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章 陜甘寧邊區時期的經濟理論與實踐

　　陜甘寧邊區的前身是陜甘邊蘇區，后擴大為西北革命根據地。陜甘邊革命根據地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由中共陜西省委和陜甘邊特委領導，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吳岱峰等同志為代表的共產黨人于1934年1月在華池縣南梁創立的山區革命根據地。它以甘肅省慶陽市華池縣南梁鄉(現南梁鎮)為中心，帶領紅二十六軍和陜甘邊人民，歷經艱難曲折而逐步建立和發展的重要根據地，大致經歷了建立陜甘邊革命武裝、成立陜甘邊區革命委員會和創建、鞏固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等幾個歷史階段。1935年2月，陜甘邊革命根據地與陜北革命根據地統一成為陜甘革命根據地，在黨的歷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為中國革命作出了歷史性貢獻。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領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設立陜甘寧省。為適應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需要，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后改為陜甘寧特區政府。陜甘寧邊區是中共中央和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落腳點，同時又是中共中央和中國人民軍隊打開全國抗日戰爭局面、走向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勝利的出發點。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軍民的生活遭遇空前的困難。為了克服困難，保證抗日力量的壯大，毛澤東提出陜甘寧邊區的各項工作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毛澤東陜甘寧邊區經濟建設的理論與實踐，使邊區軍民度過了難關，壯大了中國共產黨的力量，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最終勝利奠定了基礎。毛澤東陜甘寧邊區時期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主要包括強調革命就是解放生產力、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根本理論、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財政經濟工作總方針等一系列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理論，在中國革命史以及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理論發展史上均具有重要的意義。

　　第一節 不失時機地開展陜甘寧邊區經濟建設

　　陜甘寧邊區在中國革命史上具有特殊的歷史地位。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在陜甘寧邊區生活和戰斗了13個春秋，中國共產黨在陜甘寧時期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對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在西北這片貧瘠的黃土高原上，偏僻的山溝里，毛澤東帶領黨和人民群眾克服了重重艱難困苦，創造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走向勝利的歷史奇跡。全黨首次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卓有成效地開展了延安整風這一思想解放和思想建黨運動，肅清了部分人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或滿足于經驗主義的傾向，極大地解放了思想，解放了生產力，鞏固和發展了革命根據地。毛澤東不僅在政治上、組織上、軍事上、文化上開展了一系列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建設，而且在政治經濟學理論上和生產實踐上創新理念、創新政策、創新方法，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中央領導人、干部、軍隊和群眾一起開展勞動生產，使延安的經濟逐年大幅增長，為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勝利做出了巨大貢獻。

　　有人竟然睜著眼睛說瞎話，污蔑毛澤東只會“鬧革命”，“不會搞經濟”，“不會搞建設”，這與歷史事實根本不相符。不僅如此，由于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新建樹，不僅與原中央蘇區時的經濟理論一脈相承，繼續發展，而且促進了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設，延安當時成了舉世聞名，國內外進步人士一致稱頌和向往的革命“圣地”。

　　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時期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是我們黨和人民的一份寶貴的精神財富，應當繼續深入學習、研究、繼承和發揚。馬克思指出：“歷史是我們的一切。它反映人類改造自然，改造社會，不斷推進文明進步的歷程。今天的世界是過去世界的繼續和發展，如果割斷歷史，就不能全面地、正確地理解現實和展望未來。”當前改革開放的關鍵時期，認真學習和研究毛澤東陜甘寧革命時期的經濟理論和經濟建設的實踐經驗，有利于繼續建設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經過長征到達陜北與劉志丹領導的陜甘寧革命根據地的紅軍會合，決定留在陜北。10月下旬，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話稱：要在陜北來領導全國的革命。從此開始了一個長達13個年頭的震驚中外的陜甘寧邊區時期。1937年“七七事變”，野蠻侵略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中國人民奮起開始了全面的抗日戰爭。1940年至1942年，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毛澤東領導的黨中央利用抗日相持階段不失時機地推動了陜甘寧邊區的經濟建設，為以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中國共產黨在陜甘寧邊區領導的抗日戰爭，是在極其艱難困苦的情況下進行的。當時的實際困難情況是：一是惡劣的自然環境。在我國西北部以延安為中心的陜甘寧邊區，是黃土高原，丘陵起伏，干旱少雨，到處是焦干的黃土和滾滾的流沙，氣候惡劣，人口稀少，交通很不方便，經濟文化十分落后。工農業生產都不發達，農業還處于人刨牛耕的原始階段，農民不得溫飽。陜甘寧邊區沒有工業，僅有一點手工業作坊和制鹽業。二是當時中共中央機關有獨立的政權系統、軍隊系統和20多所學校，非生產人員達10多萬人，都面臨生存危機，發不出衣服和被子，糧食極其困難,辦公和生活用品等極缺。三是國民黨政府派了幾十萬大軍對邊區實行嚴密的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妄圖困死和餓死邊區軍民。四是日本帝國主義對我抗日根據地瘋狂轟炸和掃蕩，實行極其野蠻的“三光”政策。

　　但是，中國共產黨面對民族危亡、生存困苦的極端艱難境地毫不退縮，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根據當時邊區的實際，頑強地利用抗日相持階段不失時機地開展了生產自救，推動了陜甘寧邊區的經濟大發展。即依靠人民的力量，依靠當地土地資源，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開展了大生產運動。毛澤東明確提出了“發展生產，保障供給，集中領導，分散經營，軍民兼顧，公私兼顧，生產和節約并重”等邊區經濟工作的主要方針政策。

　　毛澤東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貫穿在經濟建設的全過程中，把改革體現在革命和建設之中。他明確指出：“民主政權的實質是改善人民的經濟生活與提高人民的政治覺悟，二者均為抗戰。改善生活條件，一是減輕農民對地主的負擔，即實行減租減息;二是減輕農民對政府的負擔，即實行精兵簡政與發展一部分公營經濟;三是認真幫助農民發展農業生產及副業生產，增加農民的糧食收入及副業收入。”

　　陜甘寧邊區政府把經濟工作和教育工作作為中心工作來抓。毛澤東充分考慮到既要動員全國人民參加抗日戰爭的民族革命，又要符合民主革命的長遠戰略，只有實行統一戰線性質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才能適合中國國情和時代要求。

　　歷史已經證實由于全黨和根據地實行了正確的經濟政策，相信和依靠人民群眾，充分地調動根據地軍民的積極性，在沒有任何外援的情況下，自己動手，增加生產，自力更生，豐衣足食，克服了經濟障礙，渡過了重重難關。“而其結果則居然達到了克服困難的目的，學得了經營事業的經驗。”全黨的共同努力，全體軍民的積極創造，經過毛澤東理論聯系實際，與時俱進地及時進行決策和總結，從而逐步形成了直至今日仍具有重要指導意義的毛澤東在陜甘寧時期的政治經濟學理論。

　　第二節 陜甘寧邊區經濟建設理論的體系

　　陜甘寧邊區時期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形成不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它是與毛澤東本人從小就立下改造世界、為民謀利，為人民群眾翻身得解放的雄心壯志，刻苦學習中外歷史典籍和馬克思主義分不開的。

　　在毛澤東早年所作的《講堂錄》中曾記載：“才不勝今人，不足以為才;學不勝古人，不足以為學。”在現實中，毛澤東也確實是才勝今人，學勝古人。從青年時代起，毛澤東就立志探尋宇宙的大本大源，想讀盡天下書。他曾在給同學蕭子升的信中寫道：“經之類十三種，史之類十六種，子之類二十二種，集之類二十六種，合七十有七種。據現在眼光觀之，以為中國應讀之書止乎此。茍有志于學問，此實為必讀而不可缺。然讀之非十年莫完，購之非二百金莫辦。”因此，先秦諸子百家學說，宋明理學，楚辭漢賦，唐詩宋詞，二十四史，以及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學說等，他都作過認真的研讀，故對“國學”造詣很深。與此同時，毛澤東也讀了不少西方近代的著作，如1912年下半年他到湖南省立圖書館刻苦自學時，就讀了達爾文的進化論、亞當·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論》、穆勒的《名學》、斯賓塞爾的《群學肄言》、孟德斯鳩的《法意》、盧梭的《民約論》等書，對西方近代進步思想有較好的把握。當時他已經打下了深厚的哲學和政治經濟學理論基礎，有了如何建設國家的想法，并在《大公報》上發表文章，闡述了先建設小地方，后建設大國家的觀點。他說“大國家是以小地方做基礎，不建設小地方，決不能建設大國家。……，所以中國的事，不能由總處下手，只能由分處下手”。

　　從1920年開始，毛澤東到北京大學圖書館第一次接觸到馬克思主義的書刊后，就開始潛心鉆研，不斷積累這方面的知識，并完成世界觀的轉變，終于成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依據中國國情靈活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并在這一過程中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創立了自己的思想理論體系——毛澤東思想及其政治經濟學理論。毛澤東思想是時代智慧的結晶，是中國共產黨人進行革命和建設的指導思想，它把中華民族的思想智慧提升到一個嶄新而崇高的水平

　　1927年9月，毛澤東在湘贛邊界領導了秋收起義，起義軍向長沙進攻的途中遭遇嚴重挫折，遂于9月率領部隊到達井崗山，開創了革命根據地，進而開辟了中央蘇區，擔負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第一個民主政權——瑞金中央蘇維埃人民政府主席領導工作，并有了《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毛澤東論經濟工作方面的著作，井崗山根據地和中央蘇區的經濟建設實踐為陜甘寧邊區開展經濟建設打下了理論與實踐經驗的基礎。只是革命斗爭的區域變了，環境變了，革命和建設的任務更重了。

　　毛澤東陜甘寧邊區經濟理論是與抗日戰爭時期的革命形勢的發展特別是抗日相持階段密切相關的，但這個時期毛澤東經濟理論與實踐是一個連續發展的過程，其發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一是極其困難與休養民力時期(1935年～1939年)。1935年10月中央紅軍經過長征到達陜北，此后的4年是經濟極端困難與軍民休養生息的時期。二是渡過難關與經濟發展時期(1940年～1942年)。由于國民黨的四面包圍，實行經濟封鎖，日本帝國主義瘋狂進攻，給根據地造成嚴重的困難，邊區軍民利用抗戰相持階段開展大生產運動，進行生產自救。三是改革與自給自足時期(1943年～1948年)，由于抓住了整風運動和大生產運動兩個輪子，雙輪驅動，既統一了思想又激發了抗日軍民自力更生，豐衣足食的積極性，使“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形勢根本好轉，革命轉危為安，由安奔向勝利。

　　在陜甘寧邊區的這三個時期(當然主要是第二、三個時期)里，毛澤東都領導開展了經濟活動和研究了經濟理論，并形成了毛澤東陜甘寧時期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這些政治經濟學理論主要體現于下述多篇當時最為經典的經濟著作中：《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論合作社》、《組織起來》、《論聯合政府》、《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等。在紀念建黨90周年之際實地到延安參觀學習時，我們親見了這些著作的原件。我們同時發現還有大量的文稿沒有選入《毛澤東選集》。例如《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原件有10多萬字，選入《毛澤東選集》四卷的僅為一小部分。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無論是在棗園鳳凰山還是在楊家嶺時，可以說絕大多數時間都是在處理中國的革命與經濟的問題，許多會議，每天的電報、電話、指示、指令，在巨帙浩繁的眾多文稿之中都可以見到毛澤東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經濟觀點和經濟指令，人們都可以看到毛澤東對經濟工作的高度重視和杰出指揮。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極其錯綜復雜的形勢和艱難困苦的情況下，提出“不憑主觀想象”，“不憑一時熱情”，“不憑死的書本”，始終堅持中國傳統唯物辯證思維和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與辯證法，總是深入實際，通過周密的調查研究，詳細地占有第一手材料，加以科學的分析和綜合研究，將群眾分散的不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再經過研究形成集中系統的意見加以推廣并運用于實踐，堅持了從群眾中來，再到群眾中去，不斷地把實踐創新上升到理論創新的高度，毛澤東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就是這樣隨著實踐的進展，逐步形成和發展的，并因此而保證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概括起來，毛澤東在這個時期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主要有以下多方面。

　　一、革命就是解放生產力、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根本理論

　　1945年4月，毛澤東指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這就是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應用于革命和經濟建設的重要方面。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就闡明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實質就是解放生產力,為生產力的高速發展開辟廣闊道路,并強調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應該而且必須“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中,并且盡可能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的這一理論原則作為衡量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的根本標準，并用這一理論作為決定發展經濟的包括他領導發展革命根據地經濟的根本指導思想。這是他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并推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發展的一大貢獻。正因為如此，當時毛澤東就明確了全黨的任務是消滅日本侵略者，實行土地革命，解放農民，實現近代農業，發展現代工業，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只有這一切，才能使中國社會生產力獲得根本的解放并全面促進其發展。

　　二、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財政經濟工作總方針

　　1942年12月，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上所作的報告《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第一章指出：“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是我們經濟工作與財政工作的總方針”。這是全黨在抗日戰爭時期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經濟戰線的重要經濟理論。首先是根據地數十萬軍隊的供給，中央指揮機關和政府，都需要大量的經費支出，人民群眾需要生存和發展，這都需要用發展經濟來解決。“如果不進行經濟建設，革命戰爭的物質條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長期的戰爭中就會感覺疲憊。”當時陜甘寧邊區開展的整風運動和大生產運動，就是為了革命勝利和經濟發展而開展的。毛澤東在延安黨的高級干部會議上要求：“一切可能地方一切可能時機一切可能種類，必須發展人民的與機關、部隊、學校的農業、工業、合作社運動，用自己動手的方法解決吃飯、穿衣、住屋、用品問題，全部或一部克服經濟困難，以利抗日戰爭。”發展經濟保障供給不僅是邊區經濟建設的指導方針，而且成為全國各根據地的指導理論。當時干部和群眾都積極投入生產活動，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種菜、任弼時、李富春紡線、張聞天扛鋤頭到田間和群眾一起翻地、359旅開墾了南泥灣等都一一傳為千古佳話。這一指導理論和實踐對建國后的經濟建設都繼續產生著重大影響。

　　三、經濟決定財政而財政影響經濟的理論

　　在陜甘寧邊區經濟困難時期，有許多同志片面地看重財政，不了解整個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只在單純的財政收支上考慮問題。毛澤東特別指出：“財政政策的好壞固然足以影響經濟，但是決定財政的卻是經濟。未有經濟無基礎而可以解決財政困難的，未有經濟不發展而可以使財政充裕的。”經濟與財政的關系講得非常清楚而深刻。他諄諄告誡全黨同志，如果我們只著重財政而不切實有效地發展經濟，就要走國民黨竭澤而漁的老路。毛澤東總結了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正確地闡明了經濟決定財政與財政影響經濟的辯證關系，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由于我國長期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有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思想觀念腐蝕著人們的頭腦，封建士大夫大都恥于言利，影響兩千多年。有些人不屑于談經濟工作和參加經濟建設，甚至有的女同志還不愿意嫁給經濟工作者。針對這些情況，毛澤東反復強調經濟工作的重要性：經濟工作是第一位的工作，是中心的工作，我們是馬克思主義革命的功利主義者，必須制定好和執行好正確的財政政策和經濟政策，黨、政、軍、民不失時機地做好具體的經濟工作。中國共產黨在陜甘寧邊區由于搞好了經濟工作和其它各項工作，不僅克服了財政困難，而且壯大了革命力量。軍隊由幾萬人發展到幾十萬人，后來發展到200多萬軍隊，培養了大批的干部，改善了武器裝備和給養，保證了抗日戰爭的勝利，為解放全中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改革開放以來，不少地方的領導干部盲目地學習西方資本主義，不曉得財政與經濟的辯證關系、財政如何影響經濟，而想用財政決定經濟的理念來發展經濟，大搞其所謂的“融資平臺”，“用將來的錢”大搞項目而最后債臺高筑，騎虎難下，結果使不少地方政府成了負債政府，日子難過，顯然與經濟決定財政的理論相悖，應當引以為戒。

　　四、經濟是國家建設的基礎，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理論

　　在陜甘寧邊區時期，毛澤東早就有預見地提出了建立新民主主義國家必須要有鞏固的經濟做它的基礎，提出了要有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的經濟理論。他指出：“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人民的政權如無進步的現代農業，如無大規模的全國經濟比重占極大優勢的工業以及與此相適應的交通、貿易、金融等事業做它的基礎，是不能鞏固的。毛澤東的這一經濟理論為其后來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并對指導我們今天的建設仍然具有特別重要而深遠的意義。

　　開展邊區經濟建設首先必須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應該把這項工作擺在什么位置，如何處理經濟建設與其它各項工作的關系。要處理好這一問題，必須把這一問題同邊區特殊的環境聯系起來。當時，就整個中國、整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來說，毫無疑問，武裝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是第一位的。但陜甘寧邊區卻有著極其特殊的情況：一方面，它是人民抗戰的總后方，有一個相對安定和平的環境，并已建立了比較完備的民主制度;另一方面，從1949年下半年以后，遇到了十分嚴重的物質困難，財政形勢十分嚴峻。毛澤東曾經講到：“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能否克服這一困難，直接關系著邊區的存亡乃至全國抗戰的勝敗。在這樣的情況下，應該怎樣擺放邊區各項工作的位置，成為一個事關全局的大問題。

　　當時，黨內外普遍存在著重軍事、輕經濟的思想。但是，毛澤東根據邊區的實際情況，主張邊區的各項工作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為了提高全黨對這一理論的認識，毛澤東在不同場合多次強調發展經濟的重要性。1939年2月，中共中央召開生產動員大會，毛澤東發表演講，號召邊區黨、政、軍、民、學要開展一個“偉大的經濟戰線的斗爭”，以此來解決邊區全體人民的生活問題，并且用實際行動作為全國的榜樣。1941年8月毛澤東在給謝覺哉的一封信中進一步指出：“邊區有政治、軍事、經濟、財政、鋤奸、文化各項重大工作，就現時狀態即不發生大的突變來說，經濟建設是其它各項的中心，有了穿住吃用，什么都活躍了，都好辦了。”1942年12月，毛澤東在西北局高干會議上又指出，陜甘寧邊區“中心的或第一位的工作，就目前邊區條件來說，就大多數同志來說，確確實實地就是經濟工作與教育工作，其它工作都是圍繞這兩項工作而有其意義，而教育一項也不能孤立地進行，必須以發展經濟為基礎”，否則“食之者眾，生之者寡，用之者疾，為之者舒，是要塌臺的”。

　　邊區的財政困難，集中表現在抗日經費來源問題上。解決財政困難，當時有兩種觀點，一種是單純緊縮開支，甚至緊縮掉某些必要的開支;另一種是認為應通過發展經濟，使財政充裕，從而保障供給。毛澤東贊同后一種思路。在他看來：“財政政策的好壞，固然足以影響經濟，但是決定財政的卻是經濟，未有經濟無基礎而可以解決財政困難的，未有經濟不發展而可以使財政充裕的。”“如果不發展人民經濟和公營經濟，我們就只有束手待斃，財政困難只有從切切實實的有效的經濟發展上才能解決，忘記發展經濟，忘記開辟財源而企圖從收縮必不可少的財政開支去解決財政困難的保守觀點是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的。”因此，經過慎重的考慮，毛澤東提出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方針，并把它作為邊區的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的總方針。

　　五、統一領導、分散經營的宏觀經濟管理理論

　　毛澤東特別指出，分散經營可以提高積極性，如盲目集中起來，統得很死，就會破壞這種積極性。集中領導能夠使計劃統一，供銷銜接，是經營合理與分配恰當的必不可失的步驟。談到集中并不是指邊區的農工商都集中在唯一的機關里，而是根據全體及各部分的需要與經營的可能條件，進行統一規劃，交由黨政軍民學各系統分別地經營。

　　在這一理論的指導下，明確了發展生產要堅持群眾觀點和按需生產的觀點。毛澤東在黨如何領導經濟工作時最早提出了以銷定產的商品生產原則。即按需生產三原則：需要與可能相結合;需要與贏利相統一;需要什么就生產什么，需要多少就生產多少。發展生產要根據人民群眾的需要，發展生產也要依靠人民群眾。我們今天為什么會發生產能如此嚴重過剩問題?顯然是違背了這些原則。這是缺乏統一領導、統一規劃，分散追隨資本主義，盲目逐利惹的禍，應當總結經驗教訓，考慮經濟供需平衡關系，依靠群眾的智慧和國家宏觀調控的原則來及時有效地克服此類問題。

　　在這一理論的指導下，還明確了經濟管理必須充分發揮經濟杠桿對社會生產的調節作用。毛澤東特別提倡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提倡婦女參加勞動，實行男女同工同酬。企業必須建立經濟核算、自負盈虧的制度，必須始終加強成本管理，按經濟規律辦事。抓經濟工作要有高度的負責精神，無私的工作態度，良好的思想品德，堅決克服不按規矩辦事的思想行為。

　　六、優先發展農業，同時重視工業和商業發展的理論

　　這一財政經濟方針是毛澤東根據邊區工作實際所反復強調的。農業是社會生產的基礎性部門，在社會經濟生活中處于十分重要的位置。陜甘寧邊區地處偏僻、落后的農村，各方面的供給主要來源于農業，農業生產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為了促進邊區的農業生產，適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勢，毛澤東在總結過去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減租減息，增開荒地，推廣植棉，不違農時，調劑勞動力，增加農貸，提高技術，實行累進稅”等八項方針政策。毛澤東認為在當時的形勢和條件下，農業生產是經濟建設第一位的工作，一切部隊、機關、學校都要將工作重點逐漸轉到農業上去，通過發展農業生產解決整個邊區的日常需要。

　　在強調發展農業重要性的同時，毛澤東也非常重視邊區的工業建設，而且隨著建設工作的展開，對發展工業問題愈加重視。他曾經指出：“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必須有工業;要中國的民族獨立，有鞏固保障，就必須工業化，我們共產黨是要努力于中國的工業化的。”他還說：“老百姓擁護共產黨是因為我們代表了民族與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們不能解決經濟問題，如果我們不能建立新式工業，如果我們不能發展生產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擁護我們。”“現在的農村是暫時的根據地，不是也不能是整個中國社會的主要基礎，由農業基礎到工業基礎，正是我們革命的任務。”從這些講話可以看出，毛澤東不僅從邊區而且已經從整個中國社會長遠發展的角度來思考工業建設問題了。這也表明，在民主革命時期，在農村環境中，中國共產黨就已經是工業化的積極倡導者。

　　毛澤東把發展邊區商業貿易也放在極為重要的位置。根據邊區所處環境的具體情況，在發展邊區商業貿易這一問題上，毛澤東主張“對內實行自由貿易，對外實行管制貿易”的政策。所謂對內實行自由貿易，是指在發展公營商業和合作商業的同時，保護正常的私營商業。對外實行管制貿易，是指在政府貿易部門的統一領導和管理下，以稅收和行政手段對出入口貨物加以控制。當時邊區出口貨物主要是食鹽，食鹽的外銷占邊區商貿出口的90%。因此組織好鹽的產、運、銷成為發展邊區經濟克服財政困難的一項極為重要的工作，其中的關鍵又是運輸。為了保證這一工作的順利進行，根據毛澤東的主張，邊區中央局決定實行“官督民運”政策，而主管邊區工作的林伯渠和謝覺哉則主張鹽的運銷應由邊區政府管理，實行自由貿易政策，即使有“強制”，也應以政治動員和群眾自愿為基礎，不應把運鹽變成軍事性質。毛澤東于是寫信給謝覺哉，指出邊區財經問題的決定點有二：一是發展經濟，二是平衡出入口。“而鹽的外銷又是達到出入口平衡之惟一的或最主要的辦法，只要能年輸三十萬馱出境，換取三千萬元(以每馱法幣百元計)棉、布進來，即算平衡了出入口，據此以觀今年鹽的官督民運政策，不但是未可厚非的，而且是完全正當的”。此后，毛澤東又多次致信林伯渠、謝覺哉，要求邊區政府在運鹽政策上和中央保持一致，為緩解邊區財政困難做出貢獻。在公營商業發展壯大的同時，毛澤東主張對私人商業采取保護措施。他明確要求，“保護商業應表現于游擊隊的嚴格的紀律上面，除了有真憑實據的漢奸外，決不準沒收一家商店，這是困難的事，但是這是必須執行的確定的政策”。由于實行正確的財政經濟政策，陜甘寧邊區的私營商業也得到較快發展。如延安的私營商店，1938年有90家，1939年為149家，1940年增加為320家，1943年更猛增至473家。

　　七、實行勞動互助、建立合作社并提倡股份經濟的理論

　　為解決農村勞動力及畜力不足的問題，,根據江西時期主持蘇區工作的經驗結合陜甘寧邊區農業生產的歷史傳統，毛澤東提出“勞動互助”的辦法。對此他有著詳細的解釋，他說：“在一村之內，或幾村之間……以自愿的五家六家或七家八家為一組，有勞動力的出勞動力，有畜力的出畜力，多的出多，少的出少，輪流地并集體地替本組各家耕種、鋤草、收割，秋后結賬，一工抵一工，半工抵半工，多出的由少出的按農村工價補給工錢。這個辦法叫勞動互助……人口密集的鄉村，還可集合多個互助組為一互助社”。互助組或勞動互助社等形式的合作社可以對農村的勞動力、畜力進行有效地組織和調節，從而解決農業發展中人力、畜力不足的問題。

　　這種具有勞動互助性質的合作社，是根據以往農村工作經驗同時結合陜甘寧邊區的生產傳統，毛澤東提出的適合根據地經濟發展的勞動組織形式，把孤立、分散和盲目的個體勞動力，組織成協調、計劃和團結的集體勞動力，它極大地凝聚和調動了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和創造精神，使生產力得到大大提高，也受到了群眾的歡迎。“以勞動英雄劉建章領導的延安南區合作社為例，該社成立于1936年冬，第一年只有社員160人，到1943年社員增至1600多人，包括了南區所有的家庭”。

　　為進一步推動合作社的發展，以便更好地發動和組織邊區人民更加廣泛地開展生產運動，1943年11月在招待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毛澤東作了非常重要的講話，這就是《組織起來》。在這篇重要講話中，毛澤東首先肯定了通過勞動互助組及合作社把群眾組織起來方法的正確性，隨后他又講道：“目前我們在經濟上組織群眾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我們部隊機關學校的群眾生產，雖不要硬安上合作社的名目，但是這種在集中領導下用互相幫助共同勞動的方法來解決各部門各單位各個人物質需要的群眾的生產活動，是帶有合作社性質的。這是一種合作社……有了合作社，我們就可以把群眾的力量組織成為一支勞動的大軍。這是人民群眾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窮苦變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戰勝利的必由之路。每一個共產黨員必須學會組織群眾的勞動”。

　　在發表《組織起來》講話后，毛澤東進一步提出應把合作事業的范圍擴大，舉凡文化的、衛生的、社會公益的及一切同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事業，都應當像經濟工作一樣，實行把群眾力量組織起來的方針。1944年7月，他在邊區合作會議上發展講話，指出合作社的業務包括10項，工業、農業、運輸、畜牧、供銷、衛生、信用、教育、植樹、公益。毛澤東認為，以互助合作的方式把群眾組織起來，不僅是發展農業生產、改造個體經濟的正確道路，而且還能帶動我國農村社會的全面改造。當然對于陜甘寧邊區合作社的性質毛澤東也有清醒的認識，它們“在目前還是一種初級形式的合作社，還要經過若干發展階段，才會在將來發展為蘇聯式的被稱為集體農莊的那種合作社”。

　　據史料記載，陜甘寧邊區組織勞動互助成了發展農業生產的中心和關鍵。毛澤東認為合作經濟事業，“在組織人民的經濟力量，減免中間剝削和發展人民經濟上，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尤其是一些綜合性的合作社，既經營消費事業，又經營供銷、運輸、生產、信貸等事業，能夠對人民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起到很好的服務作用。毛澤東還對合股企業、合股雇傭企業的集股方式、股金來源、分紅辦法、股息額度等情況作了詳細的考察，還總結延安南區合作社的經驗，提出了發展集股合作事業的方針。

　　八、在經濟建設中重視科學技術先進作用的理論

　　“科學技術是生產力”，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一百五十多年前，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資本家為創造相對剩余價值“必須變革勞動過程的技術條件和社會條件，從而變革生產方式本身，以提高勞動生產力。”這是因為科學技術是勞動者強勁的智能力量。馬克思還指出:“生產力中也包括科學”，并且說:“固定資本的發展表明，一般社會知識，已經在多么大的程度上變成了直接的生產力。”馬克思還深刻地指出:“社會勞動生產力，首先是科學的力量”;“大工業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學并入生產過程，必然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

　　1940年，在陜甘寧邊區自然科學研究會成立大會上，毛澤東指出：“馬克思主義包含有自然科學，大家要來研究自然科學。”同時又指出：“自然科學是要在社會科學的指揮下去改造自然界。”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他進一步講道：“馬克思主義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藝創作中的現實主義，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學中的原子論、電子論一樣。”正是根據這一理論，毛澤東一再號召搞自然科學的，要學會用辯證法，用馬克思主義哲學來指導科學研究。

　　生產力諸要素離不開科學技術，科學技術可以發展生產力，推進經濟建設。毛澤東指出：“自然科學是很好的東西，它能解決衣、食、住、行等生活問題，所以每個人都要贊成它，每個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學。”1941年5月1日，毛澤東領導的黨中央充分利用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延安聚集眾多來自全國的知識分子包括各方面的技術專家，及時地發出了《中共中央關于黨員參加經濟和技術工作的決定》，要求一切經濟和技術部門中工作的黨員必須向非黨的和黨的專家學習技術，做好各部門的建設工作。同時，經中央政治局批準的《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還明確規定“獎勵自由研究，尊重知識分子，提倡科學知識。”1940年3月15日起，《論經濟與技術工作》、《獎勵自由研究》、《歡迎科學藝術人才》、《提倡自然科學》等多篇社論在《解放日報》連續發表。據研究，當時的延安和陜甘寧邊區創辦了自然科學院、中國醫科大學、邊區農業學校、邊區職業學校等，成立了自然科學研究會及其許多專業學會，把科技教育、研究和經濟建設三位一體地密切地結合在一起，促進了陜甘寧邊區經濟的發展。

　　九、民營經濟與公營經濟必須協調發展的理論

　　邊區的經濟是新民主主義經濟，分為民營和公營兩大類。民營經濟就是一切私人的農業、工業和商業，公營經濟就是政府、軍隊與機關、學校所經營的農業、工業和商業。在對待這兩種經濟的關系問題上，毛澤東認為，應該是“公私兼顧”，或叫“軍民兼顧”。因為民營經濟是為了解決邊區140萬人民的生活問題，同時以納稅的形式援助政府與軍隊;公營經濟是為了解決黨政軍經費的主要部分，以便減輕邊區人民的負擔，休養民力。因此，毛澤東強調，既要“用極大力量注意人民經濟的建設”，同時又“必須用極大注意力去經營公營經濟”。對民營經濟的發展，政府要給予幫助。對公營經濟的發展，要從邊區實際出發，實事求是，“一方面要反對陳舊的保守的觀點，另一方面又要反對空洞的不切實際的大計劃”。毛澤東的這種觀點，實際上指出了當時在發展工業、制定計劃時要堅持的原則以及要反對的兩種傾向，體現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這一理論觀點不僅對當時邊區的工業發展起到了極為重要的指導作用，而且對于中國后來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也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在發展邊區經濟的過程中，毛澤東主張要實行“統一領導和分散經營”相結合的方針，并且認為要根據工業發展的不同時期的具體情況區別對待，“只有實事求是地發展公營和私營經濟，才能保障財政的供給”。

　　十、堅持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理論

　　為了打破國民黨反動派和日寇的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當時條件不許可，紅軍沒有外援，也不可能依賴外援。毛澤東提出并凸顯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己動手，豐衣足食，解決困難的理論。他尊重紅軍和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領導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采納了民主人士李鼎銘先生提出的精兵簡政的意見，及時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精簡了機構，提高了工作效率。靠自己動手，邊區從1943年起，機關、部隊糧食20.4%取之于己，糧食、物資上的一切困難都順利解決，政府增加了財政收入，減輕了人民的負擔，在低水平上達到了豐衣足食。陜甘寧邊區從零起步發展了工業，擴大了手工業。蔣統區的文化人、青年和士兵以及國民黨的許多進步人士都向往延安，奔向延安，延安成了全中國人民的希望。

　　毛澤東主張克服物質上的困難主要通過自己的努力，要通過“自己動手”達到“豐衣足食”。他說：武漢、廣州失掉后，敵人還要進攻，我們現在還有一點錢，還有小米飯，但以后會有那樣一天，沒有錢，糧食困難，那怎樣辦呢?第一個辦法是餓死，第二個辦法是解散回家，這兩個辦法是沒有一個人贊成的;“第三個方案就是靠我們自己動手”，“黨政軍民學大家一齊動手，衣食住都由自己來解決”。1939年6月10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作報告時號召：“一切可能地方、一切可能時機、一切可能種類，必須發展解決吃飯、住屋、用品問題之全部或一部。”并明確提出了“自力更生，克服困難”的方針。

　　在堅持自力更生克服困難的同時，毛澤東并不排斥吸收和利用外資，并不排斥外援。早在1936年毛澤東接受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采訪時就明確指出，“蘇維埃政府歡迎外國資本家投資”，“革命勝利后歡迎外國資本的投資”。1941年5月，由毛澤東親自修改定稿，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的《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特別規定：“在尊重中國主權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則下，允許任何外國人到邊區游歷、參加抗日工作或在邊區進行實業。”陜甘寧邊區政府為此還制定了相應的優惠政策。

　　十一、嚴格執行“合理負擔，取之有度”的稅收理論

　　在解決邊區財政困難的過程中，毛澤東不僅提出“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生財理論，同時還提出“合理負擔，取之有度”的聚財理論。陜甘寧邊區地處農村，農業稅是邊區政府的主要財政收入。抗戰初期，邊區實行的是“村合理負擔”的辦法，即帶有“按村攤派”的性質，因此在征收公糧時，其負擔大部分落在地主富農等農戶頭上，負擔面一般只占20～30%。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邊區財政困難，稅負有所加重。為了在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原則下解決好增加稅收而又不致傷民這個矛盾，毛澤東于1940年12月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中指出：“關于稅收政策，必須按收入多少規定納稅多少，一切有收入的人民，除對最貧苦者應該規定免派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居民，不論工人、農民，均須負擔國家賦稅，不應該將負擔完全放在地主、資本家身上。”毛澤東主張通過擴大稅收負擔面，以增加稅收，緩解財政困難，同時又強調要注意賦稅的限度，以休養民力，不足部分通過自己動手來解決。由于指導思想正確，方法合理，不僅增加了邊區政府的財政收入，而且把根據地全體人民都動員起來，團結起來，壯大了抗日力量。

　　十二、重視人民物質福利、協調各種利益關系的理論

　　毛澤東把強調給人民群眾以物質福利的經濟理論提到了全黨的根本路線和根本政策的高度。馬克思說：“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毛澤東非常清楚，“任何一次革命都不可能由一個政黨來完成，只有人民才能完成革命”。“一切問題的關鍵在政治，一切政治的關鍵在民眾，不解決要不要民眾的問題，什么都無從談起。要民眾，雖危險也有出路，不要民眾，一切必然是漆黑一團。”毛澤東當時批評了不注重發展經濟的幾種錯誤觀點，反復強調處處要想到群眾，為群眾打算，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他強調說：“我們第一個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東西，而是給人民以東西。我們有什么東西可以給予人民呢?就目前陜甘寧邊區的條件說來，就是組織人民、領導人民、幫助人民發展生產，增加他們的物質福利，并在這個基礎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和文化程度。”毛澤東的這種經濟為民的理論至今仍在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起著根本的指導作用。

　　在陜甘寧邊區時期的經濟活動中，各種利益關系錯綜復雜。毛澤東要求在上述經濟理論的指導下靈活協調和處理這些關系。例如，在工業生產領域，要求采取“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他全面總結了各個根據地的經驗，提出了三大經濟綱領和國民經濟的構成，其中闡述了革命勝利后對民族資本主義的經濟政策。并特別告誡全黨干部“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并且特別指出“掌握政策，任何行動不要脫離群眾。擴兵是必要的，但決不能超過人民財力負擔的限度。收集物資也是必要的，但決不可只顧軍隊，不顧人民，尤不可損害人民的利益。”這一政策的提出是對全黨建立新中國及以后經濟建設的理論準備。這樣做，恰到好處地解決了私營企業和合作企業中工人與資本家、公家與私人之間的關系。在處理農民與地主之間的階級關系的問題上，要求停止打土豪分田地的激烈階級斗爭，而采取了“減租減息”的政策。這樣，既照顧了農民的利益，也減輕了地主的負擔，推動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在處理增產與節約的關系時，采取了兩相結合比翼齊飛的政策，要求既要加緊生產，又要厲行節約。到了1945年邊區經濟形勢好轉之后，毛澤東仍然強調精打細算：“任何地方必須十分愛惜人力物力，決不可只顧一時，濫用浪費。任何地方必須從開始的那一年起，就計算到將來的很多年，計算到長期堅持戰爭，計算到反攻，計算到趕走敵人之后的建設。”這樣，也處理了近期與遠期經濟利益的關系，而且培養了干部群眾艱苦樸素、廉潔奉公的工作作風。

　　第三節 陜甘寧邊區開展大生產運動發展經濟

　　陜甘寧邊區的大生產運動，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日根據地軍民開展的以自給為目標的大規模生產自救運動。主要開展農業生產，兼辦工業、手工業、運輸業、畜牧業和商業。黨政機關、部隊、學校普遍參加生產運動，逐步達到糧食、經費自給、半自給或部分自給。同時，實行公私兼顧，軍民兼顧，組織勞動互助，發展人民經濟，以改善人民生活和保障供給。

　　毛澤東十分重視邊區的經濟建設，并明確提出經濟建設所要達到的目標就是“自給自足”。那么如何完成這一偉大的任務呢?毛澤東主張依靠自力更生，通過發動群眾搞大生產運動來實現。邊區的大生產運動分以下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大生產運動的發動及開展。時間從1938年12月到1940年。這一時期毛澤東在許多場合、多次會議上反復講述必須通過“自己動手”來克服困難的道理，并滿懷信心地鼓勵大家要依靠自己的雙手解決衣食住行等問題。他曾對抗日軍政大學的干部說：“我們種田、生產糧食是農人;做桌子，造房子是工人;辦合作社是商人;讀書、研究學問是學生;懂軍事、會打仗是軍人。這就叫做農工商學兵，一齊聯合起來。”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大力推動下，邊區的大生產運動很快開展起來，部隊、機關、學校紛紛投入到大生產運動中去，并取得顯著成效。邊區農牧業生產有較大發展。1939年到1940年，全邊區開荒170余萬畝，糧食產量和牛、羊數量都有較大幅度增長，部隊已可自己解決一個半月的口糧并解決了部分裝備補充。邊區工業也邁出了最初的步伐，恢復并創辦了石油廠、紡織廠、造紙廠、農具廠、皮革廠、化學廠、制藥廠等。

　　第二階段：大生產運動的進一步發展。進入1941年以后，邊區面臨著更加嚴峻的局勢。日本侵略軍對華北各根據地連續進行大規模掃蕩，實行殘酷的“三光”政策;國民黨不但完全停發了八路軍的軍餉，而且對敵后各根據地尤其陜甘寧邊區實行嚴密的經濟封鎖;華北各地連年遭受干旱以及根據地各類脫產人員日益增加而土地面積卻大大縮減。這些因素致使陜甘寧邊區和敵后各根據地都進入了極端困難的時期。面對這樣嚴峻的形勢，黨中央和毛澤東號召邊區軍民更加努力地開展大生產運動，以使邊區的財政經濟由部分自給轉到完全自給。這樣，陜甘寧邊區的大生產運動進一步發展起來。毛澤東在不同的場所反復強調和闡述開展黨、政、軍、學大生產運動的重要意義，督促、領導并親自抓生產自給運動。此外，他還多次出席邊區經濟成果展覽和勞動模范大會，接見勞模，以引起整個社會對經濟工作的重視和對勞動模范的崇敬。毛澤東不僅領導邊區的大生產運動，而且以身作則，身體力行，親自參加到生產運動中去。

　　在毛澤東的直接領導和推動下，經過幾年努力，邊區黨、政、軍、學各部門經費自給率已達到一半以上，人民負擔大大減輕，邊區完全渡過了財政困難時期。對此，毛澤東說：“這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未有的奇跡，這是我們不可征服的物質基礎。”1942年12月毛澤東在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上所做的《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報告，1943年10月1日為中共中央所作的黨內指示《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和1943年11月29日在中共中央招待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的講話《組織起來》等文獻，共同構成了當時黨領導的根據地大生產運動的基本綱領。

　　第四節 陜甘寧邊區經濟建設理論的意義和啟迪　　 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軍民的生活遇到了空前嚴峻的困難。為了克服困難,保證抗日力量的壯大,毛澤東提出陜甘寧邊區的各項工作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一系列理論和決策，不僅勇于開拓，而且帶頭實踐，取得了巨大成功。毛澤東關于陜甘寧邊區經濟建設的理論與實踐,使邊區軍民度過了難關,壯大了中國共產黨的力量,為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奠定了基礎,在中國革命史及毛澤東經濟理論發展史上均具有重大的意義。

　　第一，及時糾正了當時黨內廣泛存在的輕經濟、重軍事的片面觀點，把邊區黨的思想認識統一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為邊區軍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發展生產、戰勝困難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同時對其它各個根據地的經濟建設也具有重要的示范和指導意義。

　　第二，為邊區克服困難，爭取抗戰的最后勝利奠定了可靠的物質基礎。通過動員黨、政、軍、學，人民群眾，廣泛開展大生產運動，邊區政府及軍民實現了糧食、生活和辦公用品的自給，粉碎了日寇的“三光”破壞和國民黨反動派的經濟封鎖，壯大了根據地的力量。

　　第三，動員黨、政、軍、學各級干部和人員都參加生產勞動，都深入實踐，放下架子，和勞動人民打成一片，既發展了生產，又改造了世界觀，使根據地內部的各種社會關系都得到了很好的調整和改善，進一步增強了黨政、軍政、軍民、上下級各個方面的親密團結。

　　第四，陜甘寧邊區經濟建設的豐富理論和實踐，不僅戰勝了經濟困難，突破了敵人封鎖和破壞，而且給我們黨積累了領導經濟建設的寶貴經驗，培養了一大批經濟專家和各類人才，為新中國建立后恢復國民經濟和開展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奠定了理論和實踐經驗的基礎。

　　第五，毛澤東關于邊區經濟建設的理論，充分體現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化的重要發展，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在中國革命進程中共同艱辛探索的成功典范，無論這一思想理論本身，還是它產生的方式、過程和經驗，對于我們搞好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都具有十分重大而深遠的指導意義。

　　當前我國已經進入黨的十九大引領的新時代，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的目標，努力建成小康社會，繼續朝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奮勇前進。在如此重要的歷史時期，我們要與時俱進地學習、研究和傳承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理論，更好地學習和貫徹一脈相成而繼續創新的習近平政治經濟學理論，以其啟迪、深刻領會和積極實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推動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不斷發展。

　　第一，要尊重歷史，尊重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歷史地位。我們之所以要研究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理論并肯定其應有的歷史地位，首先就是因為歷史不能割斷，毛澤東思想還需要繼續傳承。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現在中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為什么?因為我們黨有光榮的革命傳統，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包括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理論。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理論包括陜甘寧邊區時期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是極其豐富的，對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作出了巨大貢獻，這是我們黨不可多得的寶貴理論財富。過去學術界在這方面缺乏整理，研究不多，發掘不夠。在我們紀念毛澤東誕辰125周年的時候，應本著尊重歷史，尊重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歷史地位的態度來認真加以整理、研究和發掘，并結合當前的實際和學習貫徹十九大精神，承先啟后，與時俱進，不斷把偉大的中國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努力奮斗。

　　第二，研究和傳承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理論有利于堅持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毛澤東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第一次結合的成果，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則是第二次結合的成果。這第二個成果不是無源之水和無本之木，不是沒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繼承與發展的。這個繼承與發展就是對毛澤東思想包括其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繼承與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改革開放和以前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是一脈相承的，堅持社會主義的道路和制度沒有變。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可以說就是避免蘇聯模式的一些錯誤而探索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道路的開篇之作。因此，研究和傳承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理論有利于我們為著偉大事業的奮斗中堅持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人類總是要不斷發展的，是繼往開來的。我們的發展就是為了人民，也依靠人民，其發展成果為人民所享有，從而促進人的現代化全面發展。“三個自信”遵循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從而堅信黨的目標和綱領的一致性，一定能夠實現。

　　第三，學習、研究和傳承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理論更在于今天的經濟建設。毛澤東開創的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體系是隨著實踐不斷創新發展的，結合當今經濟實踐，深入學習和研究毛澤東思想包括政治經濟學理論，更能使我們懂得中國特點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科學性和先進性之所在。我們學習、研究和傳承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理論，就是為了堅持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為了解放思想，與時俱進，不斷創新，推動經濟建設的不斷發展。新中國成立已近70年了，改革開放也已經40年了，在黨的領導下，我國各方面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是我們繼往開來，不能丟了根本。國際國內形勢都發生了許多新的變化，改革開放中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需要我們認真去調查、去研究、去思考。為了堅持真理、不忘初心、保持根本和忠誠實踐好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有必要繼續學習、研究和傳承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理論。從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時期的經濟理論可以清楚地看到以人為本、統籌兼顧、可持續發展、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諸多淵源。我們今天的發展應該是科學發展，應該很好地總結以往的經驗教訓，特別要堅持好社會主義發展方向，找出經濟領域里的應當堅持的社會主義規律性的東西，要克服盲目開放的種種弊端，防止破壞生態平衡和社會平衡，防止盲目投資和亂上項目，防止嚴重的兩極分化和貧富不均，始終堅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真正努力做到“人人有地種，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工作，人人有書讀”，使人民滿意。毛澤東早就提出的我們“給人民以東西”、 經濟是國家建設的根本基礎、靈活協調各種利益關系包括近期與遠期的關系的經濟管理理論等等，都對我們今天的五大文明建設很有啟迪。此外，學習研究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時期的經濟理論對學習研究他在《論十大關系》中的經濟理論也是極有幫助的，因為后者是前者在建國后新的發展。

　　總而言之，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理論是我們黨的寶貴財富，我們要結合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進行深入探討，更好地為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作出新的更加偉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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