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主席”在紅四方面軍雖然說一不二，但這段日子也并不好過。

　　“南下”是勝利還是失敗，事實在那兒擺著哩！口號喊得再響，那也是改變不了的：這個時期，紅軍的防線不斷被敵人突破，紅軍踞有的區域越來越小，而且前有強敵，后無根據地。年前南下前全部人馬還有65個團和一個騎兵師，約8萬余人，這才不到半年時間，已經銳減到28個團，4萬多人了……

　　現在是誰都明白，要再這么著拖下去，這隊伍非被拖垮不可。

　　關于這段日子張國燾的狀況，徐向前留下了回憶文字：

　　張國燾上不著天，下不著地，心里著慌。特別是張浩來電，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肯定中央北進路線是正確的，高度評價中央紅軍的英勇長征，這對張國燾的分裂主義，無疑是當頭一棒。這個時候，陳昌浩也轉變了態度，表示服從共產國際的決定。孤家寡人的張國燾，被迫“急謀黨內統一”。朱總司令和大家趁機做他的工作。我們還是老主意：取消這邊的“中央”，其他分歧意見，待日后坐下來慢慢解決。為了給張國燾一個臺階下，有同志提出，這邊可組成西南局，直屬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領導，暫與陜北黨中央發生橫的關系。這個過渡性的辦法，大家認為比較合適，張國燾能夠接受。經與中央協商，中央表示同意。

　　一九三六年一月下旬，張國燾在任家壩召集會議，討論黨中央發來的“十二月決議”要點。出席會議的有朱德、陳昌浩、我、周純全、傅鐘等人。

　　“決議”要點明確指出，在民族革命新高潮中，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鄉村富農與小地主、小軍閥，有同情和參加革命的可能。黨的策略路線是發動與組織全民族的一切革命力量，結成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反對主要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反動頭子蔣介石。為此，黨的具體政策上，必須實行若干轉變，如準備直接對日作戰，團結一切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優待反日反賣國賊的白軍官兵，不再沒收富農的土地和財產，用比較寬大的政策對待工商業資本家等。為堅持黨對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權，必須反對當前的主要危險關門主義傾向，同時也不放棄反右傾的斗爭。

　　黨的策略路線的重要轉變，打開了我們的眼界，使我們受到很大鼓舞。大家在發言中均表示，應在新的策略路線的基礎上，團結起來，一致對敵。張國燾除表示同意中央的新策略外，還百般為自己的錯誤辯解。過后，他曾致書四川軍閥，要搞統一戰線，但未取得任何進展。

　　確定我軍的戰略行動方針，亦迫在眉睫。[1]

　　任家壩會議正式的稱謂是“各機關活動分子會議”，張國燾在會上所作報告名為《關于民族革命的高潮與黨的策略路線的報告》，報告開頭就說：“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策略路線，中央政治局已有一個決議。……我們這一策略路線的改變，是根據共產國際指示和中央政治局深刻的討論。我今天的報告就是要向大家解釋這一新策略路線的內容。”[2]

　　張國燾在這個報告中對中共中央瓦窯堡會議的精神進行了傳達和詮釋，表明他已在原則上接受了黨中央瓦窯堡會議決議精神——雖然仍然別扭，但其間仍然延續了過去對黨中央的攻擊以及對南下錯誤的辯白。而且很不地道的是，他在“中央政治局”稱謂之外，又把瓦窯堡決議的真正著作權人稱為“陜北的同志”，不動聲色輕而易舉地就把版權劃到了自己那個“中央政治局”名下：

　　國際指示的這一策略路線，現在二、六軍團和陜北的同志大家都是同意的。

　　關于以前黨在政治上組織上意見的分歧，可以提交黨的第七次大會來解決，我們不能如陜北的同志們采取各干各的，互不相管的態度，現在執行新的策略路線中，過去的分歧固然可以提到七次大會上來解決，是黨在政治上的團結，組織上的統一，這是絕對必要的。所以我們正在具體提議，解決辦法目前應在適當地區建立中央，陜北方面成立西北局，我們成立西南局。這并不是對傾向斗爭的讓步，而是目前執行黨的歷史偉大任務中所必需的。[3]

　　張國燾的小聰明，的確玩兒到了極致，但這終究不是大智慧，掩了耳，也盜不了鈴！

　　2月上旬，磨磨嘰嘰的張國燾終于和黨中央達成了暫時的妥協。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紅四方面軍何去何從的問題了？

　　這是個現實的壓力，也是南下失敗已來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們一直在考慮的問題。

　　多年后，徐向前回憶道：

　　川康邊無法建立革命根據地，已為事實所證明。二月上旬，敵人集中了薛岳等部六、七個師及川軍的主力，開始向天全、蘆山地區大舉進犯。我軍糧彈缺乏，打得十分艱苦。經一周激戰，被迫撤出天全、蘆山。面對敵人的重兵壓迫，我們準備陸續撤離寶興、丹巴、懋功地區，向康定、爐霍、道孚轉移。[4]

　　徐向前所說的“轉移”，源自2月上旬就擬定的《康（定）道（孚）爐（霍）戰役計劃》。這個計劃是紅軍總部在任家壩擬定的，但開始醞釀的時間卻是在1月間蘆山縣大板橋村召開的四川省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之后。那時候，屯在天蘆寶地區的部隊已經非常窘迫，“兩干一稀”都已經難以為繼，且因這個地區人口稀少，群眾參軍雖然積極踴躍，但“擴紅”成績卻仍然難以填充戰斗和疾病造成的大量減員……

　　于是，原來作為“萬一之選”的康北，就不得不被提上日程了。

　　因張國燾對康北的情有獨鐘，所以這個計劃的“戰役綱領”有著極其明顯的“國燾特色”：

　　⒈我軍為繼續擴大南下勝利，擴大民族統一戰線，更有力的策應二、六軍團行動，并求得在廣大地區在運動戰中粉碎蔣介石賣國軍，決以一部位鄧生、磽磧、達維、撫邊鉗制南東兩方之敵，主力迅速向西增進，取得道孚、爐霍、康定一帶地區，以便爾后之發展。

　　⒉兵團區分：277R、二十七師為一個縱隊，分位斗井坪、磽磧、鄧生、達維、撫邊，以一部向牛頭山佯動，鉗制東南兩方敵。三十軍、四軍、廿五師、五軍經丹巴以大部分出泰寧、毛牛，消滅毛牛李抱冰殘部兩團后，部分經大炮山、東谷、俄日，向康定進擊，以首先消滅李抱冰匪部，取得康定，并迎擊薛岳匪部為目的，同時以一部北進取得道孚，向爐霍地區進展。

　　三十一軍、三十二軍歸王樹聲指揮，為右縱隊。以三十二軍、九十三師先取得金[湯]、魚通地區，設法由金[湯]、魚通渡河截斷毛牛敵退路，配合主力取得康定。對天全、瀘定方向嚴行警戒，以九一師鞏固羊村、龍洞地區，掩護醫院之搬運。[5]

　　看見沒有？“繼續擴大南下勝利”，“首先消滅李抱冰部，取得康定”！

　　《康道爐戰役計劃》的具體部署為：紅三十一軍九十一師和九軍二十七師，分別位于鹽井坪、磽磧、鄧生、達維、撫邊一線，并以一部向牛頭山佯動，鉗制東南兩方之敵，掩護后方機關向西轉移。四方面軍主力三十軍、四軍、九軍二十五師與駐丹巴之五軍配合，大部出泰寧、毛牛村，消滅敵李抱冰在毛牛村、大炮山一線的兩個團，然后進擊康定，以消滅國民黨軍在康定的部隊，占領康定，控制康區東部門戶。同時，主力部隊還應以一部向西攻占道孚，然后向爐霍發展，三十一軍九十三師和三十二軍，進取康定的金湯、魚通，然后設法南越大渡河，截斷毛牛村、大炮山李抱冰兩個團的退路，配合主力進攻康定，并警戒天全、瀘定之敵。[6]

　　但要實現這個部署，“以大部分出泰寧、毛牛，消滅毛牛李抱冰殘部兩團后，部分經大炮山、東谷、俄日，向康定進擊”，那就必須首先恢復月前已失守的銅爐房、牦牛、大炮山一線陣地。如此一來，在高寒缺氧地帶仰攻已取得地勢之利且以逸待勞的敵人，激烈戰斗和傷亡那都是不可避免也是可以想象的。

　　恰好在部隊開始行動后的2月14日，已隨準備東征紅一方面軍主力行動的林育英、張聞天給朱德、張國燾發來了一個電報，就紅四方面軍下一步行動方針提出三個方案供他們選擇：

　　①育英動身時，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紅軍可向西北及北方發展，并不反對靠近蘇聯。四方面軍及二、六軍團.如能一過岷江，一過長江，第一步向川北，第二步向陜甘，為在北方建立廣大根據地，為使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打成一片，為使紅軍[成為]真正的抗日先遣隊，為與蘇聯紅軍聯合，反對共同敵人——日本，為提高紅軍技術條件，這一方針自是上策。但須由兄弟等估計敵情、地形等具體條件的可能性。

　　②二、四方[面]軍現在地鞏固的向前發展，粉碎“圍剿”，第一步把蘇區迫近岷江，第二步進入岷、涪兩江之間，這是奪取四川計劃。便需估計堡壘主義對我們的限制，需不失時機以主力躍入堡壘線外，在外消滅敵人，發展蘇區。二、六軍則靠近川南蘇區，在云、貴、川三省之交建立根據地，與四方面軍互相呼應。

　　③四方面軍南渡大渡河與金沙江，與二、六軍取得近距離會合，甚至轉向云貴發展，尋求機會的前進。以上三種方針，請兄等考慮選擇之。[7]

　　紅軍總部得悉此電后，朱德、張國燾即召集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在寶興縣靈關鎮（當時屬天全）集會，討論這三個方案——實際上也是討論《康道爐戰役計劃》是否繼續執行。如果要繼續執行，是否有必要明確戰役目的？究竟是要“擴大南下勝利”，還是按黨中央三個方案中的“上策”而作準備？……

　　有關情況，參加了這次會議的傅鐘老人回憶道：

　　四方面軍東渡岷江，二、六軍團北渡長江，在川北會合后北進陜甘。這是上策。但東渡已不可能。大家估計，二、六軍團由原區北渡也難實現。第二方案是：四方面軍進入岷江、沱江之間即宜賓、瀘州山區（朱德、劉伯承同志當年曾在那里作過戰，熟悉那里的山山水水），與二、六軍團占領的畢、大地區靠近，畢、大以北還有支中央紅軍留下的川南游擊隊在活動，可以起到相互配合的作用。但進軍宜、瀘的通路，以紅軍現有的兵力是難以打開的；而且宜、瀘與畢、大兩區有長江相隔，江北的區域狹小，主力紅軍不可能在那里立足。第三方案是：四方面軍南渡大渡河、金沙江，與二、六軍團取得近距離的會合，在云貴川邊轉戰、發展，但面臨的敵我態勢是：薛岳的6個師(（20多個團）正向北猛攻我軍陣地；紅三十軍的八十八師已撤出天全、始陽，國民黨五十三師李韞珩部正由康定向丹巴進攻；我軍無論向西、向南都無法再過大渡河，同二、六軍團在云貴川邊會合也難實現。經過反復討論，一致認為:只有按原擬的《康、道、爐戰役計劃》行動，在道、爐地區迎候二、六軍團，兩軍會合后共同北上陜甘。這就是說，按照具體情況，堅持黨中央提出的上策，貫徹要四方面軍與二、六軍團協同行動，共同北上的指導思想，采取不走東路走西路的方針，完成黨中央的戰略計劃。這次會議開得順利，朱德、劉伯承同志發言最多，分析、說理十分透徹。張國燾迫于形勢沒有節外生枝，順從了大家的意見。[8]

　　另一位與會者徐向前的回憶可以與之相互印證：

　　我們討論的結果，一致贊同繼續北上的方案。因為朱德、劉伯承、陳昌浩和我，過去就同意中央的北進方針，只是由于張國燾堅持南下，才造成了現在的局面。張國燾南下碰壁，又見斯大林同意主力紅軍靠近蘇聯，準備與蘇聯紅軍聯合抗日，自然順水推舟，同意北上的方案。至于奪取四川或南下云貴川的方案，大家認為，根據敵情、我力及地形條件，難以實現。關于策應紅二、六軍團北進的任務，自然應由四方面軍承擔，視發展情況再作決定。[9]

　　這次會議的討論結果是：繼續執行《康道爐戰役計劃》，但目的已不再是什么“繼續擴大南下勝利”，而是要準備“會合紅二、六軍團繼續北上”。這也就是傅鐘所說的：“按照具體情況，堅持黨中央提出的上策，貫徹要四方面軍與二、六軍團協同行動，共同北上的指導思想，采取不走東路走西路的方針，完成黨中央的戰略計劃！”

　　這是自南下以來，紅四方面軍領導層第一次違拗了張國燾的意志。而有了這次會議所達成的共識，朱德、徐向前、陳昌浩、劉伯承等在執行《康道爐戰役計劃》時，也就有了“便宜行事”將“北上”之議辦成定局之依據。然而后來的事實同樣也證明：張國燾雖然在會上“迫于形勢沒有節外生枝”，但并沒有“順從大家的意見”[10]。比如遲遲不將黨中央提出的“三個方案”和靈關會議達成的共識傳達給紅二、六軍團首長，比如仍然不斷地“節外生枝”，固執地想回到南下或西進的軌道上……

　　總而言之，“張主席”圖的是偏安，而不是進取！

　　靈關會議后，朱德、徐向前馬上找來紅三十軍代軍長程世才交代任務。程世才因“對前一段的領導很有意見”，見著朱總司令也是牢騷滿腹：“這么著拖來拖去，還要不要部隊？！”寬厚的朱總司令寬慰他說現在有喜事了，張主席也決定要北上了。程世才還是語帶譏諷：“北上不是‘機會主義’么？早點‘機會主義’了，何至傷亡這么大，減員這么多。”朱德、徐向前對他說明了“西進康北”的部署：紅三十軍八十九師為全軍先頭部隊，由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任先遣隊司令員，馬上翻越夾金山，執行《康道爐戰役計劃》……[10]

　　1936年2月下旬，南下紅軍兵分三路，陸續撤出天、蘆、寶地區，向康北前進。

　　2月19日，劉伯承、程世才率領先遣隊紅三十軍紅八十九師翻越夾金山王母寨埡口，進至達維。這是紅軍第三次翻越夾金山——也是紅四方面軍第二次翻越這座雪山，而且是隆冬季節翻越，其艱難困苦可想而知。而且他們還不一定知道，他們前頭還有漫長的征程，還有兩位數以上的雪山在等著他們去翻越。這一次，他們被賦予的使命是到丹巴去與紅五軍會合，“先取毛牛、道、霍、康、甘等縣，消滅李抱冰部”，而紅五軍要“準備好一個團，待八十九師到懋功后，立即出發，先取太寧或登寶[12]”。[132]

　　這個任務，在先遣隊與紅五軍在丹巴會合的當天，就被劉伯承更換了。

　　注釋

　　[1]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319～第320頁，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2]張國燾：《關于民族革命的高潮與黨的策略路線的報告》，《張國燾問題研究資料》第479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11月第1版。

　　[3]張國燾：《關于民族革命的高潮與黨的策略路線的報告》，《張國燾問題研究資料》第513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11月第1版。

　　[4]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320頁，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5]《康道爐戰役計劃（1936年2月上旬）》，《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24～第82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6]《紅軍長征在四川》（四川省黨史工作委員會）第257頁，（四川省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7]《林育英、張聞天關于國際指示要點、戰略方針等問題致朱德、張國燾電（1936年2月14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62～第863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8]傅鐘：《黨中央的召喚》，《中共黨史資料第42輯》第23～第24頁。

　　[9]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321頁，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10]靈關會議結束后的1936年2月17日，朱德、張國燾致賀龍、任弼時、關向應電對紅二、六軍團的指示是：“你們可取獨立行動，暫不易渡河，即黔滇川湘鄂廣大地作運動戰，爭取你們的新根據地。”（《朱張致賀任關電（1936年2月17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㈣》第24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11]傅鐘：《黨中央的召喚》，《中共黨史資料第42輯》第24～第25頁。

　　[12]登寶：即“龍燈壩”之藏語音譯，意為“預言”，今屬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縣龍燈鄉。

　　[13]《陳昌浩、徐向前關于部隊轉移等問題致董振堂、黃超電（1936年2月18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377～第378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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