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文波：各位專家大家下午好！

　　做主題報告不敢，像這種會議我是第一次參加，我是經營企業的，因為對“徐工并購案”發表了一些看法，社會上比較關注，我想把我引發徐工并購案討論的動機向大家作一個匯報，就當是請我們在座各位專家聽聽我們基層做企業的人的一些看法，這種交流也許是有益的。觀點不一定正確，供參考。

　　引發“徐工并購案”的討論，目的實際上是想通過這個問題的討論引發社會對下面三個問題的思考：

　　一、關于國有資產交易管理的問題。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過去我也沒關注過這方面的問題，這次撞上了“徐工”是不得不關注。我在想假設現在賣的不是“徐工”，賣的是“一汽、二汽”，賣的是比“徐工”大得多的企業，如果跟我無關的話，因為我不熟悉我可能也不會關注它。因為我們三一跟“徐工”在同一個行業，我了解徐工的價值和其產業對國家的重要性，也了解國家相關產政策

　　二、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所涉及的各方利益，尤其是國家戰略利益的管理問題。

　　這也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過去國有企業改革主要是在地方企業，中、小企業層面，改制所涉及到的各方利益，尤其是與國家的戰略利益關聯度是很小的。另外，它的資產形態和大型國有企業截然不同的，尤其是無形資產價值很低，有些甚至是負資產，也有不少人質疑交易過程中的國有資產流水問題，但我認為并不是太重要，因為不改制所造成的制度性資產流失也許比交易性流失更嚴重，現在我也認為不重要，外資對這些類企業也沒有什么興趣，那是中國人自己改自己的問題，不涉及產業安全和經濟安全問題，相對問題比較簡單。非常遺憾的是當我們的改革進入國有大中型企業層面的時候，我們沒有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各方利益的協調管理辦法，尤其是對國家戰略利益的管理機制。比如說我們講的“產業安全”問題，沒有有效的安全管理機制，比如說行業利益問題。行業利益誰來保障，怎樣協調行業利益，比如說消費者利益誰來管理，這個問題也沒有解決。現在國企改制大多是所謂地方推動，企業主導，假設企業的利益是有人管的，地方的利益是有人管的，那么國家利益、行業利益和消費者利益呢？

    三、想引發大家對我們國家未來經濟發展思路的思考。

　　中國經濟發展到現在，隱藏著很多深層次的問題，最核心的問題是“是否可持續發展問題”。從以胡錦濤總書記為首的黨中央同志提出和諧社會建設理論，科學發展觀，創新型國家發展戰略來看，黨中央、國務院對所存在的問題是十分清楚的，也充分的說明國家經濟發展思路需要調整，而需要調整的根本原因是現在這種經濟增長方式是不可持續的。

　　至少有四個問題會影響到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第一、現在的經濟增長透支嚴重，不可持續；

　　第二、經濟增長過多依賴對外貿易，不可持續；

　　第三、經濟增長過多依賴外資，不可持續；

　　第四、中國經濟運行質量太差，不可持續；

　　首先、經濟增長過度透支不可持續。

　　1、環境資源的透支，非常嚴重，大家知道我國公布了2004年的綠色GDP統計數據，2004年環境損失是5000多個億，可能對這個數字有分歧，但是作為日常生活的普通人我們也可以感受到環境的變化。我老家在洞庭湖區，小時候我們家鄉的水用手捧起來就可以喝，洞庭湖也是有名的“魚米之鄉”，到處都是魚，現在我回到家鄉，水里面不僅沒有魚，水用來洗腳都不行了，洞庭湖區的農戶要打井取水才有水用。這些都是我們對環境的透支，這些是沒有計入我們經濟發展的成本的，實際上是一種被轉嫁和遞延了的成本，如果將環境損失斗入我們經濟發展成本的話，對中國經濟的評價會打一個很大的折扣。現在我們已經沒有多少環境資源可以透支了，所以大家開始注意環保，環保的問題不僅僅是喝水、吃飯的問題，它還影響生態、影響人民健康和生存質量，還有很多看不到的成本。

    2，是人力資源的透支，農民工的問題是現在大家普遍關心的一個問題，我這里有一個統計數據，現在農民工在第二產業中的比重是57%，在商業和餐飲業里面有52%，在加工制造業崗位有68%，在建筑業崗位有79.8%，農民工收入平均是700塊錢，這700塊錢還要被某些黑心的老板克扣、拖欠，還要我們敬愛的溫總理去催。我們農民工的生活狀況是很差的，他們一般必須承受長時間的工作，10-12小時，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幾乎沒有什么福利。所得收入只可以解決一個人的基本生存問題，既不能解決發展問題，就是提升自己的技能，也不能解決撫養后代，就是為他自己培養接班人的問題。而我們經濟發展是不可能長期建立在低收入、低素質的勞動力基礎上的，我們的農民兄弟他們扛起了整個中國，現在還能扛得起整個世界嗎？這種經濟增長是不持續的。它會影響社會的和諧，而和諧可持續發展的的基礎，我們不可能老做鞋子，老做襪子，老做低附加值的產品。

    3、是自然資源的透支。大家知道現在吸引外資的優惠政策就是土地，外資到中國來可以享受到土地的價格優惠，有的甚至白送。現在我們國家有多少土地可耕？礦藏也是這樣，過去我們很多出口都是能源出口，比如煤炭，在全球都捂緊自己能源口袋的時候，我們的煤炭出口還給補貼。其實中國是資源缺乏的國家，現在經濟增長高度依賴世界資源市場。另外就是能源，中國的能源非常缺乏，能源是制約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非常重要的問題。

    4、市場資源透支。所謂的市場換技術，現在普遍認為是不成功的，我有切身的體會，我們開始進入這個行業的時候國內有兩個國有企業走的是拿來主義的路子，一個在湖北，一個在沈陽，現在這兩個企業全部退市了，因為他們當初引進技術的時候，國外企業根本沒有把真正先進的技術給他們，也沒有把真正的核心技術轉讓給我們，技術對企業來講是命根子，如果把自己真正的先進技術轉讓給我們，等于要他的命，是不可能的。另外，企業引進技術是受到各種各樣條件約束的，比如說你引進技術可以，但是規定不可以干這個，不可以干那個，而且必須到他們那里買核心部件，通過這個交易，大部分利潤外資企業拿走了，中國企業忙得很，但是賺的都是點勞務費，這兩個企業現在都完蛋了。還有一個企業，是原來交通部的一個企業，和德國公司合作，現在德國公司要把他買掉了，為什么？也是因為每年要從合作的德國公司買大量的配件回來，利潤就從這個過程中走了，中國做的就是給人家打開市場，買人家產品，我們賺點勞務費，等市場打開了，他真正先進的產品就進來了，中國的企業一下就完蛋了。我認為市場資源是中國最寶貴的資源，但是現市場上消費的很多產品都被外資控制了，我們可供換技術的市場資源也是越來越稀缺了，靠市場換投資的增長方式也是不可持續的。

    5、政策資源的透支。我看到歐盟的貿易代表到中國來了，目的是解釋歐盟對中國的貿易政策。態度強硬，其中有一個要求，就是進一步開放市場，給外資企業以平等的競爭待遇，他可能不知道外資在中國長期享受超國民待遇，我不知道我們還有什么政策可以給他們，我搞不清楚。

    二、經濟增長過多依賴外貿，不可持續，大家已經看到了，我們外貿依存度達到70％，不是我們不想，我們想世界的生意都給我們做是最好，但是這是不可能、不現實的。大家已經看到了，中國企業走向海外，中國產品走向海外的過程中，我們遇到了越來越多的障礙。最近在世界貿易組織西方這些發達國家在圍攻我們中國，人民幣升值的問題又成為一個熱點的問題。我們中國企業在海外并購過程中頻頻受阻，我們的產品和鞋子被燒掉等等問題。中國作為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在自己的尋求發展和強大的過程中間，過分的依賴國際市場，這是不現實、是不可接受、不可持續的。大家很清楚，中國現在的人口是13億，比所有發達國家的人口總和還要多，如果開動這個龐大的機器，為世界提供低附加值的產品，再加上印度，世界現行的經濟貿易體系都會摧毀，歐洲人可以躺在床上睡覺，我們中國人可以養活全世界。這是不現實的。現在美國外貿依存度只有25%，日本只有26%，美、日已經是高度國際化、市場化的國家了。我們站在中國向外看，這種方式是不可持續的。假如站在世界往中國看，也是不可持續的，因為我們這么過分的外貿依存度意味著我們國內的需求乏力，就是國內需求拉不動，國內消費能力太差，國民收入太低，老百姓沒有充分享受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這種增長是沒有意義的。

　　ＳＡＮ、經濟增長過多依賴外資是不可持續的。外資相當于候鳥，它是跟著利益走的。我個人認為外資企業和中國企業是有區別的，一是外資企業在經濟上不是中國企業，外資有多種渠道把他的利潤轉移出中國，中國是不能充分分享外資的經濟收益的。所以，外資企業盡管占了出口額的60%、工業增加值的30%，但稅收只有21%。另外，外資企業政治上也不是中國企業，這里有一個問題，就是公民責任。如果這個企業主不是中國公民，他就沒有這個職責。像我是一個中國公民，我是必須履行對國家的責任的。從法律上也是這樣，因為中國的外資企業不但要服從中國的法律，他也要服從業主所在國的法律。比如美國企業，當美國對另外一個國家實行經濟制裁的時候，中國的美國企業同樣不能違反。

    四、經濟的運行質量太差不可持續。中國目前的這種只重規模不重效益的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方式，是不可持續的。中國經濟GDP占全球GDP的比例大概是4%，但是我們消耗了世界石油資源的7.4%，煤炭資源的31%，鐵礦石的30%，鋼材的27%，氧化鋁的25%，水泥的40%。我們每創造1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西方發達國家的5.9倍，美國的4.3倍，法國的7.7倍，日本的11.5倍，中國能源利用效率是美國的26.9%、日本的11.5%。中國是一個資源相對缺乏的國家，現有資源無法支撐這種經濟增長方式。

　　中國經濟的出路在哪里？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建設理論，創新型戰略等等，反映了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央領導集體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非常長遠、深刻的思考，是解決中國經濟和社會問題的根本方法，必須按照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建設理論、創新型國家建設戰略的要求重新審視和規劃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道路，按中國發展戰略進行適當調整 。

    下面我想匯報一下徐工交易所存在的問題。拋開徐工并購案所涉及的宏觀問題，就具體交易而言，我反對徐工并購案的理由主要有兩點：一個是徐工被賤賣，一個交易違反國家政策。再一個是交易過程中存在問題。

　　一、徐工被賤賣。徐工賣給“凱雷”比摩根大通的報價少賣了10個億。摩根大通明確表示愿意以31.94億人民幣收購85％的股權。而凱雷的方案是出資20億人民幣購買徐工機械82％的股權，再加上兩個增資條款算起來，差了9.75億，更何況另外6000萬的對等協議還存在不確定因素。另外按摩根大通的評估方法，交易完成以后第一年徐工價值是多少？是80億，摩根大通對徐工價值評估方法是：按照公司的EBITDA的系數乘以7.5倍，按對賄協議，徐工價值為10.8×7.5就是80億。

    凱雷經過第二輪投標之后成為唯一的談判對象，而最后的價格是比他的那個報價低。凱雷第二輪投標方案明確提出：“可以用現金全部收購老股，我們計劃以此價格一次性現金投資以增資擴股和收購部分國有老股”，凱雷的評估價格是3.75億美元。最后形成的方案一次性被切成了三塊：一個是現金支付，一個是增資協議，再加上一個對等協議。也就是說凱雷最終形成的交易方式比凱雷自己提出的還要差。

　　另外，與另外一個普遍關注的交易蘇泊爾比，徐工交易價格居然低檔蘇泊爾，由此可見賤賣的程度。

　　交易過程也存在明顯的問題，這么大一個交易所聘請的財務顧問一個是皮包公司，這不是我發現的，是商務周刊的記者在進行案件調查的時候發現的。一個是臭名招著的德勤公司，現正因科龍收購案造假被起討。這個就是我們講的所謂的國有資產交易的“新標桿”。

　　另外，徐工交易也存在對政府的欺騙之嫌，以下六條是凱雷被確定為唯一優先談判對家的理由：第一就是在引進柴油機和載重機項目方面的承諾，（但是他只是畫了個大餅，他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承諾。并拒絕為項目引進失敗承擔責任）。第二，若有需要，愿意對徐工科技進行全面邀約收購，并且不會因此影響交易對價水平。（你收購現在標的物之外的商品不可能影響交易價格？）第三條，愿意考慮向徐工提供資產管理公司回購的過橋資金，（就是收購國有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的資產，這個沒有任何意義，只是提前支付部分交易款）第四，對交易后各股東的權益安排沒有做重大修改。（這一點是騙人的，在凱雷確定為唯一談判對象之后，這些問題都被推翻，成為了雙方后續談判的主要分歧）第五，整體交易較具吸引力，可以全部為舊股。（為什么說這句話，他說減少和摩根大通的差距。事實上自始至終凱雷沒有這個報價，也沒有形成這個方案）。第六，愿意繳納4000萬人民幣的投資保證金。（這個是所有的交易都要做的事情，幾十億的交易不可能沒有保證金）。就因為這六條摩根大通被踢出去了，凱雷被確定為唯一談判對象。

    第二個理由是交易明顯違反國家政策和法規。一是違反國家的汽車產業政策，該政策明確規定外資持股比例不能超過50%。另外一個違反外商投資產業管理目錄，該目錄明確規定徐工機械所生產的50噸以下汽車起重機屬限制外商投資項目。同時也違反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加快振興裝備制造業的若干意見的規定。該規定明確提出國家要保持對裝備制造業骨干企業的控制力和主導權！

從這個所謂的國有資產交易新標桿這個案例來看，大型國有資產交易管理有待進一步加強和完善。怎么評估國有資產的價值，怎么對過程進行有效的監控，怎么建立一種比較完整、規范的交易體系，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的話，所造成的損失和戰略上的失誤可能是我們無法承受之重！

    對徐工這個交易，我看成一個標志性事件，我希望通過這個案例的討論，使大家對未來有比較好的思考，當然我們的想法可能都不一樣，但是我們的目標是一樣的，我們都希望我們的國家能夠成為一個強國，但是怎么樣成為一個強國？這是我們需要考慮的一個問題。

    再占用大家五分鐘的時間。首先非常感謝今天各位專家出席今天這個論壇。另外，有幾個觀點我還要澄清一下：

　　一、“徐工”這個案子討論到現在，我個人是非常滿意的，因為在我的概念中，作為一個做企業的，提出這么個問題能夠得到這么廣泛的關注，尤其是政府部門出臺了很多法律法規，也有很多法律法規正在制定過程中，盡管不能說和徐工這件事有什么直接關系，但至少是我想看到的東西我看到了。另外，“徐工”交易本身，現在也調整了方案，一個是把股權比例降到了50％，另外價格提高了44％，所以我剛才講我為國家賺了十個億，盡管不算什么好交易，對我個人來講已經滿意了。這不是一個最好的結果，是一個平衡的結果，在現實社會中要找一個非常完美的結果，可能也是很困難的。

　　二、很多人把這個討論泛政治化，擴大化，動不動就和改革開放綁在一起，甚至姓資姓社都來了，我對這個很反感，實際上我認為徐工并購案之爭不是什么意識形態之爭，這個問題完全可以擺在WTO的框架下，可以擺在世界貿易規則下討論這個問題。因為“徐工”交易是違反國家現行的法律法規的，是不應該被批準的，價格沒有到位而交易又涉及公眾利益的情況下，在全球都是不能被批準的。因為“徐工”是一個公眾公司，國有企業，他涉及公共利益，他不是哪一個個人的私人公司。無論在全球哪一個國家，這個交易都是應該受制約的。所以，有人說反對徐工被凱雷控股就是反對對外開放，反對招商資金，這是亂扣帽子，我從來不反對對外開放，相反我認為對外開放是對的。另外，我也不反對引進外資，資本國際流動，我自己也要到國外去，我反對干什么呢？我也從不反對國企改制，我認為完全競爭領域的國有企業應該改制，當然我也從來不反對徐工改制。

　　但是問題出在哪里呢？我認為開放都是有管理的開放，都是有保護的開放，都不應該以喪失控制力和主導權為代價，全球都是這樣，制定關貿總協定的美國都有管理開放的機制。任何引進都是有管理的、有選擇的引進。比如說我們不能把一些污染的項目，人家不干的東西搞到中國來，我必須引進有利于自己的東西。現在我們談的都不是什么新話題，可以說是國際貫例。我既反對情緒化，也反對意識形態化。

　　但是，我個人認為中國經濟確實需要調整，調整不是走回頭路，而是調整運行的姿態，如果不調整的話會偏離我們的航線和目標。我們要成為經濟強國，要成為政治大國，如果沒有自主性，沒有獨立性，目標是無法實現的。招商引資確實使我們的技術也好、管理也好較大幅度的提升，但是如果沒有自主性，我們可以縮小差距，但是我們永遠不可能實現超越，永遠是老二、老三，因為你失去了自主發展的權利。過去我們與外國之間差距很大，我們通過引進是可以很快的縮小差距，比如說人家把三流技術賣給你，對你來說也是一流技術。但是你如果在開放中失去了自我，比如徐工被外資控股了，你就是再先進，也不是你的了。再先進，他不會為你中國人造先進的軍事裝備。只要國家還存在，國家間有不同的利益，經濟就不可能是純正的經濟，任何經濟行為必須有政治的考量。必須在這種很現實的條件下考慮我們的政治和經濟的決策，這是一個基本的出發點，如果說沒有這一點，叫政治上的糊涂，我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名字，，我給某些專家起了一個名字叫“太空經濟學家”，就是太脫離現實。現在說老實話，我不知道我們民族產業發展空間在哪里？請各位專家告訴我，在國內我們不能享受平等的待遇，在國外我們各方面比人家差一大截，我們的競爭力跟人家差一截，還面臨人家的打壓，反壟斷，反傾銷，什么人民幣升值，什么政治問題。請問我們民族產業發展空間在哪里？有一些人老在講，引進外資，加強競爭，通過競爭提升民族產業的競爭力。這就使我們想起了革命時期的布爾什維克，要求紅軍打正規戰，打陣地戰，搞得紅軍被迫長征，現在我們某些經濟學家也是這個觀點，結果可能也是民族產業的災難！現在仍然存在警惕洋教條誤國的問題。

    我是一個民營企業，民營企業在底層，在國內比國有企業的地位差，把中國企業放在國際大環境講，中國企業比外資企業差。剛才有的專家講的沒錯，改革開放之初，我們給外資超國民待遇是沒錯的，因為中國以前閉關鎖國，他們不了解中國，他們進入中國有風險，中國基礎設施很差，可能增加外資的投資成本，我們給他一定的風險和成本溢價是有道理的。但是這應該是我們的臨時措施，但是我們一臨時就是幾十年，現在外資對一些行業已經完全控制了，中國也成為外資投資的熱點地區，中國已經超過美國成為全球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中國外匯儲備已經達到一萬億，這一萬億怎么花已經成為經濟和政治問題，在這個時候我們政策不需要調整嗎？還需要把國內的優質的產業資產換那么一點點可憐的美元嗎？徐工機械是我們中國機械行業第一品牌，我們賣了多少錢呢？有人說我是為了企業利益，如果說是為了企業利益，我根本不談這些問題，中國有一個詞就叫做“悶聲發大財”，但是我不能不說。很多人說做企業就不要管閑事，但是我認為恰恰相反，我不是管閑事，企業做到三一這樣的規模，企業的發展已經和國家宏觀環境有高度的相關性了。大家說中國的企業要走出去，我們競爭力在哪里，企業的背后是政府。企業就相當于一個野戰軍，打仗打的是什么？是供給。提這個問題，可能有點情緒化，但是我想這些事情確實讓我很困惑，也感到很無助，所以我希望關心中國經濟發展的經濟學家，多給中國企業一些幫助，我想我們的目標是一致的。

    我就講這些，非常感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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