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學共富村

包產到戶“后悔藥”吃得越早越好

賀普霄

錯誤和挫折教訓了我們，使我們變得比較聰明起來了，我們的事情就辦得好一些，任何政黨，任何個人，錯誤總是難免的，我們要求犯得少一點。犯了錯誤則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徹底越好。

——毛澤東

包產到戶，人心渙散；

各自為政，散沙一盤；

兩極分化，那是必然；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亡羊補牢，還來得及。

   在全國那些有名的共富村中，有的是合作化后一直堅持集體化道路，不管來自“左”的，還是右的方面的干擾，特別是“一刀切”包產到戶的壓力都不信邪、不動搖、不折騰，才有了毛主席在水調歌頭《游泳》中所說的“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今日得寬余”的農村都市。如華西、劉莊、興十四村、周家莊人民公社等。有的是頂不住違背中央“宜統則統，宜分則分”文件精神，在搞“一刀切”包產到戶的重圧下——以搞不搞包產到戶和個人承包為“標志”來體現這個單位搞不搞改革，并在“國營不如集體，集體不如個人”胡言亂語和“不管黑貓白貓，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迷魂陣誘惑下，夢想包產到戶后能過上好日子，使絕大多數農村干部和社員，抱著聽黨的話無可奈何而違心地將集體的土地包產到戶、企業承包給個人。如南街村、北徐莊等就是這樣。

大字報逼王宏斌開“遵義會議”吃“后悔藥”

南街村不僅將土地包產到戶，也將大隊兩個集體企業磚瓦廠和面粉廠也承包給村上兩個“能人”后，他們采取殺雞取蛋的辦法來賺錢，不向國家交利稅、不向隊上交承包金、也不向社員付勞動報酬，將錢都裝進自己的腰包成了富翁，還在磚瓦廠發生了“一死三傷”的事故。小塊分散的土地無法使用農業機械，有的人認為種地劃不來就去做小本生意將地也荒了，產量由大隊畝產千斤以上僅兩三年時間就驟降到五百來斤；社員眼睜睜地看著自己辛辛苦苦集資辦的企業賺的錢社員得不到卻裝進了別人的口袋，村上的貧富差別已經開始拉開……這種景況終于讓社員沉不住氣了，便向省上、縣上告黨支部和王宏斌的狀，將大字報貼在村上、縣上，群眾當面議論、背后指責王宏斌和黨支部……如果社員只向上邊告狀，上級領導不找他們，或者將其向后拖一拖，他們也不知道。但大字報這個革命的武器和群眾的議論、指責，一下子就面對面地把問題擺在桌面上，總不能聽而不聞，視而不見吧！面對這種景況，黨支部書記王宏斌同志和南街村黨支部一班人不僅也看在眼里、記在心上，而且自己就生活在這個環境中也深有體會。依筆者看，當時他們心里也窩著火。因為這是按上級意圖辦的，他們當時也并不樂意這樣干。但他們沒有埋怨社員，也沒有追究大字報是否合法，更沒有把問題向上推。首先考慮的是大字報和群眾告狀的內容，在自己身上找問題。只要群眾說的有理，不管用什么方式都行；這是群眾對黨支部的信任，希望黨支部能挺起腰桿帶領大家共同致富，并不是出于個人的恩恩怨怨，也不是想將事情弄壞；說到底，不就是大字報把問題公開化了嘛！公開化了也好，這就逼著黨支部盡快想辦法，群眾也都在想辦法。這是很難得的發運群眾集思廣益的好機會、好辦法。要不是群眾自己起來了，還真的想不出好辦法把大家能發動起來推翻包產到戶。如果在搞包產到戶時能像這樣發動群眾充分討論，就會按“宜統則統”而不可能匆匆忙忙搞包產到戶，就不會出現現在這樣讓人傷心悲痛，想哭都沒有眼淚的悲劇。他們把兩個工廠承包后群眾的意見概括為三句話：承包讓群眾受了騙，承包者賺了錢，黨支部落了懶。1984年春節見過，黨支部立即開會研究決定，首先以他們違反承包合同收回兩個隊辦企業由集體來辦；將社員承包的土地，根據村辦企業的發展為社員打造就業平臺安排勞力的情況，采取由個人申請、村委會研究審批的辦法逐步收回集體耕種。這次黨支部的會議可稱得上在兩條道路斗爭中“南街村的遵義會議”——從此南街村的發展像長征路上的遵義會議后一樣，重新高舉起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回到堅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道路上來。算得上大字報這革命武器的一大功勞。從而出現了新的飛躍：

1984年產值70多萬；1985年130多萬；1986年320多萬；1987年730多萬；1988年1 400多萬；1989年2 100多萬；1990年4 100多萬；1991年1.01億；1992年2.1億；1993年4.2億；1994年突破8億；1999年達到14.2億。15年增長2 000多倍。到上世紀末，南街村已發展成以食品加工為龍頭的26個企業（其中與日本、德國合資的4個）、一個現代化農場和養殖場。進入本世紀后，經過二次創業，就像胡錦濤同志在紀念毛主席誕辰110周年時講的：“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我們都要始終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用毛澤東思想育人，堅定不移地沿著創建共產主義小社區的目標前進。

這就是吃了包產到戶“后悔藥”后創造的奇跡。充分體現了大字報這種革命武器和信任群眾、依靠群眾、放手發動群眾、讓群眾自己解放自己及群眾監督的作用。社會主義公有制對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優勢和優越性。這樣的發展速度，按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河南省委書記李長春的話說：比深圳的速度還速度。

南街村黨委在吃“后悔藥”后總結出：我們認為，個人承包是一種懶辦法，是一種沒辦法的辦法，是體現我們這一級黨組織無能的辦法。筆者認為這是南街村黨委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政黨學說，特別是執政黨學說創造性的應用和發展。一個農村的基層黨組織，連自己村的集體經濟都領導不好而讓個人承包，那共產黨、毛主席領導干革命奪取政權就沒有意義了。只能說明這個基層黨組織是無能的軟、懶、散的班子，那怎能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起到戰斗堡壘作用呢？蘇聯的基層黨組織沒有說出這樣的話，被全面復辟資本主義了；被“一刀切”搞包產到戶而到現在還未吃“后悔藥”的那些基層黨組織也沒有說這樣的話，現在仍在吃包產到戶私有化和兩極分化之苦；鄉縣及其以上的黨組織沒有說出這樣的話，在大賣國企、賣地逼迫工人下崗失業、農民破產中不少人成了資產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看來這些共富村的農民領袖和以他（她）為首的基層黨組織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水平，不知要比那些自稱他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最有發言權而發展了毛澤東思想的人的水平要高多少？這大概是赫魯曉夫被他的繼承者勃列日湼夫趕下臺時，在蘇共中央決議上寫的，赫魯曉夫同志創造性地發展了的那個馬克思列寧主義吧！

老天逼徐德全“學南街精神，創北徐偉業”

北徐莊的黨支部書記徐德全搞包產到戶后，盡管沒有像南街村那樣有人告狀、寫大字報，但老天就像《西游記》里的佛祖給唐僧師徒在取經路上設置的大難一樣，來考驗集體與個人抗御自然災害的能力；是公有的集體好，還是私有的勢單力薄好？1987年，當潁河兩岸遭受了幾十年不遇的大旱面前，北徐莊人眼睜睜地看著大隊集體修建的47眼機井，在包產到戶后因個人無力、無法使用而淤塞廢棄，抽不上多少水；被包產到戶的小塊土地切割成七零八落的水渠又不能把水送到地里，從而導致全村2 400畝秋田中就有2 000畝基本絕收的慘狀。這個考驗就給徐德全一班人重新敲響并喚起了集體意識。這時的徐德全沒有哭，眼里也沒有淚水，迫使要為村民共同富裕的徐德全當機立斷地賣掉了自己家的兩頭牛和一臺磨面機，湊得3 000多元拿到村上；退伍軍人、村長徐奎生把部隊發的安家費一分不留地全拿到村上；參加過抗美援朝的老黨員徐明勛把準備蓋房的25 000塊磚拉到井臺；全村干部把當年7 000多元的工資全部拿出來。在老黨員干部的帶動下，村民也和南街村人當年集資辦面粉廠一樣積極參加集資。原來估計需要17萬元的農田水利設施資金，很快就集夠了。這就充分地論證了農民渴望重新走集體化道路的心情是多么地強烈和迫切，也充分體現了人常說的“大家拾柴火焰高”——團結就是力量、集體力量的威力。在包產到戶農民中確實蘊藏著重新走集體化道路的積極性，只是包產到戶的系鈴人不解這個鈴、也不提倡、不組織罷了，但只要有人發起并積極組織就會爆發出來。從現在農民自發的合作組織已發展到15萬多個（《中國剪報》，2007年10月17日）就是證明。如果能像包產到戶那樣有中央文件指導和新聞媒體的宣傳、引導，就是不派工作組，農民的合作組織也會因地制宜、轟轟烈烈地搞起來。北徐莊這17萬元，不僅修復了原來的老井和水渠，還新打了12眼新機井并進行了配套。這么一來，集體經濟在北徐莊和南街村一樣，被“一刀切”切得無可奈何花落去，又在嚴重的教訓中無可奈何花又開了。1989年又一次大旱，周圍一些村莊再次遭受嚴重災害，但北徐莊卻獲得了大豐收，重新突現出我們在農業合作化時講的，這些年來有意忘掉了的，甚至不敢理直氣壯提倡的集體經濟在抗御自然災害方面的威力，它與單搶匹馬各自為政的個人是無法比擬的。在此基礎上，徐德全領導北徐莊向南街村學習辦工廠，走有工共富、多業綜合發展的道路，并提出了“學南街精神，創北徐偉業”，“學南街精神，走北徐道路”。他的這一行動得到了王宏斌和南街人的大力支持，王宏斌親筆寫下了“志同者道合”的條幅送給北徐莊。在為北徐莊出謀劃策的同時，經濟上、技術上也給予大力支持。北徐莊也辦起了食品廠、面粉廠、磚瓦廠、包裝廠等企業，到2000年的產值已達到4.2億。進入本世紀的第二次創業中，北徐莊要成為以食品加工、飼料加工、生豬養殖、肉類加工為一體的大型集團企業。因此，人們都稱北徐莊為“第二個南街村”。去過南街村又去北徐莊的人，看到這兩個村的村容村貌、都有毛主席漢白玉雕像、實行的分配原則等都非常相似，因而，就有人非常風趣地說：這北徐莊，就是從南街村“克隆”過來的。

吃與不吃“后悔藥”完全不一樣

前文提到“江南兩大寨”之一的浙江紹興上旺村，當年與華西被譽為“江南兩大寨”。據有關資料介紹，當年上旺甚至比華西還有名氣，在全國僅次于大寨。曾有86個國家的元首和領導人踏進過上旺的土地。將近20年時間，每天少則數百人，多則數千上萬人從全國各地和世界各大洲源源不斷地涌進上旺來參觀學習。

解放前的上旺叫上王，是“四周環山一條溪，荒山禿嶺無良地，十戶人家九戶窮，挑腳抬轎做長工。”真夠得上名副其實的窮山僻壤了。解放后，翻身做主的上旺人在共產黨、毛主席領導下，依靠組織起來的集體力量，從1958年開始，在農民領袖黨支部書記王金友帶領下，發揚“愚公移山”精神，大打造田奪糧的翻身仗。他們首戰“癩頭山”，白天送飯到山頭，晚上月亮當燈籠，寒冬臘月不停工，連續大戰三個冬春，在11座癩頭山上開辟了560畝新茶園。緊接著他們又移墳造田，移土造田，改溪造田的同時，還建造了4 座地下水庫和11 座高山水庫。到1976年共造了150多畝“大寨田”，全村由過去每年吃國家返銷糧9.3萬斤變成每年給國家上交3～5 萬斤，且每年還儲存幾萬斤，到1980年村里儲存糧已達68萬斤。在狠抓糧食生產的同時，上旺人“以茶為主，全面發展”，先后建起了全縣最大的首家自營出口茶廠、規模不小的絲綢廠、紡織廠、羊毛衫廠、磚瓦廠、糧食飼料加工廠、畜牧場等。到1968年村上存款50多萬，并開始新村規劃，10年建起了20多棟10間一排的二層樓房，分配給社員居住，每家上下兩層，樓外還有一間平房可作為倉庫。由于集體力量雄厚，社員享受多種福利。村上有中小學、幼兒園托兒所，實行了免費入托、入學，部分免費醫療。從1971年開始，還實行了退休制，無論男女，都可享受一定的退休金。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上旺人沒有搞“二次創業，重振上旺”的決策，沒有答應與華西提出的聯合辦一家頗具規模的鋼管廠——華西出技術出管理，并提出銷售渠道，吳仁寶還派出幾位技術人員常駐上旺，扶持上旺創辦企業。卻在1982年的包產到戶風中，將良田、茶園和竹林都分到戶，1985年又把住房賣給社員，集體的幾家企業也都改姓了。可喜的是村上還留有1 520畝山林為集體所有。除了退休金，村民過去享受的那些福利都沒有了，上學、看病都得自己掏腰包了。這就是當年的江南兩大寨上旺和華西，從此走上了兩條完全不同的道路，最終拉開了無比巨大的差距。現任村黨支部書記韓銀根自己有一個針織廠，還在外村包了50畝茶山，年收幾十萬。但他仍認為，村民要想富，還得發展集體經濟。（王景和：“ 江南大寨”今與昔，《夕陽紅》2008年第12期，第16～17頁）盡管黨支部書記也認為“村民要想富，還得發展集體經濟”，但沒有吃“后悔藥”，這個集體經濟怎能發展起來呢？這說明吃還是不吃“后悔藥”是完全不一樣呀！

沈浩未能讓小崗村吃上“后悔藥”

進入本世紀后，駐小崗村的干部來南街村參觀學習后留言：“大包干發源地的人員，看到了南街村的變化，為我們提供了發展的模式，使我們的黨組織看到了前進的方向。”兩年后的2004年11月，在省上給村上新派的黨支部書記沈浩帶領下的一行13 人中，有村委會主任、會計、婦聯主任及當年最早分田按手印的18名發起人中的4人，來到南街村學習，尋求共同富裕的道路。在南街村檔案館，沈浩書記緊緊地握著張天順副館長的手并非常感慨地說：“向你們學習，首先把思想武裝起來，將農民組織起來，走共同富裕道路。”當年分田搞單干的18個發起人之一，年逾六旬的嚴宏俊老人深有感觸地說：“分那一畝二分地，現在只能管溫飽，年輕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的地靠留下的老弱病殘人也料理不好，不是荒著，就是廉價賣給了私企老板。村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被自己那一畝二分地束縛住了手腳，邁不開步子呀！”是呀，嚴宏俊老人說出了全國都在學習的小崗村包產到戶后的農村現狀，年輕人都出外打工去了，村上留下的就是“703861”部隊，人稱“戰爭景象”，怎能建成社會主義新農村？現在妻離子散、背井離鄉的農民工已達兩三億；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秘書長李建國2008年8月28日說，目前全國農村的留守兒童約有5 800萬。小崗村人這次參觀學習了南街村后紛紛表示：“南街之行讓我們大開眼界，精神振奮，我們一定要學習南街精神，務實工作，付諸行動。”沈浩書記在檔案館留言薄上欣然寫下：“學習南街村，壯大集體經濟，走向共同富裕。”

沈浩同志就是為了實踐他帶領小崗村人學習南街村立下的誓言：向你們學習，首先將思想武裝起來，將農民組織起來，走共同富裕道路；學習南街村，壯大集體經濟，走向共同富裕；務實工作，付諸行動……他們的誓言就是“醫治”包產到戶后給改革第一村帶來的災難，可以說是“后悔藥”吧！豈知走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道路和走包產到戶兩極分化的私有化道路是黨內兩種思想、兩條道路長期斗爭的必然結果。為醫治一個小崗村這個人為的創傷，國家和社會各界不知投資了多少錢，還犧牲了一個處級干部，卻未見好轉，就在于沒有對癥。這種創傷后遺癥是“大權威大夫”在健康人身上要樹的全國農村改革“第一例”大手術的“后遺癥”，一般大夫不敢，也不能醫治的“頑癥”。因為這大權威大夫及其的繼承人還不承認這是人為的災難的“后遺癥”。因此，解鈴還需系鈴人！何況沈浩是省上派遣來的領國家工資的處級干部，不是小崗村土生土長的像王宏斌、徐德全那樣在各自村有威望、有權威的農民領袖。如果嚴宏昌能像徐德全那樣去南街村參觀學習后說那一番話，可能還會起作用而吃“后悔藥”。不過，他不是農民領袖而是散伙派。現在竟傳出了小崗村領導人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那肯定是不會吃“后悔藥”的。看來這包產到戶的“后悔藥”不是誰都能吃的！

 包產到戶的“后悔藥”就是重整旗鼓走恢復發展公有共富的社會主義道路！

吃與不吃包產到戶的“后悔藥”完全不一樣！

包產到戶的“后悔藥”吃得越早越好！

只有在土生土長的農民領袖帶領下才能吃好包產到戶“后悔藥”！

全國農村普遍要吃包產到戶的“后悔藥”——解鈴還需系鈴人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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