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18位縉云村干部聯名倡議為土地，能比安徽小崗18個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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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安徽小崗村18位村民按下紅手印的38年后，浙江縉云縣18位村干部前不久在網上發出了致全國農村干部群眾的聯名倡議書，并公布電話。有意思的是，38年前的18人，要求分田到戶;當下的18位干部，要求強化村集體所有權。

　　得改革開放之先，民間普遍推崇個體、私營和股份制的這里，率先遇到新實踐中的新課題?

　　小崗村的手印已成為劃時代標志載入史冊，來自縉云的網絡聯名倡議書發布近一個月，外地有數位專家和官員電話咨詢，有些普通人寄來自己寫的文章;更多人說他們“多管閑事”。

　　相比38年前按手印的決絕，如今寫倡議書的村干部們多少有些猶豫，有人不公布手機號，只填了縉云本地的“虛擬網短號”。

　　鄭理堅倒不在意。他44歲，在18位聯名倡議者中最年輕，坦然把名字和手機號碼公布在第一個：縉云縣壺鎮鎮好溪村黨支部書記。

　　他不愿接受采訪，可愿意與全國各地的來訪者探討。前不久，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完善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辦法的意見》。在新形勢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如何得到充分的體現和保證?又該怎樣處理好傳統承包農戶和新型經營主體二者關系?各村情況不同，如何讓我村的老百姓都富起來?

　　“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縉云縣大山間，這一分田地牽動目光。

　　縉云縣好溪村，新農村建設中，老房子與新房子對比明顯。

　　【讓泥鰍和年輕人都回來】

　　記者兜了縉云數個村子，田間不見年輕人，種地的人明顯少了。好溪村81歲的盧祝坤從地里搞了些青菜，準備回家做飯。從上世紀60年代起，他在村里干了20多年村干部，可如今他在田間遇上的種地農民，依舊是老面孔，都超過60歲。

　　盧家墻上掛著全家福，3個兒子都在鎮上搞裝修，大孫子也在開發區打工。即便是50來歲的大兒子，也已搞不清自家的地，究竟在什么地方。

　　河陽村的黨支部書記朱河洲也有同感，他做電工時常往山里跑，看到山間不少田地早已荒了。在他的村里，不滿50歲的人，田里的活已經干不利索。可是，年輕人誰還愿意種地?朱河洲的兩畝地，一半種蓮子一半種稻谷：稻谷一季只賺一兩百元;蓮子若種得好，一年能賺1000多元。而到附近的鎮上打雜工，一天便能賺出100多元。

　　看著荒田，這幾位上年紀的老農民老書記說，如今村里的大水渠，還是三四十年前生產隊修的，這些年只能修一些小渠，占誰家的田都要鬧得不可開交;他們還說，分田之后，規模化的農業化機器基本都不用了，縣里的農機廠趕緊制造一批小的手動機器。

　　笑談之外，最令他們擔心的是，農產品質量下降、土壤污染加劇——相比成片土地一起治蟲，各塊田地各自灑農藥，蟲子在田間被趕來趕去，農藥用量增加;至于如何少用化肥、農藥和除草劑，讓土壤“養肥”，多數老農民是顧不上了。

　　鄭理堅小時候在田里抓泥鰍，不一會兒能弄一大桶。他的宏圖大計，是不僅讓泥鰍回來，還要讓年輕人回來。

　　鄭理堅的想法執著且單純，讓村里老百姓富起來，生活好起來——他要爭口氣，在縣里辦企業時經常跟人提起老家好溪村，可幾乎沒人知道。

　　確實，這個緊挨著工業區的村莊，并無能夠出名的特色，既不像鄉鎮，又乏野趣。新舊建筑犬牙交錯，村附近便是各類機床的廣告牌，田地不多。值得一提的，或許是村后頭小山包上的一座塔和一間小廟，算不上景點，也沒啥游客。

　　種地老人正老去，年輕人外出工作不愿回，城鎮化正推進，多少村莊面臨同樣的困局。

　　好溪村老人盧祝坤，當過二十多年的村干部，講起土地有一肚子話。

　　【走在田間，他會突然在空氣中比劃】

　　鄭理堅很有自己的想法。

　　比如，有觀點認為：在浙江，個體私營經濟發達，不少人的觀念是“能干的賺錢，不能干的受窮”，這很正常。村里房子老舊，巷道窄小，排水靠明溝，這是多少年累積的舊賬，何必管它?有年輕人在外做電商，風生水起，不肯回村，也是沒辦法的事。

　　也有人就附和，如今村干部比二三十年前好當多了，農村提留款不用收了，有能力的村民們大多外出打工、做生意，一般沒啥麻煩事，村干部可以得過且過混幾年……

　　鄭理堅不贊成。走過農田間平淡無奇的小路時，他會突然在空氣中比劃——這里未來要鋪石板路，稻田背景，很適合婚紗攝影。他喜歡聽歌，車里放著《加州旅館》的英文歌曲，他說未來村里要發展農業觀光旅游和民宿，意境就好比“加州旅館”的詞曲，每戶人家每年至少能增收數萬元。

　　記者不信。雖然縉云綠水青山，旅游資源豐富，可好溪村再怎么看，都是普通鄉村。

　　鄭理堅又說，他還計劃以村名為商標，推出大米和茭白，直送機關和大企業食堂，收益能增數倍。以村里種的茭白為例，農民去農貿市場，最多每公斤2元錢;而集體推出的有機茭白，能賣到每公斤20元以上。其中關鍵，在于村集體能有效監督，哪怕“用上攝像頭和互聯網”，也要保證不用農藥;另外，食品安全若出問題，能追溯到村集體這個責任主體。另外，成片的農田，可發展農業觀光，打造親子體驗旅游。

　　記者點頭，類似較大規模土地流轉搞農業的做法，全國已有270多萬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和農業企業在做。據農業部部長韓長賦介紹，截至今年6月，全國2.3億農戶中，流轉土地農戶超過了7000萬，比例超過30%，東部沿海發達省份農民轉移多的地區這一比例更高，超過50%。

　　鄭理堅還說，他去看了浙江省內30來個“新農村典型”，并對好溪村有長遠規劃。好溪村的村委會里，正兒八經地擺著杭州某建筑公司做的規劃書，描繪村莊的美好未來——拆除村內危房舊房，統一建成聯排小別墅和農民公寓，為保證采光，小別墅前后間距至少12米;還要將小巷拓寬為消防車可進出的道路，路邊排水明溝要改成埋入地下的管道，雨污分流。村莊緊挨著壺鎮鎮區，若原來零散豬圈和木質平房都能成為新式別墅，則房屋價值能與壺鎮看齊。壺鎮鎮區的商品房，每平方米售價七八千元。

　　他滿以為，自己為村民謀福利，肯定能得到支持。實際上，記者了解到，不少村民乃至鄉鎮干部，都嘲笑他的做法：天方夜譚。

　　雖然，大家都認同“規劃先行”，鄭理堅的想法也符合鄉村發展規律，能留住農村風貌。但是，都還只是想法。

　　【“無明顯特色”的村莊如何發展】

　　想不到，3年間，村集體將原好溪村(好溪村現與李莊村合并)絕大多數的土地，都流轉了回來;舊房子拆了一部分，新房子蓋了一部分。

　　河陽村的朱河洲書記聽了挺羨慕。相比好溪村，河陽村的資源稟賦好太多了，它是縉云縣重點打造的旅游點，村中的鄉土建筑群已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各類古民居和祠堂規模宏大，已建游客中心，標識牌和語音導覽一應俱全。

　　但古民居雖然古樸，一轉眼卻是新建的農民房，高矮顏色不一，把各個古樸的小院落包圍，再分割。曾有北京來的規劃者，也提出流轉土地的建議，在關鍵部位種上樹木，遮住并不協調的農民房，未果。

　　專家、領導和外地干部，看了河陽古民居后，個個都說好。可這些年，這里的旅游依舊火不起來，即便大巴拉來游客，逛逛不過兩小時。想要住一晚?民宿賓館還不見蹤影。村里幾乎沒有歇腳的地方，游客能吃飯的，只有村口牌坊下的燒餅鋪和餛飩店。目前，河陽守著一大群古民居這個寶貝，卻依舊是大巴車走花觀花之處。

　　要統一規劃、要修路，當地政府還計劃把住在古民居里近2000位居民遷出，并給了村里120畝的“建房指標”，請村里流轉土地。

　　可是，一旦提及土地，便是大事；既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也要尊重農民意愿和維護農民權益，這考驗的是村集體的能力。

　　河陽村要建新房，120畝土地涉及近100戶人家，土地租金每年600元，丈量土地時農民們要求把田坎都算進去。但至今1年多，仍有約10戶未簽協議，有人要求違規加蓋房屋，有人要求違規多給宅基地。有干部嘆氣：“好像我們在做不正當的事情。”同樣，縉云深山里的巖下村，村里特色是石頭，200多間石頭屋，數十棟古民居，粗獷別致。地方政府花了心思，溪邊都是花盆，村口新修廁所。可是，風光雖好，找不到住宿的地方，農家樂也鮮見。若要規劃調整，則又要涉及土地。

　　在經濟轉型中，農村因發展需要而走出了“出租廠房”或是“成立村辦工廠”的模式，而未來發達地區的農村該如何加強規劃，在規模農業生產、農業觀光旅游等方面做出特色，缺不了村集體的主動創新——左庫村搞了桃花節，帶動農民致富;筧川村集體辟出大片土地種花，并搞了一輛復古小火車開入花叢中，“筧川花海小火車”在當地挺有名氣。各村在土地流轉上，各有各的經驗。

　　好溪村在土地流轉上的做法是，村集體在土地租金上出高價——第一年每畝租金800元，第二年每畝租金1200元，第三年的每畝租金1500元，若村集體尚未具體使用該土地，土地依舊歸承包戶耕種;不少原先觀望的村民，今也樂意流轉土地。

　　有人說好溪村“膽子大”，敢于負債經營，給農民發放的租金和舊村改造的資金，部分來自在村里蓋新房的建筑公司的押金;但也有人說，反過來，手上有了大片土地經營權，村集體才有了發展觀光農業和民宿經濟的底氣。若未來它能成功，倒是為類似“無明顯特色”的村莊發展，提供了一種思路。

　　集體土地所有權，該如何行使權利?村集體經營村莊，如何民主決策，經營過程如何保證透明公開?承包農戶想把土地流轉給其他人經營時，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如何處理關系……記者在縉云，常問出一個問題后，又發現了更多可以問可以思考的。就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村的一些改革，可能是農民先行實踐，其中探索的經驗，或許能成為對政策的有益補充。

　　至于網絡上那封倡議書，能在一定范圍內吸引人們關注農村、探討農村，便夠了。

　　圖片來源：孔令君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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