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七章科學技術現代化的理論和實踐
在毛澤東的理論著作中,有關科學技術現代化及其戰略和政策方面的論述,是不可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值得我們重新學習和重新認識,并加以繼承和發揚。新中國科學技術事業的發展及其巨大成就,同中國共產黨關于科學技術的發展戰略和政策措施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其中毛澤東的科學技術現代化理論及其政策論述為此起到開創性、奠基性的重要作用。毛澤東的科學技術現代化理論和方針政策,是在我們黨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新的歷史時期,我們重溫和研究毛澤東關于科學技術現代化的理論和政策,對于進一步完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對于建設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是具有十分重要而深遠的意義的。
第一節 科學技術現代化理論的哲學基礎
早在1937年7月,毛澤東就指出:“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人類的生產活動是最基本的實踐活動,是決定其他一切活動的東西。人的認識,主要地依賴于物質的生產活動,逐漸地了解自然的現象、自然的性質、自然的規律性、人和自然的關系;而且經過生產活動,也在各種不同程度上逐漸地認識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關系。一切這些知識,離開生產活動是不能得到的。”這就告訴我們,制定正確的科學技術現代化政策,必須以正確的世界觀,尤其科學技術觀為理論根據和指導思想。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應用于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的過程,對自然科學和技術的性質特點、社會功能和發展規律,做過許多理論分析和概括,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技術觀,并以此作為科學技術政策與發展戰略的哲學基礎。毛澤東的科學技術現代化政策和發展戰略理論主要建立在唯物辯證法的哲學基礎上,即科學技術雙重性質和科學技術雙重功能辯證統一的哲學基礎上。
關于科學技術的本質屬性,馬克思通過對生產勞動過程中人與自然之間進行物質交換過程的深刻分析,認為科學技術本質上反映了人對自然的能動關系,都屬于生產力范疇。不過,自然科學是這種能動關系的知識形態,反映了人對自然的理論關系,屬于潛在生產力;而技術則是這種能動關系的現實形態,體現了人對自然的實踐關系,屬于直接生產力。從這個角度看,科學技術具有自然屬性。但是,科學技術又是在一定社會條件下產生和發展的一種社會現象,是人們適應社會需要經過社會勞動的一種社會產物,因此又具有社會屬性。但具有社會屬性的東西本身未必都有階級性。毛澤東明確地指出:“自然科學分兩個方面,就自然科學本身來說,是沒有階級性的,但是誰人去研究和利用自然科學,是有階級性的。”自然科學作為知識體系,雖然是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但不同于具有階級性的一般社會意識形態,不屬于上層建筑,而屬于知識形態的一般社會生產力,因而沒有階級性。科學技術的研究與應用這種社會活動也可以分為兩個方面:科學技術的研究開發本身,包括自然科學對自然界的研究和在生產勞動中的應用,各種實驗技術、生產技術和管理技術的開發與應用,都是沒有階級性的;只有在科學技術的研究和利用,為某個階級所控制,以其思想來支配,并用來為該階級服務這個層面上,才表現出階級性來。因此,隨意給科學技術活動及其成果貼上階級標簽,并據以制定科技政策,對科技本身的學術活動與學派爭論進行政治干預,必然妨礙科學技術的發展。同樣,以科學技術本身無階級性,來否定黨對科技工作的政治領導,否定馬克思主義對科學研究的思想指導,也不利于科學技術事業的健康發展。
此外,毛澤東還分析了科學技術這一復雜社會現象的其他一些性質特征。他認為,科學技術的基本原理具有世界普遍性或國際性。“水是怎么構成的,人是猿變的,世界各國都是相同的。”他認為,技術在形式上還具有某種民族的或地域的特殊性,而且有些獨具民族性的技術可以國際化,可以技術出口。他說:“中國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京烤鴨是有特殊性的,別國比不上,可以國際化。穿衣吃飯也是各國不同。印度人穿的衣服就和中國人不同,它是適合印度的環境的。中國人吃飯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一定說用刀叉的高明、科學,用筷子的落后,就說不通。”制定科學技術政策,不獨要依據科學技術的本質特征,而且還要考慮科學技術多方面的性質特點。
毛澤東關于科學技術性質的科學分析,是其科學技術現代化理論和政策的一個重要哲學基礎。如果說,毛澤東關于發展科學技術的“百家爭鳴”和“洋為中用”的方針,主要基于科學技術本身的無階級性和世界普遍性,那么,關于用馬克思主義指導科學研究的方針和科技隊伍的政策,則主要基于科學技術的社會屬性方面。毛澤東把科學實驗作為一項革命運動并提到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戰略高度,也是基于他對科學實驗和生產斗爭等實踐形式不同性質的科學區分。
毛澤東科學技術現代化理論和政策的另一個哲學基礎,是他對科學技術的社會功能和價值作用的深刻理解。關于自然科學的功能作用,毛澤東提出“自然科學是人們爭取自由的一種武裝”的理論,指出:“人們為著要從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學來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從自然界里得到自由。”而“自由是必然的認識和世界的改造。”他認為“必然王國之變為自由王國,是必須經過認識和改造兩個過程的”。這里,他通過對馬克思主義關于自由和必然的辯證規律的充分發揮,深刻地揭示了自然科學具有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的雙重功能。但是他特別強調馬克思關于“改造世界”的觀點,賦與“自由”這一哲學范疇以新內容,因而從馬克思主義哲學既是認識世界的哲學、更是改造世界的哲學觀點看,更加突出自然科學改造自然的功能。一般認為,科學的主要功能是認識自然,而技術的主要功能是改造自然。的確,就科學和技術的直接目的而言,二者的主要功能有所區別。但就它們的最終目的來說,二者都履行著改造自然的相同功能。如果就人們把握必然、獲取自由的過程看,科學和技術之間、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之間又是交叉滲透的。毛澤東曾舉例說道,“你要知道原子的組織同性質,你就得實行物理學和化學的實驗,變革原子的情況。”自然科學就是通過科學實驗的技術手段從變革自然中認識自然,發現自然規律;當自然科學所揭示的規律進而轉化為技術并應用于生產實踐中,便達到改造自然的目的。這就是“從改造世界中去認識世界,又從認識世界中去改造世界”的辯證過程。這就是說,科學和技術都具有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的雙重功能,只是二者的主要功能各有側重而已。這是毛澤東從哲學角度對科學技術的雙重基本功能所做的精辟分析。
當然,科學技術還有更廣泛的多種社會功能。毛澤東曾在許多論述中談到科學技術對生產、經濟、文化、軍事、教育、思想和哲學等多方面的影響和作用。例如,在延安時期他就說過“自然科學是很好的東西,它能解決衣、食、住、行等生活問題,所以每一個人都要贊成它,每一個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學。”解放后,他一再號召全黨干部要學習自然科學、學習技術科學,主張在全國人民中普及科學技術知識,在全國蔚成尊重科學、重視科學、學習科學、運用科學、發展科學的社會風氣。制定科學技術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充分發揮科學技術廣泛的社會功能與價值作用,讓科學技術造福于人民。可以說這樣,重視和發揮科學技術的社會功能,是毛澤東科學技術政策理論的出發點和歸宿。
必須指出,在科學技術的多種功能中,最突出、最主要、最現實的功能是生產力功能。而制定科學技術政策的最根本目的,就在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在于使科學技術的生產力功能充分發揮出來。毛澤東曾指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科學技術政策理論的最根本的哲學基礎就在于此。
我國在通過社會革命,改變生產關系,為生產力發展創造了先決條件之后,就要通過科學技術政策手段,進一步調整科學技術工作方面的技術性生產關系,進一步解放生產力,發揮科學技術的生產力功能,依靠科學技術來發展生產力,從根本上改變我國經濟技術的落后的狀況,為新的社會制度奠立強大的經濟技術基礎,使我國從落后的農業社會變為先進的社會主義工業社會。
早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就指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從侵略者、地主、買辦手下解放農民,建立近代工業社會。”從經濟基礎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工廠(社會生產、公營的與私營的)與合作社(變工隊在內),不是分散的個體經濟。”從技術基礎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機器,不是手工。我們現在還沒有獲得機器,所以我們還沒有勝利。如果我們永遠不能獲得機器,我們就永遠不能勝利,我們就要滅亡。……由農業基礎到工業基礎,正是我們革命的任務。”
在社會主義時期,他進一步指出,“科學技術這一仗,一定要打好,而且必須打好。過去我們打的是上層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府、人民軍隊。建立這些上層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產。搞上層建筑、生產關系的目的,就是為了解放生產力。現在生產關系改變了,就要提高生產力。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他在這里明確強調了科學技術的生產力功能。他還從我國近代史上多次遭受帝國主義侵略的沉痛事實,總結出“落后必然挨打”的歷史教訓,論證了發展科學技術,提高生產力的必要性和緊迫性。近代以來我國之所以多次挨打,他認為,“其原因,一是社會制度腐敗,二是經濟技術落后”。因此,在社會制度改變之后,“如果不在今后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后于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態,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毛澤東和我們黨關于發展科學技術經濟的方針政策,正是站在這樣的哲學高度上提出來的。
第二節 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理論的形成
科學技術發展戰略是制定科學技術方針政策的理論指南和行動總綱,而科學技術方針政策則是實現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的措施和保證。科學技術發展戰略是關于科學技術領域全局性、長遠性發展的指導原則與謀劃,也可以說是科學技術發展的總方針和總政策。毛澤東關于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的理論,是他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逐步形成的。
新中國成立后不久,毛澤東就多次號召要“在技術上興起一個革命”。1956年,當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即將完成、黨的工作重點逐步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時候,毛澤東號召全黨努力學習科學知識,團結起來向“自然開戰”、“向現代科學進軍”,為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而奮斗。在1956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大的預備會議上,他提出:“我們對新的科學技術還不懂,還要作很大的努力。現在的中央委員會是一個政治中央,還不是科學中央,將來,中央委員會就是一個科學委員會了。” 1963年,毛澤東進一步從認識論的角度,把科學實驗列為人類社會三大革命實踐之一, 指明科學實驗主要是指自然科學,從根本上確立了科學技術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1954年6月,毛澤東在修改中央農村工作部的報告時寫道:“這種有計劃地大量增產的要求和小農經濟分散私有的性質以及農業技術的落后性質之間的矛盾是越來越明顯了,困難越來越多了。這是兩個帶根本性質的矛盾。解決這些矛盾的第一個方針,就是實行社會革命,即農業合作化,就必須把勞動農民個人所有制逐步過渡到集體所有制,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第二個方針,就是實行技術革命,即在農業中逐步使用機器和實行其他技術改革。”在1955年7月《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他又提出:“我們現在不但正在進行關于社會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進行技術方面的由手工業生產到大規模現代化機器生產的革命,而這兩種革命是結合在一起的。”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1956年他提出要走適合國情的中國工業化道路,并提出要進行技術革命,要革技術落后的命,要努力學習科學知識,迅速趕上世界科學技術先進水平。1958年,他再次提出“要來一個技術革命,把黨的工作的著重點放在技術革命上去,強調一定要鼓一把勁,一定要學習并完成這個歷史賦予我們的偉大的技術革命。”
根據技術革命進展情況,他又及時指出:“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現在已經成為一個偉大的運動,急需總結經驗,加強領導,及時解決運動中的問題,使運動引導到正確的、科學的、全民的軌道上去。”1960年,他總結和批示了“鞍鋼憲法”,提出有領導地、一環接一環、一浪接一浪地實行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城鄉經濟技術革命運動。同時,他還提出“在企業不斷進行上層建筑、生產關系和生產技術的三大革命”。1963年,他第一次把科學實驗作為一項革命運動,指出: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從認識論的角度,把科學實驗列為人類社會三大革命實踐之一, 指明科學實驗主要是指自然科學,從根本上確立了科學技術在社會生產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從毛澤東的這一系列論述中,可以看出,他把科學技術作為一種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偉大革命力量,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科學是一種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的理論。這些論述構畫出以技術革命或經濟技術革命運動和科學實驗革命運動為主線的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的基本理論。
關于“技術革命”,毛澤東后來提出應當和技術革新加以區別,并對此作了明確的界定:一般小的技術改革,可以叫作技術革新;而在技術上帶根本性的、有廣泛影響的大的變化,叫作技術革命。他還舉例說:蒸汽機的出現是一次技術革命,電力的出現是一次技術革命,當今世界的原子能(現在叫核能)的出現也是一次技術革命。至于“經濟技術革命”,從他的上述解說和馬克思的有關論述看,既包含群眾性的技術革新活動,又包括對技術手段和生產方式進行根本性變革的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眾所周知,發端于歐洲的近代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是自發完成而事后追認的。而毛澤東提出在中國有領導有計劃地自覺地開展技術革命或經濟技術革命,的確是一個有創見的發展戰略理論。
關于科學實驗,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它是從生產實踐分化出來的獨立的實踐活動,是導致現代自然科學達到科學的、系統的和全面發展的實踐前提。毛澤東在《實踐論》中第一次把科學實驗作為同生產斗爭、階級斗爭一樣重要的社會實踐形式。1963年,他在《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一文中,從哲學角度重申了這三項實踐,并在同一年從戰略高度把科學實驗作為一項革命運動,提出了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的戰略理論(細微的差別是階級斗爭的次序放在首位)。應當說,把科學實驗作為一種相對獨立的實踐形式和革命運動,提到同階級斗爭和生產斗爭同等重要的戰略高度上來,是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一個貢獻。毛澤東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和戰略家,他的發展戰略理論總是以他的哲學理論為理論根據的。在他看來,在經濟技術、科學文化十分落后的中國,不開展一場偉大的技術革命、經濟技術革命和科學實驗革命,落后面貌不可能根本改變。他特別強調技術革命,就在于它對改變中國落后的生產力具有最直接的作用。
毛澤東關于以科學實驗和經濟技術的革命運動為主線的科技發展戰略理論,不是孤立的,而是他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總體發展戰略理論的一個組成部分。在這個戰略總格局中,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分別成為社會政治、生產經濟和科學技術三個領域的子戰略。三個領域的戰略又是相互聯系、相互結合,是發揮綜合促進作用的。科學實驗和生產斗爭的革命,通過技術革命而聯接起來,而技術方面的革命又同階級斗爭即社會制度方面的所有制革命結合起來,從而達到三項革命運動三位一體、環環相扣,以利實現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戰略目標。而且,全社會的三大革命運動又同企業的上層建筑、生產關系和生產技術三大革命相銜接,把宏觀戰略和微觀戰略貫通起來。可以說,這是我國在50年代至60年代的社會背景下,關于政治、經濟、科學技術全面變革與發展的戰略藍圖。這個總體戰略構想的內容,從一般理論意義和社會意義看,同當今學術界、科技界廣泛談論的相互關聯的科學革命、技術革命、產業革命和社會革命,有驚人的相似之處,而更顯得深刻。
以科學實驗和技術革命為主線的科學技術發展戰略,是毛澤東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及其科學技術發展道路的一種努力。為了實現這個戰略設想,采取了兩個方面的對策措施:一是制定全國長期科學技術發展規劃并加以實施;二是開展群眾性的科學實驗和技術革新。1956年,黨中央發出“向科學進軍”的號召,周恩來和聶榮臻直接領導和主持制定了我國第一個長期科技發展規劃,即《1956年至1967年全國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這個“十二年科技發展規劃”,一方面根據我國工業化建設的現實需要,提出57項重大科學技術課題;另一方面根據戰后世界新技術發展趨勢,在計算機、半導體、自動化、無線電、核技術和噴氣技術等新技術領域采取六大緊急措施。這個規劃經過實施并提前完成,使我國一系列新技術從無到有地發展起來,帶動了一系列新興工業部門的誕生和發展,改變著我國科學技術落后的狀況,不斷縮小我國同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特別是在這個基礎上“兩彈一星”的成功,不僅是核技術和航天技術兩大領域的重大突破,而且標志著我國在實施技術革命戰略上邁出非常重要而可喜的一步。
同時,毛澤東倡導的群眾性科學實驗和技術革新,在企業和農村也開展起來。這項群眾性科學技術活動,在“大躍進”期間雖然受到大轟大嗡等“左”的形式主義的影響,但對于在工農群眾中普及科學技術知識,提高技術水平,促進工農業生產技術進步,起到不可忽視的作用,還從中涌現出一批象倪志福、李瑞環、袁隆平、周開達等等那樣的工農技術革新家和發明家。今天,這項群眾性科學實驗和技術革新活動,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現實生活中仍然蓬勃發展,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在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的探索中,毛澤東對與此相關的技術發展道路也必然很關注。他高瞻遠矚地指出:“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強國。”這段加在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政府工作報告中的文字,表示了毛澤東對周恩來在報告中提出的四個現代化的戰略目標給予了肯定,尤其對四個現代化關鍵的技術發展道路給予了高度的重視。為了開辟一條中國自己的工業化道路和技術發展道路,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和后來的論著、批示和信件等文獻中,提出了同經濟技術密切相關的產業結構、產業布局和技術選擇等方面的一些戰略方針和具體政策理論。例如:
在產業結構方面,他從中國工業化道路的戰略高度,提出要調整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投資比例,采取多發展農業和輕工業、滿足人民生活需要、多積累資金,促進重工業更多更快發展的新路子,改變過去照抄蘇聯模式、片面注重重工業而忽視農業和輕工業而失調的狀況;要處理好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民用工業和國防工業的關系,提出了降低軍政費用比重、多搞經濟建設、再支持國防建設更大進步的戰略方針;他還敏銳地覺察到合作化后剛剛萌發的農村產業結構變化情況,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農村副業的發展、特別是社隊企業的初興非常關注,認為社會主義新中國光輝燦爛的希望就在這里。
在產業布局方面,他認為要處理好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在改變歷史形成的國家工業布局不合理的狀況、大力發展內地工業的時候,不能低估沿海工業的老底子,提出要更多地利用和發展沿海工業來帶動和支持內地工業發展的戰略思路;同時在工業宏觀布局中要堅持全國一盤棋,既要處理好中央直屬工業和地方所屬工業的發展關系,又要處理好國家的工業體系和技術體系,只能在全國范圍內而不是在各個地方各自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技術體系。
在技術選擇方面,對于是采用先進技術,還是傳統技術,發展天然石油還是走人造石油的技術道路,發展西醫還是中醫抑或是走中西醫結合的道路,是否發展人造衛星、原子彈、氫彈,如何發展現代通訊技術、交通技術和農業機械化、電氣化、化肥化,以及手工業半機械化、機械化技術和工藝美術品、民族工藝技術等一系列具體技術政策上,毛澤東都很注意,并依據我國實際和專家建議,做出了具有現實性或帶有超前性的決策。其中,農業技術政策是毛澤東最為關注、也研究得最為細致的一個領域,農業“八字憲法”便是他提得最具體詳細的一項技術政策典型。
第三節 發展科學技術的基本方針政策
為了保證科學技術事業的社會主義方向,必須堅持黨對科學技術工作的領導。黨的領導,主要是政治領導,是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領導。毛澤東指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共產黨能管科學,我們能者是政治上能”。黨對科學技術工作的政治領導,主要通過兩個基本途徑來實現的:一方面通過黨的思想政治工作,另一方面通過黨的各項方針政策,來強有力地保證科學技術工作按照自身的規律不斷發展,不斷出成果、出人才,為社會主義建設持續多做貢獻。毛澤東在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力求準確把握科學技術的發展規律,來確定有關發展科學技術的各項具體方針政策。下面從政策理論角度來考察其中最基本的方針。
一、關于用馬克思主義指導科學研究的方針
這是毛澤東基于自然科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社會科學之間的辯證關系而提出來的。他通過對這一辯證關系的考察和概括,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自然科學的理論。1940年2月,在陜甘寧邊區自然科學研究會成立大會上,他指出:“自然科學是人們爭取自由的一種武裝。人們為著要在社會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會科學來了解社會,改造社會,進行社會革命。人們為著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學來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從自然里得到自由。自然科學是要在社會科學的指揮下去改造自然界,但是自然科學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卻被阻礙了它的發展,所以要改造這種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他接著還指出:“馬克思主義包含有自然科學,大家要來研究自然科學,否則世界上就有許多不懂的東西,那就不算一個最好的革命者。”1942年5月,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他進一步講道:“馬克思主義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藝創作中的現實主義,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學中的原子論、電子論一樣。”正是根據這一理論,毛澤東一再號召搞自然科學的,要學會運用唯物辯證法,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來指導科學研究。這一方針的目的在于提倡科學家自覺地運用唯物辯證法去觀察和分析自然現象,發現自然規律,避免錯誤的哲學世界觀的誤導和支配,在科學研究中少走彎路。但這種哲學指導作用并不能代替具體的科學研究,不能用抽象的哲學思辨和哲學語言的簡單化、庸俗化作法去取代在科學實驗基礎上的科學分析,更不能以現成的哲學結論為標準去裁決科學上的是非。
毛澤東非常關注科學技術前沿領域的最新進展,一方面是為了進行哲學概括去豐富馬克思主義,另一方面也是引導人們通過對科學技術問題的哲學分析,去指導科研工作更快地取得成果。例如,他對坂田昌一關于基本粒子模型研究的重視,對哈爾濱工業大學關于積木式機床矛盾分析的關注,都是如此。我國許多重大科學技術成果的取得,都是同科學技術工作者自覺地運用唯物辯證法分不開的。其中,我國科學家關于基本粒子結構的層子模型,就是用毛澤東哲學理論指導科學研究工作的一個例子。對科學研究的哲學指導作用,能否見成效,關鍵在于科學家和科研人員對唯物辯證法是否融會貫通,自覺不自覺,運用靈不靈活,方法得不得當。唯物辯證法提供的只是開啟智慧之門的鑰匙,而打開科學真理大門的鑰匙則是艱苦的科學實踐。
這就是毛澤東關于馬克思主義能夠指導而不能代替自然科學研究的理論的真諦。從這個意義上講,這個方針并不是具有強制約束力的政策規定,而只是一個彈性約束力的指導性方針。
二、關于“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
發展中國科學技術,要把立足點主要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爭取外援為輔。這一方針亦是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是對科學技術的自主研制與外援引進辯證關系的正確認識。惟有這樣,我國在國防和經濟建設上才能完全主動,而不至于受制于人。1956年5月,導彈研究院即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醞釀成立時,聶榮臻在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提出,中國的導彈研究應采取“自力更生為主,力爭外援和利用資本主義國家已有的科學成果”的方針,當即得到毛澤東的肯定,予以批準。1958年6月,毛澤東在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報送的關于第二個五年計劃要點的報告上批示道:“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干工業、干農業、干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根據毛澤東、中共中央的指示,我國在開創原子能事業的初期,對于蘇聯的援助,既不放松對其先進的科學技術進行最有效的學習,又不無限期地依賴蘇聯專家,而是非常注重自力更生,充分發揮我國科技人員的積極主動性和創造精神,培養自己的設備設計和制造能力,自己動手制造有關的精密設備、元器件。由于把立足點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當1959年6月蘇聯政府單方面撕毀關于援助中國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協定、1960年8月撤走全部專家時,我國才得以不受制于人,完全主動地依靠自己的力量繼續發展原子能事業。
三、關于集中力量協同攻關與重點突破趕超先進的方針
集中力量協同攻關,首先在關系到工業和國防現代化的某些尖端科技領域取得突破,以帶動科技事業的全面振興,實現中國科學技術的跨躍式發展。根據新中國成立不久、國力有限的客觀實際,中共中央在謀劃我國科技發展時,提出要瞄準新興科學、新興技術,重點發展,不失時機地迎頭趕上,避免力量分散,影響速度。1955年1月,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做出發展中國原子能事業、研制核武器的重大決策。1956年3月,中共中央又做出發展中國導彈事業的重大決策。1956年2月,國務院成立了科學規劃委員會,經過787名科學家半年多的努力,在年底編成《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修正草案)》。《規劃》本著“重點發展,迎頭趕上”的方針,提出有全局性意義的12項重點任務,在人力、財力、物力上優先予以保證。對某些特別重要而在我國卻很薄弱、甚至還是空白的學科,采取了緊急措施,如發展計算機技術、半導體技術、無線電電子學、自動化和遠距離操縱技術四項緊急措施,加上當時沒有公開的發展原子彈和導彈研究的兩項絕密任務,共六項緊急措施,構成我國發展尖端科技的關鍵性措施。在毛澤東、黨中央的領導下,中國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起,集中全國的科技力量協同攻關,經過10多年的奮斗,對原子能、航天器等尖端科技的研制相繼取得突破。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1967年6月17日成功地爆炸了中國第一顆氫彈,1970年4月24日成功地發射了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在這些重大的高科技領域,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取得了令西方發達國家嘆為觀止的重大成就。“兩彈一星”的研制成功,不僅大大提高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也促進了新中國整體科技事業的發展,對核電、航空、航天、電子等眾多的工業部門產生了關聯、帶動作用,促進了我國在這些領域科學技術的跨躍式發展。這一事實雄辯地證明,只要發展戰略得當、措施得力,科技落后的發展中國家有可能一個局部一個局部地、分步驟地實現“趕超”發達國家的目標,逐漸積累起來,使自己由落后國家變為先進國家。
四、關于解放思想與“百家爭鳴”發展科學技術的方針
解放思想與“百家爭鳴”方針是毛澤東總結科學技術發展的歷史經驗教訓和現實狀況的過程中提出來的。1959年6月11日,毛澤東指出:“如果對自然界沒有認識,或者認識不清楚,就會碰釘子,自然界就會處罰我們,會抵抗。”自然科學是認識自然界的,歷史地看有不同的學派、不同理論的矛盾運動,是自然科學發展的一條內在規律。由于認識自然界的復雜性,自然科學不同觀點、不同學派之間的學術爭論是經常發生的,是很正常的,科學上的是非真偽并不是可以輕易做出判斷的。毛澤東指出,“為了判斷正確的東西和錯誤的東西,常常需要有考驗的時間。歷史上新的正確的東西,在開始的時候常常得不到多數人的承認,只能在斗爭中曲折地發展。正確的東西,好的東西,人們一開始常常不承認它們是香花,反而把它們看作毒草。哥白尼關于太陽系的學說,達爾文的進化論,都曾經被看作是錯誤的東西,都曾經經歷艱苦的斗爭。我國歷史上也有許多這樣的事例。”
這樣的事例在40年代的蘇聯和50年代的新中國又重新出現。蘇聯曾在遺傳學上強制推行米丘林學派,壓制和批判摩爾根學派,還給一些科學理論扣上“資產階級”帽子大加批判。我國也曾跟著蘇聯去批摩爾根學派,甚至給它貼上“反動”的標簽。我國還一度把中醫當成“封建醫學”,提出要加以取締,把西醫看作“資本主義醫學”,提出要進行改造。這種做法嚴重妨礙了科學的發展。鑒于這種情況,毛澤東于1956年提出解放思想,“百家爭鳴”的方針,把它作為促進科學技術發展的方針,作為發展科學技術的必由之路。他提倡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反對用行政力量強制推動一種學派而壓制另一種學派。科學中的是非問題,應當通過科學界的自由討論和不同科學實驗去解決,通過科學的實踐檢驗去解決。他還親自關心遺傳學的百家爭鳴問題,對行政干預學派爭論的錯誤進行批評,鼓勵受壓制的遺傳學家堅持真理,從而推動了百家爭鳴方針的貫徹執行。
五、關于“向外國學習”與“洋為中用”的方針
科學技術作為人類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技能,是沒有國界的,科學技術的一般原理在世界各國是相同的。毛澤東認為,“基本理論,這是中外一致的,不應該分中西。”因此,科學技術能夠在世界各國各地進行傳播與轉移。歷史表明,經濟技術落后的國家在獨立自主發展科學技術的同時,學習和引進已經成熟的國外的先進科學技術成果,加以消化吸收,往往是發展科學技術、振興國民經濟的一條捷徑,花費的代價較少,而且是可以逐步縮短同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的。
毛澤東指出:“自然科學方面,我們比較落后,特別要努力向外國學習。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學,不可盲目地學。在技術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辦,因為那些我們現在還沒有,還不懂,學了比較有利。但是已經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辦了。”他認為對外國的科學文化,一概排斥,或全盤吸收,都是錯誤的。同時也不能把洋為中用和自力更生兩個方針對立起來,學習外國科技成果,可以增強自力更生的實力;而自主研究開發的能力越強,吸收外國先進成果的能力也越強。他主張學習外國先進的科學原理,用來研究中國的東西,發展中國的科學技術,做到洋為中用。
他還依據馬克思關于“人體解剖對于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資產階級經濟為古代經濟等提供了鑰匙”的觀點和方法,并以學習西醫用以研究中醫為例,闡明“洋為中用”的含義和作用:“如果先學了西醫、先學了解剖學、藥物學等等,再來研究中醫、中藥,是可以快一點把中國的東西搞好的。馬克思講過,首先研究近代社會,就容易理解古代社會。這是倒行的,卻要快些。”
六、關于造就“又紅又專”科學技術宏大隊伍的方針
發展社會主義的科學技術事業,沒有龐大的科學技術人才隊伍是不行的。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毛澤東一貫重視知識分子問題,重視科學技術專家。1956年,他在《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產力》一文中講到:“我國人民應該有一個遠大的規劃,要在幾十年內,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后狀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為了實現這個偉大的目標,決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數量足夠的、優秀的科學技術專家。”后來,他進一步從發展社會生產力、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戰略高度上提出了建立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隊伍的重要任務。他指出:“為了建成社會主義,工人階級必須有自己的技術干部的隊伍,必須有自己的教授、教員、科學家、新聞記者、文學家、藝術家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隊伍。這是一個龐大的隊伍,人少了是不成的。……這是歷史向我們提出的偉大任務。在這個工人階級知識分子宏大新部隊沒有造成以前,工人階級的革命事業是不會充分鞏固的。”
從毛澤東的許多論述中可以看出,他把造就工人階級的技術隊伍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上。這是因為隨著經濟建設的發展,工農業生產部門和其他經濟部門及技術部門不斷擴大,迫切需要大批技術人才,也是他提出的開展技術革命的戰略理論的必然要求。但是他又是把技術隊伍放在整個工人階級知識分子隊伍的總體戰略方針中,作為其中的組成部分來看待的。為此,他提出了旨在造就工人階級知識分子隊伍的一系列方針和政策。根據新中國成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開始不久的社會背景,基于當時知識分子的現狀和他對知識分子的估計,毛澤東提出對知識分子團結、教育、改造的基本方針。這個方針把知識分子作為團結對象,通過說服教育的方法,使他們的思想得到改造。其目的在于充分調動知識分子的積極主動性和創造精神,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毛澤東關于造就工人階級科學技術隊伍的方針政策同知識分子政策是相一致的。就其主要內容而言:一是強調把政治與技術統一起來,走又紅又專的道路;二是提倡結合科學實踐學習馬克思主義,用馬克思主義指導科學研究;三是鼓勵與工農群眾相結合、與生產實踐相結合,用科學技術成果為工農服務、為生產服務。
今天來看,在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資產階級及其意識形態仍占據著統治地位,包括小生產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的習慣勢力及其自私自利思想意識還廣泛地影響著人們,無論共產黨人,還是一般干部,無論職務高低,還是都需要不斷地改造世界觀,提高思想覺悟,因此,團結、教育、改造知識分子的方針政策并沒有過時,不進則退,退無出路。毛澤東提出的造就工人階級科學技術隊伍的歷史任務和關于團結、教育、改造知識分子的方針政策,至今仍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第四節 科學技術現代化理論和政策的貢獻
前面我們力求完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的觀點,從散見于毛澤東著作中有關科學技術現代化的論述,對毛澤東科學技術現代化理論和政策作出較為完整準確的概括整理。在開展這項學習和研究中,我們發現存在著一定的反差:一是毛澤東關于科學技術的論述同毛澤東的大量著作相比,同他在政治、軍事、經濟、歷史、哲學、文藝和教育等方面的著述相比,相對少而分散,似乎不成比例;二是毛澤東在科學技術方面的論述同全黨有關科學技術政策的文獻相比,同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科學技術工作方面的具體著述相比,同樣顯得少而零散,似乎不成比例;三是毛澤東在科學技術方面雖然論述較少,但份量很重、觀點鮮明、見解深刻、言簡意賅,論述雖然分散在許多著作、批示和信件中,但涉及面卻很廣,有關科學技術與哲學、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教育、政策和戰略等許多方面的相互關系的問題幾乎都談到了。正因為,毛澤東是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統帥和導師,責任使然,論述的大多都是哲學性、根本性、規律性的重大問題和重大方針政策,涉及面很廣,統領各方面。在系統深入地學習、整理和研究毛澤東科學技術現代化理論、政策及其實踐的過程中,使我們深深領會到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與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一生在理論和實踐上的重點之所在,也領會到他對科學技術工作的方針、政策和戰略問題的理論,確實洋溢著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智慧,散發著戰略家的眼光,從中看到這位歷史偉人在一定歷史時代的條件下所能做出的偉大貢獻。毛澤東科學技術現代化理論、政策及其實踐的主要貢獻及特點,概括起來說,主要如下:
第一,他是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的基礎上,從科學技術的本質觀、價值觀和發展觀上,尤其是從科學技術政策是否有利于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這個根本性的哲學基礎上,來研究提出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理論和政策,為我們指明了學習和研究科學技術政策的出發點和歸宿,因此非常有力地推進了新中國科學技術事業的快速發展。
第二,他是從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總體戰略高度上,把科學技術作為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偉大革命力量,提出以科學實驗和技術革命為主線的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理論,并倡導群眾性的科學實驗和技術革新活動,力求探索出一條新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科學技術發展道路。
第三,他提出了“馬克思主義指導”、“自力更生”、“百家爭鳴”、“洋為中用”、“又紅又專”、“集中力量、協同攻關、重點趕超”等一系列發展科學技術的基本方針和造就宏大的科學技術干部隊伍的重要原則,既體現了黨對科學技術工作的正確領導,又符合科學技術工作的特殊規律,并以人們喜聞樂見的民族語言形式來表達其政策內涵,從而使之言簡意賅,家喻戶曉,深得民心,迅速普及。
總之,毛澤東科學技術發展戰略和政策理論的歷史功績集中到一點,就是他為我們黨和國家科學技術政策與戰略的形成,起到開創性、奠基性的作用,為我們建立完整的科學技術政策體系和科學技術發展戰略,提供了正確的觀點、思路和方法。他對一些重大科學技術問題的正確決策,他對我國科技事業快速發展的巨大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如前所述,毛澤東科學技術現代化理論、戰略決策,主要是在50年代中后期形成的。一開始他主張把社會制度方面的所有制革命同技術方面的生產力革命結合起來,由于調動和激發了人民當家作主的主人公精神,以及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主動性和創造精神,在他的推動下原定15年實現的三大改造卻只用3年時間就提前完成了,這必然使他認為可以加快技術革命的步伐,迅速趕上世界科學技術先進水平。尤其是1957年在政治思想上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勝利,于1958年他提出把黨的工作的著重點放在技術革命上,并領導制定《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并運用趕超戰略、“大躍進”的方法,以“一環接一環、一浪接一浪”的群眾運動方式高速度地完成技術革命。這力圖以社會主義優越性和趕超發展戰略,使處在手工生產方式為主的落后中國,在較短時期內完成西方發達國家經歷二百多年的兩次產業革命和技術革命。實踐證明,新中國的成立,全國各族人民獲得解放,走上社會主義道路,調動和激發了高昂的社會主義主人公積極主動性和創造精神,在毛澤東兩個“四個現代化”理論和黨的一系列正確方針政策的指引下,只用了二十幾年的時間,就建立起我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跨越了西方兩百多年的發展路程,使我國科學技術發展水平邁向世界先進行列。毛澤東生前提出的徹底改變我國科學技術落后狀況、迅速趕上和超過世界科學技術先進水平、為人類做出更偉大貢獻的歷史任務,無疑還需要做艱苦細致的努力,但光輝燦爛的前景已經展現在我們的面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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