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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南方日報》報道:“農民工不愿落戶廣東城鎮,難舍土地擔憂無保障”。在報道中記者問道:“在取消戶籍制度的呼聲日益高漲的情況下,農民工為什么‘不愿’落戶城市?”
“優秀農民工”李玉平的話發人深省:“誰不喜歡城市呀,但舍不得老家的地,沒有地,戶口有什么用?” 李玉平的話證實我們的一個判斷,“取消戶籍制度”對農民來說并不具有特別的吸引力。
在當代中國,農民其實才是精于盤算的“經濟人”,他們對與自己切身利益相關的事算得一清二楚:“老家還有8畝地,老人在家種地,如果戶口遷走,地就要被收回了”,李玉平算了筆賬:每畝地至少收350公斤小麥,現在收購價是每公斤1.6元,8畝小麥能賣4480元,莊稼一年兩熟,再加上8畝地一年的分紅1600元,種地的收益每年超過1萬元。“這筆錢足夠老人在農村生活了”。
正因為有如此算計,才導致“本省優秀農民工‘打死’都不肯入戶”;而外省的農民工,“動員來、動員去只有幾個人動了心,都是出于小孩讀書的考慮”。這說明什么呢?農民工心里很明白,他們真正在乎的是“國民待遇”,而不是那個其實沒有什么用的“戶口”。反過來看,“出于小孩讀書的考慮”而動了心的農民工,希冀的是享受教育方面的平等待遇。
遺憾的是,很多政府官員和專家學者都把“取消戶籍制度”作為改革的方向來推動,這絕對是一個誤區。在有些省份,還出臺了讓農民“以土地換(城鎮)戶口”的政策。令人懷疑的是,這樣的政策其實是用一個“戶籍”的空頭支票來謀農民的土地。正如報道中所說,當戶口背后的福利,比如孩子入學、醫療保險、養老保險,以及就業、廉價房等方面的壁壘依然森嚴時,大多數農民工長期居住在城市也是一種奢望。因此,這樣的“農轉非”被農民戲稱為“空轉”,而所謂“經營城市”則被農民看穿“就是經營我們農民”——如果政府官員和專家學者為此而“大跌眼鏡”,那么應該說,跌得好,跌碎了更好,因為那本來就是一副“有色眼鏡”。
我們的政策制定者必須承認一個現實,土地,只有土地,對于農民才是“最后的保障”。這是因為,農民的土地或者說土地使用權(承包權)不僅是一份財產,更是一個“可持續生計”。有了土地,農民只需春種秋收,就能獲得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而且這樣的保障可以世世代代永續不斷。所以,從理論上說,要征收農民的 “可持續生計”,就得用新的可持續生計來取代。計劃經濟時代給安排工作,是可持續的,因為一旦有了工作,就“生老病死有依靠”了。但后來,就業變得不穩定了,動不動就要下崗失業了,農民怎會看不明白?再后來,“貨幣安置”表面上好像很公平(“強征”的且不說),但更加不可持續,“坐吃山空”,誰都明白這個道理。
那么,什么時候才可以將農民的土地“置換”出來呢?用什么來“置換”農民的土地呢?答案是:其一,農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已經徹底改變,其家庭的生活基礎已經或者有可能完全轉移到城鎮;其二,用于置換農民土地的是完整的“國民待遇”,包括城鎮居民已經享受的所有福利。
當然,以上所述,是一個理想化的政策原則。但是,這些問題也是當政者不得不考慮的基本原則。從當代歷史看,凡尊重和保護農民的土地權,如土地改革、如包產到戶,那么我們的社會就前進,反之……
現在有這樣的認識可能很重要,因為我們已經有了一個使星羅密布的“小城鎮”遍及全國的“城鎮化”計劃,但如若不重視以上所提出的原則,那就有可能會讓數不勝數的“強征搶占”毀了我們的“全面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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