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公有共富才是牢記初心

　　——五談從嚴治黨

　　賀普霄

　　公有共富既是社會主義本質和核心價值觀的核心，也是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在毛澤東時代連幼兒園的小朋友都知道。但今天卻連我們的領導甚至大領導也不知道。因為現在黨的各級會議、領導講話、文件找不出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就連社會主義新農村20字標準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也無公有共富。筆者多次提出必須將其補進去才稱得上社會主義新農村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南街村、劉莊、華西、周家莊人民公社等成千上萬公有共富村社已經作出了榜樣——于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已全面建成無貧富差別的幼有所育、青有所學、壯有所用、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居有其屋，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環境優美、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幸福祥和的農村都市生活，比喊了多年那抽象的“小康”還小康更具體，讓世人看得見而向往的心服口服。這些村社原來多是貧困地方，為什么現在沒有兩極分化和扶貧對象，就在于牢記初心地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照毛澤東時代“一化三改”的方針辦——堅持公有建家鄉共同富裕喜洋洋的國泰民安;與包(產到戶)賣(國企)私有少數富兩極分化民遭殃的動蕩不安形成涇渭分明的一國兩夢。這說明社會主義國家不管怎樣改革，只能堅持鞏固發展壯大公有制，才能不斷縮小差別，讓人民都過上不斷共同富裕的幸福生活，才得民心。這也是衡量真假馬列主義政黨和真假社會主義的標準。因為社會主義能共富，公有制才是柱石;包賣私有談共富，自欺欺人哄百姓——不要爭論姓社姓資、讓少數人富的官商勾結必然要搞化公為私、以權謀私的兩極分化和財富的集中度超過美國的修正主義必須徹底批判并肅清其留毒，才能真正回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軌道上來。睜著眼睛不知道、不敢提、不去看、有意回避這些共富村社的領導，將農村工作會議不在共富村社開，而硬在小崗村開——官把小崗吹上天，兩極分化背三山，戰爭的景象村連片，改旗易道是根源，丟掉初心即揪心;公有村上官不見，共同富裕世人贊，城鄉一體化典范，社會主義本質上現，牢記初心就放心的一國兩制。這說明這些官不知道啥叫社會主義，當然就不知道中國還有社會主義。然而漯河市委將派駐各村的第一書記會議就非常理直氣壯地在南街村召開。這說明漯河市委的頭腦已經清醒，要讓當代井岡山南街村的星火在漯河市首先燎原，將漯河市變成當今的中央蘇區瑞金，那中國就有希望了。因而，不批判修正主義，違背老祖宗消滅私有、實現兩個徹底決裂，將民族復興天天掛在嘴上，也只能是走赫魯曉夫的改革越深化，財富越集中，兩極越分化，人民越害怕。將抽象的民族復興真正變成做夢娶媳婦罷了。

　　古巴的開國領袖菲德爾·卡斯特羅逝世后，為什么被世人評價那么高，就在于他是一個真正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在美國的后院搞共產主義革命，在以美帝為首的資本主義封鎖制裁下，被暗殺638次，仍堅持最喜歡的毛主席的《論持久戰》搞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不動搖，才成為當代偉大的社會主義明燈和學習的榜樣。古巴經過30多年的穩健改革總結出：“四個絕不，一個始終”作為指導，即絕不搞市場經濟;絕不允許財富集中，不讓哪怕是一個人無衣無食，流落街頭;絕不改變全民免費教育、全民免費醫療，不關閉哪怕是一所學校或一所醫院;絕不照搬中國、越南的改革經驗;始終堅持“人民決定一切”，每一項改革措施出臺都要經過全民討論，沒有大多數人同意絕不出臺，每一項改革措施的廢止也要經過全民討論，沒有大多數人同意絕不廢止，例如對個體經濟的幾次政策轉變都經過了全民討論。如果中國能有一點這種精神，就不會讓“三不一少”解散人民公社搞包賣私有，讓中國成為現在的三大資產階級掌握中國經濟命脈，資本家黨員在黨內比例那么大。我們笑人家窮，但人家能搞全民免費教育、醫療、住房。這卻是笑人家窮的中國改旗易道后人民身上的新“三座大山”。我們的人大常委會常委去古巴訪問后回國，寫了《我在古巴感受社會主義》引起世人關注。胡錦濤、習近平訪問古巴會見中國留學生時，勞爾·卡斯特羅用中文指揮高唱《東方紅》來迎接中國領導;他當上古巴黨第一書記并提出堅持“四個絕不，一個始終”公有制不變而進行一些改革，我們的記者采訪時說他是古巴的鄧小平，他只用中文高唱《東方紅》來回答。這說明古巴提醒并希望中國能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走公有共富社會主義道路，別走私有化少數人富的資本主義道路。盡管蘇聯解體前對古巴經濟大力支持和援助，但古巴領導頭腦非常清楚地絕不走蘇聯的道路，這是當今國際共運的奇跡。只要對美蘇兩霸保持清醒頭腦，就能闖出這種奇跡。然而原來反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先鋒中國，將華國鋒搞下臺后的鄧三科卻走了蘇聯赫(魯曉夫)勃(列日湼夫)戈(爾巴喬夫)的道路。中國的改革老抱住被世人臭罵的小崗村包產到戶人心渙散，各自為政散沙一盤;國企被賣性質已變，兩極分化那是必然不放，那怎能叫社會主義?農村改革會議不在共富村社開，卻違背民心地在小崗村開就是對老祖宗的背叛。“三權分置”實為繼續包產到戶，把精力用在這方面實在得不償失。但共富村社的土地就是集體所有、集體經營，在自己的土地上大干社會主義，斗私批修實現兩個徹底決裂向共產主義邁進。李昌平的“土地寧可拋荒，也不要轉給‘外人’”就是對三權分置的有力批判。不敢向私有化、“物權法”開刀，讓數億、數十億、數百億甚至2200億的三大資產階級掌握中國的經濟命脈，那怎能從嚴治黨?這樣下去連反腐敗也難深入，這就是腐敗反了幾十年越反越多越嚴重的主要根源。蔣經國1948年打“老虎”打到四大家族之一被蔣介石阻擋就是例證。蔣經國打老虎再堅決，但還得聽蔣介石的。我們編寫《辭海》的去毛化就是聽美國的，這真是賣國賊的夫妻關系。不難看出改旗易道與美國和平演變不戰而勝的可怕;學習、貫徹執行被修正主義否定的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斗私批修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為修正主義和私有化是孿生子。

　　中國革命勝利后30年建立起強大的公有制經濟后，改旗易道的修正主義讓少數人富來鯨吞國家財富搞私有化和兩極分化的世界之最并將其稱為特色。如果在1921年建黨時有這個特色，中國共產黨就不會產生，長征是為少數人富就沒人參加和支持、抗日戰爭就不會勝利、蔣家王朝就推翻不了，那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參加過長征的老干部說，如果是現在這樣讓少數人富，他就不入黨了。直到今天還不敢向這條修正主義路線開刀還舉其旗幟，那怎能從嚴治黨，這不是大笑話嗎?這是人民群眾的心里話。信與不信，只能用實踐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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