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8月，紅軍征服了雪山以后，在毛兒蓋、波羅子一帶集結休整待命。前面就是縱橫數百里、神秘莫測、人煙稀少的水草地。
黨中央在毛兒蓋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紅軍第一、第四方面軍分別在毛兒蓋和卓克基兩地集中，混合編為左右兩路軍，在中共中央統一指揮下，繼續北上過草地。
原本1935年6月29日，紅軍頒布了松潘戰役計劃，準備迅速機動地消滅松潘守軍胡宗南部，后由于紅四方面軍的領導人張國燾的動搖，失去了戰機，最后不得不放棄攻打松潘的作戰計劃，只能走松潘草地北出甘南。
1935年8月21日，右路軍在毛澤東等率領下開始向草地進軍。部隊離開毛兒蓋以后，向北行走40里就進入了草地。
草地的情景，令人怵目驚心，舉目望去，是茫茫無邊的草原，在草叢上面籠罩著陰森迷蒙的濃霧，很難辨別方向。
草叢里河溝交錯，積水泛濫，水呈淤黑色，散發著腐臭的氣味，在這廣闊無邊的千里沼澤中，根本找不到道路，一不留神就會陷入泥潭中拔不出腿。紅軍指戰員們踩著草墩一步一步地探索前進。
越是往草地中心走，困難就越嚴重。時風時雨，忽而漫天大雪，忽而冰雹驟下，衣服被雨雪打濕了，只能靠體溫暖干。
對于長期南北轉戰的紅軍，行裝早已減少到不能再減少的程度，單薄的衣服破爛不堪，入夜寒流徹骨，只好三三兩兩擠在一起，背靠背取暖，互相汲取一點溫暖。草地里沒有清水，只能喝帶草味的苦水。
更嚴重的是缺乏糧食，經過幾天的行軍后，糧食吃光了，戰士們只好沿路找野菜充饑，有時甚至嚼草根，吃牛皮，想盡一切辦法充饑。
但是，紅軍個個都是英雄漢，他們忍受著寒冷、饑餓的折磨，以堅強的革命意志，堅持每天按計劃的路程前進。
經過七天的艱苦努力，右路軍在毛澤東等的領導下，戰勝了嚴寒饑餓，歷盡千辛萬苦，終于走出了人跡罕至、氣候變化異常的茫茫草地，于8月27日到達草地盡頭的班佑地區，左路軍也同時到達阿壩地區。
如今的日干喬大沼澤在陽光的照耀下顯得格外靜謐秀美，白云朵朵，藍天湛湛。
高山、草原、牦牛群，路邊是一塊刻有“長征精神永放光芒”的石碑。
可80多年前，這里被稱為陸上“死亡之海”，殘酷無情的茫茫草地，當時不知吞噬了多少紅軍戰士年輕的生命。
班佑河畔就有七八百紅軍戰士，永遠的靜靜地背靠背坐著離開了世界。
他們一步一搖地爬出了草地，卻因為饑餓沒能堅持走過班佑河，他們帶走的是傷病和饑餓，留下的卻是曙光和勝利。
現在，這片廣袤無垠的草原上矗立起一座名為《勝利曙光》的紀念碑——“中國工農紅軍班佑烈士紀念碑”，這是一座高18米、寬24米，重達1800多噸的人物雕塑，刻畫著當年那群倒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的紅軍指戰員。
這數百位戰士的犧牲，也是紅軍長征過草地有史料記載犧牲人數最多的一次。
站在松潘草地，仿佛看見了當年紅軍過草地的艱難跋涉的身影，聽見了全體戰士慷慨高唱《國際歌》的激越歌聲，心情久久不能平靜。
1935年8月下旬，紅軍右路軍出草地到達班佑村，再東進三十余里至巴西、阿西茸、包座一帶。黨中央和紅軍前敵總指揮部駐班佑寺周圍，此寺遂成活動之中心。
在等待與左路軍會合的過程中，張國燾卻違抗中央命令，拒不與右路軍會合，并要挾右路軍和黨中央南下，甚至企圖危害黨中央。（草原密電事件）
針對這種情況，中共中央于1935年9月2日至9日在班佑寺內連續召開政治局會議（巴西會議），經充分討論仍堅持北上的正確路線，譴責張國燾右傾逃跑主義行為，要求張國燾率領的左路軍迅速向中央靠攏北上。
鑒于張國燾等人的頑固立場和當時敵情形勢，黨中央決定率直屬縱隊先行北上。巴西會議是決定黨和紅軍前途命運的一次關鍵會議，在黨史上有著重要的歷史地位。
班佑寺在巴西鎮及下巴西村南偏西，上巴西村西北，始建于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占地約三四畝，依小山而建，現僅存大雄寶殿殘垣斷壁，仍可見當年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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