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主權按

　　農村集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重要形式。在昨日公布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中，中共中央 國務院也是再次強調要“堅持農民集體所有不動搖，不能把農民的財產權利改虛了、改垮了，防止集體資產流失”。前不久浙江縉云縣的18位農村干部發表公開信，呼吁強化集體所有權，創新土地經營制度，提出走華西、南街、周家莊鄉農工商合作社及浙江省航民、滕頭等集體化村開創的道路。這正是對中央政策精神的最好貫徹。

　　但是這樣回顧集體化、發展集體經濟的呼吁卻未曾引起熱烈的討論，究其原因，作者認為，主要來自兩大阻力，即理論界的誤導和政策方面的束縛。在中央再次發文要求發展集體經濟的情勢下，浙江18位勇士的倡議仍然值得社會各界認真看待和討論。

　　正文

　　在要不要回歸集體化道路問題上，主流媒體通常發出的回應是農民不愿意回歸集體化。既然如此，那為什么推行分田到戶時有那么多農村要求繼續集體化經營，并且有部分農村在頂著巨大壓力的情況下，直到今天仍然堅持集體化道路呢?更讓人難以理解的是，既然如此，為什么越來越多的基層干部群眾自發的去華西、劉莊、南街等集體化村參觀學習呢?就連中國農村改革第一村小崗村也曾三次派人去南街村參觀學習呢?

　　只要我們深入農村廣泛調查，就會明白，中國農民看到希望，卻不能走近希望的實質原因不在于農民是否愿意回歸集體化，而在于回歸集體化長期面對兩大阻力的困擾。其中，一個是來自理論界的誤導，一個是來自政策方面的束縛。由于理論界的長期誤導，導致人們在認識上不能將集體化的優越性和實施集體化過程中的政策問題、管理問題區別對待，甚至將這些問題完全歸罪于集體化，把集體化說的一無是處。于是，今天人們對“集體化”幾乎談之色變，“集體化”被“大躍進”、“大鍋飯”、“養懶漢”、“餓死人”等污名化的標簽捆綁，在主流話語中近乎毫無存在空間。在這樣的背景下，許多人看了華西村、南街村十分感動，卻意識不到集體化的優越性，僅僅把這些村的成就歸結為一個好的帶頭人，因而廣泛流傳一種說法，華西村、南街村固然好，但在中國不可復制。這種認識上的不足，加之改革以來的政策一貫扶持家庭經營，對集體化采取回避、冷落的態度，即不提倡、不支持，進而導致我們的各級官員不僅不敢提倡集體化，反而對民間出現的集體化傾向多有指責和打壓。我們通過浙江省發生的一件事例，便能清楚地意識到這一問題。

　　11月7日，浙江省18位農村干部聯名向全國農村干部群眾發出倡議，要求強化集體所有權，創新土地經營制度，提出走華西、南街、周家莊鄉農工商合作社及浙江省航民、滕頭等集體化村開創的道路。倡議發表后，很快引發熱議，并且得到各地基層干部群眾充滿激情的回應，不少網友為之歡呼、為之激動，紛紛向18位倡議者致敬，稱他們為18勇士。接著，九位學者聯名發表文章給予積極回應，指出改革應重構集體經濟的統一經營權。前不久，北京、上海等地的民間還針對18勇士的倡議分別舉辦了集體經濟研討會和座談會。這一來自農民群眾的呼聲，再次表明，中國農民不愿意回歸集體化的觀點是不成立的。18勇士發出如此強烈的呼聲，產生如此大的影響，作為主流媒體以及有關研究三農問題的官方部門，理應迅速派人奔赴事發地進行實地訪談和了解，如情況屬實，新聞部門理應及時報道，科研決策部門理應作為一項重大課題研究探討。然而，將近兩個月過去了，只有上海的解放日報和澎拜新聞及時跟蹤報道，中央各大媒體及浙江省的有關媒體卻絲毫沒有發聲。北京一位高層從事研究農村問題的學者針對18勇士的倡議及時寫了一篇報道性的文章，本想在本單位的內參上發表，結果還被領導否決了。這位領導說，不能以單位的名義寫，只能以個人的名義寫，但暫時不能發表，要等等看。

　　顯然，回歸集體化的最大阻力，并非來自基層一線的干部群眾。而是來自主流媒體的宣傳及政策方面的因素。浙江18勇士的聯名倡議無疑是一個偉大的創舉。他們的倡議不僅道出了廣大農民的心聲，而且會激發基層干部勇于擔當、樂于奉獻的精神。他們的倡議對于習總書記提出的實現中國夢，無疑是一個最好的回應。他們的倡議無疑也在提醒我們黨，提醒全社會要重新審視中國的三農問題，重新認識集體化道路，重新估量農村干部群眾的思想覺悟。他們的倡議對于今天那些仍然堅持集體化道路的農村，以及正在致力于組織農民發展集體經濟的基層干部和有識之士，無疑是一個最大的激勵。浙江18勇士不愧是中國當代農民的驕傲，同時也是浙江人民的驕傲，更是縉云人民的驕傲。相信不久的將來，浙江縉云18勇士的聯名倡議一定會載入中國農村發展的史冊。

　　2016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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