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村民自治；群體行為；內源動力

 

　　各種社會行為過程都有起始段。它至少在下述兩個方面具有重要意義。其一，始發行為制約后續行為。例如人們曾經發現狼孩、猴孩等等被野獸撿拾或偷走養育的許多獸孩，他們雖然具有人的生理器官，但在學步階段養成四肢爬行習慣、由于始發行為習慣對后續行為具有強大制約力、他們重返人類后絕難學會直立行走。其二，了解行為發生是深切認識后續行為的基礎，而我們對村民自治的行為發生還缺乏研究。因上兩點而作此文。

 

 

　　在人類漫漫歷史長河中，村民自治發端于游耕、游牧、游獵的終結，與定居農業自然村同時涎生。這是一個猜想，但不是純主觀猜想。當華夏農耕的主流進入定居農耕幾千年之后，一些族群直到19世紀末葉之后才開始形成定居農耕村落。它們有的曾經闖入筆者的考察視域，給此文的有關猜想提供了初始自然村，“活化石”的經驗材料支撐。          

 

　　以下討論不含游牧等等演生的自然村（因為我沒考察研究過），主要討論游耕母腹中自然脫胎而出的幼時自然村，且將其略稱為“耕幼村”。

 

　　1988年，筆者到黔西北某地農村考察，那里有苗族某群的眾多山寨，我在當地駐留８買考察了４個山寨。據村民和官員介紹，幾十年前土改時，當地該族群的幾十個山寨只有一家地主，他家無床、無被、無鞋、無襪、無碗、無筷，睡以草墊秧被，行以赤腳裸腿，食以木盆馬匙，被戲稱為“光腳板地主”。老農們說，以前他們那里四周全是浩瀚森林，猛獸很多，山路艱難，極少有外人進入寨耒，直到20世紀中葉之后才有官員光臨，在此之前，他們的村務從無外人插手過問而全由村民自主。我請高齡老農講述他們童年時代的故事。其中的修路、掏井、婚嫁、舉喪、刀耕火種等等許多故事向我展示了耕幼村“活化石”的生產生活的風貌。簡呈兩片風貌如下。

 

　　由于刺藤野草風長、牲踏破損、暴雨沖毀等等，一年半載便要全寨出動砍路修路，否則刺草封路等等難以行走。刀耕火種是游耕留給定耕的遺產，在傳統農業中，成熟的定耕為犁耕即牛耕，它只適于坡度平緩、泥層勻厚的熟地，山林處女地必經刀耕、鋤耕而后方可犁耕，因而他們童年時的大量刀耕鋤耕說明那時（20世紀初葉）還處在定耕初期的雜耕階段。老農們說，刀耕地收成很低，但犁耕地很難得，一是地點難找，二是挖樹根、搬巨石、壘土坎很苦，搞成一塊犁耕地要花幾年工夫。

 

　　類似故事我在黔南、川西、滇東南、桂西北等地農村多有耳聞。從各地老農講述的童年故事中，可概括出各地耕幼村有如下共同點即耕幼村的概念定義。

 

　　1，群體內部沒有可資專權的貧富強弱分化。

 

　　2，群內治理沒受外耒強力干擾。

 

　　3，內源公益豐富平等（如寨道、寨井、寨壩、寨橋、寨景、寨規、山林、草場、河塘、野產、公共信賴、互助網絡等等內源公益眾多且具全員覆蓋品質，由全體成員平等共享）。

 

　　4，每戶各有眾多私務（男婚、女嫁、傷病、舉喪、建房等等）必待眾鄰援助方能善了。

 

　　5，各戶之間情誼深厚，沒有深仇大恨。

 

　　6，群內只有單一的價值系統。

 

　　7，群內公務按共同商量、共同決定、共同承擔的民主方式運行、辦理。

 

　　據老農們描述，上述民主是厚道、和諧、友善的民主，與當今農村斗雞般的民主根本不同，而且極為簡煉，不似如今繁亂。

 

　　上述第７條的民主是從前６條中必然產生出耒的，任意某個自然村或其他人群如果兼具前６條，第7條的民主自治就必然發生。此中道理十分簡單﹔群體延續不絕者必定有秩序、有治理，在兼具前６條的既定條件下，唯一可能的是民主自治，除此之外，別無治理途徑，這唯一可能性就是耕幼村的民主自治必然性。

 

　　考察所聞耕幼村往往誕生于遠離它群且遠離官府的環境。在雜耕條件下，單位面積的人口承載力很弱，有較多遠程耕地，耕作半徑大，考察所知最大半徑為7小時單邊路程，耕作期始往終返。這些耕幼村往往有密林、高山、深谷、猛獸屏障，保護其幼弱機體免受外力傷害。

 

　　本文猜想，全人類各民族的耕幼村都有或長或短的安全成長期，否則游耕者不會定居下來。在此安全期，各耕幼村內部不可能有貧富強弱大分化，村內治理不可能受外來強力干擾（干擾者成本大負效盍），如此等等上述７條的反面否定。換言之，我從華西南歸納出的前述７個共同點在全人類各民族的耕幼村中具有普遍性。由于大環境中的人口密度、交通條件、森林面積、猛獸密度、豪強行為、國家勢力等等隨時間推移而變化，這安全期隨時間移近而縮短，反之，越古遠越綿長。以上討論的結論如下﹕民主自治曾在全人類各民族的耕幼村普遍發生。

 

　　有人認為“中外傳統鄉村從無民主”。這“從無民主論”可能取材于官權擴張、群內分化、豪強興起的村治形態，但那是被閹割了民主器官的村治形態，若是以此為據說傳統鄉村無民主，便如同以皇家內臣為據說傳統男人無交配繁殖功能一般。

 

 

　　學者們考察所見的近代村治，均非民主村治，因為村治民主在19世紀末葉之前基本被社會分化踏滅了。約百年前，孫中山的民主思想和實踐在中華拉開了“人群自治”、“團體自治”的帷幕。但幕布拉開之后，民主自治卻千呼萬喚不登臺，只見眾多冒牌貨在歷史舞臺上叱咤風云。

 

　　民主村治即村民自治的滅絕經歷了漫長過程。取代它的有豪強治村、富族治村、精英治村、黑惡治村等等。這些治村者往往與官府相勾連，其實是官府與民眾之間的傳送帶：把官威傳到民間，將民脂送達官府。因此，村治民主的滅絕要從國家行為中找答案。這個答案就是帝王將相封疆大吏對農民的控制欲望和奴役實踐。

 

　　在古代，如同牲口是農民的基本財產一樣，農民是國家的基本財產，是各軍政集團之間主要的爭奪對象。其中有和平手段的利誘招徠，更有每次獵獲幾萬至幾十萬農民的武力搶奪。國家視農民為財產，必然要對農民進行控制且容不得農民的民主自治。而向往民主自由乃民之本性。于是，在村治意志中，官意和民意天然具有對抗品質。但民主自由的抗爭力極弱，遇官即滅。對此，一些農民選擇忍耐，另一些農民則流動逃亡。

 

　　中國古代農民流動的主流總是千方百計流往沒有官府或者官府稀少官威疲軟的地方安家扎寨; 官府則相反，它們或者拼力將農民驅往官府密布的政治中心地帶，或者農民流居某處村多戶眾時，就到該處增設官府。在幾千年的中華歷史中，皇城多在北方，皇家也就所當然重點經營北方，其中又特別注重經營皇城及周邊地帶，以為固本護根。這固本護根的通用法寶是驅使大量農民聚居在皇城周邊地帶，構成村落密布、人丁興旺的強盛景象，在皇城周近蓄備豐富的兵源、稅源、工源以便隨時征用。例如贏政、劉邦、劉曜各自都曾大規模地將數十萬人驅往長安，加之其它種種手段，使當時全國的七八成人口密集于官府眾多的北方。而唐代之前南方官府稀少，許多地方數百平方里廣原沒有官府行為的蹤影，于是北民風起云涌渡江南下，至元末明初時，南方人口巨增至全國總人口的七八成，官府也隨之巨增，這又迫使農民大量逃入西南山區、流往東南亞，如此等等。這是二者天然對抗品質的表演，是實施控制與逃避控制的活劇，是民主自由被持續追殺的動畫。農民不可能在專控制中得到民主自由，故而逃離官府。許多偏遠居落就是發端于農民逃官新建的避難營，而后隨難民增多而成自然村。由于偏遠荒涼，一些難民由犁耕倒退回刀耕鋤耕，為了自由，他們付出的代價十分巨大。而這些難民營自然村或遲或早會被官府勢力范圍的擴大所吞沒，他們又復受制控制、失自由。上述控制隨著時間推移而擴張，終使農民逃無可逃，村治民主隨之滅絕。

 

 

　　社會科學的發肓水平不如自然科學，重要表征之一是基本概念的規范水平和清晰水平低，同一個詞語會有幾個至幾百個概念。為使社科實證研究和學術交流得以正常進行，需要對基本概念進行操作處理，且處理結果至少要兼具如下兩種美德﹕其一，將模糊不清的抽象概念細化為清晰的可直接測度的變量;其二，遵重公共語言慣例。比如《三國演義》中張飛的頭被士兵砍了，這個事實在公共語言中被表述為“他殺”、“仇殺”、“暗殺”、“謀殺”等等。如果我們用“張飛自殺”或“岳飛吟詩”表述這個事實，就悖逆和侮辱了公共語言，必使學術研究交流等等陷入荒唐。

 

　　公共語言中的“自治”、“自殺”、“自主”、“自動”、“自覺” 等等具有行為動力的同一品格，每個“自”都是指行為動力源于行為主體自身。據此我作如下定義﹕村民自治是村民群體內源動力推動的自我治理過程。在這個抽象定義中，模糊不清而需要細化的是“內源動力”，一當它清晰，模糊不清的“村民自治”概念就隨之清晰。茲以實例對它細化如下。

 

　　據陸漢魁等人《探訪中國村民自治第一村》（新華網廣西頻道2005年４月３日電）等等幾篇文章介紹，中國第一個村民委員會產生于1980年廣西區宜州市屏南鄉合寨村果作屯（自然村）。從幾篇文章中，我概括出果作屯村民自治發生的如下要點：

 

　　1、始發者是屯內農民而非政府等等;

　　2、始發動機源于屯內民眾需要而非政府等等外部需要;

　　3、自治組織的名稱是屯內農民確定而非政府命名；

　　4、治單位的設立是屯內農民提出而非政府提出;

　　5、設立的自治單位是內源公益豐富的自然村而非內源公益空乏的行政村;

　　6、自治規約是屯內農民發起制定而非政府發起;

　　7、村民會議是屯內農民召集而非村委召集;

　　8、民主選舉的策劃者、推行者是屯內農民而非政府。

 

　　以上８條的本質如下﹕果作屯民主村治的始發行為動力是內源力，不是外部動力;把這種群體行為叫做村民自治符合公共語言慣例。

 

　　上述８條隱含著村民自治行為動力的變量清單，我將隱含的清單顯化于后，順便把果作屯的各變量取值列入表中。它們的取值“１”  是從那幾篇文章中解讀出來的實測結果，代表果作屯內部;假若實測結果中有來自村、鄉、縣等等外部動力，其變量取值代碼依次為２、3、４等等。５號（變量）“內源公益 ”只是抽象概念，還需分解為變量才可測量。 現代村民自治強調的民主，其重點在于平民的公共參與，而內源公益從根本上制約著平民參與，它是內源動力中的核心動力。它的測量難度大，不似其它變量易測。

 

1           始發者             1

2       　  始發需求        　 1

3          組織命名者      　  1

4          單位設立提出者   　 1

5          （內源公益）         

6          規約制定發起者   　 1

7          村民會議召集者  　  1

8          民主選舉策劃者   　 1

9          民主選舉推行者   　 1

 

    在前述抽象定義中，內源動力是模糊概念，經過如上細化處理后，它己經變清晰，可作如下操作定義﹕村民自治是如上內部始發者等等內源動力推動的群體行為過程。

 

　　至此，本文的村民自治概念可能己經兼具前述兩種美德。茲用它觀察現實生活。

 

 

　　此前十幾年，我直接步入考察過滇、黔、川、桂的上百個自然村，使用上述操作定義解讀考察資料時，根本看不到村民自治的蹤影，且我的考察資料與大量文獻資料完全吻合，據此推斷﹕（1988至2001）當代村民自治尚未發生。但此處不描述自己的直接所見，因為那太耗篇幅且偏于一隅又不便讀者查驗。由于此處賴以立論的經驗材料無變異，故而閱讀文獻的簡接所見己足勝任，且這些文獻涉及全國各地數萬個村而具有更高的證據價值。在我閱及的兩百多種相關文獻中，有民政部主辦的《中國農村村民自治信息網●村民自治研究》第一輯至第十輯的每輯10種共100種文獻，此百文中的相關經驗材料是我言“當代村民自治尚未發生”   的便于查驗的證據。電腦己經普及，只要愿意，讀者可輕易上網查驗我是否歪曲利用了上述文獻中的經驗材料。（此文寫于2002年春，當時上網很容易查閱上述百文，不料該網改版，現在不易查閱了，但讀者可用其它相關文章簡接檢驗此文所言的真假。 順便說明對原稿修改于2005年夏。）

 

    以上百文可分為兩類。一類無可看出村民自治是否發生。另類則可看出，而此類文獻相關材料中的村民自治無一例外全部尚未發生。

 

　　村民自治的內容十分豐富，其中人們特別關注民主選舉，稱之為村民自治的基礎。在上述文獻中，民主選舉所占篇幅遠遠大于另外3種民主所占篇幅的總和。故而這里僅就民主選舉的群體行為動力略加討論。

 

　　在上述文獻描述的相關經驗材料中，民主選舉的行為動力源于政府，諸如選舉時間、地點、方式以及侯選人的年齡學歷資格等等由政府拍板，選舉過程的策劃、宣傳、動員、組織等等由政府雙手 推動，若是它們松開雙手，絕無所謂民主選舉。如上推動的民主選舉，充其量最好的也只是政府治理的民主選舉，雖然具有進步意義，但絕不是村民自治的民主選舉。在上述情況之外，未見任何一個案例是內源動力推動的民主選舉，未見任何一例選舉組織、策劃、推行等等過程受推于內源動力。

 

　　被認為是村民自治基礎的選舉行為動力既然是外部動力而不是內源動力即基礎空虛，建立在此空虛基礎之上的其它行為豈能是村民自治行為。

 

　　其實上述基礎觀念不準確。前面列舉果作屯的許多行為以及未被列舉的其它許多行為都比選舉行為更基礎，正是那些更基礎的空虛產生出選舉行為的內源動力空虛。

 

　　綜上所述，當代中國流行的村民自治研究和實踐的路徑不科學，此二者不科學都與基本概念相關聯：各種文獻中流行的村民自治概念顛倒了客觀對象的本質，污辱、悖逆了公共語言慣例，在顛倒了的基本概念誤導下，這個領域的學術研究主流和建設實踐主流根本背反村民自治的真諦而南轅北轍萬馬奔騰。

 

 

　　和諧社會既需要政府治理，也需要民眾自治，還需要這兩種治理合作共榮。在二者的關系上，今后中國的社會進步將實現于人們期待的“小政府大社會”即政府治理權向民間自治權的轉移過程中，村民自治將是上述進步的主角，這主角可能即將登臺。

 

　　以往幾千年，村治民主的不幸主要因于國家對農民的索取。反之，農業稅的取消和工業反哺農業時代的來臨，就成為村民自治可能復活的根本原因。但此根本原因還不足以造就村民自治的必然復活。為此，還需對法制和實踐等等進行眾多改進。下面只簡述其中的兩個要點。

 

　　其一、它的復活有待國家把村民自治權歸還給農民。例如村民自治單位設立的提出權、村民會議召集權、民主選舉策劃推行權等等都應歸還給農民。

 

    村民自治單位的設立，其提出權在現行法制和實踐中都由鄉政府掌握。法制雖規定村委設立要經村民會議討論同意，但此“討論同意”在實踐中只是泡影。我從鄉村干部和農民的介紹中得知，為了在本自然村獨自設立村委，村民低聲下氣懇求、堅決強烈要求甚至鬧事請求等等全都無效。事實上，村委會普遍設在行政村。而多數行政村規模偏大，往往含有十個以上自然村，其中一些自然村相距再三小時以上步行路程，村民互不認識毫無交往等等，內源公益十分空乏，直接民主必不可行，而是便于行政命令、暗箱操作等等。民間行為的直接民主只可能發生在他們的內源公益基礎上。村民的內源公益是各戶私利、目標、需求等等的同質，群體成員的同質水平與群體規模負相關，即自治單位的地域規模、人口規模與直接民主的可行性負相關。簡言之，村民自治的命根是群體內源公益。而各地村民群體各自注重哪些內源公益是外人所不了解的，因此，如同新婚家庭的設立只能由當事人男女雙方自己提出一樣，村民自治單位的設立必當由農民自己提出，必當把此提出權歸還給農民。其它（如變量清單列舉的等等）自治權歸還不再一一討論。

 

　　其二、村民是弱勢群體，他們的自治招架不住外來強力侵擾，必靠國家力量為其保駕護航。在取消農業稅和工業反哺農業等根本前提下，國家歸還村民自治權并予保駕護航時，便是村民自治的復活日。這一天距我們大概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