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景生與“一二·九”運動 

張如賢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中國現代革命史上，1935年12月9日在北平爆發的“一二·九”運動，是中國青年學生運動史上的光輝典范，也是劃分中國反動時期與革命時期的一個重要標志，它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正如毛澤東同志在談到“一二·九”運動的重大歷史意義時所指出的那樣“至于一二·九運動，它是偉大抗日戰爭的準備，這同五四運動是第一次大革命的準備一樣”，“一二·九推動了七七抗戰，準備了七七抗戰。” 。一二·九運動是動員全民族抗戰的運動，它準備了抗戰的思想，準備了抗戰的人心，準備了抗戰的干部。因此按照歷史的本來面目，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把可歌可泣的“一二·九”運動的忠實的記錄下來，并認真地總結經驗教訓，對于今天的中國青年是一部有益的愛國主義教材。
    鑒此，筆者懷著激動的心情，走訪了這位唯一的歷史見證者，年已87歲高齡的谷景生老人，并了解也在“一二·九”運動中的重大經歷和光輝業績，以及“一二·九“運動前后鮮為人知的重大歷史事實。

　　今年的12月9日，是“一二·九”運動65周年紀念日。值此，筆者將此拙文發表于世，以期有助于“一二·九”運動史的深入研究和發展。

(一)

　　1931年9月18日深夜，一件關系中國命運、震驚全國的大事突然發生：根據不平等條約，駐扎在東北的日本關東軍向中國東北軍駐地和沈陽城發動軍事進攻。其時，由于蔣介石對日本帝國主義采取“不抵抗”政策，很快在短短四個月內，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全部淪陷。從此，我二百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三千萬骨肉同胞和無盡寶藏淪于敵手。這就是著名的“九一八”事變。面對這亡國慘禍迫在眉睫的現實，迅速在北平、上海、南京、廣州等大城市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浪潮。各地的學生、工人和市民群情激憤，紛紛游行示威，罷課、罷工、發表函電，強烈要求政府救亡抗日。正如“義勇軍進行曲”所唱，“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都發出最后的吼聲”，喊出了億萬中國人心中的滿腔悲憤。

　　就在這一年，年僅十七歲就讀于山西太原一中的谷景生，早已在1929年經太原一中圖書館管理員張盤石（地下共產黨員）的介紹參加了黨的外圍組織讀書會。這個讀書會在學校的活動中，吸收了許多積極追求光明和真理的熱血青年。谷景生與同學們如饑似渴地閱讀著黨辦的《向導》、《生路》等進步刊物，自覺地接受革命思想的影響。這一年，太原一中的讀書會在學校的操場上召開過一次紀念“三一八”慘案死難烈士大會，校園各處張貼了標語“打倒軍閥”、“為死難烈士報仇”、“取消辛丑條約”等。面對學生這種愛國熱情，校方領導卻千方百計地進行壓制，公開警告學生們“要回教室好好讀書，國家大事，由政府處理，你們這樣做是犯法的，鬧事者要開除黨籍的……”。而學生卻反問校方：”反動軍閥，殺戮無辜，帝國主義瓜分中國，這如何使我們安心讀書？“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們犯了哪條王法？”校方對這些質問，只能無可奈何。谷景生在參加讀書會這些革命活動中，受到了極大的鍛煉和提高。在這期間，為了擴大民主思想的宣傳，團結更多的進步學生，谷景生還向張盤石教師建議，在讀書會的領導下，再辦一張小報，名叫《一中園地》。這個建議立即得到張老師的支持，谷景生還擔任了這個刊物“文藝版”的編輯。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后，由于蔣介石對日本侵略軍采取不抵抗主義，是年11月份，太原一中的進步學生又在太原市的地下黨組織的發動下，舉行了一次抗日救亡的飛行集合。太原的初冬，北風呼嘯，十分寒冷。這天，太原大街上熙熙攘攘，人流如潮。各家店鋪口、街道兩旁，到處是數不清的人群。人們揮舞旗幟，手舉各色標語，高喊“團結起來，抗日救亡”、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口號。谷景生也擠在人流當中，與群眾一起高呼著口號。這時，廣場上已聚集成一片人的海洋。由于人群的騷動激蕩，很多旗幟都變成了破碎的紙片，谷景生手中的小紅旗早已不知去向。接著，指揮游行示威的人發出游行開始的訊號。太原一中的學生走在隊伍最前列。谷景生、王魁金等幾個讀書會的學生，不畏軍警的阻攔，邊走邊帶領大家高呼口號。這時路邊的人也繼陸加入了游行隊伍，人流象潮水一般，沖開前來阻止學生游行的軍警，繼續向前行進……。這次游行示威引起校方極大的恐慌，也引起國民黨太原當局對青年學生的嚴加查禁。此后，谷景生這位進步青年，逐步得到了共產黨員張盤石教師的賞識和器重。張老師心中暗想，這個青年將來會大有作為，一心想把谷景生培養成一名共產黨員。

　　　　　　　　　　　　　　　　　　（二）

　　1932年初春，谷景生于太原一中畢業后，結伴了六、七個同學隨老師張盤石赴北平參加革命活動。到北平后，為安全起見，谷景生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北平大學附屬中學讀書，實際上主要是參加地下黨組織的一些革命活動。有一天，張盤石按地下黨的指示，組織他們幾個同學，秘密到街頭張貼散發傳單，以造輿論，迫使國民黨當局盡快釋放已被捕的國際友人牛籃夫婦。這天晚上，谷景生接受任務后，按兩人一組將傳單分發給幾個同學，然后分頭到大街小巷散發。他和劉毅同學分在一組，每到一個胡同，劉毅在胡同口放哨，谷景生進胡同里張貼傳單。一旦遇有巡警，劉毅就拍兩下大腿或晃兩下手電筒，谷景生聞訊立即從胡同另一端逃走。就這樣，不到一會兒就跑了四五個胡同，幾十張傳單貼了出去。后來谷景生提議，光貼這些小胡同看的人少，干脆到到大街上去貼，看的人多，影響大。商量定后，兩人到燈市口大街，借著昏暗的路燈，躲開巡警，飛快的在墻上貼著傳單。這一夜他們跑了三四條大街，把一百多張傳單全部貼了出去，勇敢地完成了任務。后來谷景生回憶，這次行動是他來北平第一次參加組織交給他的工作，感到非常自豪。

　　隨后，在張盤石的介紹下，谷景生先后參加了北平“左聯”、“社聯”和反帝大同盟，并擔任了黨的外圍組織辦的《旭社》社長。當時參加“左聯”“社聯”、反帝大同盟等組織的成員，大部分是青年學生。他們都有強烈的革命要求，愛好文藝，向往未來，懷著滿腔熱情參加到左翼陣營來，希望能為革命文化事業作出一些貢獻。谷景生就是懷著這種愿望，積極從事著左翼文化團體活動。那時，谷景生的主要活動是參加讀書會，學習研究馬列主義，寫文章宣傳愛國抗日思想，參加飛行集會和示威游行等。參加這些活動都有極大的危險性。國民黨當局規定，凡參加游行示威和讀書會，傳遞進步刊物的，一律當作共產黨人看待，要判刑甚至殺頭。盡管如此，谷景生毅然參加戰斗，積極人事左翼文化團體的各項活動。通過這些革命活動的磨煉和火熱的斗爭生活，谷景生更加堅定了追求真理，獻身革命的決心。他在日記中曾寫道：“確立一種正確的人生哲學于每個人，那是生死攸關需要…….我之所以把共產主義當作奮斗目標，是因為中國需要一種進步主義，一個解救中華民族的政黨…….。”此后不久，在共產黨員牛照曦的介紹下，谷景生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后又轉入中國共產黨。

　　入黨之后，谷景生受地下黨組織委派，擔任了中共河北省委機關報《反帝青年》的編輯兼校對。在這期間，谷景生全身心地投入了地下黨的工作。他一方面積極寫文章，揭露日軍在北平恣意橫行、殘害國人的暴行。一方面負責將編輯好《反帝青年》報送到秘密的地下工廠印刷。然后再把印好的《反帝青年》想辦法帶到平大高中，散發到學校圖書館等地，向青年學生傳播愛國抗日思想。就這樣，通過谷景生等黨員學生的積極工作，當時許多進步青年都主動地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斗爭中，不斷擴大了愛國抗日的群眾性陣線。1932年冬，魯迅先生到北平作過許多次演講，谷景生與左翼文化團體的成員一起親聆了魯迅的演講。魯迅的演講在北平學生中引起了極大的反響，鼓舞了青年愛國熱情，有力地促進了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谷景生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啟迪。

　　1933年初，由于校方發現谷景生和彭濤等同學一起參加革命活動的事，就被平大高中公開宣布開除學籍。面對這一突然事件，谷景生并沒有為此而消沉，而是更加堅定了革命理想信念。他在自己的筆記本上，工工整整地抄寫了一段李大釗烈士的話：“青年之字典，無“困難”之字；青年之口頭，無“障礙”之語：唯知躍進，唯知雄飛……。”以此激勵自己，并把它作為座右銘指導著自己的一切行動。

　　離開平大高中后，地下黨組織又安排谷景生擔任反帝大同盟機關報《反帝新聞》主編。這時，雖然北平地下黨組織經常遭到破壞，但地下黨活動并沒有停止，許多共產黨人、革命積極分子，仍然前仆后繼，堅持斗爭。時逢，傳來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于　　1932年4月簽發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宣布對日戰爭宣言》，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宣布對日戰爭，領導全中國工農紅軍和廣大被壓迫民眾，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以求中國民族徹底的解放和獨立。同時號召：白色統治地區的工農兵以及一切勞苦民眾自衛起來，組織民眾抗日義勇軍，奪取國民黨軍閥的武器，來武裝自己，直接對日作戰。谷景生從地下黨員施繁夫手中行到這一文件后，立即組織地下交通趙貴碧和劉杰，他們三人一起連夜刻鋼板，將此文件刊登在《反帝新聞》報上，然后乘深夜到大街小巷散發張貼了出去。此事，極大地震驚了國民黨當局，立即派出大批軍警進行偵緝。不久，由于內部的泄密，谷景生得知趙貴碧被捕了。他立刻警覺起來，迅速通知劉杰將《反帝新聞》轉移到另處，不畏敵人封查，繼續開展活動。

　　同年四月，鑒于李大釗于1927年4月遇難后，其靈柩一直停放在北平妙光閣街浙寺，未得安葬。在中共河北省委和北平黨組織的領導下，由河北省反帝大同盟、北平文總、河北省互濟會黨團負責，發起了為革命先烈李大釗舉行公葬的活動。殯儀于22日開始，先在妙光閣街浙寺舉行公祭，李大釗的生前好友和“左聯”、“社聯”，反帝大同盟等大多數成員都前去靈堂祭奠。這一天，谷景生懷著悲痛的心情，把他連夜寫成的一篇祭文，親自焚化在李大釗奠堂前。他在祭文中最后說：我一定繼承您的遺志，用您對革命的忠誠和精神，唯知躍進，唯知雄飛……”。

　　第二天，舉行公葬。谷景生又隨著由學生、工人、農民、士兵、市民等700余人組成的送葬隊伍，高舉著挽聯、抬著花圈參加送葬。隊伍由浙寺出發行至西單路祭時，隊伍中唱起“國際歌”、高喊“打倒國民黨”、“擁護蘇維埃政府”、“歡迎紅軍北上抗日”、為李大釗烈士報仇”等口號。有人還站出來演講李大釗生前事跡，控訴國民黨反動當局殺害李大釗的罪行。沿途的群眾也不斷地自覺加入送葬隊伍，形成了一支浩蕩的洪流。當隊伍繼續行至西四準備再次路祭時，蔣孝先的憲兵三團出動大批憲警乘車趕來，以“妨礙治安”為名，開槍攔截，四處追捕學生，送葬隊伍終于被沖散了。但仍有少部分隊伍向香山萬安公墓前進。這時，谷景生機敏地跑到一個中藥店，被老板藏了起來。待憲警搜捕過后，他一個人繼續追趕隊伍到香山萬安公墓參加了李大釗烈士的安葬儀式。實際上這次公葬活動，是愛國的各界人士和青年學生向國民黨北平當局進行的一次聲勢浩大的游行示威，也是強烈號召國人團結起來反蔣抗日的一次愛國行動。之后，參加公葬活動的人們，繼承李大釗遺志，高舉反蔣抗日的旗幟，更加勇敢地戰斗在各個不同的崗位上。

　　　　　　　　　　　　（三）

　　1933年春，日軍出兵進犯察東。為了抵抗日本侵略者，保衛察哈爾，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和推動下，原西北將軍吉鴻昌（共產黨員）聯絡馮玉祥、方振武，共同發起成立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同年5月，馮玉祥在張家口就任同盟軍總司令，方振武任前敵總司令，吉鴻昌任前敵總指揮。同盟軍成立后，積極對日作戰，得到了全國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旋即，中共北方局決定，要求河北省委派得力干部，前去支持和幫助同盟軍抗日。并在察北成立了中共河北省前線工作委員會，柯慶施任書記。一天，谷景生被共產黨員施繁夫叫去，向他傳達了北平市委決定，派他到察洽爾前委工作。此次到同盟軍去的還有彭濤。谷景生受領任務后，立即準備好行裝，于次日晨乘火車到達張家口，按接頭暗號與組織取得了聯系。谷景生到前委見到的第一個人，就是外號中柯大鼻子的柯慶施。柯慶施經過與谷景生簡短的交談之后，安排他在前委主辦的機關報《民眾日報》任編輯。然后，柯慶施就從抽屜拿出一篇稿子給谷景生說：“這是肺病鬼寫的一篇揭露華北停戰協議的文章，您看看，發在明天第一版頭題。”這以后，谷景生經常看到這位化名“肺病鬼”的文章，但一直不知道他是誰，直到解放后才知道“肺病鬼”就是陳伯達。

　　谷景生在《民眾日報》當編輯時，抗日同盟軍提出了許多抗日方案，如同盟軍為革命軍民之聯合戰線，以外抗暴日，內除國賊為宗旨：同盟軍誓以武力收復失地：同盟軍主張聯合全世界反帝國主義勢力共同奮斗，以完成中國之獨立自由等等。這些宣言均在《民眾日報》上作了報導和宣傳。同時，為抗擊進犯，同盟軍還組成了以馮玉袢、方振武、佟麟閣、宣俠父等十一人的軍事委員會。旋即，同盟軍在張北、清源等地與日軍進行了激烈戰斗，先后連克康保、寶昌、沽源等城市，并收復了多倫。但是南京國民黨卻用各種手段，破壞同盟軍的抗日愛國行動。同年7月，蔣介石與汪精衛電告馮玉祥，“勿擅立軍政名義”以警告。同時，國民黨調集十六個師計十五萬人，與日軍勾結，協同進攻同盟軍。

　　這時，隨著戰局的變化，戰場的需要，不久谷景生就加入了抗日同盟軍，從事軍事工作。到同盟軍之后，他被分在宣俠父為師長的五師。五師是抗日同盟軍的主力，號稱“王牌軍”.谷景生被任命為該師政治部宣傳科長。隨后，為了加強第一線部隊的政治力量，又任命谷景生為五師第一團政委，也就是張韜團政委，此團又叫“黑馬團”。此時，由于同盟軍在日、將聯合夾擊下，處境十分艱難。8月，馮玉祥被迫辭職，吉鴻昌、方振武通電宣布改抗日同盟軍為抗日討賊軍，繼續抗日，奮戰在熱河、長城一帶。9月底，同盟軍由于對形勢的錯誤估計，作出先攻密云、懷柔，再克北平的決定，結果在北平外圍小湯山一帶與日軍和國民黨軍作戰中受到重創。在這次戰斗中，張韜與谷景生率領黑馬團擔任先鋒，為全軍開路。當部隊行至潮北河口時，遭遇日軍正面阻擊和國民黨軍腹背圍攻，張韜和谷景生指揮部隊多次沖出突圍，企圖為全軍殺出一條血路，但終因彈盡糧絕而失敗。此次戰斗中團長張韜英勇犧牲，谷景生身負重傷，昏迷后不幸被俘。當谷景生醒過來后，才知道被俘的傷員全部關押在一座大廟里。這時，他突然發現身旁還躺著一個全身鮮血、奄奄一息的傷員。仔細辨認，原來是太原一中的同學王魁金。沒等谷景生向他說一句話，就聽到廟外國民黨軍又搶殺了一批俘虜。谷景生面對此情景，恕火填膺，但由于傷口的劇痛難忍，又昏迷了過去……。

　　當谷景生再次醒來后，國民黨軍已撤離，他身邊的戰友王魁金全身已僵硬，眼睛卻睜得很大。他懷著極度的悲憤，用手輕輕將戰友的雙眼合上，把自己的軍帽摘下蓋在王魁金的臉上，算是對戰友的安葬。這時，大廟里的三十多名傷員全被紅十會會收容照顧。大約兩天后，柯慶施和另一位前委成員，化妝成老百姓到大廟慰問同盟軍的傷病員。當柯慶施走到谷景生面前時，腑耳輕聲說：“小谷，明天紅十字會拉你們到青龍橋養傷，地下黨會派人營救你的……”，隨手把十塊銅洋悄悄地塞在谷景生的手里。第二天，所有傷員被送到青龍橋紅十字會醫院治療。幾天后，北平地下黨派楚顯和另一位同志以親屬名義，將谷景生接出去，送到北平醫院。住院期間，開始楚顯經常來看望，保持著黨的聯系。后來又換了一位姓唐的女同志，來過二、三次。突然一天，小唐化妝成一位闊小姐的樣子，來到醫院悄悄告訴谷景生，她冒充國民黨一要員的侄女要到南京執行任務，大約兩個星期之后再接谷景生出院，卻誰知小唐走后，再也沒有了音訊。從此之后，谷景生雖經八個月養傷，傷情漸漸痊愈，但卻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系以，這使他陷入了極大苦悶之中……..

　　　　　　　　　　　　　　　　　（四）

　　1934年冬，谷景生傷愈出院后，化名谷峰。住北平第四中學一個叫周頤的同志住的公寓時。當時，北平已處在白色恐怖之中，他從一個進步學生口中得知，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員又遭到破壞，中共市委和黨的外圍組織“左聯”“社聯”、“文總”的許多負責人被捕了，北平黨組織已陷入癱瘓。面對這種險惡局面，谷景生始終沒有動搖和放棄追求革命的理想和信念。他千方百計地尋找著地下黨，想盡快能與黨組織接上關系，但多日來卻落空了。一天，他突然想起曾在讀書會見過面，在女一中讀書的女學生楊彤，她又是《民眾日報》主編的表妹。于是谷景生到女一中找到了楊彤。見面時，楊彤還帶著另一女學生中郭桂英（現名郭明秋），介紹給了谷景生認識。因為她倆都不是共產黨員，這次見面谷景生只了解了一般的情況，并沒有與黨組織接上關系、。

　　之后，谷景生仍抱定決心，繼續想方設法尋找黨的組織。幾天后，在大街上偶爾遇到了一個熟悉的身影，對方也同時注意了谷景生。兩人對面一看，谷景生叫出對方的名字彭濤，彭濤也認出了谷景生，久別相逢的戰友見面格外高興。經兩人互相交談，谷景生知道彭濤也是從小湯山戰斗失敗后回到北平來的，正在積極找黨的組織。隨后，通過彭濤又找到共產黨員周小舟。他們三人商定，今后要排除一切困難，努力恢復北平地上黨組織，積極開展救亡工作。這期間，蔣介石繼續推行投降主義路線，先后與日本侵略者簽訂了出賣華北利益的“塘沽協定”和“何梅協定”，整個華北已完全在日軍掌握之中。領導廣大群眾抗日救亡，已經成了黨的頭等大事。為此，他們三人采用讀書掩護身份。谷景生到藝文中學讀書，彭濤到輔仁大學學習，周小舟去女中當教員。同時，積極在各大中學校組織讀書會等，引導青年學生認清當時的政治形勢，振奮民族精神，把抗日救亡運動進行到底。

　　不久，彭濤與地下黨員王學明、冷楚取得了聯系，周小舟通過一個學生的關系又和河北省委聯系上了。這樣，1935年6月間，中共河北省委派李常青到北平，決定建立中共北平工作委員會。王學明任書記，成員有冷楚、彭濤等。周小舟負責武裝自衛會北平分會工作。同時，市工委決定，由谷景生擔任北平市左翼文化總同盟（簡稱文總）和北平市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的黨團書記。為了廣泛開展左翼文化運動，同年8月5日，北平“左聯”又創辦了一個刊物《泡沬》社，由谷景生兼任該社社長。《泡沬》是一個文藝周刊，其主要任務是通過發表文章，更廣泛地聯系青年，發動青年學生開展救亡活動。谷景生在主持《泡沬》社工作期間，團結和發展了一大批革命青年為社員，有許多青年主動給《泡沬》寫稿，積極宣傳左翼文化思想。谷景生在讀書會，曾見過流亡青年學生劉曼生（現名谷牧）。經過一段觀察，就介紹他入黨，吸收他為左聯一般成員，讓他給“泡沬”寫稿。他很崇拜谷景生，把谷景生稱為他的政治引路人。另一個是文章寫得很好的青年作者碧野。當時他寫了一篇文章《窯工》，谷景生感到不錯，專門約見他交談意見。后來此人成了新中國文學辦著名的詩人、散文家。這以后，谷景生在斗爭實踐中，通過考驗，還介紹了在女一中讀書的女青年楊彤和郭明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新的中共北平市委組成后，由彭濤、周小舟和谷景生等一起，于1935年7月間，又組織了一次向何應欽請愿的活動。參加的主要是教會中學學生。何應欽是國民黨政府華北行轅主任，賣國的“何梅協定”就是他與日寇簽訂的。這一天，大批熱血青年揮舞標語旗幟，喊著口號，聚集在新華門外，要求國民黨政府改變賣國投降政策，全力和全國人民一抗日。請愿提出了六項要求，主要內容是要求議論、集會、結社自由，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取締“華北自治”自治活動。參加請愿的學校有匯文中學、育英中學、北滿女子中學等，還有一批大學生。這次請愿可以說是“一二·九”運動的前奏。可惜這次行動并沒有得到新上任的北平市委書記王學明的、成員冷楚的肯定。相反，他們認為搞這種合法的請愿是“右”傾投降。當時人們送給王學明和冷楚一個外號，一個叫“大布爾什維克”，一個叫“小布爾什維克”。這實際上是黨內“左”傾冒險主義，關門主義思想在白區工作中的反映。但是，谷景生、彭濤、周小舟等并不認為這是右傾、是錯誤。接著，他們又組織了一次更大規模的群眾性黃河水災賑濟活動，以期發動和團結更廣泛的民眾投入反蔣抗日斗爭中去。1935年夏秋兩季，黃河、長江、運河泛濫，大片土地被淹沒，災情漫延到皖、贛、湘、鄂、冀、豫七省，災民達1900萬。一時間，大量流離失所的災民紛紛涌入北平。面對這一形勢，組織領導學生開展賑濟災民，就是北平組織的當務之急。這時，清華東大、女一中、師大、藝文中學、匯文中學等大中學校紛紛成立了賑濟會。在此基礎上成立了黃河水災賑濟聯合會，發表了《北平大中學校水災救濟會賑災宣言》，制定了12項募捐辦法。北平黨組織又不失時機地組織學生到天橋等地慰問災民，發募捐來的錢物。各學校還派代表到河南、山東等地慰問災民，賑災活動中，學生們宣傳抗日，揭露國民黨政府的腐敗而造成的災荒，以及蔣介石推行賣國投降路線。動員災民們團結起來、聯合起來、組織起來抗日救國。這次活動為進一步開展廣大民眾和青年學生的救亡運動打下了基礎，也為“一二·九”運動作了組織上的準備。

　（五）

　　自國民黨政府與日本簽訂《塘沽協定》和《何梅協定》之后，日軍進一步加快了侵占華北的步聚。1935年10月，在日軍的策動下，漢奸殷汝耕粉墨登場，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宣布脫離國民黨南京政府。這樣冀北的大片國土，將成為日本帝國主義卵冀下的殖民地。不僅如此，蔣介石還下令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以滿足日本妄圖使“華北特殊化”的野心。華北危在旦夕，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

　　就在這樣一個危急關頭，北平地下黨內部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一方以王學明、冷楚為代表，極力推行“左”傾冒險主義、關門主義方針。認為，發動學生向國民黨政府請愿游行是右傾投降，主張組織暴動，打倒國民黨，建立北方蘇維埃。一方以谷景生、彭濤、周小舟為代表，堅持主張以合法形式與國民黨投降主義政策作斗爭，積極擴大和發展抗日力量，不斷推動民族救亡運動。正當這兩種意見相持不決時，谷景生、彭濤、周小秀他們從莫斯科《工人日報》、《國際工人通訊》上看到，共產國際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作出了在各國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決定，以及駐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以中國蘇維埃政府和中共中央政府的名義，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宣言指出：“近年來，我國家我民族已處在千鈞一發的生死關頭。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抗日救國已成為每一個同胞的神圣天職。”宣言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停止內戰，共同抗日。根據這精神，他們更加堅定了自己的意見。認為，目前國家已處在民族解放戰爭的前夜，更應當廣泛發動群眾，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在抗日救亡的旗幟下，結成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為了盡快統一思想，谷景生、彭濤、周小舟三人商量后，推舉周小舟去天津，向領導北平黨組織的河北省委，匯報了北平黨組織內的意見分歧。河北省委認真聽取意見后。充分肯定了他們的工作，贊同他們的政治主張，并決定改組北平市工委，組成中共北平市臨時工作委員會和新的共青團北平市工委，組成中共北平市臨時工作委員會和新的共青團北平市委。任命谷景生為北平市臨委書記、兼共青年團北平市委書記，彭濤任臨委組織部長，周小舟任臨委宣傳部長。后來，當”一二·九“運動開始時，又派李常青來北平為特派員，代表河北省委領導北平黨的工作。

　　中共北平臨委組成后，立即確定黨的中心工作是：發動學生反對“華北五省自治“，壯大抗日統一戰線。為實現這一目標，1935年11月，隨著黃河水災賑濟活動的結束，北平市臨委研究決定，把各校的黃河水災賑濟會轉成學生會。再以此為基礎，在中國大學成立了半公開的北平大、中學生聯合會。女一中學生、共產黨員郭明秋為學聯主席，清華大學學生、共產黨員姚克廣（現名姚依林）為秘書，鏡湖中學學生、共產黨員孫敬文為總交通，東北大學學生、共產黨鄒魯風為總糾察，燕京大學學生、共產黨員黃華為總交際　。由谷景生、彭濤、周小舟組成學聯黨團，學聯黨團是學聯的黨的領導核心。具體分工是，彭濤、周小舟可以參加學聯的公開活動，北平市委臨委的有關決定要通過彭濤、周小舟向學聯其他成員傳達。由于地下黨員的性質，谷景生作為書記不能公開露面，而是駐機關在幕后指導。此刻，剛剛成立的中共北平市臨委獲悉，國民黨政府和宋哲元、日軍預定在12月9日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消息，這實際上是實現日寇圖謀已久的“華北特殊化”，從而使華北五省全部淪入敵手。在這危急關頭，谷景生、彭濤、周小舟商討，果斷決定于12月9日這一天，由北平學聯出面，組織愛國學生向國民黨政府請愿，堅決反對“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

　　為了組織發動這場請愿活動，于12月6日晚，北平市臨委書記谷景生和彭濤、周小舟一起以學聯黨團的名義，組織郭明秋、姚依林、陸璀、孫敬文等學聯成員，在辟才胡同洋車場里，也就是臨委的臨時機關，舉行了一次秘密會議。會上，首選總結了前幾次游行示威的經驗教訓，重點研究分析了國民黨當局可能采取的行動和對付軍警阻攔學生的措施。最后，谷景生用在抗日同盟軍擔任團政委時學到軍事知識，以及從黨辦的《長城》雜志中嘗到的游擊戰術原則，攤開北平市地圖，談了各學校向新華門進發的路線，并提出組織學生自己的交通隊和糾察隊，布置了如何利用外國記者和他們的車輛與軍警周旋的辦法。還要求各學校要采取分散與集中相結合的靈活方式，巧妙躲過軍警的追捕，盡量減少不必要的犧牲。整個行動要造成自發的印象，保護好地下各級黨組織。谷景生的這些主張，得到了當時與會人的一致通過。之后，彭濤又向黃敬文交待了在游行時向群眾宣讀的內容與地點。

　　會后，還決定讓清華大學的女同學陸璀通知各學校代表，第二天，也就是十二月七日，北平學聯在女一中召開各學校代表會議。這一天，到會的有二十幾所學校的代表，會上按照北平市臨委的具體要求，又一次布置了請愿游行的集合時間、行動路線和口號。決定城內由東北大學帶頭，城外由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率隊進城。兩支隊伍在西直門會合后，沿途再發動那些尚未行動起來的學校。會上，為了進一步鼓舞大家的士氣和信心，彭濤再次分析了形勢，強調目前北平的形勢象布滿干柴，一個火星就會燃燒起熊熊大火。還要求進步力量較強的學校要首先上街，造成聲勢，然后到進步力量弱的學校呼口號，動員他們參加。會后，代表們都懷著征戰前緊張而又激動的心情，將12月9日的行動計劃帶回各自學校，進行具體安排部署。燕京大學代表黃華返回學校，立即將學聯的決定傳達給學生自治會的負責人，并于8日晚以敲鐘為號，召集全體學生大會，落實學聯的部署，學生們一致表示贊同。清華大學的代表返回學校后，也召開了學生大會，傳達了9日的行動決定，并編制了請愿游行隊伍。東北大學的代表鄭洪軒、鄒魯風回校后，積極組織大家做好請愿游行的標語、旗幟、自衛用的石灰等具體工作。北平師范大學、中國學院等學校都以同樣的心情，進行了各項準備工作。學聯所在地女一中則更緊張，12月8日晚學聯又開會研究決定，由黃敬文擔任游行隊伍總指揮，姚依林、郭明秋在西單亞北咖啡館進行對外指揮。總交通孫敬文則負責把請愿游行的決定，通知到那些沒有參加學聯代表會議的學校……。

此時此刻，北平古城已不再平靜。廣大愛國學生被長久壓抑的抗日怒火，像火山一樣，一旦噴射就會燃燒起熊熊烈火，發出驚天動地的巨響。

　　　　　　　　　　　　　　　　　(六)

　　“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死亡“。1935年12月9日，沉默無聲的北平城怒吼了。

　　這一天，朔風凜冽，滴水成冰。警察當局事先聽到了學生要請愿的消息，清晨就下了戒嚴令，派警察堵住了城內外許多學校的大門，并在一些街道要沖布置了崗哨，企圖消滅這次運動。學校當局也都奉命把守校門，阻止學生出入。但是，城內外參加請愿游行的學生們，在中共北平市臨委和學聯的領導下，自黎明起，他們冒著刺骨的寒風，按照預定計劃積極行動起來，分路奔向新華門。

　　在城內，走在隊伍前列的是東北大學、中國大學、北平師范大學和市立女一中的學生。這天清晨，東北大學的學生們在軍警包圍了學校的情況下，在大禮堂召開全體學生大會。當宣布今天舉行請愿的決定后，同學們熱淚盈眶，群情激奮，一致表示排除萬難，堅決參加請愿游行。接著學生們沖開學校的警衛，向街頭奔去。根據北平市臨委和學聯的決定，東北大學的校址在西直門內，應首先與從西直門進城的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的隊伍會合，然后直奔新華門向何應欽請愿。可當時傳來清華、燕京的隊伍已被阻止于城外，于是東北大學決定單獨行動。他們手挽手，高舉請愿團的旗幟，呼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請愿隊伍由北向南行進，沿途他們機警地避開了在新街口一帶設置的封鎖線，從北河沿轉到西四北大街。這時，北平大學、法商學院的二、三十名學生，突破軍警的阻攔，加入了隊伍，使請愿隊伍越來越壯大。一路上學生們高呼“爭取愛國自由”的口號，不畏軍警的棍棒和大刀，與軍警開展英勇的博斗。最后學生們沖破一道道封鎖線，沖向新華門。與此同時，城內的中國大學，北平師范大學、市立女一中等學校也都巧妙地擺脫軍警的包圍，轉向西單北大街，向新華門奔去。他們一面喊口號，一面散發中國大學的《告各界同胞書》和學聯的《請愿宣言》。

　　城外的清華大學和燕京大學的學生們，清晨五點多鐘就集合點名，向西直門方向行進，當兩校的學生隊伍沖破軍警的阻攔趕到西直門前，警察當局已將西直門關閉，城樓上下到處是荷槍實彈的憲兵，學生們經反復斗爭均無效果。這樣，清華、燕京等學校的學生隊伍被困阻在西直門外。

　　這時，已經是上午10點多鐘，在新華門前已匯集了幾千名學生，而新華門卻緊緊關閉著。門前排列著手持刀槍的警察憲兵，各個殺氣騰騰，如臨大敵。面對這種敵對局面，更加激起了廣大學生的義憤。他們在新華門廣場上揮舞旗幟，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華北五省自治”、“收復東北失地”、“武裝保衛華北”、“立即停止內戰”。這呼聲劃破了籠罩在古城上空的烏云，喊出了全國各族人民的心聲。為了取得請愿斗爭的更大勝利，學生們臨時推行了中國大學的學生董毓華、東北大學的學生宋黎，北平師大的學生于剛等人為代表，要求面見何應欽。代表們提出了六項請愿要求：（1）反對華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員會及其類似組織；（2）反對一切中日間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應付目前危機的外交政策；（3）保障人民議論、集會、出版自由；（4）停止內戰，立刻準備對外的自衛戰爭；（5）不得任意逮捕人民；（6）立即釋放被捕學生。但何應欽卻避而不見，對學生們的要求不予答復。按北平市臨委預告部署的策略，各校代表立即決定，改請愿為示威游行。與此同時，被軍警關閉在西直門外的清華、燕京等校的學生隊伍一直堅持抗日宣傳，與軍警進行著斗爭。

　　在整個請愿游行過程中，北平市臨委派到第一線公開露面指揮的是彭濤，同時還有學聯的主要負責人郭明秋、姚依林等人。谷景生和李常青按地下黨的規定，不能公開參加請愿游行指揮，而是由學聯隨時派交通員向他們兩人匯報。當游行隊伍經過西單時，遇到上百名軍警的阻攔和大刀、木棍、槍托的襲擊。學生們勇敢地沖破封鎖線后，得知西直門附近已布滿了軍警、憲兵，要以武力驅散學生。彭濤及時派人把這一情況向谷景生和李常青作了匯報，他倆立即指示學聯指揮部，為避免犧牲，應改道東行。接著，浩浩蕩蕩的游行隊伍由北向南前進，沿途不斷有市民和學生加入。隊伍抵達王府井大街時中，已經發展到四、五千人。待游行隊伍繼續進到王府井南口時，又一次遭到軍警憲兵的鎮壓。手持大刀，木棍、皮鞭的軍警向手無寸鐵的學生們猛擊亂打，用消防水龍頭沖擊學生。同學們與軍警、憲兵十幾分鐘的搏斗后，游行隊伍最后被沖散了。此時，在市臨委機關的谷景生和李常青得到游行隊伍被沖散的消息后，為了保存力量，避免不必要的犧牲，又通過地下交通員通知在一線指揮的彭濤暫時停止游行，10日起實行全市罷課，準備更大規模的示威游行。隨后，游行隊伍按這一決定，懷著強烈的憤怒和堅定的決心，在暮色中分路返回學校。

　　通過“一二·九“這一天的請愿游行，不但沉重地打擊了北平當局妄圖成立“冀罕政務委員會的”的圖謀，而且使廣大的愛國學生受到深刻的教育，更加堅定了愛國學生和廣大市民將這場抗日救亡運動進行到底的決心。北平發生的“一二·九”運動的消息，很快傳遍國內外，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七）

　　“一二·九”之后，各學校愛國學生罷課斗爭的熱潮，便席卷了整個北平城。北平市臨委的谷景生、彭濤、周小秀和李常青在一起，又開始醞釀發更大規模的斗爭。

　　從12月10日起，為了使罷課斗爭有明確的方向，以學聯名義首先發布了一個《宣傳大綱》。提出目前的首要任務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一切內戰和出賣民族利益的行為，聯合全國民眾，結成抗日救亡的統一戰線。接著，北平各大中學校也聯合發表了罷課宣言，呼吁愛國學生和各界愛國人士一致行動起來，為實現中華民族的自由解放而斗爭。這樣，北平學生的罷課斗爭便轟轟烈烈地起來了。

　　在罷課中，北平市臨委又指示學聯，要積極抓好學生們的組織建設。這是因為在“一二·九”之前，一些學校的學生自治會等組織普遍不健全，不少學校的黨團組織基本沒有建立起來，致使廣大學生還處在散漫無組織狀態中。根據學聯的要求，“一二·九”之后許多學校都紛紛成立學生自治會或抗日救國會等組織，從而，使各校參加救亡活動的的人數迅速擴大。隨著學生的救亡工作的蓬勃開展，各校地下黨團組織也在斗爭中得到加強和壯大。一些學校建立了黨團支部，成為運動的領導力量。這就為下一步舉行更大規模的斗爭作了準備。當十二月十四日北平報紙登載了關于國民黨反動當局又決定在十六日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消息后，中共北平市臨委立即決定，在12月16日這一天再發一次大示威，反對“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把學生抗日愛國運動推向的高潮。旋即，北平學聯在臨委的具體領導下，及時研究和制定了舉行更大規模示威游行的戰斗部署和行動路線。具體是：城內各學校一律早上七時出發，城外各學校相應提前行動，分別到天橋集合，召開市民大會。然后進前門，經天安門，向東單行進，再到“冀察政務委員會”預定成立的地點外交大樓舉行總示威。并成立了示威游行指揮部，由宋黎和鄒魯風公開負責指揮。十五日，各學校學生接到通知后，立即秘密召開學生大會作傳達動員，投入了緊張的準備工作。清華大學和燕京大學吸取“一二·九”游行隊伍被阻止于城外的教訓，兩校組成了一百多人的先遣隊，于十五日夜時提前進了城，分散住在東北大學、輔仁大學等學校。

　　為了把準備工作做得更充分，十二月十五日晚，北平市臨委書記谷景生委托彭濤前去聯絡學聯主席郭明秋、秘書姚依林以及北京大學的黃敬文、中國大學的董毓華等人，在王府井長安飯店佯裝打牌，再次召開會議，認真檢查了示威游行行動計劃和行動的準備情況。

　　十二月十六日，北平古城再次發動了驚天動地的怒吼。這一次示威游行的規模比上次更大，參加游行的人更廣泛，組織的更周密。這天，示威游行的隊伍按照北平市臨委的部署，分為四個大隊：城內第一隊由東北大學率領；第二大隊由中國大學率領；第三大隊由北京大學率領；第四大隊為城外各學校，由清華大學率領；參加的學生總計約一萬人。十六日清晨，各學校學生們的采用先化整為零，沖破軍警的包圍和阻攔，然后再化零為整。有的則采取避實就虛、聲東擊西的游擊方式越過軍警的封鎖線，從四面八方涌向天橋。在游行示威中，許多學生遭到軍警的皮鞭、棍棒的毒打或水龍頭的射擊，不少人被捕。但游行隊伍已具有了“一二·九“斗爭的經驗，學生們無所畏懼，勇往直前。經過頑強的斗爭，終于到了集合地點，在天橋舉行了三萬多人的市民大會。北大學生黃敬文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說。大會通過了反對冀察政務委員會；反對華北任何傀儡組織；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收復東北失地；爭取抗日和愛國自由等方案。會后舉行了大示威，學生們手挽手，由天橋向前門進發，沿途高呼抗日救國口號，并向道旁市民和行人散發大量傳單。市民們對學生的愛國行動給予了熱情的支持和同情，有的自動加入了游擊隊伍，有的給學生們送來開水和食物。這一天，谷景生和李常青再也抑制不住激動的心情，化妝成老百姓到前門大街觀看了怒吼著奮進的游行隊伍。

　　當游行隊伍到前門時，遇到軍警、憲兵的攔截，他們鳴槍威脅，不準隊伍入城。在這種情況下，游行指揮部當即決定在火車站廣場舉行第二次市民大會。通過了反對賣國外交，不得任意逮捕或屠殺學生等九項議案。大會還決定，要求進城繼續示威游行。于是派代表與軍警多次交涉，軍警只準少部分學生由前門進城。其余大部分則分別從和平門和宣武門進城。可是在學生們到達和平門和宣武門時，城門卻已關閉，且有軍警持槍把守。到晚上九時許，聚集在宣武門外的學生已饑寒交迫，但仍堅持斗爭。突然，埋伏在四周胡同里的軍警熄滅路燈，揮舞著皮鞭、棍棒沖向愛國學生，前堵后截，大打出手，又一次暴露了反動當局的兇殘。這一天戰斗中，全市學生被捕30余人，毆傷400余名。

　　在北平市臨委和學聯的領導下，“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兩次游行示威，不但沉重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囂張氣焰和國民黨政府的賣國行徑，迫使“冀察政務”不得不延期成立。同時，也極大地宣傳和發動了北平廣大學生和各階層人士，促進了抗日救亡運動的開展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

　　　　　　　　　　　　　　　　　　（八）

　　轟轟烈烈的“一二·九”和“一二一六”運動結束之后，北平國民黨當局對學生的愛國行動既恐慌又憎恨，妄圖一舉撲滅。于是，當局一方面下令學校提前放假，迫使學生各自回家，不能再集中。同時還下令學校派代表到南京“聆訓”，企圖拉攏部分學生，妄圖把學生運動納入他們的軌道。另一方面，國民黨當局斷定兩次游行示威是有組織、有綱領、有策略的，絕不可能是學生自發的活動，一定是有共產黨的嚴密組織領導。決定派出大批特務，再次破壞北平地下黨組織。

　　針對這個局勢，北平市臨委書記谷景生，成員彭濤，省特派員李常青，立即召開了緊急碰頭會，研究了敵人可能采取的行動，如何防止地下黨組織再遭破壞及設法營救被捕的學生等問題。會后，市臨委指示彭濤連夜召開學聯成員會議，進一步研究討論這些問題。第二天，谷景生秘密與學聯主席郭明秋在中山公園接頭后，聽取了學聯開會討論的情況，并向郭明秋交待當前要做的三件事：一是要繼續組織學生罷課，反對提前放假，反對派代表對南京“聆訓”‘’二是派代表到上海，向各界介紹北平學生運動情況，以擴大運動的影響，尋求全國的支持；三是收集在游行示威中受傷學生的血衣，舉行展覽大會。并組織各界同胞慰問受傷學生，以此揭露國民黨鎮壓學生運動的罪行。之后，在北平市臨時委和學聯的領導下，愛國學生運動一直方興未艾，取得了很大的發展，正如魯迅先生說的“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

　　然而，北平愛國學生運動下一步“向何處去”的問題，此刻卻嚴峻地提到了北平市臨委和學聯的面前。這些年輕的領導者們開始討論著、思索著。就在這時，也就是在1935年底，毛澤東在瓦窯堡會議上作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報告中指出：“學生運動已有了極大發發展，將來一定還要有更大的發展。但學生運動要得到持久性，要沖破賣國賊的戒嚴令，警察、偵探、學棍、法西斯蒂的破壞和屠殺政策，只有和工人、農民、士兵的斗爭結合起來，才有可能”。同時，中共共青團中央向全國愛國學生也發出號召：“愛國學生們，要使我們的運動堅持下去，并取得勝利，必須要與國內廣大民眾的斗爭相結合，幫助他們，喚醒他們，到工人中去，到農村中去，到士兵中去，到游擊戰爭中去，到民間去。”這些精神，像燈塔一樣給當時的北平市臨委和學聯的成員指出了明確的斗爭方向。

　　根據這個精神，北平市臨委成員及時召開會議決定，北平學聯與天津學聯聯合組成“南下擴大宣傳團”，由董毓華、宋黎、江明（姜文斌）擔任總指揮，彭濤為黨團書記，帶領學生到工人農民中去，喚起民眾，宣傳抗日救國。宣傳團的學生們到農村后，看到了廣大農民的悲慘生活，聽到農民血淚控訴，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認識到民眾中蘊藏著抗日救亡的巨大力量，許多人由此走上了與工農相結合的革命道路。

　　宣傳團南下后，1936年2月初，中共北平市臨時工作委員會改稱中共北平市委，市委書記由河北省委派來的李雪峰接任。由于工作的需要，河北省委決定，谷景生繼續抓團市委的工作，并繼續擔任“左聯”書記，“文總”書記和《泡沬》社社長。此時，北平當局發出通令，要取締學聯，以弭隱患。派出大量軍警憲特抓捕了近萬人，谷景生也被捕入獄。北平又處在血腥的白色恐怖之中。后來經過曲折巧妙獄內各方人士的斗爭，被捕的人逐步放了出來。

　　谷景生通知“左聯”會員和一些進步青年到《泡沬》社開會，研究如何紀念“三一八”血案十周年的事。當他戴著禮帽，穿著長衫走進《泡沬》社后被捕的。一起被捕的還有呂魁龍和清華大學學生王云，《泡沬》也被查禁。接著，軍警將他們三人帶到了北平市公安局。后來被關押在憲兵司令部。在獄中，谷景生受盡嚴刑毒打，但始終沒有暴露自己的真實身份，敵人只知他是藝文中學的學生。這樣，在敵人沒有查出任何證據的情況下，谷景生得到藝文中學校長查良劍的保釋，被釋放出獄。出獄后，繼續任北平團市委書記，“左聯”書記，“文總”書記。但是，這樣功勛卓著，把整個身心無私地獻給黨和人民，組織領導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一二·九”運動的谷景生將軍，竟在文化大革命中慘遭迫害。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三反分子、叛徒，坐牢八年，被清除出黨十二年，受盡摧殘折磨。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才得到昭雪平反，已是風華不再之年了。谷老的坎坷歷程，使我感慨不已。深深認識到他是我們最可敬愛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之一。

　　在采訪結束時，谷老語重心長地說，我可以總括的向你說幾句：“一二·九”運動，自始自終都是在中共北平市委的領導下進行的，沒有黨的領導，就沒有“一二·九”運動。當時，由我擔任北平市委書記，彭濤任組織部長，周小舟任宣傳部長，李常青任省委特派員。那時，我們都是二十多歲的年青人，組織領導這場震驚中外的抗日運動，并不是我們個人的馬列主義水平有多高，能力有多強。而是因為我們順應和代表了中華民族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救亡圖存的心聲，才能夠登高一呼，天下響應，掀起洶涌澎湃的抗日洪流。“一二·九”運動所激發的愛國主義精神，作為當代的青年，應當發揚光大。愛國主義永遠是團結和凝聚中華民族的旗幟。“一二·九”運動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永放光芒。

　　這段話作為本文的結束語吧！

二〇〇一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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