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非零起點”
1. 新中國50余年的農業和農村發展，都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可貴實踐
“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是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概括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基本要求，也是新中國50余年黨領導的億萬農民始終不渝的理想追求。
當今天我們最終具備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物質條件；當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作出決策，要在這一代人的手中最終建成社會主義新農村，回顧半個世紀以來的社會主義新農村追求的艱辛和努力，頗有意義。
2. “社會主義新農民”是毛澤東時期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最亮麗的旗幟
毛澤東時期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是與大寨陳永貴、“江南大寨”吳仁寶、“牧區大寨”寶日勒岱，上山下鄉知識青年邢燕子、呂玉蘭、侯雋，……為代表的億萬“社會主義新農民”聯系在一起的。在上百年“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在現代化起步階段農業向工業提供積累的大背景下，他們抱著為國家作貢獻、為鄉親謀福利的信念，克服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帶領農民群眾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顯著改善了當地的生產條件，提高了生產水平和生活水平，實現了當時水平下的生老病死教養保障。
例如，今天的華夏第一村華西，1960年代建村之初，就確立了“十五年將華西建設成為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目標。在村支書吳仁寶帶領下，經歷了“頭昏肚痛不算病，腰酸腿疼不脫勁，爛手爛腳不缺勤”的7年苦戰，因此被稱為“做煞大隊”，1970年代前期就實現了“畝產超噸糧”，全體村民就都搬進了集體建的設施齊全的新瓦房。[i]
又如，1970年代任河北省委書記的呂玉蘭，1955年14歲時就擔任了農業合作社的社長，帶著十幾個姑娘改造村里的荒沙地；1970年代任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副書記的寶日勒岱，1956年18歲起就帶領鄉親們在毛烏素沙漠造林種草治沙，今天被稱作“治沙英雄”。
而陳永貴帶領大寨群眾“愚公移山”的氣概和績效，更為所有人熟知。
這些農民先進分子的共同特點，是有為國家、民族、鄉親們謀利益，即“為人民服務”的意愿和能力，并且實際改善了國家、民族、鄉親們的福利。從人本身來說，他們都可謂“大寫的人”。與市場經濟條件下“主觀為個人、客觀為大家”的“經濟人”相比，他們“主觀為大家、客觀損自己”的品格，更令人欽佩。他們創下的家業，是新時期進一步發展的基礎；他們可貴的精神，同樣為新時期社會發展所需要。他們是新農村建設寶貴的人力資本。
3. 二三十年代國統區鄉村建設和農村復興運動為何出不了“新農民”、建不了“新農村”？
以晏陽初、梁漱溟為代表的現代或傳統知識分子推動的1928—1936年的鄉村建設和農村復興運動，同樣進行了諸如“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努力：㈠從教育農民著手；㈡從改良農業技術，提高農家收入著手；㈢從組織鄉村自治著手。[ii]但是，這種努力注定是沒有成效的——當帝國主義侵略者從外部、封建地主階級從內部掠奪廣大農民群眾的時候，不觸動這種利益分配格局，斷不會有惠及全體農民的新農村建設，更不可能涌現新農民。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抗日戰爭時期和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共產黨革命根據地的農村建設，趙樹理1942年創作的《小二黑結婚》，與李準1959年創作的《李雙雙小傳》一樣，折射出的，正是“新農村“和“新農民”風貌。
由此可見，新農村建設和新農民涌現，離不開外部大環境：在國家獨立基礎上，土地改革和集體化決定的物質資本占有機會的基本均等，公眾教育和衛生保健制度造就的人力資本占有機會的基本均等，造就了新一代有獨立意識、力圖把握自身命運的農民，形成了新的農村風貌。舊中國的政權、神權、族權、夫權桎梏束縛下的農民與新中國受過正規教育、“大干部見過，小干部當過”的農民，不可同日而語。
二 社會主義新農民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主體、標識和歸宿
今天我們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離不開社會主義新農民，具有非常現實的意義。十六屆五中全會新農村建設的四個方面：推進現代農業建設，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大力發展農村公共事業，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所有這些，政府再怎么增加撥款，若離開農民主體的話，完全不可行。
今天，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一切客觀條件都已經具備：農民和農村不僅擺脫了帝國主義、封建地主階級的剝奪，而且，隨著現代化資本原始積累的完成，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帶動農村的階段也已經到來，這樣，為實現“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要求必需的公共和私人投資，能夠以前所未有的規模進行。
真正欠缺的是承當新農村建設任務的“新農民”。新農村建設不能“見物不見人”。
如果我們不想讓中央政府支持新農村建設的“真金白銀”及惠農政策層層流失：如果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中央和地方政府補貼的區區20元、40元，遭遇“500萬元最昂貴的死亡”（哈爾濱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如果“貧困戶指標”要貧困戶拿錢買、扶貧資金購買的牛比狗大不了多少（黑龍江省青岡縣建設鄉），如果2公里鄉村公路就可以讓染指工程的村支書蓋起新樓房（河北內丘），如果巨額農網改造國債資金換來的是質次價高的材料和巨貪窩案（陜西省電力系統），如果農產品生產受到補貼而農產品銷售到處遭遇亂收費亂罰款，那么，再多的“反哺”資金，再好的惠農政策，再大的新農村建設項目，也建不成新農村！
在法理上，農民已經擁有獨立的土地產權，農民已經在經濟上掌握了自己的命運，理應有動力有能力組織起來建設自己的家園，爭取更大的幸福，但是，如果新農村建設中農民的權利不能從法理層面落到現實層面，農民始終和到處受到不法侵害，大部分忍氣吞聲、畏縮不前，少數義憤填膺、不惜魚死網破的話，新農村建設無從談起。
自上而下的新農村建設扶持，只有得到廣大農民自下而上的響應，直接參與和監督，成效才可以期待。
新農村建設呼喚新農民。
新農村建設以新農民為標識和歸宿。
在一些已經“原子化”[iii]的鄉村，這是一個更為艱巨的任務。
三 社會/社區凝聚力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和社會主義新農民最本質的特征
什么是社會主義新農民？我們今天強調“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然而，新農村建設要求的，不僅僅是追求個人收益最大化的“經濟人”，還需要有具有自主意識，追求社會/社區利益最大化的領軍者。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不同于一家一戶的經營；實現“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需要組織大量具有規模效應、外部效應的公共事業，維護共同利益；新農村建設的投入，除了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外，更需要社會資本——社區內民眾的長期合作能力，需要社會/社區凝聚力。
能夠讓一般的“經濟人”凝聚起來的，只能是“大寫的人”。他們有更遠大的目光，將自身的收益寓于大眾收益之中，信奉“鍋里有碗里自然有”，“大河有水小河流”。華西吳仁寶的“有福民享，有難官當”；他的“三不”規矩：不拿全村最高工資，不住全村最好房子，不拿全村最高獎金；他的退回5000萬元獎金的行為[iv]；1980年代中期，我只身到華西，親眼所見，當一半村民已經住進小樓，華西村班子卻在一個大棚子內辦公，吳仁寶堅持要最后一個搬進小樓……，我們只能如實地承認，沒有吳仁寶，就沒有華西村；沒有新農民，就沒有新農村。
四 保護農民活動分子，造就社會/社區凝聚力成長的良好環境
同樣，我們只能如實地承認，今天，當年“群星燦爛”般的社會主義新農民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如同“英雄流血又流淚”越來越常見一樣。為什么？
“文革”結束后的1980年代初，大寨的陳永貴離開了副總理崗位，呂玉蘭離開了河北省委書記的崗位，寶日勒岱離開了內蒙古自治區副書記的崗位，邢燕子離開了天津市委書記的崗位，甚至吳仁寶，也離開了江陰縣委書記的崗位……，這些當年的“社會主義新農民”，無不受到“文革”、“四人幫”的牽累。盡管后來都得到了澄清，其中的吳仁寶甚至“越戰越勇”，但是，上述錯誤做法和后來的種種褻瀆神圣的做法，毛澤東時期幾千年中國農民的“閏土”狀態翻轉成“李雙雙”、“秋菊”狀態的進程受到了挫折，以至于1990年寫出《秋菊打官司》原著的原作者陳源斌，2003年推出續篇《秋菊開會》，從當年的堂堂正正“討說法”，淪落到了哭哭啼啼“告御狀”，不能不佩服作者冷靜而精確的觀察。
在大寨最低落的1986年，我在大寨親耳聽到當年出大力流大汗的農民中堅哀嘆“杜十娘”的可悲遭遇；而呂玉蘭的丈夫、新華社記者江山在呂玉蘭51歲逝世后11年如此回憶當 年的“陽光女孩”呂玉蘭被免職和審查精神受到的刺激和震動：“臉上失去了平日那紅潤的光彩和生動的臉形，沒有血色，沒有表情，像傻了一樣”；夢中大叫：“俺沒有打人，俺不是‘造反派’！”并最終死于腦損傷。[v]早她7年去世的陳永貴，臨終前同樣為無端指責不能釋懷：“大寨每向國家交售1斤糧食，反從國家拿到2毛4分6……”
如果說，1980年代初農民活動分子受到褻瀆和打擊，可以用另一個方向的“兩個凡是”、“思想僵化”解釋；那么，今天現實生活中農民活動分子受到的打擊，例如，打擊報復帶頭抵御不法侵害、帶頭監督政府和村社干部、帶頭向上級反映問題的農民，甚至以“擾亂秩序”處罰拘禁；寧肯出更多的錢買通關節，不愿意向農民承擔不法侵害的補償責任，表現出高度的“階級覺悟”；等等，就直接出自強勢集團的維護一己私利。
農村社區的“原子化”現象，如同大街上“英雄流血又流淚”現象一樣，是一個社會社會資本、社會凝聚力缺乏，冷漠到極點的必然后果。社會主義新農村是不可能在“原子化”的鄉村社區建成的。我們與其指責農民的“素質”不高，“自私自利”，不如實際保護農民先進分子的維權行為，不如將所有的維權行為都視同“見義勇為”進行公共褒獎，不如嚴懲“槍打出頭鳥”、向農民“做規矩”的強勢集團——如果我們真正需要社會主義新農民的話。
無論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項目的組織實施，還是社會主義新農民的成長，癥結在農業、農民和農村與外部集團的“關節點”。在“三農”內部，農民之間的相互利益沖突，遠不如作為整體的“三農”與非“三農”的利益沖突；一般而言，農民之間不能妥善處理的利益沖突，背后實際起作用的仍然是非“三農”因素。例如，規范農民之間土地關系的《農村土地承包法》出現的問題，遠不如規范農民與非農民集團之間土地關系的《土地管理法》問題多；即使涉及《土地承包法》的問題，也總是有涉及《土地管理法》的勢力作用其間。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是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內容。和諧社會建設不可能回避利益沖突問題。關鍵在于服從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
今天人們談韓國的“新村運動”，更多地介紹他們的具體做法和步驟。殊不知，所有的做法和步驟都有一個不成問題的前提，就是韓國農民的自主自立地位。2003年我訪問韓國的農民協會/農民合作社，每一個合作社接待我的，都只是合作社的雇員，他們都服從合作社的成員——農民。現代國家的現代農村或曰新農村建設，無一不是以農民的自主自立，與其他集團的平等地位為當然前提的。
2002年我在江西余江傾聽兩位當年血吸蟲病患者繪聲繪色的回憶，很可以讓從來沒有見過當年新農村建設和新農民的青年人，更具體形象地認識我們曾經的新農村是什么樣的，新農民是如何出現的，相關集團是如何促成新農村新農民的成長的——
“我十八九歲時，才1.4米，已經沒有勁了。原來不知道是病。1949年解放，1951年血防站來檢查發現的，才知道是血吸蟲病，是中期病人，沒有力氣，肚子已經有點大了，吃了飯就想睡覺，只能有70%的勞動效率。
當時，除了不下田的地主富農和婦女沒有病外，貧下中農下田的都有病。一般十六七歲肚子就大了，面黃饑瘦，但不知道血吸蟲病。當年十五六歲的同齡人死了2/3，捱到解放只有1/3。
血防站來查病治病。每人檢查，徹底根治。我共治了3次。1953年結婚前治1次，住了6天院，見效很大，治療后馬上（29歲）結的婚。結婚后治了2次，第二次住院9天，第三次住院20天，斷根。
住院就在本村的合作醫療站（他斷定1951年就有集體合作醫療，5分錢掛號。——訪談記錄者注 ）打針、吃藥。在家吃飯。不能在家里住，有危險，醫生不放心。睡在自帶的竹片床上，也住過合作醫療站的床。醫生對病人非常好。由于注射銻劑有危險，須讓病人躺在床上注射，醫生只能跪在病人床前打針。
3次住院均免費治療，后兩次還記了70%的工分。治療又免費，這里又記工，樂得‘踵踵嗵’（蹦蹦跳的意思——記錄者注）。一起住院的20多人，都與我上下年紀（女的不多，小的不多），大家在一起玩，晚上高興得睡不著覺，醫生讓吃安眠藥睡覺。
‘文革’前，只要有大隊證明生活困難，醫院就可以減免掛帳。解放初經濟落后。現在更付得起錢了。
本村最后一個病人是位婦女，三四年前去世，算起來今年71歲。
前來巡回治療的上海醫療隊，技術好，態度好，免費治療，其他病也看，在合作醫療拿藥。省里也派來過大夫。
合作醫療當時能夠維持。但是到1981年‘單干’就沒有了。當時上面有撥款，現在搞不起來了。老百姓喜歡，但是沒有經費，上面沒有撥款。希望恢復。
我們對共產黨毛主席感情最深。如果不解放，我們這個村莊不知道還有沒有。解放初期只有人口260人，現在有800人。
血吸蟲病消滅后，我們這里成了群眾體育會先進單位，第一個血吸蟲病愈者飛行員少將就是本村人。這些，不解放想不到……”
“奶奶、爺爺在爸爸4歲時就死了。兩個姑姑也病死了，一個沒成年，一個30多歲死的，有1子。母親生了7個，2個4歲、6歲夭折——窮山惡水，一下水就得血吸蟲病，7歲以后就大肚子，‘黃腫病’。我應該是8—10歲間得的病（當時媽媽就50多歲了，爸爸30多歲當的上門女婿）。10多歲打長工放牛，肚子大，沒力氣。當時我就沒有見過上了60歲的男人。當時也有醫生，爸爸媽媽只有我一根苗，請醫生無論如何也要保住我，治好了再給錢。吃了18劑中藥，好了。我的小伙伴中，10個人中沒有3個活到解放治病。
我打長工打到30多歲，直到解放。因為我沒有田。
解放后，各地醫療隊來了。一個自然村2個醫生。人們經檢查，大部分人得了血吸蟲病。我檢查發現還有。醫生四處扣人，哪個有病，哪個來。我共治了3次，免費，37歲根治，38歲結婚（1953年）。
（根治血吸蟲病要）滅螺改土，挖井，填老溝挖新溝，填平低洼地，三年后翻過來作田。滅螺改土投工占全年總投工的1/3以上。但是，沒有困難，壓不倒；沒有怨言，為了自己，上面號召，還有什么不愿意？”[vi]
今天我們要建的“和諧社會”是什么樣的？這兩位七八十歲血吸蟲病治愈者給我們展現的就是。
一個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始終是統治階級的思想。[vii]新農民不能如新農村建設所需的出現和成長，只能說明一點：我們需要檢視我們政權的執政基礎在哪里。
從社會主義新農民角度解析社會主義新農村，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未來新社會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本質是自由人的聯合體，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的思想，也體現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
這樣，我們今天的新農村建設才不會被誤解為單純的新村建設，甚至搞成另一種形式的“面子工程”、“政績工程”。這樣，我們才能真正建立起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我們的新農村和新農民都將“修成正果”。
完稿：2005-12-14
來源：
http://sard.ruc.edu.cn/chengshulan/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55&Itemid=4 本文經刪節公開發表于《人民日報》理論版刊物《人民論壇》，2006年第2期，題目：《從大寨陳永貴到呼喚“新農民”》
見
http://www.people.com.cn/GB/news/37454/37459/4034440.html [i] 江陰市委宣傳部：《不斷發揚“華西精神” 鑄造“天下第一”強村》，
http://www.jschina.com.cn/gb/jschina/2003/24/node12540/node12541/node12570/userobject1ai794473.html。 [ii] 孫冶方：《為什么要批評鄉村改良主義工作》，1936年5月1日，原載《中國農村》第二卷第五期，收集于薛暮橋、馮和法：《〈中國農村〉論文選》，24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iii] 賀雪峰、王習明：《村級債務的成因與危害——湖北J市調查》，載《管理世界》2002年第3期。
[iv] 同上。
[v] 江山：《呂玉蘭》，第41章“第四次沉浮”，
http://www.chinayingmo.com/newspub/4/200426160758.htm。 [vi] 程漱蘭2002年2月23—27日江西省血吸蟲病防治調查。由余江縣委書記彭中華、縣委常委兼組織部長毛文芳、衛生局局長張彩菊、血吸蟲病和地方病防治站站長寧靜遠、計劃生育委員會辦公室黃建忠、平定鄉蘭田村主任姜寶生、婦女主任宋麗琴介紹，這里引用的兩段話分別出自宋家村村民小組村民宋接保（76歲）、村民姜季萬（87歲，1956—1982年任大隊長）。
[vii] 參見馬克思與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一卷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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