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馬編者按：時下，關于“底層”的研究與寫作層出不窮，但這些作品所反映出的對勞動人民的態度卻時常遭人詬病：敘述者要么停留于冰冷的社會學分析，要么囿于同情式、景觀式的描繪。近年來大熱的“返鄉體”寫作不失為其中一個代表。保馬今天推出吳子楓老師的《故鄉、底層、知識分子及其他》一文，可視為對此現象的一種探討。本文看似“返鄉體”，實際上包含了一個從鄉村走出來的知識分子對自身的深刻反思，這與現在流行的為返鄉而返鄉，借知識分子的話語優勢以展示鄉村奇觀的“返鄉體”寫作有所不同。吳老師在憶及故鄉與自己的成長經歷的同時，也梳理了中國近幾十年來的社會變遷，特別是知識分子與勞動人民之間關系的變化。比之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和解放初期，今天的知識分子不再與底層的勞動者們血肉相連;工人和農民也沒有培養出自己的知識分子，他們培養出的專家都過上了另一種生活，成為另一“層”人。浸透了中產階級式同情的“返鄉體”寫作正是這種隔膜的表現。需要注意的是，指出這一現實并不是為了進行道義上的指責，而是為了促進更深一層的思考與行動。知識分子與群眾的“脫離”并不是先天的“原罪”，而是特殊歷史局勢的產物，我們要做的則是更全面地檢視造成這一“脫離”的現實條件，并探索改造這種條件的方法與可能。本文轉載自“光影流年”公眾號，文章原載于《天涯》2004年第6期，感謝吳老師授權。

　　故鄉、底層、知識分子及其他

　　文丨吳子楓

　　壹

　　每年過年，我都會想起小時候。那時候家鄉還沒有電視，也還沒有外出打工這樣的事情。過年前的半個月，村里就像蜂窩里灌了蒸汽，熱烘烘地鬧起來。那時的天氣也格外地冷，記憶中的冬天，屋檐下總有一串一串的冰條，門前的枯草已經灰綠中帶黃，夜間的露水在各色的雜草上結成冰凌，太陽一出來，清亮的光照在上面，幾經反射，顯得色彩斑斕。盡管那么冷，我們小孩子還是一大早就爭著要起床，為了看那些彩色的冰凌。將那些晶瑩剔透、像十色寶石一樣結在草帶上的冰凌從田邊折下來，在凍得紅彤彤的小手中揮舞，給妹妹或鄰家的小孩子看，大自然所賜的美給了我們似乎屬于自己的驕傲。透過五彩的冰凌，我們真的看到太陽是彩色的，不過只看一會兒，冰凌就化了。

　　然而那時候并沒有這樣地傷感，冰凌化了，還有其它的玩耍。況且，只要過一夜，又可以見到那樣透明的彩色遍野都是了。于是便和著大一點的哥、姐們去踩高蹺，或者去看大人們擠棍，到那一家去看做米糖。這也是大人們一年最閑的時候，因為秋收早已經過去了，春耕又還有一段時日，現在要忙，也是忙著怎么過年，做爆米花、做米糖、到山上去砍些樹木回來當硬柴燒。這時候的忙，都是跳躍的，有什么要溢出來的樣子。見了面就說：“你家的米糖都做了?明天我家殺豬，過來吃晚飯，一定來!”

　　真的過年了，全家人都圍坐在一起，回想一年來的日子，苦的都已經過去了，甜的更讓人心里有希望，對于來年，都鼓起了更大的勁頭，飯菜確實是格外地香。正月里大家都這家那家地竄，小孩子們除了給長輩們拜年，就是伙在一起，用稻稈做一個草龍燈，到這村那村去舞，討幾個買小玩具的錢，或者干脆就是糊弄一些點心吃，說一些自編的吉利話，做出一些滑稽態，然后一哄而散……。以后，又還有一些村里要搭戲臺請戲班子來唱戲，全鄉總要鬧到元宵以后，才肯慢慢地靜下來。直到柳樹的新芽探出一點頭來，風吹到臉上也不那么剌骨了，人們便扛了犁耙去犁田，小孩們也一伙一伙地在田野里一面放牛一面游戲，燒一處火、翻一些冬天里躲在泥里的泥鰍。清晨的炊煙映著朝霞裊裊而上，春天的田野里又飄著新一輪的希望。

　　然而，這些都已經只能在回憶中見到了。時代變得很快，人也變得很快。或許有人會認為我這只是用一種懷舊式的態度來看這一切，然而如果真是那樣，我們看到的無疑只會是古文人心中早就懷有的“田園詩”。但現在想起來，這一切并非出于懷舊而產生的美感。那時候家鄉充滿希望的熱鬧與忙碌，與當時的第一輪改革是分不開的。上世紀80年代前期，農村最大的變革就是分田到戶，承包單干。每一家都分到了自己的田地，自己出汗在自己地里。產出的糧食又不怕賣不了，因為那時候糧食還是統一收購，價格也比較合理。也就是說，農民們不用擔心市場，只要勤勞，田地里產得越多，收入就越多，生活就會越好。因此勤勞致富的傳統美德，在這樣的環境中得以繼承并發揚光大。勞動使人充實，在靠自己的汗水能過上幸福的日子的人們身上，展現了一種健康而快樂的美。而那時候現代傳媒還沒有在農村大行其道，人們便發揮自己的創造力，以各種自創的形式來娛樂。這些娛樂因為是自創的或傳統的，與人們有著有機的聯系，所以又不是一種消極被動的娛樂，而是充滿著人民的智慧與創新。那是一種真正的勞動者的藝術，像《劉三姐》中的采茶歌，充溢著一種勞動者自信而歡快的調子。

　　貳

　　近些年來，一直在外地讀書，回家過年，感到一年不如一年那么熱鬧。在外打工的姐姐和親戚們，一直要到年前兩三天才回家。或者因為工地上的工資拿不到，或者因為工廠里不到時候不放假。而大年一過，年初六左右又要趕緊出去，或者因為廠里上班時間到了，或者怕出去晚了找不到事做。而這一來一去，都要擠火車，每回家過一次年，都像要拼兩次命，那么多人從窗子里塞進去，一直塞到不能動為止，好像人的什么尊嚴都沒有了。然而這一切又似乎是自愿的，這又格外地讓人受不了。然而每年春運車票又要大漲價，來回兩趟的車票，加上買一些過年的東西，經常就要花掉兩個月的工資。漸漸地，有許多人過年也不回家了。鄉下的年，早已沒有了以前的那種熱鬧與充實感了。

　　然而今春節回家，感到家鄉又有一種特殊的熱鬧。大家在路上在飯桌上都興奮地傳講著一件事。原來今年我們縣里有一位官員回家鄉過年了，這位官員現在是中央委員，據說這次榮歸故里，帶了多少億的投資回來。又說，從縣城到他村子里，已經有了一條專修的水泥路，每位以前曾相認的親戚都有一個多少錢的紅包等等。人們熱心地傳講著這樣的消息，言談中透露著一種說不出的興奮與朦朧的向往。

　　其實近年來這樣的故事已經在故鄉流傳得太多。這次當然也有所本，但也只不過是另一些故事的延續。某某鄉的什么人在外面賺了多少錢，做了什么老板等等，似乎成了人們過年聚在一起時必講的故事，而且每人似乎都爭著要講得更好、更驚人才罷休。做了官的，可以讓多少自己的親戚鄉親得什么什么好處;不用辛苦的，卻可以在外面賺多少多少錢……;這樣的故事已經完全地將鄉親們的頭腦占據著。貧窮而無望的生活，總是更讓人們相信奇跡。當現實中的勤勞已經不能給人們以希望，當確實有些人靠著貪污而發財并能攜親帶故地過不可想象的日子，當電視中不斷地報道窮人中獎發財的新聞，當國家也把“白貓黑貓，捉了老鼠才是好貓”作為座佑銘時，人們就自然地把奇跡作為最后的出路與希望，并把賺錢作為自我實現的最高價值標準了。況且貧困的鞭子又在后面不停地抽打著。

　　有些人在反思近代以來的中國革命時，經常會說社會主義革命復活了中國封建社會中有毒的東西。而我認為，如果說封建文化中有什么不好的東西在復活的話，正是后期無反思的改革開放復活了它，并賦予了它新的形式。一人當官雞犬升天、封妻蔭子榮歸故里、不勞而獲金錢至上，這些封建思想中的毒氣變本加厲地在民間流布，它們穿著用金線編織且蓋有政府大印的外衣，在電視、報紙等現代傳媒的吹吹打打聲中，大搖大擺地在中國的大地上逛來逛去。

　　有人又愛把改革以后的日子與“五四”時期對接，認為這是對被社會主義革命中斷了的“五四”啟蒙傳統的接續。但現實中的這一切，又讓我想起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在《文化工業：作為大眾欺騙的啟蒙》一文中所說的：

　　“今天，受騙的大眾甚至要比那些成功人士更容易受到成功神話的迷惑。他們始終固守著奴役他們的意識形態。普通人熱愛著對他們的不公，這種力量甚至比當權者的狡詐還要強大，……盡管人們還恪守著成功的原則，然而追求成功的內在結構卻發生了變化。人們所強調的已經不再是通過艱苦奮斗而獲得成功，而是要贏得獎金。”

　　是的，九十年代以來大眾傳媒對中國勞動者的再“啟蒙”，給老百姓帶來的不是更加健康的理性，而是他們對于獲得“獎金”奇跡的信仰。故鄉已經不再是以前的故鄉了，這不只是說故鄉在經濟上被剝奪而變得更加貧窮，更讓人心痛的是，故鄉在社會不公的現實中、在現代文化工業的“啟蒙”下，接受了貧窮強加于她的毒素，她失去了往日的美德，失去了她的健康的活力。人們不愿去參加勞動而是沒有日夜地賭博，同時用賭博的心態來看待世上的一切。

　　叁

　　前些天回到學校，有老師要我寫一篇有關“底層”的文章。這讓我想起來，近些年來“底層”已經成了知識分子們討論的中心話題。這一方面說明我們的知識分子依然還保有著令人可敬的良知，而另一方面，“底層”成為一個“話題”，卻又不能不讓人悲哀。我不知道“底層”這個稱呼是不是一種社會學用來描述客觀現實的詞語，但我感到它如此地冰冷。一種“現象學”似的對現實的描述，透露出“底層”作為對象與言說者的位置之間的距離。從這個詞的使用來看，我的故鄉也被包括在內。然而無論是故鄉或者農民，還是勞動人民、無產者等概念，與“底層”的含義都是不相同的。“底層”是一個沒有被反思的概念，它被官方使用，被大眾傳媒使用，也被左或右的學者們使用。用這個詞來指那樣一些不同的人群會抹殺什么問題，也還一直沒有人去想過。在我看來，至少“底層”只能用來被對象化地研究與言說，而“故鄉”卻有她自己的親人，那是她自己的代表，他們之間血脈相通。用“底層”一詞來代替“故鄉”或“勞動人民”等詞，或許正反映了“故鄉”和“勞動人民”已經沒有了自己的親人，她只能被別人來研究，被別人來言說。“底層勞動者”因下崗、失業、或勞動的無效，而失去了勞動的機會或勞動的意愿，從而也失去了成為社會主體的權利，只成了單獨的“底層”，在現代社會，他們被剝奪了生活得更好的手段的同時，更被剝奪了取得自己尊嚴的“自強自立”的有效勞動的權利。

　　現有關于“底層”的文章，或客觀的敘述與分析，或帶著憂郁的同情，在傾向上，似乎繼承了以前左翼的傳統。然而這些又使我想起三、四十年代表現底層勞動人民(注意，不只是“底層”二字)的左派藝術品，這些作品給人的感覺很不一樣。三十年代的電影《馬路天使》，對于底層勞動者們的敘述，有健康的歡笑，有貧苦的悲哀，但悲辛中依然透著力量和信心。而《萬家燈火》中，展示出了底層勞動人民不向權貴低眉的骨氣，也讓小知識分子感到他們溫暖與面對現實時的堅毅。即使最早表現農村、農民的作品，如魯迅的《故鄉》或《社戲》等，也都有一種要么徹骨的痛，要么清新而健康的美在里面，而那一切，都顯示著魯迅本人與故鄉的血肉聯系。而現在有關“底層”的作品，除了將“底層”“問題化”的冰冷分析，就是一種“底層式景觀”的描繪加上一點同情。不管作者本人出身是否“底層”，但我們可以看出，我們現在所處的位置或現代知識分子的社會分工，已經使我們與底層的勞動者們不再血肉相聯。農民和工人沒有培養自己的知識分子，他們培養出來的專家們都過上另一種生活，變成了另一“層”人。我們或者過上小資的生活，但對“底層”又有著遙遠的記憶和同情;或者成為有著自己專業的學者，只能用一套術語來言說“底層”。我們沒有故鄉，就像故鄉失去了親人。

　　這一切，加上以上所說的故鄉的狀況，又不由地讓我想起一位朋友私下里所說的話。他說，現在的情況是：在鄉下，農民們支持右派;在城市里，小資們在搞左派。我們且不要過于氣憤地就將這句話視為只是責難或謾罵。因為細想起來，這兩者之間是有聯系的。改革的獲益者有很大一部分是知識分子，他們在城市里過著較中等的生活，不再象以前那樣與底層勞動者的生活相接觸。他們既難于切身體驗底層的貧苦，也看不到他們面對貧苦的堅忍與力量。他們只憑著良知而同情“底層”，或者作為專業學者，將“底層”作為問題來解決。同時，底層勞動者們也沒有了自己的知識分子，他們只能任由現代傳媒來“啟蒙”，只能憑直覺來把握社會，當他們無望的時候，只能盯著那些靠“獎金”而發跡的人，并也只能希望自己有幸獲得這樣的“機會”。

　　這篇文章快寫完了，不管目的達到了沒有，我要說的是，我想寫的不只是關于底層，而是關于知識分子與故鄉的關系。我能感覺得到，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后期到解放前的作品中，對于勞動者的敘述，其視角與現在有關作品對勞動者的敘述視角是不一樣的。這里面既反映了敘述者與被敘述者在現實中位置關系的變化，也暗含了敘述者對被敘述者態度的變化。敘述者與被敘述者不再是有機地統一了，因為在現實中他們也不是有機地聯在一起的。這一變化是不是有問題，我覺得值得我們深思。

　　當然這一切都不是為了責難，而是為了促進深一層的思考與行動。記得賀照田曾說過，當代學術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知識分子與勞動人民相脫離的問題。這樣的脫離，不光是底層勞動者們的損失，也是有良知的知識分子自己的損失。可以說，“故鄉”沒有了自己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也就沒有了自己的“故鄉”。

　　天氣暖了起來，或者春天真的要到來。故鄉的田野里或許還很蕭瑟，但不久，即使冒著風雨，還是有人去播種，因為在這片大地上，畢竟還有東西沒有被完全吞沒。真正的勞動者依然堅信，沒有辛勤的播種，就永遠不會有喜悅的收獲!

　　2004年2月20-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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