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從2015年上海大學王磊光博士的《一位博士生的返鄉筆記》，到2016年春節黃燈教授的《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各種各樣的“返鄉”寫作如同被點燃的春節爆竹，在城鄉之間流動的人群的心靈中爆炸開來，引燃這場爆炸的“火藥”則是近年來鄉村問題的新變化與城鄉關系困境的進一步顯露，以及由此導致的盤繞在這些心靈上空或明或暗的情感云團。大量“返鄉”寫作中也充斥著不少虛假、惡劣的噱頭文章。如果將之稱為“返鄉體”，那么強調鄉村并非“返鄉體”所表現的那樣凄慘的“反返鄉體”也進一步被催生出來。不能否認“反返鄉體”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但如果僅僅將討論局限在“農村到底是不是那樣慘”，那么對作為“癥候”的“返鄉”寫作的思考仍然停留在淺層，未能突破表層“癥候”來探討其深層的政治—經濟—情感的結構性根源。關鍵在于，如何突破“返鄉體”與“反返鄉體”的二元對立，帶入政治—經濟—情感的結構性分析，并將對此問題的討論轉化為開拓新的批判性思考與建設性實踐的契機?畢竟，在資本主義現代性“贏家通吃”與“多少算夠”的邏輯下，在發展主義意識形態論述日漸被霧霾、食品危機、垃圾危機等問題撐裂時，“不是鄉村需要我們，而是我們需要鄉村”!

　　基于上述問題意識，從1月25日開始，“鄉村建設研究”微信公號開辟“鄉村與我們”專題，陸續推送相關文章，嘗試推進對這一問題的討論，敬請關注!同時，我們也歡迎各位讀者就此專題向我們投稿，以引發討論，推進思考。來稿請發至：[email protected]. 此征稿長期有效。

　　今天推送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所沙垚老師的文章《向往的生活，是誰的向往?》。沙垚老師從自己的成長背景與思考歷程出發，圍繞以下命題展開了討論：城里人向往鄉村，農民卻向往城市，究竟是誰向往誰?農村衰敗，是否真的衰敗?又如何在衰敗中尋找新生?知識分子和農民有沒有在一起的可能性?這是時代的命題，我們每個人都參與其中。

　　沙垚老師畢業于清華大學新聞學院，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所助理研究員，著有《土門日記》、《新農村：一部歷史》等著作。感謝沙垚老師賜稿并授權“鄉村建設研究”公號推送!

　　城里人向往鄉村，農民卻向往城市，究竟是誰向往誰?農村衰敗，是否真的衰敗?又如何在衰敗中尋找新生?知識分子和農民有沒有在一起的可能性?這是時代的命題，我們每個人都參與其中。

　　向往的生活，是誰向往誰?

　　田園將蕪胡不歸?你家中尚有兩畝薄田，何必在北京活得那么累?妻子不斷提醒我。

　　她說，你看湖南衛視熱播《向往的生活》，不就是因為越來越多的城里人希望遠離喧囂，避開擁擠，向往著從城市搬到農村，向往著呼吸自然的空氣，尋找內心的聲音。

　　我想告訴她，農村的生活，不是掰幾個玉米就能過日子的。我是在農村長大的，我深深地知道這一點。認為一分耕耘就一定會換來一分收獲，那僅僅是千百年來農民的美好愿景。我清楚地記得有一年，油菜長勢喜人，顆粒飽滿，可是正待收獲，一場過早到來的暴風雨把油菜籽全部打落在地里……一家人坐在田邊哭了很久。在我幼小的記憶中，面對天災、人禍的無奈與無力，才是農村生活的真實。

　　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春節成為返鄉的同義詞。一大群城里人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不得不回到農村。我和妻子也加入了這場大遷徙。

　　大年初一清早四點半就起床，照顧爺爺奶奶，接受各方親戚來家中拜年，很多我們都不認識。累了一天，晚上好不容易把剛滿一歲的女兒哄睡了。妻子開始拿著手機刷論壇，看到很多與我們景況相近的人在網上“吐槽”，這儼然已經成為一種新的時尚。在這些敘述中，農村人總被描述成很神奇的存在，是“文化的他者”，他們大聲講話，隨地吐痰，不守規矩，人情太重，觀念愚昧……似乎這些返鄉者，有一種迫切地想要與農村劃清界限的心理。有人說，這叫“精神圈地”，一代又一代農村人的心被圈走了，他們向往城市的生活，覺得那就叫現代化。

　　多么有意思!究竟是誰向往誰?

　　人類學者張小軍曾說“這些有文化的民族村寨的‘文化人’被我們這些沒有文化的‘經濟人’界定為落后，只是因為他們沒有我們的GDP”。可是，“我們這些‘經濟人’在‘經濟’之余卻又向往和消費著‘落后的’民族村寨文化，這真是莫大的諷刺”。

　　從彼此拒絕到彼此向往，哪怕僅僅是一種想象的向往，這都是值得珍惜的，是一種人心所向，至少這里面包含著深刻的對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反思，以及建設的可能性。

　　似乎城市中產們已經達成一個共識：城市生活壓力這么大，還有空氣污染、食品安全、交通擁堵等各種問題，雖然農村落后愚昧，但如果我們可以改造它，把它變成我們想要的樣子，不是很好嗎?所以，一本記錄日本耄耋夫婦村居生活的書《明天也是小春日和》迅速暢銷;也才會有了湖南衛視《向往的生活》。

　　但他們并沒有考慮如何安置數以億計的中國農民，如何讓中國農民感到幸福和認可，而不是我們自己安放現代性的焦慮，這才是應該思考的問題。

　　所以，建設是共識，如何建設存在分歧。

　　在農村內部發現文化的力道

　　2005年，我從農村考上了清華。就在前一年的2004年，李昌平寫下了那句著名的話“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有感于此，并結合自己的專業，我開始了長達十年的農村文化傳播的研究。走過全國上百個村莊，駐村時間接近1000天。

　　我認為，如何建設農村，還需要發掘農村內生的群眾力量和文化力量。因為農民才是農村的主人。

　　在當下返鄉的種種敘述中，聽不到農民的聲音。農民文化向何處去，全社會都在參與和討論，包括政府、市場和知識分子，可是唯獨我們很少見到農民的身影，仿佛他們沒有能力探索自己的未來。

　　然而對農村衰落的體會，沒有誰比農民更深切;對重建農村美好家園的欲望，沒有誰比農民更為強烈;至于農村文化復興的途徑，也沒有誰比農民更了解農村的歷史、當下與未來的各種資源。農民才是農村的主人和文化的主體。只是在精英主導的時代，農民無法和知識分子、政界要員和商業大腕在公共媒體平臺上平等的分享話語權。

　　但是，在歷史、社會和文化的“幽微暗淡”的角落，我聽到了農民“史詩般的表達”。他們用自己的行為和實踐，告訴世界另一種可能性。我們聽不到，并不是因為他們沒有表達，而是因為我們沒有傾聽。

　　我想在這里講述三個田野中遇到的故事。

　　第一個故事是完全由村民自發組織的民俗活動“耍歪官”。

　　南村動了耍社火的心思，就會把鑼鼓打到北村去，一是拜年，二是挑戰。如果北村不應戰，南村便會三番五次的去打鼓，陣容越來越大，甚至配上銅號喇叭，扛上“三眼銃”、“抬槍”去轟，此為第一個回合。

　　第二個回合是“貼對聯”，雙方盡量貼對聯挖苦諷刺，比如北村恰好有個不負責任的水電工，或者拖欠農民工資的包工頭，常常成為被攻擊的重點。尤其要在愛耍熱鬧也有威信的人家門前和庭院轟鬧，鑼鼓驚得人家雞飛狗叫、屋檐刷刷落土。主家雖然笑臉相見，敬煙敬酒，鬧事者仍不依不饒，直至主人答應一起耍社火方才罷休，到此就算把社火燒成了。

　　故事講到這里，已經足夠引起熱愛安靜的城市中產的反感。但更熱鬧、紅火的還在后面，2010年南村和北村的“耍歪官”中體現的社區自治和文化自覺讓我感到震驚。

　　“歪官”在方言中是很厲害的官，很有威信。所以村民們會落款“人民政府”發表一個告示，寫到“乙丑歲初北寇進犯，烽煙再起，奉昭承運，備良車萬乘以御敵……溫友林文治武功、德高望重、運籌帷幄、決戰千里，特薦為征北討虜大元帥……”這位選出來的“歪官”騎在牛背上，有專人牽牛，有人扮演衙役，有人高舉帥旗，在南村的鑼鼓隊簇擁下，盡然直奔鄉政府而去，因為鄉長出自北村。據說這位鄉長平時做過一些讓人民不太滿意的事情，所以大元帥在政府門口高講“三個代表”“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的道理，并要求鄉長出來“給個交代”，同時教育鄉官要主持公道，不要盛氣凌人，注重“德治”“仁政”。可謂表演幽默而切中時弊。

　　第二個故事是關于皮影戲的。

　　華縣一家電腦培訓學校在國家強調發展非物質文化遺產之后，搖身一變成為文化產業集團，并做成了中國皮影產業的龍頭企業。該企業將華縣全部皮影藝人簽約為企業員工，支付月工資，但非經企業同意，藝人不得私自演出。由于企業戰略目標在于都市舞臺和國際舞臺，比如北京奧運會的皮影展廳、世博會的皮影表演和《白鹿原》里的老腔都是該企業的項目。但是攤子鋪得太大，尤其是作為企業卻主要依靠政府扶持項目和政策貸款作為主要盈利方式，而不是走向市場，最終資金鏈斷裂，因非法集資董事長2014年被捕。

　　其實，該公司2012年5月之后，就沒有再給皮影老藝人發過工資。藝人如劉華、呂自強、雷全印等堅持到了10月，看到實在發不出工資，就各自回家了。只有呂崇德一個人堅持到了2013年2月。

　　他說：“去年，雷總讓我堅持堅持，別人都走了，我一直堅持到最后，年底了才回家了。回家后，我跟雷總打電話，雷總不接。我想他忙，我就找個人給他發短信(作者按，呂崇德不會寫字，不會發短信)，說我要這10個月的工資，你要是實在沒錢，給我寫個條子，蓋上章，等有錢了再給也行。我在雨田干了這么多年，也不能眼睜睜的看著公司破產了我還要錢啊。……最后幾個月在西安，租房的錢和電費，一個月500塊，加起來好幾千，都是我自己墊的。”

　　2014年，劉華、劉興文、劉進瑞、史蝴蝶、劉東耀等一批藝人又重新回到了少華山腳下最初電腦培訓學校的空房子里居住，他們只能斷斷續續領到一點政府補貼的生活費，沒有薪水。他們覺得或許自己的堅持能帶來意義，用他們自己的話說，在家冷清得很，在學校人多熱鬧，還有戲演，不圖錢。并且把他們曾經工作過的地方建成一個文化社區，自發地形成合作社：既能跑訂單，唱戲，最低限度地維持生計;也能在生活上、感情上相互陪伴，自助合作，拉弦唱戲，文化養老;還能扛起華縣皮影的大旗，至少外面來人了，會知道在這里可以看到正宗的華縣皮影。

　　這種戲里戲外的情義，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熙熙攘攘的年代所體現出的文化擔當讓人感動。

　　第三個故事：

　　2016年，我到西安市高陵區文化館參加了一次活動。后來，我在網上寫道“這是我有生以來參加的最為感動的一次活動”。文化館的工作人員前往1000多個自然村，動員村里的識字的老人做志愿者，記錄自己的村莊史、生活史、文化史，記錄傳統農耕文明向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文化變遷。老人們熱情高漲，最終出現了100多個志愿者，大多為60至80歲。這些老人經過簡單的培訓，將帶著錄音筆回到自己的村莊，進行口述史工作。

　　這次活動，內含著群眾動員群眾的群眾精神，老人采訪老人，把歷史還給人民。我問幾個老人，為什么當志愿者。他們說，因為現在社會發展得太快了，很多村莊都拆遷沒有了?，F在文化館發動他們把這些村里的傳說、歷史、文化記錄下來，他們覺得很有意義。培訓那天，早上7點多，他們就讓自己的孩子把他們送到文化館，一直坐到下午四點，還不愿散去。

　　我們在一起

　　如果給這個時代一幅素描，我們會看到兩個如候鳥一般，匆匆擦肩而過的人群，一是逃離北上廣的白領青年，一是進城尋夢的打工者。

　　為什么我們不彼此停駐?抽根煙，握個手，喝杯酒?

　　其實，這幅素描的初稿在100年前李大釗的時代就已被起草，他說，擁堵在城市的道路上，蠅營狗茍，為了謀“一個勞少報多的飯碗，晃晃數年，青年氣質消磨凈盡，窮愁嗟嘆，成為失路之人”，何必呢?

　　既然，我們同在一片霧霾之下，在壓迫型的社會結構中，不知風在哪一個方向吹;既然，我們曾經有過團結的歷史，在延安，高唱南泥灣，同吃同住同勞動?為什么我們要彼此隔離呢?

　　汪暉老師在看完話劇《世界工廠》后，說“我們當然要讓底層來說話”，但是“更要超越這個底層能不能說話的框架，去探討新的‘我們’有沒有可能產生。”……“精英”與“庶民”之間有機且良性的互動，既區別于舊的工與農的簡單聯結，又區別于知識分子對“三農”和工人的學術研究，而是一種“介入”，在共同的運動過程中，生產出全新的“我們”。

　　“我們在一起”，這是一個多么淳樸、簡單和美好的訴求。

　　我想起1995年11月法國一個小鎮上的一場示威活動，在羅昂內這樣寧靜的小鎮上，超過一半的人口有一天偶然地聚集起來，他們只是在那里簡單地喊著“所有人一起，所有人一起，噢!噢!”

　　這是人類的天性。

　　自古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和農民的關系，剪不斷理還亂，曾因攜手創造過偉大的時代，也曾因破裂而易子相食。但無論是“耕讀傳家”，還是“群眾路線”“有機知識分子”，“在一起”的追求從未停息，尤其是在城鄉矛盾日益突出，社會危機日益加劇的今天，更需要這種跨越式的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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