的熱鬧，他們的生活也沒什么變化。除了寫寫文章，當真就什么也做不了?除了離開農村，就真的別無選擇沒有另外一條路可走?為了回應這些問題，2016年春節之后，我試著留在家鄉。我為什么要返鄉呢?下面開始講我的人生故事。

　　我是湖北省十堰市鄖西縣上津鎮人。2006年在家鄉的小鎮上完高二后，我選擇了休學外出打工，后來又選擇了輟學，徹底離開了學校。自2006年至2014年，我打了近8年工，干過建筑、進過工廠、下過礦井，還干過餐飲、保安，嘗試過銷售等。我從事的可以說都是最“底層”的工作。所幸我從小愛閱讀，在打工過程中，我唯一堅持的是閱讀，大概也是希望從閱讀中能夠找尋更好的出路吧。在閱讀的過程中，最開始還是比較盲目的。真正從盲目閱讀轉為有方向的閱讀，則是2010年從傳銷組織出來看到《傳銷洗腦實錄》一書之后，從那時起，開始對自己的反思和思考。再慢慢的，因為出自鄉土而關注鄉土，特別是我總在思考父輩的命運和自己的命運，最后關注到了鄉村建設。2014年，我前往北京參加了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的“農村可持續發展青年人才培養計劃”，我對三農問題有了更多更深入的認識，也了解了一些農村的發展之道。2015年，我參加了北京工友之家的“工人大學”，主要是為了提高自己對工人文化與道路方面的認識。2016年，我成為一名返鄉青年。

　　其實，決定留下來早在回到家里第一天就做了。那一天，我聽到了幾件事，這些事對家人、鄉親們都習以為常，但對我卻異常殘酷和很難接受。第一件是一個從小一起長大的伙伴的母親去世了。他的父親在外打工，給家里打電話聯系不到母親，后來托親戚上門查看，最后破門而入發現母親已經去世十余天了;第二件是，發生在我回老家的前一天，村里的一位嬸子跟丈夫一起干活，突然倒地身亡，據說當時她還哈哈大笑。朋友的母親和嬸子的死亡除了與疾病有關，還與當前農村的制度、文化息息相關。隨著國家對農村的投入以及鄉親們在城市的“奮斗”，現在鄉親們的物質生活確實豐富了不少，生活習慣與消費習慣也都發生了很多變化，但是很多文化知識和生活常識卻很匱乏，比如關于身體疾病的知識。在參加朋友母親的葬禮時，我還聽到其他讓人寒心的事。在另一個不遠的村子里，有一對老夫婦開煤氣自殺了，原因是老奶奶癱瘓了，老爺爺無力侍候。聽說他們死后，在外打工的兒子找到鎮政府鬧事，要了三萬元賠償金。還有一對老人，老爺爺到紅薯窖儲存紅薯時，因為空氣不流通窒息而死，老奶奶失明，找不到老伴，后來不小心也掉下去了。他們的女兒下午干活路過父母家，沒有看到父母，本來早上看到過，于是就去找，才發現兩位老人已經死亡。老兩口留下了大量的糧食，還有兩萬現金，這是多么勤勞的老人啊!這些事是促使我留下來的最初動因。

　　我想起很多人說過的話“農村是回不去的”，也想起曾經有位在外打工的朋友說“不衣錦，不還鄉”，可是如果我也像其他人一樣離開了，農村還是老樣子，永遠不會改變。村莊給大家的感覺是沒有希望的，沒有經濟支撐，沒有發展空間，只有沉重的體力勞動、貧窮和很多惡俗。故鄉也確實沒有那么美好，很多人把故鄉作為退守之地，在城里混不下去了才退回來，但凡有機會，年輕人依然往城里走。像我這樣一個沒有什么資本積累、與村莊疏遠已久的、父母眼中的“不靠譜”青年，想回到故鄉是很艱難的，首先我的返鄉注定被父老鄉親們笑話，如“人家都出去打工，你一個大小伙子呆在家里不出去”、“混了這么多年連個媳婦也沒有”等風涼話。為此，我和父母發生了幾次的爭吵。我想起曾經走過的彎路。當年，為了不用父親的健康換自己的學業，我選擇了輟學，而后為了掙錢，我輕信誤入過傳銷。我一度認為父老鄉親所有的苦難，都是因為物質的貧窮，覺得只要賺了錢，就能改變家人的生活乃至命運。可是從傳銷逃出來，我才明白，精神和思想的貧窮比物質的貧窮更可怕。什么是精神?以貧窮為例，誰都不喜歡貧窮，都渴望致富，但生財有道就是精神，而不像今天，笑貧不笑娼!

　　今天的中國太需要移風易俗、需要觀念的轉變了。而這，就是我想在家里做的事情。雖然我知道這一切很難，甚至比發展經濟更難。可是想想這么多年，我已經壓抑忍受的太多了，我做過的很多決定，都是在現實與理想之間，最后妥協于現實。事實上，面對這種壓力，我也不是沒想過逃離，更甚至于希望農村快點消亡，帶走所有這些僵化的觀念、習俗。但很顯然這不現實，并且我之所以要從事這鄉村文化建設，更多是出于一種責任。盡管疏遠村莊、伙伴和父老鄉親們已經很久了，但我給自己定下了目標，一定要走完每個家庭，去認真地統計自己村莊的人口數據，如兒童、婦女、老人的健康、職業等。另外，我要在家里力所能及地幫助鄉親們做一些哪怕微不足道的小事，即便這一年我真的什么也沒做成，也要把這個過程真實客觀的記錄下來，做一個“返鄉筆記”的書寫者。

　　我并不愿意用故鄉這個詞，更愿意使用家鄉。“故”更多表示已經成為過去式了，然而家鄉對我來說還沒有成為過去式。我們總在說故鄉，我們又是否真地了解故鄉呢?故鄉是什么?還有我們與故鄉的關系又是怎樣的?故鄉真的貧窮、落后嗎?跟城市相比，家鄉是落后的，跟看得見的財富相比，家鄉也是貧困的，但是家鄉有鄉親們的勞動和大自然提供的美麗資源。正如中國愛故鄉文化發展促進會(籌) 秘書長、小毛驢市民農園副總經理黃志友老師所說，“我們80后出生的一代，是最后一代既受益于傳統農耕文明的滋潤，又經歷了工業文明的洗禮的一代，我們有條件、有情懷、有責任成為承前啟后、開創生態文明時代的主力軍。過度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導致的人類的繁榮與自然環境的衰敗，我們每個人并非是無辜的，我們既是問題的制造者，也是救贖者。與其說鄉村在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中衰敗了，不如說相對于城市的岌岌可危，鄉村乃是風生水起，這，正是愛故鄉的價值所在。愛故鄉是百年大計，是人類最后的諾亞方舟。如果連這個也被玷污，人類將如何自救?百年全球化、工業化、城市化、商業化，把大自然和人性無情地踐踏，留給自救的時間不多了!以歷史的眼光，未來的高度，人類生存的使命，愛故鄉事業應該有更高的理想、責任和擔當。”

　　追求好的物質生活與個人發展、逃離沉重的體力勞動與某些惡俗是人的趨利避害的本能乃至正當的欲望，個體的選擇也只是順應了國家的宏觀發展政策與社會的大潮。但如果只是自己逃離了，而親人還在這里受苦，那我們真的可以心安理得的享受一切嗎?為了追求這些，有多少子女實際上讓父母承擔了“代際剝削”?為了追求這些，我們的環境付出了多大的代價?為了追求這些，我們的社會又出了多少問題? 而如果我們只是盲目的去順應國家政策與潮流，那我們作為人的主觀能動性還有嗎?我們又如何能期望產生一個自己理想中的家園?我們應該在實際行動的過程中遇到困難后去解決困難，而不是逃避困難。我之所以說試著回到故鄉，是因為我不知道這一年自己能折騰出什么，這一年可以說只能算是一個嘗試。當然并不是盲目的回來的，心中有很多想法，而有很多想法兩年前就有了，只是始終沒有順從自己的內心，可以說是走了一種錯誤的路徑。

　　回首這一年，我最主要的收獲是建立起了這個小型的公益圖書館。目前圖書館有圖書兩千多冊，對本地中小學生以及居民免費開放、志愿管理，登記在冊的借書學生人數已經超過三百人。這個數量在全鎮學生總數中不算太多，主要受制于以下原因：當初沒有大規模宣傳、距離一些學校太遠。目前借書的主要是圖書館附近幾所學校的學生，并且以小學生為主，初中生來借書的不多，他們是封閉式教學，功課也比較緊。總的來說，目前圖書館面臨的問題并不算太大，圖書館籌建之初，靠的是外部力量的捐贈，當初沒有發動本地的力量，因為我多年來都在外面，本地基本沒什么基礎。目前面臨最大的問題主要是我個人的問題——如何解決自己的生計問題以便長久的留在家鄉，我已經決定這輩子都留在家鄉去從事家鄉的建設，如何去解決這個問題是現在最大的挑戰，2017年我希望還是能夠租到地來做生態農業，因為農業才是農村的根本，正如農業文明是中國文明的根本。

　　說了這么多，最想說的是，人生，很多時候就是一個不斷試錯的過程，不是嗎?在試錯的過程中，除了可以發現自己，找到自己最想做的事，最適合做的事;還能突破自己，打破自己、身邊的環境輸給你的種種自我限制。對我來說，鄉村文化建設是我的奮斗目標，我已經把它當作自己畢生的事業來做，即使這一年試驗證明，我可能不適合做組織工作，未來我不在故鄉做鄉村建設，但到那時，借用別人一句話——吾心安處即是鄉。我之所以執意要回到這個具體的時空的故鄉，也只是出于對故鄉的感情與牽絆。這應該算是我人生這么多年最“離經叛道”的一次選擇，雖然面臨著種種的不理解，但我已經不再感到孤獨。就讓時間來證明一切吧。我將用這一年的時間，去讓鄉親們習慣我的存在，一個“異類”的存在，去重新建立信任，也試圖建立理解。用我的真誠，百折不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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