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思維與戰略文化研究的開拓者——李際均將軍訪談錄

白云真　

    原編者按：李際均中將是中國著名的軍事戰略學者，也是軍事戰略思維與戰略文化研究的開拓者和先行者。李將軍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當過部隊指揮員，也做過研究員、教授，還當選過三屆中共中央委員，既有部隊工作經驗，也有在高級決策部門工作的經歷。為探尋李將軍的思想發展脈絡、個性特征以及戰略思想，以此增加對新時期中國將軍的認識與了解，推動當前中國的戰略理論與實踐的研究與探索，本刊編輯部對李際軍將軍進行專訪。李將軍接受了本刊實習編輯白云真的訪談，訪談重點從人生與學術歷程、戰略思維與戰略研究、戰略文化與中國傳統戰略遺產、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特點和歷史回顧、中國國家安全戰略以及認識與把握戰略機遇期等方面來探尋李將軍的學術思想。李將軍的戰略研究反映了他的睿智和深刻的洞察力。李將軍治學嚴謹，為人謙遜。他的人生信條是：“忠誠于自己的國家和人民，精通軍事藝術，具有勇敢與獻身精神。”（在美國陸軍戰爭學院講演時，回答關于人生信條的話）征得李際均將軍同意，現刊發訪談摘錄，以饗讀者。

    一、人生歷程與學術之路

    白云真：您1934年出生在哈爾濱，那時東北三省正處于日本的侵略統治之下，您對那段經歷有什么深刻的印象？家庭的教育對您的人生道路產生了什么影響？

    李際均：童年的經歷給予我刻骨銘心的亡國喪邦之痛。曾做過私塾教員的父親，一面送我的大哥到大后方去參加抗戰（他后來參加中國遠征軍，兩次赴緬甸作戰）；一面給留在家中的子女講授《古文觀止》和《唐詩》等。我還清楚地記得，父親講到古代亡國的故事，講到文天祥的《正氣歌》時淚流滿面的情景。可以說，接受中華文化的熏陶和刻骨銘心的亡國喪邦之痛，幾乎同時進入我的記憶，對我終生的選擇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白云真： 1950年，在戰火燒到鴨綠江邊的關鍵時刻，您高中還沒有畢業就毅然參軍了，當時是怎么想的？

    李際均：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后，我和許多同學一起報名參軍。離家時母親流著淚拽著我的衣襟不放，她顫抖著說：“你才16歲，太小啊！等像你大哥那樣大再走不行嗎？”我掰開母親的手說：“不行啊，敵人都打到國境啦，咱們不能再當亡國奴！”這件事讓我體會到“訣衣而別”的悲情含義。可以說，所有奔赴戰場的戰士都曾讓母親的心無比傷痛過。等到子女有能力報答父母的時候，許多父母卻等不到那一天。中國人民偉大首先是因為中國母親偉大。

    白云真：您曾把對人生的感悟概括為“從恐懼到無畏的三次升華”，您能解釋一下嗎？

    李際均：孔子說：“吾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這個“懼”并不是懦弱，而是更接近于慎重。從一個戰士的成長來說，恐懼是初上戰場時生存本能的反映；無畏則是經歷戰爭考驗，培養和鍛煉出來的品質。

    人生的第二次升華，恐懼是方法論意義上的，就是從最困難的方面準備，向最好的方面努力。無畏也不僅僅是在作戰中保持沉著、冷靜的性格和品質，而是升華為“認識必然之后的自由”，是擺脫了私欲之后的無所求，也無所懼，即“無欲則剛”、“寵辱不驚”的堅定和超越自我的思想境界。

    人生的第三次升華，是到了人生的冬季，能積極而坦然地對待生命的凋謝。步入老年，沒有往日那樣絢麗多彩，卻不乏凝重與恢宏，少了一些浮躁與偏狹，多了一些深沉與寬容。不論是與生俱來的缺陷還是成長中的傷痛，都漸漸淡化。從回憶與沉思中重新發現和省察自己的人生體驗。兩萬五千天，從出生到白頭。漫漫人生路，坎坷何其多。有陽光就有陰影，只有心中的理想才是永不熄滅的光明。無論成功與失敗、勝利與挫折、艱險與平淡，作為人生體驗都是財富。直到不期而至的那一天，閃爍在腦海中的燈火突然止熄，喧騰在胸中的心潮歸于沉寂。在人生謝幕之時，可以坦蕩地說：爾今爾后，庶幾無愧！至于有沒有觀眾并不重要。我并不是說，自己已經完全達到這樣的境界，是作為一種人生的感悟和追求而言的。中華民族是以先人的血淚洗面才得以容光煥發，比起先烈們壯麗的人生，我們是何等渺小；比起那些偉大的生命，我們又是多么微末。

    白云真：朝鮮戰爭結束時您才19歲，只是個初級軍官。不滿三年的戰爭經歷對于您以后從事的戰略研究夠用嗎？

    李際均：當然遠遠不夠。只有實踐（包括直接和間接的實踐）才是思維和理論的堅實基礎。黑格爾說：“哲學的認識方式只是一種反思。”它表明哲學思維是以現實的、經驗的實證物為基礎的，而非先驗的。任何一種理性思維都會顯現出它賴以產生的經驗材料。經驗思維越豐富，理論思維就越深刻。在產生軍事創造思維成果的過程中，無論是信息的誘發，還是任務的壓力，形勢的迫使，傳統觀念的影響，情感的激蕩，或是思維的頓悟，都離不開戰爭實踐的基礎。它是前瞻性思維的歷史依據。在許多戰爭經驗豐富的老前輩、老同志面前，我是不敢言兵的，我只有認真地向他們學習。

    白云真：但是后來您又從事戰爭史研究的工作，這使您獲得了深入研究所需的更豐富的材料和間接的經驗吧。

    李際均：是的。從朝鮮回國后，我參加戰爭史的編寫工作，一干就是10年。這使我獲得了更多的間接戰爭經驗,特別是后來在軍事科學院時，我有幸在我軍著名的軍事家、當時的軍事科學院院長宋時輪將軍的直接領導下工作。在當時檔案還沒有解密的情況下，我得以閱讀和研究了軍事科學院和中央檔案館所保存的中國共產黨全部軍事文獻，主要是各個時期的作戰電報。我仿佛成為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戰爭的目擊者，受益匪淺。當時軍事科學院圖書館也給了我極大的信任和幫助。他們把新收集到的國內外有關書刊先送給我閱讀，但限三天歸還。有的大部頭新書我都是連續三天三夜讀完，并摘錄了卡片。管書庫的同志還給我特殊的待遇：可以進書庫查閱，中午下班時他們把我反鎖在里面，讓我安心讀書。在辦公室加班有時是“24小時一貫制”，離開辦公樓回宿舍時，常常一時分不清是拂曉還是黃昏。

    白云真：您曾擔任師長、軍長、機械化集團軍軍長、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等職務，工作的變遷和行政事務的繁忙，卻一直沒有中斷學術研究與思考，您是如何處理和協調的呢？

    李際均：上述經歷正好讓我有機會體驗和實現從戰術、戰役到戰略的研究與軍事工作任務實踐相結合的完整過程。之后我又回到軍事科學院，主要分管戰略研究和研究生教育工作，直到退休。我這一生是同“槍與筆”結下了不解之緣。

    白云真：也許正是這些經歷才使您無法受到完整的正規教育。您是怎樣加以彌補的呢？您如何調節自己的生活，有什么特別的愛好和興趣呢？

    李際均：上蒼不會把一切機緣都給予一個人。戰爭使我中途輟學，所以我始終把自己看作是一個未完成學業的人，孜孜以求地加以彌補。時間是個常數項，放在等式的這端就放不了那端。為了充分利用時間學習，我從來不玩撲克，也沒有下棋或釣魚之類的消遣。我的方法是不搞無效益的時間消耗，既然掄掃帚、拖把一樣可以鍛煉臂力而且能使環境衛生，那就不必去打網球、高爾夫之類的東西。

    白云真：您對戰略研究做出了開創性的工作，軍界和學術界也對您的戰略研究給予了高度評價，您如何看待自己的研究呢？

    李際均：我的學術研究只是試圖探求對軍事領域某些規律性的認識。這種研究不是單純出于興趣和為了獲得一種發現的快樂，而是作為一個普通的中國人，懷著強國的宿愿，參與我們飽經憂患的、偉大的中華民族的集體沉思。研究戰略問題，既需要科學方法，同時又需要一種感情境界，具有強烈的愛國意識，以國家利益為最高追求。

    白云真：作為戰略研究的專家，您認為中國的戰略研究應當堅持什么樣的立場、觀點和方法？

    李際均：研究軍事戰略問題，必須有一個堅實的哲學基礎和正確的思維方法，用來解決現實發展與思想認識的矛盾，解決具體與抽象、實踐與觀念的矛盾。具體地說，愛國主義是戰略研究的出發點和歸宿，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是戰略研究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基礎。戰略思維是從軍事哲學派生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軍事哲學思想為戰略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提供了認識事物的辯證思維邏輯等等。

    關鍵的問題就是從客觀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觀念的東西，而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只有如此才能沿著正確的思想路線，在軍事學術的前沿搜尋軍事現象的歷史淵源、發展軌跡、相關因素、轉化條件、否定與異化、必然與慨然等等。只有掌握科學的軍事認識論與方法論，才能自覺地進入軍事實踐領域。

    二、戰略思維是戰爭藝術的最高殿堂

    白云真：許多專家學者都從不同角度對戰略進行了研究，而您最早提出“戰略思維”這個命題，您是怎樣考慮的？您進行的戰略思維方面的研究與過去關于戰略問題的研究有什么不同嗎？

    李際均：傳統的戰略研究主要側重軍事戰略，即戰爭準備和實施的理論、原則以及軍事部署和作戰指導等有關軍事力量的準備和使用方面的問題。目前的戰略研究極大地擴展了戰略的內涵與外延，戰略研究就要從整體上把握戰略的不同的層次與內容，從國家安全戰略的整體框架來研究具體的不同層次的戰略問題。戰略問題的最高層次就是戰略思維，是思維科學與軍事科學相結合的邊緣科學。駕馭戰爭的“自由”，來自認識戰爭中的“必然”。不論是戰略抉擇還是作戰指揮都必須具有科學的戰略思維和高超的軍事藝術，否則就會無謂犧牲戰士的生命來彌補指揮員自身素養和部隊訓練的不足，或是把下級官兵的勇敢犧牲精神用在取得極不相稱的戰果上。

    白云真：那么請您談談怎樣認識戰略思維與科學決策的關系及其理論與實踐意義？

    李際均：戰略思維是軍事決策的理性認知和思考過程，軍事決策是戰略思維付諸實踐的全局籌劃。戰爭的勝負和國家興衰都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戰略思維和科學決策的正確與否。創造文明或毀滅文明、正義與邪惡也都取決于領導者的戰略思維。所以戰略思維在整個戰略問題中占有主導地位。科學的戰略思維的本質是從戰爭的性質和戰爭指導的角度，研究軍事運動的客觀過程，發掘其必然性、因果性和規律性的東西。所以軍事戰略的演進和發展的本質是戰略思維的發展與運用。恩格斯說過：“一個民族想要站在科學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軍事戰略思維是軍事藝術的最高殿堂。如果不把軍事戰略思維弄清楚，那么軍事藝術就難以被全部理解和應用，科學決策也就無從談起。

    白云真：軍事思想是戰略研究的重點，戰略思維與軍事思想有什么不同，它們與哲學又是一種什么關系？

    李際均：大哲學家康德的墓志銘寫道：“重要的不是給予思想，而是給予思維。”思想告訴我們想什么，而思維不僅包括想什么，更重要的是怎么想。每一種戰略的背后都有一種哲學的支撐。戴高樂說，在亞歷山大的行動里，我們能夠發現亞里士多德。同樣，在拿破侖的行動里可以發現盧梭和狄德羅；在希特勒的行動里可以發現尼采和特賴奇克；在東條英機的行動里可以發現福澤渝吉和神道教。當今，作為布什主義的哲學基礎，除了基督教的教義之外，便是“叢林理論”和十幾年前在西方名聲鵲起的弗朗西斯•福山的理論了。冷戰導致蘇聯解體后，福山在《歷史的終結》一書中武斷地提出：“除了自由民主制和資本主義，人類沒有別的進化可能，這就是歷史的終結。”他認為美國有義務借助武力優勢將西方民主推向全世界。但伊拉克戰爭的結局使福山不得不進行反思。他出版了《新保守主義之后：右派錯在哪里》一書，承認“美國以為單憑武力便能改變世界的想法，實在是癡人說夢”。這表明布什主義的“沖頂回落”與福山哲學的自我終結。

    白云真：從您的分析中看出，戰略研究要以指導實踐為目的，戰略思維或戰爭理論最終還要落到實踐上，那么戰略思維與實踐變革是怎樣結合的？

    李際均：兩極解體以后，世界進入了一個大紛爭的時代。大紛爭的時代也是產生大思維的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對于一個國家來講，要居于世界前列就必須在理論和實踐變革兩方面都要創新。比如說春秋戰國時代，魯國和齊國出了文武兩圣人：文圣是孔夫子，武圣是孫武，但是后來齊魯兩國還是被秦國所滅。秦國出了個商鞅，實行了變法。可以說，秦國吸收了孔子的文治理念和孫武的軍事學術，又推行了商鞅的變法主張，實現了社會改革，這三樣都具備了，國家自然就強大了，終于橫掃六合，完成了大一統。如果只出了文武兩位圣人，只是理論上的，沒有實踐上的變革還是不行。在現代外國也有這樣的事例，提出先進作戰理論的一方被對方首先使用此理論而遭到損失。美國的馬漢提出《海權論》，后來卻遭到日本海軍突襲珍珠港；英國的富勒提出機械化戰爭理論，二戰開始后英法聯軍卻首先遭到德國坦克集群的進攻；蘇聯的圖哈切夫斯基提出大縱深戰役理論，他被肅反錯殺后，進行大縱深作戰的機械化軍也被撤銷了，蘇軍甚至提出建立“戰略騎兵”和“無產者，上馬吧”的口號，結果遭到德軍機械化兵團的大縱深突擊，損失慘重。

    白云真：技術的變革往往帶來戰略研究的內容和重點的轉向，如何從戰略思維的角度認識技術發展與戰爭的關系？

    李際均：愛因斯坦說過：“技術進步的最大害處，在于它用來毀滅人類生命和辛苦贏得的勞動果實。”就是說，人類創造文明的力量也可以變成毀滅文明的力量，改造世界的能力有多大，破壞世界的能力也就有多大。掌握高技術的國家，應當從全球安全（包括自身安全）出發，限制科學技術無限制地向戰爭力量的異化。科學技術的發展，特別是核擴散和發展生物、化學武器的危害，已經出現單個武器有可能威脅一個城市安全的危險。這就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超級大國為尋求全球戰略利益而無限制地發展高技術兵器的同時，也要想想這些武器對全球安全的影響以及危險最終會不會落到自己頭上。美國提出新軍事革命以后，我就對美國同行說過：新軍事革命不會使美國更安全，只能使世界更不安全。

    白云真：中國軍隊多年沒有打仗了，缺少高技術條件下的戰爭經驗，應該怎樣彌補這種缺失？

    李際均：自古以來，為了戰爭勝利，敵對雙方通常是以對手為師、以對手為鑒、以對手為靶。從春秋戰國趙武陵王推行“胡服騎射”，到近現代的軍事對抗都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戰，蘇聯與德國作戰，盡管雙方的戰爭性質和目的截然不同，但其統帥機構的職能與效率卻越打越接近趨同。二戰后的美蘇對抗美國政府對軍事科技發展的控制卻越來越接近蘇聯時期集中領導的做法。

    我軍對現代戰爭特別是高技術戰爭缺乏實踐經驗，因此要重視對外軍尤其是對手進行高技術戰爭實踐的研究，追蹤研究對手在建軍和作戰方面的經驗教訓，批判地、有選擇地吸收對手的長處，補充自己所缺少的。首先，要認清國家安全的威脅來自何方。其次，要瞄準對手在建軍、作戰和裝備技術的新發展，追求不對稱超越。研究對手不是為研究而研究，是為戰勝而研究。高技術戰爭，最完美的戰例也有不足，最先進的武器也有弱點，要收集研究，尋找對付的辦法。否則就是“詮釋主義”、述而不作。詮釋不是理論，至少不是解決問題的理論，提出如何做才是實用的理論。

    白云真：有些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學者提出，全球化時代的國家主權應不斷弱化，甚至認為民族國家正在消亡，認同資本主義文化所謂的普世價值。您贊同這種說法嗎？

    李際均： 民族化是全球化不可替代的另一個方面。越是全球化越要尊重民族國家的存在，強調國家主權和價值觀不可動搖。戰略是為政治服務的，而政治是國家利益的總代表。任何戰略思想與戰略方案的提出都是為特定的國家利益服務的，從來沒有超越國家利益之外的戰略。國家和民族利益永遠是至高無上和神圣不可侵犯的。

    戰略思維以國家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在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安全方面，這是不可逾越的戰略底線。殷鑒不遠，蘇聯不是被武力戰摧毀的，而是被經濟和文化戰爭并通過內部高層對社會主義的背叛搞垮的。就這個意義說，貿易和新聞媒體是戰場而不是市場。文化戰的終極目的是影響和改變社會政治走向。文化是民族的靈魂、民族的根和歸屬的標志。文化的核心是價值觀，缺乏主體價值觀，就會造成國家和民族前進方向的迷失。

    三、戰略文化與戰略遺產

    白云真：說到文化與戰略的問題，許多學者從政治經濟等視角來分析國家戰略問題，而您從思想文化的歷史縱向性來研究，那么戰略文化是怎樣影響國家戰略的選擇并且發揮作用呢？

    李際均：在嚴肅的軍事理論背后，潛藏著的是文化積淀和情感因素，思想文化是戰略的底蘊和根基。世界上每一種文化傳統都包含著關于戰爭的思想，每一種戰略思想又都與一定的思想文化相聯系。雖然戰略服從和服務于當時的國家政治，但從宏觀層面來看，戰略思想深刻地反映著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文化和哲學傳統，而且戰略思想最終要匯入到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思想文化的發展歷史中去。

    從這個意義說，戰略思想也是一種文化。每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戰略文化都有其固有的傳統文化的烙印。它是制定現實戰略的潛在意識和歷史文化情結，因為戰略家只能在特定的歷史文化環境和教養中進行認識和實踐創造活動。因此，從戰略文化的角度分析有關國家的戰爭準備與實施，挖掘其深層次的思想文化與哲學的背景，與研究其戰略部署是同等重要的。

    白云真：中國的兵書和記述戰爭的史書，如《孫子兵法》、《左傳》、《戰國策》等，具有兵法、哲學和文學的共同屬性，歷史上的良將名相也大都具有上述多重素質，他們給后代留下了很多寶貴遺產。

    李際均：是的。戰爭比和平成熟得早，與此相應的軍事文化也成熟得早。毛澤東說：“《老子》是一部兵書。”戰爭和戰略的歷史影響不僅在于勝負的結局，而且還在于思想文化的展開。古往今來，人們景仰的大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都有一個共同的標準：他們是愛國者。所謂言兵者不止兵家，論兵者不止兵書，都是出于對國家興亡的責任感而使然。他們留下的是情系天下興亡、鍛鑄中華民族之魂的不朽之作。

    中國是多民族國家，各民族在歷史上都做出過貢獻，歷史上的民族英雄也存在于各個民族。秦始皇橫掃六合、一統中國，是民族英雄；荊軻為了燕國生存，悲歌辭易水，拔劍刺秦王，也是民族英雄。清圣祖玄燁平定新疆和三藩之亂，是民族英雄；洪秀全反清，領導太平天國起義也是民族英雄。鄭成功驅逐荷蘭侵略者收復臺灣是民族英雄；施瑯剿滅臺灣鄭氏地方割據勢力，也是民族英雄。如此等等，不以成敗論英雄，也不以正統論英雄。他們的行為和思想著作，參與了民族智慧的培育、民族精神的錘煉和塑造，蘊含著民族的情懷與期望，表現出歷史非常時期的民族精神的底力和意境蒼茫悲壯與昂揚激越的愛國情愫。

    白云真：美國有的學者指出，中國傳統的大戰略是以攻略為核心的。您認為中國傳統戰略文化思想的核心是什么？怎么理解它與中國的防御戰略的關系？

    李際均：政治決定民族立場，經濟決定民族利益，文化決定民族感情，國防決定民族生存。中國的古代戰略文化基于“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追求人與自然、人與人的整體和諧。其本質特征就是求和平、謀統一、重防御、知兵非好戰、居安當思危。幾千年來，不懈地追求統一、自立、自強，是中華民族得以延續發展的思想基礎和內在動力。在中國這塊廣袤的土地上繁衍和生息的人民，無論他們生活在哪個時代，無論他們屬于哪個民族，也無論他們有著何種信仰，甚至無論他們遷徙到什么地方，受過何種磨難，卻始終保持對中華文化和祖國的認同。中國沒有產生過“國教”，沒有英國式的“統一信仰法”，沒有日本式的“神道教”，更沒有伊斯蘭式的政教合一。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是以國家統一、天下太平代替政治信仰，以崇尚真善美代替宗教，因而有著宏大的包容性和很強的凝聚力。中國從來沒有發生過宗教戰爭。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華民族基于對自己傳統文明的崇尚，不可能產生侵略和擴張的欲望。

    白云真：您能對中國傳統軍事思想做一個概括嗎？

    李際均：我認為中國的傳統軍事思想至少有以下幾個鮮明的特色：第一，義戰思想，主張師出有名，“恭行天之罰”。第二，大一統思想，重在以道德、文化為根本的統一。第三，“非攻”思想，主張“化干戈為玉帛”，“仇必和而解”。第四，憂患思想，“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第五，備戰思想，即“天下雖安，忘戰必危”。第六，慎戰思想，“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慎，反對輕戰、浪戰。第七，謀略思想，兵貴定謀，先計后戰，以“不戰而屈人之兵”為最高原則。第八，選將用將思想，“為將之道，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得之國強，去之國亡，是謂良將”。我們在這里講中華文明的歷史傳統和中華民族的認同，完全是一個古老民族的深沉的理性探索，絕非狹隘民族主義的宣泄。國際上有人煽動“中國威脅論”，實際上是“威脅中國論”，是妄圖限制中國發展。中國不會上當。

    白云真：您曾擔任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的會長，現在仍然是名譽會長。您對現在國內外出現的“孫子熱”如何看待，它的文化遺產對研究當代軍事問題具有何種意義？

    李際均：《孫子兵法》既是一部軍事經典，又是一部哲學著作。這部不朽名著，把戰爭藝術與戰爭理性、武力運用與武德要求完美地結合為一體，集中體現為謀略內涵、道德內涵和哲學內涵，其影響不僅超越國界、超越時代，而且超越軍事領域。它所蘊含的深刻思想，對現代軍事學、管理學、經濟學和行為學等諸多學科都有指導和借鑒價值。所有的優秀軍事思想遺產最終都成為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孫子兵法》中所蘊含的軍事思想與中華民族的哲學與使命感密切相關，并且凝聚著國家和民族生存所必需的斗爭智慧。它作為一種歷史文化遺產和傳統思維方式深刻地影響著后來人的思想和學術研究。

    白云真：現在人們常把《孫子兵法》與《三十六計》相提并論，但您在文章中從來沒有這樣用過，為什么？

    李際均：古兵法研究要掌握正確的方向。我很擔心一個問題，就是古兵法研究權謀化，進而影響人格權謀化。現在社會上一些人用“三十六計”詮釋《孫子兵法》，借研究古兵法宣揚權謀文化、權謀人格。《孫子兵法》和《三十六計》根本不在一個層次上，不能把《孫子兵法》和《三十六計》相提并論。《三十六計》大約是清末以后出現的，可以說是封建社會沒落時期的文化思潮和兵法相融合所產生的。它講什么“美人計”、“兩面三刀”、“笑里藏刀”等，雖然也舉戰例，但更像是一種權術。

   《孫子兵法》產生于先秦時代的諸子百家時期，它是一種高度的哲理概括。它講“兵不厭詐”是“不詐其民，請詐其敵” ，兵法不是對人民內部的，而是對敵人運用的，不可以把它泛化。對《孫子兵法》應該重點研究學習其中的樸素唯物論和辯證法。漢唐以后出現的那些讖緯之學、奇門遁甲、風角雜占之類封建迷信的東西都混雜到兵書里來了，雖然兵書數量很多，但都沒有達到《孫子兵法》的高度。

    四、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特點與歷史回顧

    白云真：20世紀80年代初，您在《紅旗》和《哲學研究》雜志上發表關于毛澤東思想的特點與歷史地位和關于指導戰爭的科學認識論方法論的文章，并相繼獲獎。請您談談當時的寫作動機和對毛澤東戰略思想的認識。

    李際均：當時社會上有些文章出現否定毛澤東思想的傾向。我一直想寫文章表明看法，但因工作任務重沒有時間。恰巧那時我不慎一氧化碳中毒，搶救過來后暫時解除了工作任務。我就利用這段休息時間，采取“積極恢復”的辦法，強寫文章。后來我帶著文章的提要參加在布加勒斯特召開的第15屆國際軍事歷史學家會議。因為正文太長，便分成兩篇分別投給《紅旗》和《哲學研究》雜志。

    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內容是極其豐富的。從中國軍事思想發展史的階段性和主導地位來說，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產生標志著嶄新的人民革命軍事理論的確立和舊的軍事觀念的終結。從哲學思想角度來說，它包括革命的戰爭觀、戰爭問題的認識論、軍事辯證法。從建軍作戰角度來說，它包括人民軍隊的建軍原則、人民戰爭的指導路線和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毛澤東軍事思想是研究和指導戰爭的科學方法論。毛澤東軍事辯證法的一個特色是強弱轉化、以弱勝強。這是軍事上最難做到、又是軍事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毛澤東的軍事生涯始終是同強敵作戰，他的軍事理論與實踐都是以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之敵為基點的。

    白云真：近幾年國內學術界對毛澤東關于抗美援朝戰爭的決策有不同的評價，您是這場戰爭的參與者和進行過專門研究的人，您能就此問題發表看法嗎？

    李際均：抗美援朝戰爭的重要性、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建立，百廢待興，中國人民解放軍正在向西藏進軍，并抓緊渡海訓練，準備利用有利時機解放臺灣。中國是極不愿意看到朝鮮內戰爆發的。但是，這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朝鮮內戰爆發后，美國即派第七艦隊封鎖臺灣海峽，把中國領土臺灣置于美國占領范圍之內，武力阻撓我解放臺灣。麥克阿瑟指揮美軍在仁川登陸后，率領連同美軍和韓軍在內的17國軍隊，越過三八線大舉北進，其先頭部隊已經打到鴨綠江邊，隔岸向我國炮擊，美軍戰機越界轟炸我國邊境地區。

    當時，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危在旦夕，金日成首相向中國提出派兵支援的請求，在這種情勢下，如果任憑美國“滅亡”朝鮮，與我國隔江對峙，并與南面的臺灣蔣介石集團、中南半島的法越反華勢力遙相呼應，就將置我們新生的共和國于戰略上南北兩面受敵的不利境地，那時我國的國際環境、戰略態勢、國內建設和東北地區及東南部邊境地帶的民族關系都將出現極大的困難和麻煩，其后果是不堪設想的。中國人民派出自己的優秀兒女參戰，是面對侵略威脅，不得不打、別無選擇。我們不是挑戰而是應戰。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結局不僅保衛了祖國的安全、挽救了朝鮮，而且促進了亞洲乃至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對二戰后半個世紀的總體和平的確立和國際格局的形成都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白云真：在抗美援朝戰爭決策上，您如何看待毛澤東所發揮的作用？

    李際均：毛澤東在戰爭決策中起了決定性作用。領導的本質是決斷。戰略抉擇往往是兩難抉擇。毛澤東在歷史轉折的嚴重關頭，表現出非凡的戰略氣魄和膽識，把抗美援朝戰爭這一嚴峻挑戰變成中國走向民族自信、自尊、自強、自立的歷史機遇，成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軍隊現代化的發軔。抗美援朝戰爭是新中國成立后，確立大國地位和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奠基之戰，是中華民族重新崛起、走向繁榮富強的里程碑。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功績是不容否定的。

    當然，中國人民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做出了重大的民族犧牲，不僅是人員的傷亡和物資的損耗，更主要的是失去了解決臺灣問題的最佳時機。但這不是由于中國出兵造成的，在中國出兵前四個月，美國已經封鎖了臺灣海峽。

    白云真：據說前幾年美國人大搞紀念朝鮮戰爭的活動，他們是怎樣評價朝鮮戰爭的？

    李際均：朝鮮戰爭以其慘烈、艱苦而載于戰爭史冊。中國人民志愿軍的作戰藝術、英勇頑強精神和嚴明的戰場紀律博得世界的公認。美國一位著名學者說：“朝鮮戰爭是一部值得紀念的充滿人類悲劇和洋溢著交戰雙方英雄們的英勇氣概的傳奇歷史，是一部難忘的世界性的重要史詩。”美國在朝鮮戰爭遭到挫折之后，對這場戰爭幾乎沉默了幾十年。但從2000年起到2003年，連續舉辦紀念朝鮮戰爭的各種活動，標榜是：“向朝鮮戰爭老兵及其家人表明，一個知恩圖報的國家記住他們50年前所做出的貢獻和犧牲。”

    而在這個時候，在我們國內卻出現否定抗美援朝戰爭的論調。難道我們不更應該記住為剛剛站立起來的中國人民爭得生存權、發展權而浴血奮戰的中國人民志愿軍的歷史功績嗎？有人這樣評價抗美援朝戰爭：數百年里第一次為我們每一個中國人抹去那種黑色屈辱胎記的，是那藐視一切敵人、勇往直前的志愿軍將士。當中國今天能這樣站立著，是因為中國人民志愿軍當年在上甘嶺站立著。我們今天每時每刻都在感受到他們為祖國和人民爭得的尊嚴。他們改變了中國的地位，他們改變了我們的面貌，他們給我們留下了無窮的精神財富。我曾參觀過美國的華盛頓朝鮮戰爭紀念碑，作為當年中國人民志愿軍的一員，我心里默念著：血戰三年，各為其主。你們為美國錯誤的戰略付出代價，我們為人類正義和祖國安全做出犧牲。

    白云真：克勞塞維茨認為，概然性即不確定性是戰爭的“迷霧”，要靠運氣來決定。您是首先把不確定性作為積極因素提出來的。您是怎么考慮的？它有實踐依據嗎？經典著作這樣提過嗎？

    李際均：經典著作的確沒有論述過“對不確定性的把握與利用”和“戰略預置”。我是在毛澤東指揮的軍事行動中以及歷史上的戰爭指導中抽象出的這個概念。因為軍事上從對抗互動、危機升級到戰爭爆發、戰局轉換、戰場主動權的爭奪，無一不是在解決不確定性中發展的。最佳方案只有一個，合理方案則不止一個。敵我雙方是互動的，自己的最佳方案也是對手重點準備對付的，有可能變為不是最佳方案，這就存在不確定性。定下決心就是選擇的終結，是對不確定的否定。

    過去把不確定性作為消極因素看待，其實所有輝煌戰例和高超的指揮藝術都是在克服和利用不確定因素中取得的。戰線越是固定，雙方行動互相明了，不確定性越是減少，戰爭藝術發揮的余地越小，如中世紀的城堡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塹壕戰都是如此。反之，越是存在不確定性，戰爭藝術發揮的余地越大，如抗美援朝戰爭初期的運動戰戰役，毛澤東和彭德懷就把戰爭藝術發揮到極致。戰略上對不確定性的利用，是堅持底線與保持彈性，掌握回旋余地，讓對方摸不著打與不打、何時打、在什么方向打和怎樣打。戰役戰斗對不確定性的利用，就是“不規則、無定向”，哪里好打在哪里打；或者把主攻方向選在能同時威脅對方幾個目標的地點，使其備多力分、防不勝防，從而使自己掌握戰場主動權。戰略預置則是克服不確定性、爭取主動地位的一種先期部署。

    五、目前國際局勢與中國的戰略機遇期

    白云真：在一超獨大、多極難為的情況下，您如何看待世界形勢的發展？

    李際均：毛澤東曾提出三個世界的論斷。現在也可以說仍然是三個世界，只是劃分上有所發展。當今世界似乎可以這樣區分：美國和支持其單邊主義政策的發達國家為第一世界；主張多極化的發達國家為第二世界；發展中國家為第三世界。

    面對飛速發展而又變幻莫測的世界風云，發展中國家和民族要生存和發展， 就要團結起來，防止被各個擊破。同時，既要有思維上、理論上的創新，又要有實踐上、行動上的變革，做到始終明確自己國家民族最穩定的戰略利益之所在，不為霸權主義所恐嚇和嚇倒，不為撲朔迷離的國際環境所左右，不為外界各種戰略動作所迷惑，也不被國內外戰略謬論所誤導。

    中國惟一的對策就是堅持改革發展，增強自己的力量，不但要有經濟上、技術上、軍事上的力量，而且要有政治上、文化上、心理上的力量。我們的主動地位，是立足于應付嚴峻挑戰情況下抓住機遇；立足于能夠預防各種形式的“天鵝絨革命”和打贏一定規模的反侵略戰爭的充分準備來遏制戰爭和動亂，爭取較長時間的和平環境；立足于具備武力統一能力條件下的和平統一；立足于盡早做好準備的耐心等待。

    白云真：兩極解體后美國發動了一系列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您對此如何評價？

    李際均：美國憑借其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力量，壟斷了世界上最新的軍事手段，也壟斷了發動戰爭的理由，壟斷了給別國下定義的權利。它所謂發動戰爭的理由，就是不需要理由，想打誰就打誰，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但是事情并不這么簡單，你用高技術手段打別人，別人就會用別的辦法（包括恐怖手段）對付你，以暴易暴，冤冤相報何時了。所以說暴力取得的仍舊會被暴力所取代。

    我曾說過科索沃戰爭是“和而不平”，阿富汗戰爭是“消而不滅”，伊拉克戰爭是“勝而不利”。為什么說科索沃戰爭是“和而不平”呢？米洛舍維奇同意講和條件，但結果公平嗎？不公平。阿富汗戰爭是“消而不滅”，打了幾年，美軍仍牽著毛驢在尋找拉登，“基地”武裝還在不斷反擊。伊拉克戰爭是“勝而不利”，美軍很快把薩達姆政權打垮了，但師老兵疲、欲罷不能，已經傷亡一萬多人，仍無法收場。且虐俘、屠殺、輪奸丑聞不絕于耳，國際形象空前下降。這幾場戰爭一言以蔽之：軍事上是成功的，政治上是失敗的，技術上是高超的，道德上是低劣的。美國同行曾自嘲地對我說：“離五角大樓越遠就越聰明。”的確如此。

    白云真：戰爭文化中也應當包含戰爭道德。從您的分析看出，美國似乎缺少這種傳統。

    李際均：戰爭表面是兩個對立的軍事力量在戰場上的較量，而在戰略決策層次上則是兩種哲學、兩種智慧與道德力量的較量。全世界都應該認同在絕對的軍事力量之上，有一個絕對的道德原則。否則，“全球化”就會成為霸權化；“新戰略”就會成為新戰爭；“世界新秩序”就會成為世界無秩序；高技術、“零傷亡”的戰爭就會成為強者對弱者隨心所欲的殺戮。沒有正義的力量必定是邪惡的力量，沒有力量的正義是軟弱的正義。

    中國古語說：“夫樂兵者亡，而利勝者辱。”美國對伊拉克的戰爭、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侵占和襲擊，使用的武器是最現代化的，而戰爭性質卻是原始的“血親復仇”式的戰爭。像這樣的戰爭很難得到全世界的認同。美國和以色列在國際上的一些作為是國家級的恐怖主義。戰略家應當知道在什么地方止步。大戰略思維要求在發動戰爭之前就籌劃好如何結束一場戰爭。而美國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止步，在戰前也沒有考慮到如何結束這場戰爭。美國單邊主義的戰略文化植根于美國歷史上的不斷擴張和對自身文明的優越感，是一種被美國人高度理想化的民族主義，也就是美國的“原教旨主義”。剝奪別國安全的國家，自身不會有安全。“手握大棒，草木皆兵。”美國不僅要對單邊主義政策進行反思，還應當進行戰略文化上的反思。

    白云真：目前，在美國奉行單邊主義政策的情況下，又如何認識中國國家安全狀況，中國該如何去維護自己的國家安全？

    李際均：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國家的戰略制定已不再局限于過去的戰略方針和軍事部署的范圍，而是國家的綜合安全戰略。這個綜合安全戰略包括國家利益范圍、地緣戰略邊界和綜合國力在國際范圍的運用等。它的內涵也擴展到國家的政治安全、經濟安全、國防安全、社會安全和科技、文化安全等方面。以國防為主導的傳統安全仍然是國家安全的支柱，以經濟為中心的非傳統安全是國家安全的基石，政治文化安全是國家安全必須堅守的精神陣地。

    要圍繞提高國家戰略行動能力，抓住重點，不浮不躁，踏實進取，以守成姿態行開拓之業。在全球化迅猛發展、國際形勢日趨緊張的今天，維護國家主權和統一就是最大的政治。只有國家強大和統一，才能平等參與嚴酷的國際競爭。否則，再古老優秀的文化也難免重蹈古希臘、古波斯的命運。中華民族的歷史比任何個人和群體都偉大，中國的統一事業超越任何個人和群體的利益。當今海峽兩岸的政治家和政治群體在歷史上的最終定位，一個重要的標準就是以對待中國統一的態度來論定。中華民族需要萬眾一心以最堅決的態度鏟除分裂主義勢力，完成祖國的統一大業。

    白云真：目前，中國正處于重要的戰略機遇期， 您對此如何認識呢？

    李際均：對戰略機遇期的認知、把握與利用，是科學發展觀的重要內容。它是從國家戰略高度，以積極進取的精神對客觀規律的自覺運用，是戰略思維、科學決策與歷史機緣相結合的社會實踐活動。第一，戰略機遇期具有客觀性質及其自身的發展規律。第二，戰略機遇期需要有主觀認知和把握與利用，其本質是競爭性的利用，“天予不取，反受其咎”。第三，機遇與挑戰、發展與風險并存，并在一定條件下轉化。第四，堅持戰略底線，爭取和平發展環境。第五，穩定機遇期與隨機性的機遇期都要抓住不放。第六，戰略上有準備才能抓住機遇。要有建立在科學預斷基礎上的戰略預置。第七，堅持改革發展，增強綜合國力是保持和延長機遇期的根本辦法。第八，機遇期的把握和利用，始終伴隨著必要的變革，同時要警惕和避免被誤導。第九，全球化的機遇與挑戰都存在不確定性，要像毛澤東做出抗美援朝戰爭決策那樣，把挑戰變成機遇。第十，中華民族的振興首先是精神上的振興。

    白云真：精神上的振興的確非常重要。馬克思說，理論一旦被群眾掌握就會變成巨大的物質力量。

    李際均：是的。要有正確的思想、文化和理論的武裝。一個人的性格往往決定一個人的命運，一個民族的性格也往往決定一個民族的命運。中國先秦時代就有“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精神，后來被儒家文化的消極成分給磨掉了，而儒家文化的積極內容又被文化大革命給打掉了。民族精神（團結、創造力、獻身、信仰、紀律）是一個國家的最大財富，可用金錢衡量的一切活動形式在它面前都黯然失色。今天的社會，要的是人格道德化，而不是人格權謀化；要的是行為真實化，而不是行為表演化。要警惕腐敗帶來的文化粗鄙、學術淺薄、行為浮躁、道德失范。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國需要強化自己的主體文化和國家精神，守望好自己的文化疆域，繼承和發揚中國革命的優良傳統，才能在融入世界中不迷失自己，在汲取世界優秀文化成果的同時，推進中華文化走向世界。否則就會喪失自己的固有優勢，任何機遇期都會失之交臂。

    白云真：在亞洲，美日軍事同盟越來越緊密，而且目標明顯針對中國，特別是在做強化以軍事手段介入臺海危機的準備，對此您有什么看法？

    李際均：布什奉行單邊主義、先發制人政策；小泉堅持“皇國思維”，囂張跋扈，在亞洲四面樹敵，都是源于對自己的歷史自傲、文明自負、霸權情結、擴張慣性。《老子》云：“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當年日本如果不是由瘋狂的東條英機掌權，而是由一個同樣反動但行事穩健的俾斯麥式的人物來制定政策，那么當年日本就可能不去偷襲珍珠港，美國對日本侵略中國可能就仍會作壁上觀，并繼續向日本提供戰略物資。中國的抗日戰爭就可能延長更久的時間。當今美日軍事同盟針對中國的意圖日益明顯。這只能從反面激勵中國人民提高警惕，增強國防實力和保衛國家安全的決心。祖國的統一大業一旦受到威脅，外國是否介入，干涉到什么程度，既取決于外國的政策，更取決于我們軍事斗爭準備的程度和反擊決心與手段的有效性。我們要堅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發展你的，我發展我的；你怕什么，我發展什么；打起來你發揮你的優勢，我發揮我的優勢，使用常規武器沒有限制，你哪里怕打，我打你哪里。這就是對策。以往的戰爭經驗和結論是：只有慎戰才可言戰；只有備戰、能戰、敢戰，才能達到不戰、止戰或戰而勝之的目的。

    （《環球視野》摘自2006年第9期《世界經濟與政治》）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