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多年前的這個時候，日本國內狂熱的民族主義和中國國內的救亡運動同時達到了最高點。
從著名的“九一八事變”開始，日本和正在緩慢復蘇中的中國一年一度的穩定進行著軍事沖突。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成為了中國民族救亡意識覺醒的起點，那起事件間接導致了《義勇軍進行曲》的誕生，這首歌曲后來成為了我們的國歌。
(義勇軍進行曲第一次公開演唱)
不過在那個中國文盲率接近90%的前提下，民族主義似乎還是一個奢侈品，于是才發生了一系列我們今天看起來不可思議的事：
比如日本人以陣亡兩人為代價就占領了東北的中心城市沈陽。
比如日軍128騎兵的先頭部隊讓統有10萬軍隊，600萬人口的熱河主席湯玉麟不戰而逃。
比如那個著名的“東陵大盜”孫殿英成為了最堅決的抵抗者，發誓與赤峰共存亡。結果赤峰縣長卻為“保護赤峰百姓”勸孫殿英放棄了與日軍抵抗。
當我們走過那段歷史，我們知道那時的中日之間必有一戰，但身在歷史旋渦中的人們，卻對這一切充滿了迷茫。
日本在中國近代史中的地位自不必說，而且是第一個打敗西方帝國主義的亞洲國家，順道“幫助”我們趕跑了俄國人。
日俄戰爭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恥辱，但對日本人來說卻是一個歷史性的大事件，對日本民族自信心的振奮遠超想象，大概就相當于今天我們在戰爭中擊敗了美國差不多，（在此可以對比下抗美援朝，遠沒有日俄戰爭贏的徹底，但對我們的震撼已經足夠了）。
日本也因此成為了中國人強國夢的模板，成為了清末留學生的最大接收國。
日本的民族主義思潮也間接影響了中國的留學生，這批留學生中誕生了第一代救亡圖存的年輕人，日本也因此成為中國維新和革命兩個救亡陣營的大本營。
這一切的直接影響就是，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國和日本從高層到中層均有扯不清的關系。
國民黨兩代領導人在日本的留影
所以有的人雖然認為戰爭總要打，但不知道什么時候開打，還有的人認為這一切都可以在談判桌上解決。
所以在全面戰爭爆發的前夕，國民政府和日本人依然保持著親密的外交往來，這樣宋哲元對戰爭的準備不足，為開戰初期的失敗埋下了隱患。天津市長張自忠更是在全面抗戰爆發前的四個月還前往日本向天皇祝壽，并宣傳兩國的“和平共榮”。
張自忠也因此背上了“漢奸”的罪名，被輿論抨擊，被政府撤職，甚至被愛國學生逼到廁所不敢見人。
直到三年后他以自己的行動洗刷了這一切，他從此成為了我們的民族英雄。
（張自忠）
當時的中國人就在這樣在劍拔弩張中過了一天又一天，到了1937年的7月7日，我們歷史中的一個重要日子，不過對當時的所有人來說，這都是普普通通的一天。
如果沒有今天文章的主角，估計中日兩國駐軍的將領都會在日記上寫下這么四個字——今日無事。
但一個小人物的出現改變了這一切，這一天下午，來自大阪的一名普通士兵——志村菊次郎因為拉肚子未請假擅自離隊，并且未能按時歸隊，具體他干什么去了，我也不知道。
由此可見，當時日軍的紀律的確不怎么樣。
當天夜里，志村菊次郎還沒有歸隊，日軍借此要求進入宛平縣城搜查志村菊次郎，宋哲元此時守住了底線，拒絕了日軍的無理要求，于是雙方便開始荷槍實彈的對峙，直到第二天早上五點。
(志村菊次郎)
這時不知道哪里傳出了一聲槍聲，于是日軍立即發起攻擊，29軍隨即還擊，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一場戰爭就這樣爆發了。
關于這聲槍響，雙方各執一詞，都指責對方先開槍射擊。不過從事后看，雙方長官均未下達過開槍的命令，也就是說：抗日戰爭的第一槍很有可能是來自某位普通士兵的走火。
不過這位“走火”的士兵是誰再也無法調查了，而那位未請假就離開的日軍士兵志村菊次郎，卻把自己的名字永遠留在了歷史上。
諷刺的是，可能因為聽到槍聲，志村菊次郎在雙方開戰后二十分鐘就迅速歸隊了。
但是此時已經沒有人在乎他究竟去了哪里，為什么去的，因為戰爭的機器已經啟動。這一啟動就是整整八年。
（見證了歷史的獅子）
今天，我們當然知道那場戰爭不可避免，雖然當時看來或許不是這樣，畢竟中國和納粹德國處于兩國關系的蜜月期，和日本的高層關系更是千絲萬縷。
但當一個國家到處彌漫著狂熱的民族主義氣息時，某一小部分人的理性決策已經無法控制整個局面了。
其實真正標志著全面抗戰爆發的時間是1937年的7月11日，日本的御前內閣會議。就是這次會議最終做出了全面入侵中國的的決定。
而在這次會議上，苦苦想辦法阻止戰爭擴大的竟然是六年前冒險發動九一八事變的石原莞爾。
當石原莞爾說出自己的想法時，他的下屬武藤章說了一句讓他們沒法反駁的話說：“我們今天所做的事，不就是前輩當年做過的嗎？”
翻譯過來就是：你立功了，難道就不讓后來人有建功立業的機會了嗎？
老憤青試圖阻止新憤青的過激行為，不知道這是不是歷史對老憤青的一個諷刺。
所以從這一點上看，志村菊次郎又是挺冤的，畢竟身在大歷史的漩渦中，即使石原莞爾這樣的大人物也只能作為歷史的棋子，更何況志村菊次郎這樣的小人物呢。
最后說一下幾位“主角”的結局。
因為這個意外的“功勞”，志村菊次郎退出現役，回到了日本，直到二戰全面爆發后再度入伍，1944年在緬甸被孫立人將軍的中國遠征軍擊斃，也算是“罪有應得”了。
宋哲元雖然打響了全面抗戰的第一槍，但因為他的前期準備和后期指揮都有很大問題，最終導致了華北的快速淪陷。
不過和張自忠不同，他再也沒有了證明自己的機會，1940年，宋哲元因病在四川去世。相比而言，戰死沙場的張自忠，或許才是最幸運的。
當然，比起六年前的張學良，宋哲元無論是表現和結局已經足夠好了。
石原莞爾不久后退伍被編入預備役，此后的幾年，他依然反對日本將戰爭擴大化。
1941年12月8日，東條英機內閣對英美不宣而戰，發動太平洋戰爭。石原莞爾的評論是：“如果說這場戰爭需要1萬元的話，英美實際上有100萬元，而日本只有1千元，這種差異只能用戰略來彌補，而不能用什么‘化不可能為可能’的口號來彌補。
后來的戰爭進程完全印證了石原莞爾的想法。
戰爭結束后，因為石原莞爾與東條英機關系非常惡劣、水火不容，且反對擴大戰爭，遠東國際法庭決定不追究其戰爭責任。
九一八事變的發動者竟然沒有戰爭責任，我想每個中國人都難以接受吧。
不過更難以接受的是石原莞爾本人，作為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石原莞爾因為沒有混上“戰犯”的名頭，感覺非常沒有面子。于是他竟然對遠東國際法庭喊話：
滿洲事變的中心人物就是我石原，當時我手下的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都是甲級戰犯，這個石原為什么不是戰犯？
不得不說，我感覺石原莞爾說的很有道理。
石原莞爾逃脫了懲罰，但他提到的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后來都上了絞刑架，而那位對他神回復的下屬武藤章同樣是絞刑架上的一員。
抗日戰爭對歷史最大的貢獻，就是徹底喚醒了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讓我成為了一個真正的民族國家。
日本人不僅打醒了我們，還不斷的警示著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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