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批判傳播學公號首發了龔偉亮博士對趙月枝教授的兩篇訪談《從“春晚”到“村晚”：兼談農村的衰敗敘事》和《國家、鄉村與“唱衰農村”知識癥候的背后》，得到了很多人的共鳴。一個特別背景是，去年春節期間，有關鄉村衰敗的“返鄉體”似乎也達到近年來的頂點，與去年春晚“又創新低”的吐槽相映成趣。趙月枝教授從在浙江縉云親身感受的鄉村春晚文化說起，關注了農村新文化的生成、文化的有機性、文藝的引領價值等，對“唱衰鄉村”知識界與媒體獵奇的合流，以及央視春晚困境進行了深入探討，闡發了“軟實力在民間”的思想。

　　金猴辭舊歲，金雞報春來。今年，不變的是，從加拿大趕回縉云過年的趙教授，又風塵仆仆地奔赴數個鄉村春晚現場、宮前村板龍燈會等實地調研。

　　變化的是，其中某些村莊的“村晚”比央視春晚歷史更長的浙江麗水鄉村春晚，今年的規模更大、直播技術更發達，還啟動了“全國鄉村春晚百縣聯盟”。在縉云，“鄉鄉一臺戲”，百臺村晚齊上陣。而今年的訪談者，變成了曾經多次報道過中國衰敗村莊的前央視記者、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生劉楠，她此行專程來縉云調研鄉土文化。

　　當一個孜孜關注“衰敗村莊”的媒體人，和一個倡導鄉土文化復興的學者相遇，趕赴同樣的鄉村春晚現場，兩個經歷迥異的女性鄉土調研者，會出現價值觀分歧嗎?又會碰撞出怎樣的火花?趕緊看下面的訪談吧。

　　與訪談隨同發出的還有春節期間同在縉云做鄉土文化調研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所沙垚博士觀看榧樹根村春晚后的隨感《在鄉村春晚，發現文化的力道》。

　　1月12日，“2017全國鄉村春晚百縣萬村聯動開幕式”在縉云仙都朱潭村舉辦

　　一臺草根村晚

　　劉：趙老師，我記得剛到縉云縣，一見面，您就拿來當地報紙，一整版的鄉村春晚時間表，我當時有點震驚了。我才知道，浙江麗水地區的鄉村春晚，比央視春晚都歷史悠久，連續舉辦了36年。今年縉云縣有官方微信公號發的文章是《縉云百臺鄉村春晚 約嗎?》，很霸氣，但是您帶我先去的是榧樹根村，很偏遠，山路崎嶇，開車很久才到，而且他們今年是第一次辦春晚，說實話，我沒敢有太多期待。但是，看完以后卻顛覆了我很多認知，感慨村民短時間內竟然有那么大爆發力。

　　趙：早在1月12日，我還沒有回到縉云之前，就在溫哥華通過手機觀看了在縉云仙都朱潭村舉辦的“2017全國鄉村春晚百縣萬村聯動開幕式”。江南農村，細雨之中，那個唯美的開幕式場景，讓我十分難忘，也早就吊起了我回縉云看鄉村春晚的胃口。大年二十九回到縉云后，面對遍地開花的縉云春晚，我經常為選擇到哪個村看春晚而糾結。在你到縉云之前，我已看了筧川、靖岳這樣的明星村和大村的春晚，感覺意猶未盡。到了年初七，縉云的節日文化活動進入了春晚演出高潮和元宵龍燈會高潮交接的間隙。知道胡源鄉的榧樹根村還有春晚演出，就決定來這里。我自己也沒有去過這個村莊，唯一的想法就是這應該是比較草根的、偏遠山區的鄉村春晚。果不其然，這是一個在半山腰上的900多人的僻遠山村。我跟女村支部書記虞冬菊聊天時才知道，盡管上面也積極鼓勵辦鄉村春晚，她卻因為年前非常忙碌，實際一直在猶豫。大年三十忙完其它村務，直到年初一凌晨一點才睡覺，年初一早六點起來，才下了決心辦，并開始自編春晚節目。到初七晚演出，前后只有不到一周時間準備。

　　可以說，沒有比這更草臺、更倉促的鄉村春晚了。但這么豐富，這么全面，這么多樣的晚會，如果不是自己耳聞目睹，一般人真是無法想象。他們根本沒有節目遴選，可以說是湊的節目。但是你看，歌舞、小品、傳統地方戲曲、紅歌、武術雜技，還有小朋友的魔術，央視春晚有的品種都有了。其中，有江南經典的《采茶舞》，自編的“三句半”，還有當地小學教小朋友學的當地非物質文化遺產羅漢棍表演等。我還了解到，當地小學老師專門來指導村里孩子表演，大家齊上陣。

　　作為全球化在這個山村的體現，還有女孩表演具有國際視野的爵士舞。由回鄉過年的大學畢業生擔任的主持人在報幕時還特意介紹說，這一舞蹈形式源自非洲。

　　舞蹈：《開門紅》

　　上左：魔術表演;上右：小品：《三個媳婦》;下左：歌舞：《十送紅軍》;下右：羅漢棍表演

　　劉：一周時間，過年本來大家就很忙，但是榧樹根村民的潛力不挖掘不知道，一挖掘嚇一跳。以前也許是我報道的多是傷痕題材的村莊，例如“砍手黨村”“盲井村”等，印象中農村文化也是一片荒蕪，農村書屋多成為擺設品。所以我有點疑惑，縉云這個偏遠村莊，怎么就有這樣的文化熱情?

　　趙：我們親眼看到，榧樹根村的村民參與鄉村春晚的熱情，是真實存在的。當然，這和上級的推動和村委會、尤其村支書的強大的組織能力有關，也詮釋了組織起來的重要性。但是，村莊的爆發力和文化潛力也是無限的，也再次證明了高手在民間的道理。更重要的是，這是一個村莊內外資源和能力總動員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沒有功利性的論資排輩和誰唱主角、誰上前臺的爭論，大家唯一的目標就是相互協作，把這個事做好。當然，外村的支援和村莊間的協作與互通有無也非常重要。比如，音響就是從另一個村借來的;服裝和道具也是外借的;節目方面，有個小品，本來就是這個村的一位演員和臨近的章村的演員一起編排的，在章村的春晚上已經演出過，現在再來榧樹根村演出，可以說是現成的節目。當天晚上，溫度不過三、四度，露天的文化禮堂廣場上，觀看的有幾百人，座位不夠，很多都站著，幾乎沒有人中途退場，一直到了晚會結束。

　　劉：我了解到，本來節目單有16個節目了，還有家長臨時要求增加孩子的舞蹈節目。

　　趙：是的，在一定程度上，這臺戲就是一個開放的鄉村社會結構的表現。隨著城鄉一體化進程的加快，現在也有不少農村小孩參加業余文藝活動和到鎮里、縣城參加各種音樂、舞蹈培訓班，而家長們也熱衷于給孩子尋找上臺鍛煉的機會。這個臨時要求上臺跳舞的小女孩，應該屬于這種情況。今天，即使像榧樹根這樣的山村，它也不再是封閉和孤立的，它所能調用和吸引的文化資源還是非常多的。

　　除了節目的豐富多樣，這臺鄉村春晚還有個驚喜。這就是，有好幾個節目都有很強的城鄉關系視角，是這個村莊村民真實生活的呈現。比如小品《燭光里的媽媽》，雖然講的是孝的主題，但是在這里，這一主題是通過城鄉關系的視野來表達的，看了讓我很感動。

　　節目講的是一個“鳳凰男”的家庭故事。在他7歲時父親就去世了，母親通過自己的勞動，甚至賣血，含辛茹苦地把他送到城里上大學。后來他和一位城市姑娘結婚，在城里安居樂業。但是，姑娘比較霸道，這個戲一開場就是兒媳婦趾高氣揚的回來了，訓斥在拖地的婆婆。顯然，她不但把婆婆當保姆，而且不尊重老人。雖然母親和妻子同一天生日，可是，男主人買的一只蛋糕是送給妻子的，竟忘了自己母親的生日。剛好這一天“鳳凰男”在農村養豬的弟弟來給母親過生日，看到母親狀況，要把母親接回去，而且以極大的自信把哥哥數落了一番。這就凸現了城鄉關系視野下，城市哥哥和鄉村弟弟的地位和角色的差別。而這也的確是許多農民很關注、甚至是感同身受的問題。

　　小品：《燭光里的媽媽》

　　劉：我印象很深，小品里最后母親走前，以德報怨地把傳家寶貝給了兒媳婦，兒媳婦感動跪地。還有一個細節，“鳳凰男”悔悟了，對城市妻子有個打的動作，當時觀眾都鼓掌了。對當時噼里啪啦的掌聲，我很震驚，是不是小品提供了他們主體性表達的渠道，讓他們把淤積胸中的情感發泄了出來，可能有的時候沒有這種渠道?

　　趙：沒錯，說起來，老公打老婆總是不好，但是下面有掌聲。在這樣的語境下，我們要看到，這一情節不是頌揚男權和家庭暴力，而是鞭笞不平等的城鄉社會權力關系。如你所說，這是淤積胸中的情感的一種宣泄。臺下觀眾顯然認為，幡然醒悟的男主人此時代表了一種鄉村的道義。很多村民說看到這個小品都流下眼淚，這說明，這個小品觸及了他們內心的感受。在這個場域中，這個小品有一種情感疏導和城鄉縫合的作用。

　　另一個有城鄉關系視野的小品是《出門趣事》，講一個農民過完春節，用一根木棍，挑著行李去廣州打工。在廣州車站，他說的縉云土話被誤解，多次打聽廁所在哪，卻被人告知坐公交還要多少錢才能到達。這是一個靈感來自縉云人經常講的有關縉云方言的笑話的小品，非常有生活氣息，表達的就是一種自己去陌生城市，而不知所措的感覺。對自編自演這個小品的中年村民來說，這就是他自己真實經歷的一種表達。在采訪中我們得知，多年來，他經常往返于城鄉之間，有很真切的感受。他說他人生最光輝的時候，就是在省廣播電視部門，開過兩年的車。今年過完春節后，他還要去城里找打工的機會。

　　小品《出門趣事》

　　劉：這些農民自編自演的小品，樸素而生動，與央視春晚相比，更多真實和真誠的情感。央視春晚是一種媒介儀式，有“集體記憶”的“召喚”機制。但我針對今年央視春晚做了一個小范圍的調查，當問到你記得有農民題材的節目嗎，很多人都想不起來，似乎只有在劉亮、白鴿小品《大城小愛》中有側面表現，再就是在涼山設了一個分會場，似乎別無其他。這些年，大家記住的鄉村題材的央視春晚節目好像也只有《昨天今天明天》《不差錢》等有限的幾個。像榧樹根村這么鮮活的、打動我們的節目，央視春晚是不是少了一些?

　　趙教授：央視春晚在這方面的節目不是少了一些，是少了很多。而且我猜想，之所以少，恐怕主要不是由于政治審查，而是整個央視春晚的節目生產機制里面，就缺乏了農民的視角。當下，我們的專業文藝工作者，尤其是市場化體制下的商業影視明星們，本身是非常脫離工農的。對于這點，我想大家都很清楚，沒必要去掩飾和庇護。仔細分析，我們還可以看到，即使有節目涉及了農村和農民，也往往是城市中心主義的視角。前面你提到的小沈陽《不差錢》那個小品，說的就是農村孩子想上《星光大道》，這本身還是反映了一個城市的視角，甚至是媒介中心主義和商業文化自我宣傳的視角。

　　我記得，央視春晚的一個經典農民節目是二十多年前的《超生游擊隊》。有意思的是，今年春節期間，我在電視上看到了《超生游擊隊》的新版本，兩個新演員模仿當年的黃宏和宋丹丹在重演這個節目。現在反過來想想，這個節目也是帶著非常明顯的對農民的歧視的。為什么?由于城鄉間控制機制的區別，超生現象的確在農村比較多，但是，別忘了，一些有錢的城里人，為了生孩子，也有移民到國外的，在一定意義上，他們也是超生游擊隊啊，而且是國際級別的(雖然只是一小部分)，是不是也該諷刺一下他們?

　　臺下的觀眾喜笑顏開

　　兩難問題新觀

　　劉：央視春晚還有一種農民元素，比如說一堆人跳舞抱著玉米、辣椒，拿著那個模型，您怎么看央視春晚里這樣的“鄉土氣息”?

　　趙：這些沒有實質意義的符號，所表達的往往是城里人的對鄉村的一種小資情調，是城里人鄉愁的一種寄托。這些符號所營造的“氣息”雖然是鄉土的，但往往是本質化的、空洞的、甚至是浪漫化的“鄉土”。實際上，這是沒有農民的“鄉土”。

　　在縉云的春晚上，我們可以看到，農民是有能力和自信來自我表達的主體。他們的文化自信在春晚舞臺上得到了展示。在去年有關縉云官店村戲劇春晚的訪談中，我講到了婺劇小戲《老鼠娶親》。這個戲以老鼠的視角來看城鄉關系和破解農民工“呆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村莊”這一兩難境地，最后以進城打工者選擇回鄉，在農村建設理想的桃花源這一結局，演出了新一代農民工在城市生活經驗基礎上對在鄉村創建美好生活的新認知和自豪感。當然，這個節目并非一個村莊的農民自編自導，而是縣文化館專業人員的創作，而且也得到了省里文化部門的指導。這樣的節目不能在央視春晚出現，除了前面講到的生產機制問題，也許與主流文化依然強勢推進城鎮化和深陷城市中心主義視角有關。但是，從春晚角度，受到真正損失的還真不是中國的農民，也許是央視自己。也就是說，央視會因為自己脫離了中國農民和流動農民工，而失去了這些基礎受眾。最后，鄉村春晚以百縣萬村聯盟和互動的方式，以星火燎原之勢，演出新的一輪“農村包圍城市”，而中國農民和中國農村，也重新成了春晚的主人，進而重新成了中國春節文化的主人。

　　一直有一個說法，央視春晚是一個新的民俗，新的儀式。春節是一個農耕社會的節慶。1983年，央視開始辦春晚的時候，剛好是中國社會現代化和城市化進程加快，電視快速興起，成為大眾文化主體的時候。后來，全國人民一臺戲，春晚成了央視最重要的儀式性節目，央視也好像壟斷了春晚，春晚幾乎等同于央視春晚。然而，由于種種原因，央視春晚也越來越難以辦好。

　　近幾年來，鄉村春晚在麗水遍地開花。更值得關注的是，今年，通過中國春晚百縣聯盟的組織和推廣，不僅麗水各縣春晚文化熱鬧非凡，而且全國許多省份的農村都出現了鄉村春晚。從央視春晚到以村莊和農民為主體的鄉村春晚，農村社會不僅把春晚這一被央視培育的新的春節儀式性文化形式重新嵌入了鄉土中國，而且在央視春晚無法統合國家、市場和社會力量而陷入困境的當口，重新強化了春節儀式性文化的公共性、社區性和鄉土性。同時，鄉村春晚的傳播范圍已不只局限于中國鄉村。去年，麗水四臺標桿性的鄉村春晚，就通過文化部所屬的中國網絡文化電視臺，直播到了“一帶一路”上的二十幾個國家。鄉村春晚自發于麗水民間，如今，在吸收和內化了央視春晚的形式和在內容與主題方面的高度和國家立場以后，它成了麗水公共文化建設的重點項目，節目內容既高大上，又接地氣。放在浙江省花大力氣建設的、作為國家與鄉村文化鏈接點的農村文化禮堂這一文化宣傳場所里，那些非常明顯的宣教性內容，如筧川村春晚上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宣傳性節目和《中國夢》舞蹈，也不會讓人覺得生硬。作為麗水市非常有文化底蘊的一個縣，縉云去年有70多臺鄉村春晚。今年，縣里要求有文化禮堂的村莊都舉辦春晚，從年前各個文化禮堂早就開始的鄉村春晚演出到正月十五的龍燈會和元宵節文化活動，《縉云報》用整整一個版面，登出了一百余臺晚會和燈會的時間表，頗有星火燎原的感覺，令人目不暇接。

　　回到我們所看到和采訪到的榧樹根村春晚舞臺上下和前后的情況，你可以看到，這里的村莊，不是傳統概念上的封閉村莊，它有回來過年的大學畢業生，有鄉里小學和幼兒園的老師來支援，有外出打工回來過年的村民。整個晚會的籌備和演出過程，是一個提精氣神的過程，而整臺節目，也是這個村莊文化自信的表現。正如它的第一個節目《開門紅》所表達的那樣，它所傳遞的是正能量，一種維系和復興鄉土文化的決心和信心。

　　上左：筧川村文化禮堂;上右：靖岳村文化禮堂;下：榧樹根村文化禮堂

　　上：2017新建鎮覽川村晚壓軸舞蹈節目《中國夢》;下：2017東方鎮靖岳村晚臺上臺下零距離

　　劉：就在我們看這個鄉村春晚的時候，打開微信，各種返鄉文章撲面而來，不過和去年以唱衰農村為主調不同，今年關于返鄉書寫，好像也有了更多元的表達。

　　趙：是，我去年就說到唱衰農村的問題，我還說過，這樣下去，本來它不衰你唱著也就衰了。農村衰敗是客觀存在，知識分子有關鄉村衰敗的寫作，在態度上大多是嚴肅和真誠的。但是，作為一個傳播現象，許多返鄉敘事帶有城市中心主義的獵奇和居高臨下的視角，并且愈益凸顯城鄉對立的意味。更讓人不安的是，這些敘事并沒有提出行動的方案，而是局限于城市小資和知識分子的焦慮中，這些敘事所形成的合力，有可能助長城鄉割裂，使西方現代化過程中城市吞沒鄉村的過程在中國復制。

　　如果說，去年返鄉唱衰輿情爆發，負面基調達到了一個高潮，那么，今年我注意到了一些變化，有了更多的反思。例如，今年過年前，澎湃網就組織了一批作者進行新的“返鄉書寫”，希望以更多元的視角呈現鄉村，這是主流媒體希望引領輿論的一種表現。“返鄉書寫”力圖在一味唱衰的“返鄉體”與空洞唱紅的“反返鄉體”間，另辟蹊徑，引領鄉村建設新潮流。

　　其實這種變化，同縉云縣河陽鄉村研究院去年10月主辦的以“鄉土文化復興：機遇和挑戰”為主題的“河陽論壇”，也有一些關系。當時澎湃的記者也來了，對與會學者的觀點有了新的認知。例如在論壇上，來自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的潘家恩博士就提出，要把“鄉愁”和“鄉怨”當做建設故鄉的能動力量，而不是讓鄉愁被其他力量所劫持。這次澎湃“返鄉書寫”專題就推出了潘家恩等人的文章。“河陽論壇”把學者、記者和鄉村建設實踐者的力量聯動起來，也是希望為破解農村空心化和“呆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村莊”這一兩難困局盡綿薄之力。

　　榧樹根村晚開始前，演員在后臺準備

　　劉：多元表達是一種進步，但是民眾似乎也有了一種“村莊衰敗”的共識。我前段寫了一篇文章《不要讓唱衰鄉村幻想給絕望以說服力》，全媒派、記者站、傳媒圈幾個公號改成不同的標題發了，其實我并不是唱紅農村，只是講衰敗農村中的農民是有主體性和行動力的，但是當標題被公號改成是說中國村莊在重構和新生時，很多網友就反對說，中國村莊哪有什么新生?說你是“猴子請來的逗比”吧!現在媒體人、知識分子公開談鄉村的活力，好像有時成了危險的事情。

　　趙：是的，我也有相關體會，你說鄉土文化復興，別人就覺得你沒有批判性，這是多年媒體宣傳所造成的思維定勢，以前也有人分析過，這也是作為網民主體的城市“新窮人”的焦慮心理的一種折射。但是我希望用行動和實干說話，用腳做學問。與其在書齋里憂國憂民，進而加入農村禮崩樂壞的大合唱，不如到這樣一個鄉村春晚現場來看看，了解一下它是如何可能的。

　　這樣的故事為什么不可以講?進步為什么不能點贊?這幾年來，縉云的春晚，組織性更強，內容和形式也更多元，其發展的速度，也大大超出了我的想像。除了看到上面說到的村莊春晚所體現出來的村莊共同體的凝聚力，我還有很多對村莊春晚的新認知。例如，新直播技術讓鄉村春晚參與性更強，手機直播功能鍵有一個邀請好友功能，你能看到一個人邀請幾十個人看直播，形成一個社區網絡狀，真的是有一種輻射力。去年在觀看了官店村的戲劇春晚后，我在訪談中對女性在鄉村春晚臺上臺下的出色表現，以及她們的主體意識和領導能力贊賞有加。今年，在榧樹根村，女書記是整臺春晚的靈魂，很多女村民積極上臺表演，甚至有一位村委女扮男裝表演好幾個節目，比男性村民更擔當重任。顯然，這不是兒媳婦回村不讓上桌吃飯的返鄉體所描繪的男尊女卑和男權統治的村莊。就像中國社會是多元的一樣，我一直強調中國村莊的多樣性。進了這樣的村莊，那些片面宣傳所形成的鄉村認知，自然不攻自破。

　　晚會編導、榧樹根村書記虞冬菊對男女主持人做開場前的叮囑

　　三類“春晚”所代表的政治文化空間

　　劉：是的，剛才我們說到鄉村春晚和央視春晚，還有一個與城鄉關系相關的很獨特的現象，也就是“打工春晚”，它由在北京皮村的“北京工友之家”發起，舉辦過幾年了。圍繞這幾種不同“春晚”的輿論聲音也姿態各異，您怎么看這三者之間的關系?

　　趙：這是非常有意思的問題。前面我講到，走到今天的央視春晚，從某種角度是很脫離工農大眾的。除了官方宣傳的需要，它所迎合的是城市某一些群體，而且有很強的商業主義色彩，比如要請當紅的明星。而越是這樣做，越是制造天文數字的明星價位，就越會脫離人民群眾，從而形成一個很難逃出來的邏輯。

　　與此同時，城市里的農民工是被邊緣化的，他們是最艱苦、最尷尬的。從2013年開始，北京工友之家在皮村建起了簡陋的“新工人劇場”，打工春晚先在那里辦了起來，第二年，打工春晚辦到了團中央大禮堂，主持人崔永元還表達了要把“打工春晚”辦到人民大會堂的美好愿景。后來，它在朝陽區文化館舉辦過，觀眾和工友可以在有暖氣的劇場里觀看。在前一段皮村發生工友之家被驅趕事件的背景下，今年，打工春晚又回到了沒有暖氣的“新工人劇場”，眾籌辦，顯得很悲壯。

　　劉：而且和農村春晚不同，城市農民工的群體太分散了，很難像村莊這樣集聚到一塊，抱團取暖。

　　趙：這就是城市社會和鄉村共同體的區別。當然，按照憲法，中國本來就是一個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打工春晚”歌頌的是勞動的價值，表達的是工人的文化，這些本來就是人民大會堂應該演的東西，不應該是如此悲壯地屈居在皮村。從這里，也可以看到工人階級文化，尤其是新工人文化的邊緣性的地位。

　　實際上，你知道，共和國歷史上，城市里的工人文化宮，也是興旺過的。那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工人階級自己的文化之家。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傳統國企工人被下崗，工人階級在城市里經濟地位被邊緣化，工人文化宮有些變成了舞場，有些被占用了，有些也可能被拆了。而新產生的2億多農民工，跟以前的工人文化宮沒有任何聯系，也很少有表達他們心聲的新平臺和渠道。但是，勞者歌其事是必然的，新工人文化還是以打工詩歌等形式破土而出。正如一直關心和支持新工人文化生產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卜衛教授所說，打工春晚的出現不是偶然的，而是流動工人文化的匯集。他們沒有條件創造條件，用自己的創作表達自己的心聲。相比農村春晚，城市里的新工人文化，更有批判力，讓人反思何謂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主流文化。對于這樣的新工人文化，是壓制它，還是引導它，使它真正成為一個代表未來的東西，代表“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是一個非常重要和急迫的問題。

　　劉：央視春晚、打工春晚、鄉村春晚，三種春晚，看似“各自為政”，但是從價值建構上看，又有一脈相承的關系。比如說，鄉村春晚直播也是往整個國家和世界發出的，雖然與央視春晚不在一個平臺，卻是一種基本平等和互動的關系，還有，您講到，今年縉云筧川村的春晚節目中，有一個就叫“中國夢”。您怎么看鄉村與國家的關系、城市和農村的關系?

　　趙：是的。不能把城市和鄉村、國家和鄉村，甚至央視春晚和皮村春晚僵硬地對立，它們都是這個國家的不同部分。皮村雖在五環之外，還是屬于北京，而且即使工友之家被逼出皮村，甚至被逼出北京，它也不能被趕到國外去。更重要的是，它所代表的中國新工人文化不可能永遠被壓制，被邊緣化。這三個春晚，放在一起討論，很有意思：國家春晚是央視一臺，流動于城鄉之間的新工人群體，在很中心的北京很邊緣的地方，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在天寒地凍中的一個簡陋劇場，辦了這么一臺打工春晚。在浙江麗水這個中國民間文化之鄉和農耕文明遺產還十分豐富的地方，鄉村春晚是星火燎原，農民們熱火朝天的過節。央視春晚、打工春晚、鄉村春晚這三個名詞所代表的春節文化場景，從某種角度代表了我們這個有著悠久農耕文明歷史的國家，在經歷了現代化、工業化和城市化以后，在文化上的轉型、錯位、撕裂、縫合甚至再生的可能。它們是我們這個以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國家的政治和代表性問題在文化上的一種折射。

　　劉：在這里看鄉土春晚，我驚嘆于農民內生的活力，有時也感嘆沒有挖掘的外力。我常年也做記者，走訪過很多衰敗的鄉村。但是我也懷疑，您這里是富裕的浙江，這樣的鄉村春晚在別的村莊有復制性嗎，比如說像大涼山貧窮的山村，難道也要去辦鄉村春晚?

　　趙：的確，我們這里是浙江，東部發達省，但是，麗水在浙江屬于經濟上的欠發達地區，而榧樹根村真的不是一個富裕的村莊，這我們也看見了。你還記得，剛到村莊，我們一群人就被設計巧妙的嶄新的村文化禮堂所吸引。在村書記的介紹中，我們才知道，這個建筑所在的地方，原來是村邊的一條深溝。而且，這個文化禮堂并沒被列入縣里的建設指標，而是村里按上面的標準自主建設起來后，才被縣宣傳部認可的;村書記也講到，村里那個非常氣派的舊祠堂，是以前村里只有兩百多人口時建造的。她說，現在村里有了900多人，怎么能眼看著祠堂失修呢?正是這樣的文化主體性和維系村莊文化的自覺性，使村里寧愿負債也要把祠堂修好。在看完演出的簡短座談中，村委主任也講到，在修建文化禮堂的過程中，建筑材料全放在外面，沒有丟失一根鋼筋。在縉云，縣里提倡辦鄉村春晚，政策推動的力度非常大，接下來的關鍵就看有沒有人組織，村莊共同體內部的積極因素與內生活力有沒有被調動起來，農民的文化自信心和農村的內生活力有沒有被激發出來，從而形成上面和下面、國家和鄉村之間的有機與良性互動。

　　當然，麗水鄉村春晚形成星火燎原之勢，是很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深厚的民間文化底蘊、浙江省的農村文化禮堂建設工程、各級政府、尤其是縣一級政府的高度重視與積極推動、縣文化館和文化宣傳系統其它部門的藝術和技術支持，鄉鎮文化員的關鍵角色，企業和社會力量的動員等，都是重要原因。各個村莊如何辦春晚的故事也各有不同，但也有一些相通的啟示，包括怎樣協調多元主體共同參與，怎樣從民俗文化中挖掘文化生機等等。

　　我倒不是說涼山這樣的貧困地區的村莊和全國村莊都辦鄉村春晚。更何況，一臺戲不可能改變一個村莊，解決村莊發展和鄉土文化復興的問題。但是，從這臺戲里面你可以看到鄉村共同體的潛力和潛能。回到我以前慣用的學術語言，從這臺戲所體現出來的鄉村活力，你才能更深刻體會和意識到什么叫“社會的活力”、什么叫“一個積極的、蘊涵變革力量的社會”、什么叫“傳播與社會的互動關系”。

　　演出結束后趙月枝教授一行與榧樹根村干部和相關人員座談，在座的還有浙江大學非遺中心的胡葛福老師

　　劉：記得有一年您在縉云壺鎮看完那里的赤巖山“迎案”廟會后，忍不住發朋友圈感嘆“真正的文化軟實力在鄉土中國”。鄉村春晚是不是也可以為鄉村資源整合做出某種示范，用文化方式形成村莊凝聚力和自豪感，把政治經濟社會等各種關系和資源總動員，從而抵御城市中心主義、資本主導等的力量?

　　趙：你說出了我的心里話。就像我去年說的，回到鄉村做研究兩年多以后，我才真正意識到，我們平常在學術界所講的“文化研究”是多么膚淺、多么脫離社會、尤其是脫離鄉土社會。文化研究應該另有一個天地，這個天地就是鄉土文化的研究，而鄉土文化正是中國軟實力的根基。

　　正如《鄉村與城市》作者雷蒙·威廉斯所定義的：文化是日常生活。除了鄉村春晚，很多民間文化活動，包括宮前村年初八龍燈會和金竹村農歷五月十三的關公迎案，都是一種融入村民日常生活的文化實踐，它們是每年一度的民俗節慶，更是完全有機的社區活動：所有的村民都來參加，家家戶戶開門迎客，流水宴席大宴四方。在這里面，民眾的參與、民眾的主體性、他們的自豪感、他們對共同體的認同感，都是很難被書本上那種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刻板分開的概念所包容的。把文化和生活分開，把文化與大眾和平民分開，這是帶有精英主義做派的對文化的誤解，也是商業媒體和商業邏輯劫持文化的結果。如果我們的知識分子看不到農村的希望，看不到中國有可能超越以城鄉撕裂為代價的發展主義邏輯，中國的崛起就成為不可能。最重要的是，農民自信、村莊自信，才能有民族的文化自信。

　　劉：謝謝您。這次調研我看到了更多樣化的中國鄉村。村莊有富裕有貧窮，但是不能讓它衰亡。就像我之前文章寫的，曾經撬動歷史的那些鮮活奔放的鄉村力量，課本上熟悉的“工農聯盟”，難道都沉默如斯?無蹤無跡?也許只是我們對那些鄉村血脈中不同凡響的韌性視而不見。

　　在唱紅與唱衰村莊的極端輿論場中，我們不能忽略了村莊的主人們，他們是有主體性、有反思力的現代農民，從塵埃中開拓綠色。縉云縣鄉村春晚里的農民參與者們，更讓我感受到這一點。

　　您剛才提到雷蒙·威廉斯，我最近也在看他的《鄉村與城市》，他有一句話我很喜歡：“要讓希望具有可行性，不要讓絕望具有說服力”，我想，這也是我們打開鄉村活力的一種態度。

　　受訪人：趙月枝教授(加拿大國家特聘教授、中國傳媒大學“長江學者”講座教授、浙江省“千人計劃”專家、縉云縣河陽鄉村研究院執行院長)

　　訪談人：劉楠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生，前央視記者、媒體主編、《新聞漩渦后的村莊》系列總導演)

　　訪談時間：2017年農歷大年初七晚

　　訪談地點：浙江麗水市縉云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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