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三農”問題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為浙江十八勇士鼓與呼

　　大河濤聲

　　2016年11月5日，浙江十八名基層農村干部向全國發出關于農村走集體化道路的公開倡議書，要求強化集體所有權，創新土地經營制度，提出走華西村、南街村、周家莊鄉農工商合作社及浙江省航民、滕頭等集體化村開創的道路。這無疑在中國大地上空響起了一聲炸雷，在我國復辟道路上發出了一聲刺耳的吶喊，在當前面臨嚴峻的“三農”問題的境況下，喚起了人們對諸多問題的反思和探討，引起了億萬農民和有識之士的共鳴。正如一位網友的回應說：“當年安微小崗村十八農民的血手印在全國掀起了分田單干、瓜分人民公社社會主義集體十八勇士致敬!”浙江十八勇士向全黨和全國人民提出了一個嚴肅而重大的課題：我國“三農”問題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一、“三農”問題和倡議書是我國農業農民農村嚴峻現實的反省和呼喚

　　請先看一個記者關于小崗村的報道：1978年的冬夜，第一刀砍向了農村集體經濟，編一個“十八個紅手印”的“小崗勇士”故事。這股黑風刮起，全國名為“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實際是分田單干的大幕拉開了，地分了，隊撤了，人民公社解散了。集體的農具分，農機賣，眨眼間又回到了幾千年中國的小農生產，一盤散沙。據說這是“解放生產力”。成果如何呢?村民們告訴記者自1979年農村經濟改革至今37年的小崗村，小崗仍很窮、很亂。2003年全村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低于全縣平均水平，村集體欠債3萬元，人心渙散，村里連續多年沒有選出“兩委”班子，村里亂建房、亂倒垃圾普遍，環境很差。這與“中國改革第一村”的名氣相比十分不相稱，靠國家十幾年的輸血過日子。

　　小崗村只是一個縮影，事實上，我國在復辟倒退的路上行走幾十年來，絕大部分農村是衰敗的，農業是倒退的，農民是貧困的，當然除了城市近郊地區靠城鎮發展賣地而使當地農民富裕(市郊村組干部和黑惡勢力暴富)和少數堅持走集體化經濟道路的農村使集體經濟強大、農民富裕以外。總體說來，我國現在廣大農村農業的現狀是：耕地大面積減少，現有可耕地面積估計在十八億畝以下;土壤嚴重退化板結，有很多地方沙化荒漠化，土壤污染嚴重;水利設施年久失修，老化損壞嚴重，帶病帶傷作業，已不堪重負;農田基本建設流于形式，多年來在啃老本;種子很多已經被美國轉基因種子所取代，都是一代種子，農民不能自留種子，且75%的種子被美國壟斷公司所操控;肥料全是化學肥料，多年都不使用綠肥和農家肥了;病蟲害嚴重，大量使用農藥，莊稼遭污染和毒害嚴重;農業自然災害頻發，已經多年缺乏抵抗自然災害的能力;農資價格高，種糧食賠錢，農業效益低，農民破產;農村青壯年勞力都背井離鄉外出打工，留守農村的都是老弱病殘和兒童，青壯年無人種地，老弱病殘無力種地，導致很多土地撂荒，僅種一些好田好地也是田間粗放管理，靠天收;絕大多數集體經濟消失。與此同時，廣大農村現在農民的社會狀態是：大多數農村“兩委”癱瘓，有很多是被當地黑惡勢力所把持，農村基層黨員和黨組織已完全失去了共產黨的性質和戰斗力，一些村支書、村委主任淪為欺男霸女、欺壓村民的“南霸天”;農村賭博成風，封建迷信盛行，黑惡勢力猖獗;農村兩極分化嚴重，少部分強人、能人和黑惡勢力富起來了，大部分留守的老弱病殘和婦女兒童出于自生自滅狀態，基本是貧困交加，很多老人怕有病，無錢醫治，小病扛著，一旦得了大病就自我了斷;國家給的低保款基本都被村支書和村主任的家人親屬朋友霸占，真正的貧困家庭吃不到低保，很多兒童因貧困或疾病死亡或自殺，最典型的是貴州發生的一家留守的四名少年兒童喝農藥自殺案、四名留守兒童因饑寒在垃圾箱取暖被悶死案和甘肅楊改蘭因極度貧困自己親手毒死四個孩子而兩口子又喝農藥自殺案。這些觸目驚心的惡性事件，就是在萬惡的舊社會也不曾發生所有這些已經敲響了破壞農村集體經濟走私有化路的喪鐘!

　　現在我國農村發生的種種嚴重問題，正如毛主席幾十年前告誡的那樣。1965年5月25日，在井岡山和當時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的談話今天讀來，發人深省:“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產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

　　毛主席還說：“事情不是那么簡單，人家資本主義制度發展了幾百年，比社會主義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中國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會歷史長，地區發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國主義弱肉強食，搞得民不聊生，實際上四分五裂。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只能是別人的附庸。帝國主義在能源、資金等許多方面都有優勢。美國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既合作又排擠，怎么可能讓落后的中國獨立發展，后來居上?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要走，我們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搞不好，還會被敵人利用。”毛主席早在1953年到1962年期間，就一直與劉少奇、鄧小平、陳云、鄧子恢刮“單干風”、取消人民公社的倒退行為堅持斗爭。他認為：農村個體小農經濟，同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是不相適應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必須與農村合作化集體化同步，否則，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將面臨巨大困難;包產到戶、分田單干短時間內不是不能增產，但增產有限，從長期看后勁不足，不能充分發揮社會主義生產力，調動社會主義新型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創造性，是經濟組織和生產方式上的倒退，而且勢必引發農村的兩極分化。毛主席的這些話真是穿透時空，高瞻遠矚，振聾發聵，發人深省!

二、社會主義集體經濟道路是解決“三農”問題的唯一正確的道路

　　(一)社會主義集體經濟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客觀要求

　　我國在建立了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之后，緊接著在1953年就開始以“一化三改”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改造，到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標志著我國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進入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期。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一個最顯著的標志是對幾千年小農經濟組織形式和封建土地制度的革命，把土地收歸全體農民集體所有，組織農民走上社會主義集體化和合作化的道路，建立起社會主義農村集體經濟制度。沒有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就沒有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筑，就沒有社會主義的工農聯盟政權，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沒有社會主義的人民當家作主，就沒有社會主義人與人之間平等、互助、像一家人的新型社會形態。毛主席在1955年說：“工人階級和共產黨如果要用社會主義精神和社會主義制度去徹底地改造整個農村的小農私有生產資料的制度，便只有依靠過去是半無產階級的廣大的貧農群眾，才能比較順利地辦到，否則將是困難的。”(《長沙縣高山鄉武塘農業生產合作社是怎樣從中農占優勢轉變為貧農占優勢的》一文按語)。這段話不但說明要實現農業合作化需要靠億萬廣大的貧農，而且說明了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要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樹立社會主義精神，必須徹底地改造整個農村的小農私有生產資料的制度，使之改造成為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制度，搞社會主義集體經濟。毛主席于1963年5月20日和1964年7月14日又分別說道：“在農村中，無產階級專政只有依靠貧農、下中農才能實現，才能形成鞏固的工農聯盟，才能很好地管理國家，才能辦好農業集體經濟，才能有效地鎮壓和改造一切敵對分子，才能擊破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包圍。否則，這些就都辦不到。”《中共中央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在農村中，在農業集體化以后，也必須依靠貧農、下中農，才能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才能鞏固工農聯盟，才能擊敗資本主義自發勢力，不斷地鞏固和擴大社會主義陣地。”這兩段話充分地說明了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社會主義上層建筑，社會主義工農聯盟政權，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的人民當家作主的互為因果、互為依靠的辯證關系。也就是說，充分依靠了貧下中農，即人民當家作主，才能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鞏固工農聯盟，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擊敗資本主義自發勢力。而鞏固了社會主義制度，也反過來能夠鞏固工農聯盟政權，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以工人和貧下中農為主體的人民群眾就更加能夠當家做主，做國家的主人。因此，就能擊敗資本主義的自發勢力，就能消滅剝削和階級，那么，社會主義人與人之間就能達到平等、互助、像一家人的新型社會形態。

　　(二)社會主義集體經濟是億萬農民的呼喚。

　　新中國成立后，推翻了壓在人民群眾頭上的“三座大山”，億萬農民翻身得解放，農民得到了土地，但是仍然是靠一家一戶小農生產方式，農業的根本問題解決不了，都在積極尋找新的生產方式。河北饒陽縣早在共產黨抗日民主政府領導下為了多打糧食支持抗日和解放，就興起了一個“耿長鎖農業生產合作社”。1951年初黨中央發出了《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定》，1951年4月13日，常德專區常德縣河伏區聚寶鄉農民李壽光率先響應黨的號召，帶頭建立起繼“耿長鎖農業生產合作社”又一個農業生產互助組。當時入社農戶11戶，土地131畝，在他的領導下，農民們組織起來，改進生產技術，改革耕作制度，推廣雙季稻，改用良種，采用機耕，大膽進行科學種田的試驗，對幾千年來的農民種田的傳統觀念提出了挑戰。他的這一創舉，得到了全國億萬農民的積極跟進，全國農民呼喚集體合作組織。很短的時間內，廣大農民紛紛加入到各類農業生產合作組織當中。1951年底的300個，1953年達到15000個，1954年則達到11萬個，1955年底參加初級社的農戶已達全國農戶總數的60%，幾個月后，1956年4月全國有90%的農戶參加了初級社，合作社總數則達到100萬以上。1955年，毛主席把《人民日報》《河南日報》報道崔南莊王國藩農業社的事跡收入到他正在編輯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這部書內。并將標題改名為《誰說雞毛不能上天?!》。1959年4月3日，《河北日報》詳細地介紹了遵化縣王國藩“窮棒子社”勤儉辦社的事跡。4月4日，《河北日報》在第一版顯著位置刊登社論和文章，在了“兩報”的報道中，都特別刊載了毛主席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中有關王國藩合作社的按語和論述。

　　1955年7曰31日毛主席在《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中說：“目前農村中合作化的社會改革高潮，有些地方已經到來。這是五億多農村人口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的革命運動，帶有極其偉大的世界意義。我們應當積極地熱情地有計劃地去領導這個運動，而不是用各種辦法去拉它向后退。運動中免不了要出現偏差，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難糾正的。干部中或農民中存在的缺點或錯誤，只要我們積極地去幫助他們，就會克服或糾正。”同年毛主席在《這個鄉兩年就合作化了》一文的按語中又說：“群眾中蘊藏了一種極大的社會主義的積極性。那些在革命時期還只會按照常規走路的人們，對于這種積極性一概看不見。他們是瞎子，在他們面前出現的只是一片黑暗。他們有時簡直要鬧到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這種人難道我們遇見的還少嗎?這些只會循著常規走路的人們，老是對于人民的積極性估計過低。一種新事物出現，他們總是不贊成，首先反對一氣，隨后就是認輸，做一點自我批評。第二種新事物出現，他們又按照這兩種態度循環一遍。以后各種新事物出現，都按照這個格式處理。這種人老是被動，在緊要的關頭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在他的背上擊一猛掌，才肯向前跨一步。”從上述兩段話可以看到，毛主席當時對于廣大農民主動走社會主義集體經濟道路的積極性給予了極大支持和熱情鼓勵。從互助組到初級合作社、高級合作社不斷地發展，但是合作社形式畢竟是低水平，根據客觀實際的要求還要向更高級階段發展。

　　1958年6月，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人民公社——嵖岈山人民公社誕生。8月4日、5日，毛主席視察了河北和河南的新鄉，在聽了當地負責人關于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位于河南省駐馬經濟的黑風，造成了歷史大倒退。而今天的浙江十八勇士關于走農村集體化道路的倡議書能否在全國掀起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回歸的正風，推動歷史車輪往社會主義方向前進?先向你們店市遂平縣，當時屬于信陽專區)情況的書面匯報后，高興地說：“這(指匯報材料)是個好東西，給我!”毛主席說：“人民公社這個名字好，包括工、農、商、學、兵，管理生產，管理生活，管理政權。”他指出：“公社的特點是：一曰大，二曰公。”之后，人民公社化運動得到全國農民的積極響應，其發展速度和廣度都異常驚人：短短數月時間，全國74萬多個農業生產合作社改組成2.6萬多個人民公社，參加農戶達1.2億戶，占總農戶的99%以上。最初的人民公社是“一大二公”的，但在1961年之后，毛主席根據人民公社運行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及時提出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人民公社體制進一步煥發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更好地解放了生產力。該體制一直延續到1984年鄧小平強行下令解體。隨著人民公社解體的三十多年來倒退造成的“三農”問題，廣大農民群眾一直在呼喚社會主義農業集體經濟的回歸。從全國婦聯獲悉，到2015年我國新增農村留守婦女互助組3.3萬多個，全國農村留守婦女互助組總數已超30萬個。加上浙江十八名基層干部關于農村走集體化道路的倡議書，這些足以說明目前廣大農民急盼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再回來。

　　(三)社會主義集體經濟是農民合作化的唯一保障

　　社會主義集體經濟是一種經濟制度，就是生產資料歸集體所有，由農民共同使用、管理和共享生產成果的一種新型的經濟制度，它又是與計劃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生產相伴隨的。所以，農村集體經濟制度的實質是重要的生產資料——土地的所有權、使用權、管理權、調配權、分配權和享用權都歸農民集體所掌握，這種高度的集體民主集權有力地保障了農民農業合作化的健康進行。因為農業生產合作社只是一種生產組織形式，它若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就徒有虛名，不堪一擊，是短暫的，不能對大多數農民有利;而它如果是建立在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礎上，二者就是有機地結合，這種合作化生產形式才是對所有農民有利的、有力的，才能夠穩固地、有序地、長遠地、健康地發展，它能夠根據廣大農民生活的需要和國家建設的需要有計劃地組織生產，不至于因盲目地、惡性競爭或無力抗擊自然災害而導致破產，才能保障所有農民不管是勞力壯的還是老弱病殘的都能夠按照“各盡所能，按勞分配，互助照顧”的原則共享生產成果，不至于貧富兩極分化，達到農民的共同富裕，能夠實現社會主義制度的人與人之間的本質要求—平等、民主、互助和共享生產成果。

　　這次《 浙江18位鄉村干部聯名呼吁全國恢復公有制的倡議書》要求恢復公有制、反對“三權分離”的土地流轉政策的意義也在于此。他們在倡議書中說：“牢牢把握創新農村土地經營制度的正確方向。習總書記在第七次中央深改領導小組會上，提出“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不變，堅守18億畝耕地紅線不變，農民利益不受損”的“三條底線”;在考察小崗村時強調：“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農村集體所有制改垮了”;在黑龍江考察指出：“農業合作社是發展方向”。這些講話精神，為我們指明了創新農村土地經營制度的正確方向，要求我們始終把發展壯大集體經濟、堅持走合作化和集體化道路，放在突出位置。”而《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中發[2010]1號，以下簡稱中央1號文件)和國家四部委2011年5月6日出臺的《關于加快推進農村集體土地確權登記發證工作的通知》的要求不但與習總書記的上述講話精神相違背，更與我國《憲法》規定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度相違背。這次全面開展的農村土地使用權確權頒證和“三權分離”的土地流轉只突出土地的承包權(即管理權)和經營權(即使用權)，實際上是把土地集體所有權給虛化、空置了，其實質是從根本上否定了我國的土地集體所有制制度，徹底地搞起了土地私有化。在土地私有化的基礎上，即使把土地流轉到經營大戶或資本家手里(還不說土地有可能通過流轉被外國的金融資本或變相的外國資本所壟斷)，搞起美國的農場式經營，也不符合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農業合作化原則，也是私有化的，甚至是殖民化的，將來會加速地導致農村兩極分化，農民失地失業后出現大量流民。所以，對這種反向的通過土地使用權確權后的土地流轉的合作化黑風要堅決制止并糾正，使之沿著社會主義公有制集體經濟方向上進行。時隔 63年的今天，讓我們再聽聽毛主席于1953年12月16日在《中共中央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中再一次警示全黨：“單干是沒有出路的，因為單干不能夠克服災害和各種困難，沒有能力經常擴大再生產，即使能夠增產也是有限的。這種單干制度長久下去，就要使農民的大多數成為富農、高利貸主和商業資本家進行剝削和投機事業的犧牲品，重新失掉自己的土地。”

　　(四)社會主義集體經濟是解決“三農”問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唯一出路

　　1955年11月1日至20日，毛主席到基層就我國三農發展、提高的全面規劃問題，進行調查研究。在杭州和天津形成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共四十條，簡稱《四十條》。《四十條》的產生，反映了毛主席要急切地帶領我黨改變我國三農的落后面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決心。《四十條》的內容涵蓋農業合作化;農業生產;農村衛生、教育、文化設施、道路建設;農村自然和社會環境改造等等。

　　在毛主席的三農思想理論中，不僅僅關注我國農業生產方式的變革(在農村實行并完成社會革命和技術革命。變革生產關系：分步驟的用社會主義勞動農民集體公有制取代私有的農民個體所有制。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在農業合作化的基礎上實行并普及農業機械化、現代農業先進技術、先進技術裝備、先進物質資料)，關注我國社會主義農業社會化、現代化機制的構建;而且突出關切的是勞動農民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及身心素質上的徹底解放和全面發展;同時醞釀著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藍圖。1958年4月末，毛主席在廣州期間曾與劉少奇、陸定一議論過數十年后我國農村社會組織形式的遠景。毛主席談到，那時我國農村將是許多公社。每個公社都有自己農業、工業，有大學、中學、小學，有醫院，有科學研究機構，有商業和服務行業，有交通事業，有托兒所和公共食堂，有俱樂部，有維持治安的公安等等。若干個鄉村公社圍繞著城市，又成為更大的公社。……　(《毛澤東傳1949—1976》P.827頁)參見《1958年5月19日陸定一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58年8月5日，毛主席在河北定縣視察時對保定地委書記李悅農說：“合作社應該是全的，有農業、有工業，也要有商業，有民兵、有武裝。”“社里工、農、兵、學、商都有，不只搞農業。”(【1958年8月5日李悅農同志同毛主席談話回憶錄】，羅平漢：《農村人民公社史》P.36)。1958年8月6日，毛主席視察河南新鄉七里營人民公社時說:“人民公社名字好。”9日，在與山東領導談話時說：“還是辦人民公社好……”。

　　毛主席在1958年到1959年通過大量的調查研究、思索和與各級干部座談討論，親自指導我黨形成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1962年9月27日中共八屆十次全體會議通過，亦稱《人民公社六十條》)。《人民公社六十條》是人民公社運行和發展的章程，是我國農村社會主義制度的范本，是毛主席農業合作化、集體化思想的具體體現，是我黨歷次關于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決議的接續發展并與之融會貫通。

　　從毛主席的上述思想以及后來20多年的人民公社偉大實踐所呈現的全國農村嶄新面目、日新月異的發展，再與八十年代砍掉人民公社后廣大農村又出現大倒退的對比看，人民公社的社會主義集體經濟是解決“三農”問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唯一出路。

　　(五)社會主義集體經濟是建設社會主義、消滅剝削、消滅三大差別的有效載體和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必然選擇

　　《憲法》規定，我國是工人階級(通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按照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原理，社會主義只是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要消滅剝削，消滅三大差別、最終消滅階級、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要實現這個宏偉目標，除了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上層建筑來保障外，還需要社會主義集體經濟作為載體。農村的社會主義集體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兩種形式之一，是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的必要階段，是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必然選擇。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民占全國人口的大部分，小農經濟意識和封建意識濃厚。毛主席說過：搞社會主義“最重要的任務是教育農民。”引導廣大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但還不能夠馬上實行全民所有制經濟。1949年毛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說：“沒有農業社會化，就沒有全部的鞏固的社會主義。”(《毛澤東選集》第4卷，P.1477，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1949年3月，毛主席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指出：“占國民經濟總產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是可能和必須謹慎、逐步而又積極地引導它們向著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的，任其自流的觀點是錯誤的。”　(《毛澤東選集》第4卷  P.1432，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955年10月，毛主席在《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示范章程(草案)》的【總則】中說明：“農業合作化是使勞動農民永遠擺脫貧窮和剝削的唯一的光明道路。”1955年11月，他在《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斗爭》中指出：“要鞏固工農聯盟，我們就得領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使農民群眾共同富裕起來，窮的要富裕，所有農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過現在的富裕農民。”(《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

　　1956年1月25日，偉大領袖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中說：“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農業和手工業由個體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私營工商業由資本主義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所有制，必然使生產力大大獲得解放。這樣就為大大地發展工業和農業的生產創造了社會條件。”1958年1月他在《工作方法(草案)》中說：“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一場斗爭，是一個革命。”1958年4月15日，毛主席在《介紹一個合作社》說：“共產主義精神在全國蓬勃發展。廣大群眾的政治覺悟迅速提高。群眾中的落后階層奮發起來努力趕上先進階層，這個事實標志著我國社會主義的經濟革命(生產關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術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奮進。由此看來，我國在工農業生產方面趕上資本主義大國，可能不需要從前想的那樣長的時間了。”同年8月，他在視察山東農村時指示說：“人民公社好，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一起，便于領導。”(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報》)。1958年8月29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中指出：“把規模較小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合并和改變成為規模較大的、工農商學兵合一的、鄉社合一的、集體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是目前農村生產飛躍發展、農民覺悟迅速提高的必然趨勢。”……“在目前形勢下，建立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工農商學兵相互結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導農民加速社會主義建設，提前建成社會主義并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所必須采取的基本方針。”   毛主席在1958年11月對《建設綱要四十條》的初稿作修改和批語時指出：“我國人民面前的任務是：經過人民公社這種社會主義組織形式，高速度地發展社會生產力，促進全國工業化、公社工業化、農業工廠化。”1958年12月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人民公社的若干問題的決議》中關于教育事業的發展規定中指出：公社必須負責辦好小學、中學和成人教育。要在全國農村中普及小學教育，辦好全日制中學和半日制的農業中學，或者其他中等職業學校，逐步做到普及中學教育。在成人教育方面，要認真的掃除文盲，組織各種業余學校，進行政治、文化和技術教育。在勞動人民中間實行普及教育，并且逐步提高教育水平，這是縮小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差別的一個重大步驟，必須認真進行。(《人民日報》58年12月19日)。1959年冬，毛主席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談到：在社會主義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業機械化的發展，……公社要有高等學校，培養自己所需要的高級知識分子。”(中國國史學會主編：《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上)，P.190—220)。毛主席在1962年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指出：“我們黨在農業問題上的根本路線是，第一步實現農業集體化，第二步是在農業集體化的基礎上實現農業的機械化和電氣化。”(《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5冊，P.602頁,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7版)

　　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報》刊登毛主席的《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中說：“全民所有制經濟，同集體所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兩種形式。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從兩種所有制過渡到單一的所有制，需要有一個相當長的發展過程。集體所有制本身也有一個由低級向高級、由小到大的發展過程。中國人民創造的人民公社，就是解決這個問題的一種適宜的組織形式。”老人家同時說;“必須堅持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制度。我們黨和國家的干部是普通勞動者，而不是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干部通過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同勞動人民保持最廣泛的、經常的、密切的聯系。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一件帶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義，防止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他還強調地說：“絕不要實行對少數人的高薪制度。應當合理地逐步縮小而不應當擴大黨、國家、企業、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員同人民群眾之間的個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員利用職權享受任何特權。”

　　根據毛主席的上述論述，我們不難認識到：社會主義集體經濟是建設社會主義，消滅剝削，消滅城鄉之間、腦體勞動之間和工農階級之間三大差別的有效載體和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必然選擇。

　　(六)是否走社會主義集體經濟道路是兩大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  1955年4月11日，毛主席在《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中說：“情況根本變化了，但是我們有些同志對于農民問題的看法卻還停留在老階段上，看不見現在農村中的的兩條道路的尖銳斗爭，看不見大多數農民群眾愿意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他們滿足于農民已經從地主手里取得了土地，希望穩定農村的現狀，或者認為在農業合作化發展的問題上應該采取特別遲緩的速度，而不了解這樣就會放棄黨對于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積極領導，放任農村資本主義的自由發展，結果也就將破壞工農聯盟，喪失工人階級對于農民的領導作用，因而也就將把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引向失敗。……六中全會認為：黨中央政治局對于右傾機會主義所進行的批判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因為只有徹底地批判了這種右傾機會主義，才能促進黨的農村工作的根本改變，改變領導落在群眾運動后頭的局面。這個轉變，是保證農業合作化運動繼續前進和取得完全勝利的最重要的條件。”

　　決議認為：“農業合作化發展的可能性，當然首先是由于我國已經建立了以工人階級為首的人民民主專政，而這個人民民主專政正在我國組織社會主義建設;同時是由于大多數農民為了擺脫剝削和貧困，愿意走社會主義的道路。這里所說的大多數農民，主要的就是現在在經濟上還沒有上升的貧農，原來是貧農的新中農中間的下中農，還有老中農中間的下中農。這幾部分農民的經濟情況，在土地改革以后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但是其中許多農戶仍然有困難，或者仍然不富裕;而且有的還因為受到富農和投機商的盤剝和抵抗不了自然災害，重新失掉了自己分得的土地。如果黨不積極引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資本主義在農村中就必然會發展起來，農村中的兩極分化就會加劇起來。實際生活教育了他們：不能按照原來那種個體經營的方式在分散的和細小的土地上耕種而生活下去，出路只有多數人聯合起來，采取共同勞動、集體經營的方式。這種共同勞動、集體經營的優越性，已經由廣大的互助組初步地證明出來，隨著又由已經建立起來的大批農業生產合作社在更高的程度上證明出來。正是由于農業生產合作社能夠合理地組織勞動力來更大地提高勞動生產率，能夠有計劃地和有成效地利用土地和擴大耕地，有能力抵抗或者減少災害，有可能在國家援助下逐步地實現農業的技術改革，等等，因而能夠迅速地發展農業生產力，使農民得到很多利益和很大利益”。

　　1955年10月中共七屆六中全會召開。毛主席在11日做了【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斗爭】的結論性講話，深刻地闡述了農業合作化的重大意義，嚴肅地揭示了黨內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兩條道路、兩條路線、兩種世界觀的斗爭，旗幟鮮明地批判了資本主義、修正主義思潮，批評了右傾保守思維。將全黨的認識統一到：必須貫徹“總路線”的精神、必須堅持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的革命方向、必須實行“先合作化、后機械化”(即在農業合作化的基礎上積極創造迅速實現農業機械化的條件)的科學原則上。他在《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斗爭》中指出：“要鞏固工農聯盟，我們就得領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使農民群眾共同富裕起來，窮的要富裕，所有農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過現在的富裕農民。只要合作化了，全體農村人民會要一年一年地富裕起來，商品糧和工業原料就多了。”;“對于農村的陣地，社會主義不去占領，資本主義必然去占領。”

　　看看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對于廣大農民的關注關懷是多么的深切，對于農村工作關切關心是多么的傾注，對于農業的研究思考是多么的透徹深刻，對于廣大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是多么的支持，對于黨內很多人要走資本主義回頭路的斗爭是多么堅決和堅定!從中我們不難看出，是否走社會主義集體經濟道路是兩大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在我黨歷史上一直以來都有激烈的、尖銳的斗爭，而走社會主義道路是我國農業的惟一出路。

三、我國二十年的偉大實踐雄辯地證明了社會主義公有制集體經濟道路的正確性和必要性

　　我國自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到1979年的二十多年所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實踐有力地證明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社會主義公有制集體經濟道路的正確性和必要性。短短二十年間各行各業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在此僅就我國農村的農業集體經濟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做一簡要敘述。在毛澤東時代，我國農業戰線高舉“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響應毛主席的“農業學大寨”的偉大號召，以毛主席的《論十大關系》和“以糧為綱”、“農業八字憲法”為指導，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堅持階級斗爭、政治掛帥和“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方針，利用集體組織和集體力量辦大事，取得了各方面的巨大成就，廣大農村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嶄新變化，農業出現了質的飛躍，廣大農民的生活水平(包括衣食住行文化教育衛生醫療養老等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得到了空前大提高。根據國家統計部門的數字，1956年完成合作化以后，全國糧食產量達到了19275萬噸，當年62828萬人口人均糧食306公斤，比1950年13213萬噸，增加了6062萬噸，增長了145%，那時就解決了自清末以來糧食不能自給的老大難問題。除了三年自然災害外，以后每年的糧食產量都是逐年穩步提高。1965年至1979年全國糧食產量由19445萬噸(年增長率3.61%)增長到33212萬噸(年增長率8.23%)，超過了歷史最高水平，十四年間增加了170.8%，年均增長率迖3.5%(到1979年時，在毛主席領導時期解決的水利、農田建設、化肥、種子等因素開始起作用);1965年人口增加到7.2538億人，增長率是2.81%，年人均占有糧食268.2公斤;到1979年人口增加到9.7542億人，增長率為1.32%，年人均占有糧食達到了340.5公斤。十四年間人口增加了13.45%，人均占有糧食增加了12.69%。從這里可以看出，這十四年的人口在大幅度增多，而糧食產量也同步在大幅度增產，且在人口大幅度增加的同時，年糧食人均占有量還增加了72.3公斤。糧食產量十幾間一直保持穩定增長，且大幅度增長，無一年滑坡，這在迄今中國歷史上是從未有過的，完全稱得上是一種奇跡。同時，國家為了應對自然災害和戰爭，每年還存有夠全國人民吃三年的戰備糧。這不能不說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巨大優勢，我國農業天翻地覆的進步。另外， 油料產量增幅達61.6%等，增長速度超過了改革后的90年代。中共《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也不能不承認：“文革”時期“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其實，何止是糧食生產保持了穩定的增長，最重要的還是在提高農業生產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的大規模水利建設、農田基本建設、支農工業和農業機械化建設、農業科技發展、廣大農村的教育文化廣播衛生醫療養老等社會事業也在迅猛發展，基本實現了免費上學、農村合作醫療、“五保戶”由集體全養、困難戶照顧、平等幸福的社會狀態，為中國農業和社會主義信農村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 歷史說明，在“三年困難”時期過后，毛澤東和黨中央對農業發展就一直十分重視，長期堅持“以農業為基礎”“以糧為綱，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和“逐步實現農業現代化”的方針。尤其是在1958年以后，國家對興修水利、大搞農田基本建設、改土造田、發展農村電力、推廣農業機械化、引進化肥生產線、種子科研改良等方面投入越來越大。那時，全國達到了農田水利化，平原地區已經實現了農業水利化、電力化、機械化。至70年代后期基本上完成了包括海河治理、淮河治理、黃河治理、遼河治理等在內的許多大江大河的治理工程，并建了八萬多座大中型水庫，另外還有無數的灌渠和星羅棋布的塘堰壩，基本達到了自流灌溉和旱能澆澇能排。不僅消除了水患災害，而且建立了許多具有綜合利用功能的水利樞紐工程，產生了興利除弊的巨大效益。同時，到七十年代，很多地區利用富余勞力和集體化的優勢，“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大興副業，大辦小型工業(因篇幅有限，其它卓越成就不再一一列舉。)。用當時的對聯可以充分說明時代的進步和億萬農民的心聲：“毛主席揮手指方向，集體化道路寬又廣。” “集體匯聚千人力，公社飽暖萬人心。” “社隊企業是搖錢樹，不出三年都變富。”

　　可是，這美好的一切到1984年嘎然而止，全國農村陡然刮起了小崗村分田到戶單干的黑風，修正主義在全國強行解散人民公社和農村集體經濟，分田單干。造成糧食產量長期徘徊，1984年到2003年，十九年全國糧食產量才增加了2338萬噸，即由40732萬噸增加到43070萬噸，年均增長率只有0.4%，這相當于“文革”期間的十分之一，到2003年全國人均占有糧食才335公斤，這比1979年的人均占有量還低5.5公斤。2003年以后情況更糟，糧食產量只是報表的數字，并不反映實際大量減產的實際情況，進口糧食占了很大部分。據新聞11月14日報道，中國糧食產量連續12年增收，但是農業部門的的進口也創歷史新高。2015年，中國糧食超量進口1億噸，糧食安全排名僅為世界第42名。中國糧食供應的總量已不成問題，但同時糧食供應的結構性矛盾日益凸顯。我國農村的現狀是農民破產，背井離鄉，導致我國“三農”問題越來越嚴重，一直到今天無法解決的地步。但是，盡管如此，少數堅持走社會主義集體經濟道路的地方如劉莊村、南街村、大寨村、華西村、航民村、滕頭村和現在唯一保留的人民公社——周家莊人民公社等，卻與全國的農村呈現鮮明截然不同的景象。那里的農村仍然是道路越走越寬廣，集體經濟蒸蒸日上，農業工業副業商業和社會事業一齊發展;那里的農民不但沒有“幾座大山”的重壓，反而享受到集體經濟的諸多免費福利，成了真正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和共產主義小社區。為此，全國農民要熱烈響應浙江十八勇士的倡議，不靠天、不靠地，不靠神仙皇帝，靠我們自己，團結起來，積極行動，沿著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康莊大道大步前進把!

　　二0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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