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農村，首先出現在我們腦海中的是這樣的字眼：貧窮、落后、封閉、愚昧;而相對的，一提到城市，則是富裕、先進、開放、繁華、文明。——顯然這是從物質生活角度。從農村進城不易，“居大不易”，住房、醫療、教育對進城農村人來說更是壓力山大，精神方面也遭受擠壓，于是不禁發出“城市套路深，我要回農村”的感喟。農村由此便又成了精神上的桃花源，顯得自然而又純樸。這樣城市和農村就都成了一個悖論的存在，物質與精神相對立。出走農村，逃離城市，而復回歸農村，形成一個閉合。而在經濟危機到來時，農民工返鄉，農村又擔當起社會穩定器和蓄水池的重任。

　　近幾年，返鄉體走紅，大多為高校教師或學生的回鄉筆記。在表達方式上，或記敘或抒情或議論;在內容上，涉及了農民的衣食住行、宗教信仰、風俗風情，還有鄉村治理、制度格局、政治秩序等方方面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改開40年來農村的變遷;在地域上，從黃河邊到長江邊，從黃土高坡到江南平原，可以說涵蓋了整個中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這里我要說的是東北平原上的一個小村，與全國千千萬萬個小村一樣，近40年來的變化也沒什么大的不同。下面就從行政變遷、鄉貌鄉風、土地制度和鄉村治理四個方面來談談。

　　行政變遷：從國營牧場到普通小村，“五臟”不俱全

　　如果從空中俯瞰，小村是由周圍山地、丘陵還有沙漠圈起來的一小塊平原。或者反過來說，小村位于一小塊平原上，周圍是山地、丘陵和沙漠。這里曾是全省(區)為數不多的幾個國營牧場之一，級別上相當于一個鎮。有三個自然村，每村兩個共六個分場。

　　那時牧場功能齊全，有酒廠、窯廠、奶牛廠、毛毯廠、商店(兩個大的商店)、學校(前村和后村各一個，后整合一個大的學校，有小學有初中)、衛生院、電影院，該有的幾乎都有。農民兼有工人身份(當時不發工資，五年前開始補發)，種地，做工，上學，看病(小病)，基本都在村里完成，做到了自給自足。70年代末80年代初，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生產隊瓦解了，大集體解散了，開始分田單干。 家家戶戶按人口分得相應的馬匹或牛或羊。周立波《暴風驟雨》中《分馬》一節，曾入選中學語文課本，雖然寫的是解放土改時期，在我看來，和80年代也別無二致。一讀到那篇文章，就有種親切感，仿佛寫的就是80年代寫的就是我們那里。

　　與此同時，酒廠、窯廠、毛毯廠等一些廠子，還有商店、衛生院、電影院也都承包了出去，但先后不幾年大都經歷了滅亡的命運(窯廠今天還有，幾經易手)。學校是在世紀之間撤掉、整合到鎮上去的，現在孩子上學不是到20里之外的鎮上，就是到50里之外的縣城。五六十里路，孩子七八歲上學，就要住宿，可以想見看其中的艱難。 輟學很多，年齡越來越小，現在連個初中畢業的也很稀罕了。 有的孩子，上不了幾年，小學都沒畢業，就不上了，就在家里玩玩泥巴放放豬鵝。大的商店沒了，有的是個人小賣部。衛生院沒了，大夫也沒了，小病都要趕到縣城里，所以有的小賣部連頭疼感冒藥也兼賣了。

　　作為國營牧場的場部一直到五年前才撤掉，降級為一個村。場部80年代還在經營著奶牛廠，養著一大群品種為荷蘭黑白花的奶牛，一直持續到80年代末。后來個新場長，看到養奶牛連年虧損，就大膽賣了。草地濕洼之處開始翻墾改種水稻，小村由此告別了吃粗糧的時代，吃上了大米。這個舉措很有意義，大大改善了人們的生活水準。曾在一次村民大會上，就有人激動地表示：沒有新場長，我們就吃不上大米飯。應該說，評價還是中肯的，群眾的眼睛還是雪亮的。

　　從一個相當于鎮級的國營牧場，一下子降到不能再小的村級，物理結構的變化還是很大的。近40年來的發展，小村“五臟”不俱全了。不是說官員級別降低造成的心理承受能力，而是政府職能、相應的配套措施給老百姓生活帶來的影響。

　　鄉貌鄉風： “瓦房”名副其實了，生氣卻已然不再

　　小村名叫“瓦房”，但一直以來名不副實，沒有一家瓦房，屋上無片瓦，都是土坯房。近十幾年發展變化很大，現在回去，放眼一望，舊貌換新顏，紅瓦白墻，掩映于重疊綠樹之間。北方不比南方，農村居民鮮有類似江南的二層三層小樓。不是全都蓋不起，也與當地生活習慣有關。新農村建設，從大山里遷出來一批，統一給建房安置好。如果還有誰家是土坯房，還沒來得及蓋磚瓦房或蓋不起的，地方政府都統一給蓋了。水泥路修到村里，靠近路邊的，家家的院墻也給砌好了，也都是統一的樣式，甚至顏色。這是當年不可想象的，小時候在農村最苦于抹房修墻，雨一大，整個夏天就是拾掇院墻了。

　　而相映成趣的，發生的另一個反向變化，是“牧場”名不副實了，早已沒有了當年“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景象。小時候有一次在路上碰到兩個外來人，他們見到草場那種激動、驚喜的樣子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的腦海里。聽到他們說草場“無邊無際”時便感到好笑，現在想想，他們是對的。如今牛羊不讓散養了，家家戶戶都有牛羊的盛況不再，個別人家有幾只(頭)，也都是圈養。草場除了辟為耕地的外，為了治沙，連同丘陵、草地甚至沙漠上都栽種了樹木、灌木和草。還是有成效的，開闊的視野雖然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樹木的郁郁蔥蔥。記得上初中時，一次語文課上學習應用文寫調查報告，老師就布置練筆，讓我們也做個小調查寫個報告。我寫的就是治沙問題，題目也還記得，叫《風沙緊逼瓦房村》。是受了一篇有名的老報道《風沙緊逼北京城》的影響，現在查閱原來是著名的新華社記者穆青策劃的文章，發在1979年3月2日的《光明日報》上。當年我大概是從哥哥的一本舊書上看到的，想到瓦房的風沙多，沙漠面積不斷擴大，依葫蘆畫瓢，隨便胡謅了幾句。

　　風沙少了，環境污染問題卻變得突出起來，日漸嚴重。原來沒有什么工廠化工廠，山清水秀的，一次回去卻見村邊濃煙滾滾，附近幾里不見太陽，白晝如同黑夜。一打聽，是一外商投資的化工廠。外資肯來，是人家給予的恩惠，政府是大力宣傳。 高污染、耗資源的這種工廠，從整個世界看，發達國家都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來了;從中國來看，沿海轉移到內地，東部轉移到西部來了，內部進行自我殖民。北大教授韓毓海在《五百年來誰著史》中評論說：“在當今中國，所謂利潤在沿海，代價在內地，利潤在國外，代價在國內，這當然是一個不平等的發展邏輯。”

　　有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是，以前家家戶戶盡管比現在窮，住的是土坯房，院墻是土墻，但干凈整潔，顯得很有生氣。現在錢多了，生活好了，房子看上去漂亮了，院墻也都是磚石砌成的了，院子里卻亂七八糟，雜草都長滿也懶得鋤一下。村子已然沒有生氣， 鄉風變得頹廢，到處呈現出一派垂暮之氣、破敗景象。那一次特地回去看祖居的老屋，剎那間腦海里閃現的是上個世紀20年代魯迅回浙東鄉村時的情景。法國作家夏多布里昂當年回到故鄉布列塔尼時，也曾發出這樣的感慨：“當我離開搖籃，世界已經變得面目全非。”是的，很陌生，村民開始換代了，“兒童相見不相識”。

　　是人變懶了嗎?不盡然，是人們的價值觀念發生了根本變化，缺少一股子精氣神。信仰發生危機，村民不是信佛，就是信基督，找不出幾個沒信仰的了。基督教這幾年發展迅速，而且分支分派， 有老死不相往來的味道。暗地里互相攻擊，你說我邪教，我說你邪教。不過曾真有一支“東方閃電”來村里宣傳，當時誰也不知道是邪教，有幾戶人家受到傷害，這派后來就無聲無息了。信基督教的不過中國節日，包括春節，一男性基督教徒的幾年不見的親妹妹過年時來看望哥哥，恰好正趕上哥哥教堂值班。妹妹也因為工作忙，只呆了兩天，哥哥也沒在家陪妹妹聊聊天、絮絮家常，而是去了基督教堂。即便見面也沒有什么話說，哥哥總是講耶穌的事，妹妹最后哭著走了。

　　留守問題的存在——不錯，就是留守部隊386199，婦女、兒童、老人，村莊呈“空心化”、“老齡化”、“兒童化”、“婦女化”。 少了青壯年，就少了陽剛之氣。他們大都外出打工去了，只是在農忙時才回來。如果是離家遠的，一年一次，回來過個春節，不到初十又走了。建好的新房子也沒人住，就空在那里，鐵將軍守門。也有不出去打工的，租種搬遷出去或舉家打工出去人家的土地。有的臨近做短工，也有的什么都不做，就守著自家的十幾畝田，閑時東游西蕩，吃吃喝喝，打打麻將。

　　賭博風日盛。不論男人還是女人，沒事(甚至有事也不干)就是整日推牌九、打麻將、斗地主，越賭越大。一到年根尤甚，賭紅了眼，不惜撕破臉皮，互相檢舉揭發。那年一新婚小兩口為躲避公安局賭博罰款，出去打工半年，結果最后男的一個人回來了，原來女的跟別的男人好上跑了。

　　村民關系的陌生化。說現在農村是熟人社會也不夠準確了，前面要加個限定詞，是陌生化熟人社會。人都認識，心卻疏遠了，市場經濟下，沒錢不辦事。從前你幫我我幫你互惠互利的關系幾乎都轉變為現錢交易，親人包括自己的爹媽也不例外，這不能不說是個悲哀。

　　土地制度：人增減地不增減，矛盾日趨尖銳

　　中國革命從農村、土地起，改革開放也是從農村、土地起。 看一下近40年來國家關于土地政策的主要變化：1984年“一號文件”，把“承包權”一刀切地規定為“15年不變”。2002年《土地承包法》規定“耕地的承包期為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為三十年至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為三十年至七十年”。 2008年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賦予農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現有土地承包關系要保持穩定并長久不變”。 2016年9月30日，中辦、國辦印發了《關于完善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辦法的意見》，對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做出新部署，提出“三權分置”。即，“落實集體所有權，穩定農戶承包權，放活土地經營權”。最近有學者聯署上書，對其政策提出質疑。現在面臨著一個 "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現象，華中科技大學教授賀雪峰認為“既不公平，又無效率，且未來還會危及中國現代化的穩定的根基”。 在我們瓦房小村，80年代初分過一次之后又兩次打亂重分，最后一次是1996年分的。按照中央政策規定，30年不變，要到2026年。 我本人也是"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土地制度的受益者，在村里有我的土地，連同父母的共有幾十畝現已承包出去。 實際上，這是國家聯產承包、大包干之后的第二次承包，在全國上下已是常態。土地多的人家有上百畝，儼然成了從前的地主。現在國家不要農業稅了，而包別人的土地的費用更高。有人說，從前的一些地主也沒有這樣闊過。 減人不減地，后人受益;增人不增地，父母受苦。 村里百姓有意見，鬧糾紛，卻又無可奈何。

　　征地問題在全國也是個普遍問題，反映到瓦房小村也不例外。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農民賴以生存的是土地，沒有土地或者不在土地上從事勞動的不能稱其為農民，至少不能算傳統意義上的農民。時下一些所謂的明星村，已經不在此之列了，是不具備推廣、示范的意義的。 那次回去正趕上村民因征地問題去縣政府上訪。村里礦山被賣，附近的大片農田被占用了。這山我很熟悉，長長的一道山脈，共有九個山頭，于是就被喚作“九頭山”，小時候常在這山上放牛。“九頭山”還被賦予了許多神秘的傳說，活靈活現的，說有狐仙，能祛除邪魅，給人治病。這次上訪的最終結果，后來我在電話里得知，給了一點可憐的補償了事。當時氣氛也比較緊張，村民排班輪流看守，讓我很自然地想起毛主席在50年代批評過的河南建飛機場的事情。農民是“刁民”，補償的總嫌少，政府代表的資方卻總認為很合理。現在人們一說什么總是官民矛盾，共產黨怎么怎么樣，其實中間還有個資方，是共產黨的政府為誰服務的問題。

　　關于種地，科技的發展使得耕作方式變了，種地變得輕松了，不比從前累。 八九十年代在老家上學時，時常請假幫著父母種地，農村學校甚至農忙時要放農忙假。想想以前那一整套工序下來，活活累死人。平時隨時準備積糞肥，一開春，就開始了起糞、倒糞，然后往田地送糞。刨茬子、打茬子(打掉土疙瘩)、摟茬子(用耙子聚攏到一起)，然后拉回家。田地平整好，然后才開始種地，都是牛犁和馬犁。千年以前的漢代就發明的二牛一人的犁耕法，仍在沿用，近兩千年過去，還是沒有變化。莊稼長出來，鋤禾、鋤禾、鋤禾，接連要鋤幾遍，都是人工使用鐵鋤頭。苗長高了，施肥，蹚地(犁地往植株上培土)，杠地(第二次蹚地)。這時已經到了七月份，盛夏，算是告一段落，等待秋天收割。期間也沒有閑時候，蕎麥、白菜要這時候種，是同樣的工序。忙到九月底十月初，莊稼開始收割，又都是人工。拉回家里場院，打場、揚場，總算裝入麻袋了。算算吧，一年忙到頭，能賺多少錢。就假設風調雨順，畝產2000斤玉米，一斤賣一塊錢，一畝地也就2000塊。要知道，種子、花肥還在里頭呢，還是按最好假設的呢。難怪有賭場上老手要說：累到死，不如我賭麻將來的快。

　　也就十多年的功夫，種地幾乎全部機械化。有田地是山地，不平整的，機器不適宜，也用人工，但不是普遍的了。糞肥早不用了，莊稼茬子都用機器粉碎地里，種地，包括收割、打場，機器一條龍服務。這就把農民從田地繁重的束縛下解放出來，應該說是一個很大的進步，稱之為“懶人農業”。而另一面，農藥、化肥的大量使用，使得產量越來越高。 養豬、養雞、養鴨等，也都普遍使用激素飼料。 這也是我常想的一個問題，為什么人越來越懶種地越來越輕松反而地里產出卻越來越多了? 答案就在這里。但同時帶來的一個問題也日益突出，就是食品安全。種啥的不吃啥，種西瓜的、養豬養雞的，都有單獨預留給自己或給親朋好友吃的。不打各種農藥、激素，以保證味道純正以及安全。如今綠色食品成為千家萬戶的首選，但遠遠沒有那么大的供應。農業部、科技部和衛生部只是在奧運會、大運會、世博會和G20時，三令五申，保證與會人員能吃上綠色食品不吃轉基因。平時宣傳的都是轉基因的好，要普遍種植要老百姓吃。我們常常慨嘆吃什么味道不香了，也不全是吃飽飯撐的亂說，的確是這樣，否則綠色食品有機食品售價也不會那么高。 至于自己吃的是不是轉基因，就無從知曉了。既然專家都說好，吃了也無妨。

　　鄉村治理：國家投入越來越多，干群關系越來越差

　　近多年國家對農村、農民的投入越來越多了，實施了一系列惠農措施，使得農民整體上富裕起來， 這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主要表現在：

　　一是農業稅的取消。這對農民來說，是一個福音一件大好事。收了兩千多年的皇糧不收了，大大減輕了農民的負擔，生活也得以改善。農業稅沒取消前，每畝地的產出一半要交稅了，扣除種子、化肥等成本，農民所剩無幾。如果趕上年頭不好，農民日子就更難過了。有一年大水，我家一塊地澇了(排水不順暢，也是原因之一。在國營牧場的時候，田地中間都有排水溝，分田到戶后，都被平整種上莊稼了。)，秋天拉回來的是幾車草、秸稈，根本沒打糧。其他幾塊地也是欠收，最終所打的糧食交完稅，留下喂豬喂雞的，沒有余糧來賣錢。如果算上成本，即便人工不算，都是賠的。別的人家有好一點的，也好不到哪里去，還有更慘的，莊稼被水泡了，顆粒不收。自2006年農業稅取消了，農民日子好過多了。不但不收稅，種地還有補貼;如遇上災年，又有額外救濟。一里一外，不可同日而語。

　　二是社保的全覆蓋。胡溫十年，是經濟的高速增長期，平均增速達到8%，一度超過10%，中國2010年國民生產總值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醫保、社保也都是在這十年建立起來的。自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后，深化改革，社保基本上瓦解，在農村，幾乎是沒有任何社會保障的。生病無錢醫治，只能等死，甚至出現老人自殺現象。 這個巨大欠賬在胡溫十年間補起來了。那年在醫院陪床，和其他一些病人交談，真切地感受到社保的覆蓋給農民帶來的實惠。

　　三是低保、廉租房等福利制度的實施。對于特別貧困人口，老弱病殘，給予生活最低保障。新農村建設、文明鄉村建設，改變了鄉村面貌，這從前面提到的住房上也可看得出來。

　　最后還要說明一點的是，在我們小村，以前國營牧場的時候，大部分農民都轉成工人了，雖然不發工資，但有工人身份。現在都開始補發工資，過去從農民身上拿走太多，工業發展了，回吐反哺農業農村農民。年齡大的資格老的，工資要在3000元以上，一般都是一兩千元。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農民生活富裕了，手頭寬松了，養老、看病、上學和結婚等問題，立馬得到有效解決。十多年前村里盛行借高利貸，一度高達3分乃至5分，還不是辦廠開公司，而就是種地。 現在低了少了沒有了，除非做大的生意。 孩子上學難，結婚也難，有人給媳婦就行。肥水不流外人田，就在本村找，甚至換親，哪怕近親也不管了。老人和兒女、媳婦也經常為錢為房子鬧紛爭，曾有幾起不贍養老人問題，告到法院去了。現在國家投入多了，老人也有了工資，兒女們也不爭不吵了，顯得孝順起來。

　　按理說，國家投入這么多，人們生活水平提高了，干群關系應當更和諧才對。可恰恰相反，干群關系愈發緊張，這是一個悖論。從全國各地反映出來的情況看，都表明了這一點。 政府和群眾之間不信任，曾經魚水關系不復存在。誠如一些專家學者所言，農業稅取消后農村組織和動員能力下降。其實，組織弱化，早在40年前分田到戶的時候就開始了。今年七月在抗洪救災的時候，湖北一奮戰在抗洪搶險一線的干部的描述頗為典型。干部在抗洪，群眾在看熱鬧，仿佛洪水與己無關。也是在今年七月，我們老家縣政府各大行政機關事業單位的干部下鄉進行新農村建設，砌墻、掃院子、擦玻璃，甚至給洗被褥。而村民們呢，站在一邊指手畫腳，還嫌干慢了沒干好。不親臨現場，簡直難以置信。最為悲劇的是一鎮政府副書記，他負責的一戶人家的電線桿被他們不小心撞歪斷電了，已到晚上下班時間，修理的電工沒來，這個副書記就解釋說明天弄好，誰知這家死活不肯，非要馬上弄好，不弄好不讓走。副書記平時也在自己家里接電線什么的，想想也沒啥，拿來工具就去給接電線。不幸悲劇發生了，被電死了，剛剛40歲，家里兩個孩子，一個剛讀大學。悲哉!

　　為什么會是這樣?是農民不懂感恩嗎?是刁民嗎?如果簡單地得出這個結論，恐怕也是錯誤的。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些政府官員和基層干部長久的不作為，與老百姓矛盾激化，積怨越來越深。威信不再，信任不存，組織弱化，鄉村當何去何從，很令人擔憂。三農問題專家李昌平說：

　　“ 當很多官員說農民是刁民的時候，實際上是農民已經離官員而去了，官員還在自說自話!

　　“當官員們在說刁民起來越多的時間，基督教徒在快樂快速的組織農民，農民快樂的跟他們走!

　　“我們一年幾萬億投入農村，為了農民好，而農民不感恩，反而和官員越來越疏遠。基督教什么財物也沒有給農民，把農民組織起來了，農民跟他們走，且很感恩，也很快樂!”

　　話表面上看起來很平靜，細細讀來實則很沉重，有著深深的憂慮在里面。

　　農村出路在哪里?城市化，曾作為一個著名口號，著名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反思時說：“20年前筆者與很多人一樣，也把城市化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認為只要加快城市化，放開戶口，讓農民進城，‘三農’問題就迎刃而解了。但后來通過對很多發展中國家的考察，只要是人口超過一億的，就沒有發現哪一個國家的城市化是成功的。如果中國也用大型貧民窟來實現城市化，那只不過是一種‘空間平移、集中貧困’——農村分散的貧困人口變成相對集中的貧民窟人口——結果往往是社會矛盾集中爆發。”可見，城市化道路并不好走， 十八大又提出走城鎮化道路。這會是坦途嗎?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用解剖麻雀的方法解剖一個村莊，大體可知當下中國鄉村的現狀。 就瓦房這個小村來說，單用“好”、“壞”二字，已不能作出評價。與整個國家經濟高速增長同步，瓦房這個小村也在發生著巨變。從物質層面來說，人們生活水平提高了，衣食住行都有了質的飛躍。但同時，從精神層面來說，似乎比以前更緊張更焦慮更迷茫了。養老、看病、孩子上學、就業、結婚等等，等等，肩上的壓力一樣大。布魯代爾認為，文明的最高核準權在精神層面，也許這才是最重要的。巨變之中有隱憂，中國鄉村向何處去，這不僅是擺在當政者也是擺在每個研究者面前的重大課題。 “組織起來”，這是毛主席在1943年所作的一個著名的講話，文中說：“在農民方面，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于永遠的窮苦。”誠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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