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工作的重要性，更多體現在一場戰役的前期運作與“暗算”或暗戰！

　　真正決戰，可能幾天時間就分出勝負，而戰前的策劃、“拍板”和備戰，則需要較長的一段時間。

　　這些工作，自然離不開地下工作者的情報基礎和戰中配合。打入敵人內部搞情報，是戰前極其重要的一環。

　　解放戰爭中，我軍通過攻堅奪取第一座大城市石家莊之前，就有著驚心動魄的暗戰！

　　石家莊地處河北省中南部，距北京270公里。

　　石家莊市域有著悠久的歷史。

　　《禹貢》記載，夏禹時期為冀州地。

　　春秋時期域內先后建有鮮虞國（都城在今正定新城鋪一帶）、鼓國（都城在今晉州城西）、肥國（都城在今藁城區城西南城子村一帶）。

　　戰國時期鮮虞人建立中山國（都城在今平山縣城北下三汲一帶）。

　　秦始皇統一中國后，全面推行郡縣制，屬巨鹿郡（郡治今巨鹿縣）。

　　西漢高祖三年(公元前204年)，始置恒山郡（郡治今元氏縣西北）。

　　到了石家莊這座被守軍吹噓為“固若金湯，可坐守三年”的現代化立體設防城市，在解放軍強大攻勢下，6天6夜即宣告解放。

　　這背后，當然離不開地下工作者的情報戰。

　　當時，石家莊有400名余名地下黨員“潛伏”。

　　引子：一封70年前的來信和傳奇女名醫

　　這是一封70多年前上級寄給石門中心情報站“森”的指示信。

　　一封信寥寥數語，卻讓我們離那個真實的烽火歲月更近了一些。其中“抗禮”兩個字，是我們第一次在文獻中見到。“致以抗禮”僅僅四個字，我們能讀出戰火硝煙的味道，能讀出耿耿赤膽的堅貞，也能讀出抗戰勝利的憧憬。

　　地下工作者們用實際行動表達對黨的忠誠，用鮮血生命踐行自己的堅定信仰，他們不計名利，不懼危險，甚至在某些時間還會承擔著罵名，但他們無怨無悔，支撐他們的是忠誠與信仰，是千古傳承下來的民族氣節。并且，他們還用這樣的精神感染著敵占區的另一批人。

　　例如這位

　　“傳奇名醫”

　　她的人生有許多個“第一”，

　　河北石家莊第一位女共產黨員；

　　“新中國針灸第一人”；

　　主持創建了我國第一所針灸大學；

　　撰寫了新中國第一部針灸專著

　　……

　　她一生救人無數，

　　為中國革命和推動中醫針灸事業

　　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她就是——

　　朱璉。

　　你或許沒聽說過這個名字，

　　但在20世紀30年代初,

　　有一家診所在石家莊可是

　　家喻戶曉、婦孺皆知，

　　就是她創辦的“朱璉診所”。

朱璉診所舊址（圖源：石家莊黨史網））

　　令人想不到的是，

　　這家小小的診所，

　　竟是當時中共石家莊市委

　　最重要的聯絡機關！

　　像很多諜戰劇的主角一樣，

　　朱璉在人前是治病救人的“活菩薩”，

　　暗地里卻是一位中共地下黨。

一、“絕密”的軍事地圖

戰前，我軍獲得了一張被國民黨守軍標注為“絕密”的軍事地圖，對縮短戰斗進程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這就是《石家莊半永久防御工事、兵力部署及活力配系要圖》，即“城防圖”。

　　戰役打響前的四五個月，石家莊各重點地下組織都收到了上級派來的秘密任務——了解石家莊城防部署情況，尤其是核心工事以及西南角(后我軍在內市溝的突破口)等地火力配置情況。

　　“當時的鐵甲車，就是在火車上裝備了迫擊炮等重型武器，一旦哪個地方吃緊，火車就開過去，將對我們的部隊造成很大威脅。”石家莊市委黨史研究室編研二處處長陳立說，為減少損傷，很多情況都要排查清楚。

　　“我父親田清泉帶頭繪制了石家莊城防圖，并帶出情報，送到了位于西良廂的地下聯絡站，交給太行區石門城工委。”市民田衛國在幫助父親匯總黨史資料時，得知了父親曾經的“潛伏”工作。“父親當時對外稱是國民黨第三軍的一名汽車管理員，軍銜上尉，其實是太行區石門城工委地下黨支部的負責人，他帶領著幾位‘紅色地下汽車兵’，在敵人內部進行，為解放石家莊做出了貢獻。”

　　“父親在新中國成立前五個月接到上級指派要摸清石門城防部署指令后，敵三十二師師長劉英司機賈香禮、敵參謀長司機馬漢英、大郭村機場司機趙根波、坦克司機李逢春、國民黨聯勤總部修理工人武鳴岐等人，借開車、修車、試車等各種機會和借口，駕車在國民黨各據點穿梭，利用車上里程表的顯示測距。”田衛國說，在匯總各方信息后，父親在東焦村馬家巷堡壘戶常玉林家炕頭上，與趙根波、武鳴岐繪制出了石家莊城防圖。

繪圖與繳獲地圖相互印證

　　“經過反復核實，幾張分區塊的城防圖繪制了半個多月，標出了國民黨守軍的東、西、南、北四個兵營以及汽油庫、彈藥庫、物資庫、第三軍軍部、三十二師師部等重要地點及距離。”田衛國說，當時自己的哥哥才一歲多，城防圖正是父母藏在哥哥的尿褯子里送出城外的。

　　石家莊市民宋玉卿也了解到，石家莊解放前幾個月，父親宋長林任冀中十一軍分區北站情報站副站長，他通過劉英的副官王士林拿到了火車站的地形圖，渡過滹沱河，傳遞到了藁城軍分區首長手中。幫父親度過幾道國民黨關卡的，是父親的同村老鄉張建民、宋志剛。“他們一個拉洋車，一個裝傷兵，稱回家養傷，地圖就放在洋車夾層里。”

　　1947年10月20日清風店戰役，我軍活捉第三軍軍長羅歷戎，將標有“絕密”字樣的《石家莊半永久防御工事、兵力部署及火力配備系要圖》繳獲，此圖與地下工作者們手繪的“石家莊城防圖”相互印證，為進攻石家莊提供了重要依據。

　　黨史資料顯示：晉察冀冀中軍區第三、第四縱隊，自始至終參加解放石家莊戰役，并擔負著主攻任務。時任四縱司令員曾思玉在10月25日召開黨委擴大會議，傳達了軍區和野戰司首長關于攻占石家莊的命令。

　　會后，他組織司、政機關，查明敵情，派出偵查人員潛入市內偵查，與羅歷戎口供及圖紙情況進行了詳細核對，對敵人的兵力部署、工程設施、火力配置等情況有了更詳細的掌握。

二、護城電網斷電 上演“諜中諜”

　　石家莊市民李潤波說，其父李智曾長期潛伏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為解放石家莊及以后獲取了很多有價值的情報。

　　據了解，在日本投降后，李智便接受晉察冀邊區第十一分區城工部領導，潛入石門做地下工作，任地下黨支部書記，后逐步發展了十余名情報人員，分別進入偽警察署偵緝隊、派出所、國民黨辦的《醒民日報》等要害部門，借機獲取重要文件及情報。1946年，父親成功打入國民黨軍統局駐石第三聯絡組，成為特務組織的一名情報員。1947年解放石家莊前，李智按照分區領導要求，將國民黨駐石主力部隊第三十二師的兵力、布防、武器裝備，及搜集到的國民黨、政、警、中統、軍統的情況逐一送出城外，交給十一分區城工部。

　　“解放石家莊戰役當時，父親還組織協調切斷了壕溝間的電網電源，為解放軍攻打石門掃除了障礙。”李潤波說，11月7日總攻開始，戰士們冒著生命危險，用大刀砍、挑石家莊東南部的護城電網時，發現電網并沒有電。

　　“父親事前接到斷電指示后，深知任務艱巨。在得知東南部的電網是由大興紗廠自備電廠輸送之后，他來到大興紗廠，找到黨組織外圍骨干人員張治華商量。張治華思想進步，在大興紗廠有威望、人脈廣，兩人合力做通發電車間主任馬奎元工作，隨后巧妙制造了一時難以修復的送電設備故障。”李潤波說，石家莊解放后，父親接上級指示繼續潛伏，并建立了軍統石門情報組（實為我黨社會偵察隊），掌握了敵人電臺后，提供了大量情報，比如獲取了傅作義準備偷襲石家莊的情報，后又破獲敵人電臺6部。

　　李潤波感慨道：“父親1938年參加革命，隨著保定、北平相繼解放，父親的地下工作畫上了圓滿句號。”

三、“潛伏”者超400名

　　1942年12月1日，朱德寫下《打下石家莊的意義和經驗教訓》。其中表述，打下石家莊的意義很大，除了我黨有充分的準備、動員工作做得很好、講究戰術、善于利用俘虜外，還有其他一些有利條件：“敵人數量少，孤立無援，并且相當動搖，打進城后，有一喊話就繳槍的；石家莊工事雖堅，但沒有城墻；我們有內應，石家莊有地下黨員四百余人。”

　　“石門解放之前，市內共有我方25個地下工作組織，地下黨員400余名，進行了大量情報、敵工、宣傳、組織工作。”陳立介紹說，當時石家莊及周邊各大解放區、根據地，都派出了自己的情報人員摸排、辨認、傳遞石家莊地形、火力等相關情況，情報從各種渠道最終傳到圍城部隊高層，還要分辨真偽，再經主力部隊將信息互相印證、核對、補充，定下之后才會采取進一步措施。

　　根據事后的檔案資料顯示，我黨石門地下情報人員為解放石家莊付出了巨大犧牲。

　　“當時石門有地下黨員400余名，這還不包括支持我黨的積極分子、依靠對象。”黨史學者陳忠升表示，解放石門之前，在工廠、鐵路、火車站、街道，尤其是國民黨核心部門等各個地方都有我們自己人。

　　“太行區石門城工委田清泉支部的情報工作就是代表。”陳忠升說，地下工作都是隨時進行的，即便是沒有上級分配的任務，也要有主觀能動性。“

　　當時，馬漢英作為國民黨第三十二師參謀長司機，在師部與參謀長住里外間，一些送審和待辦的文件就先放在外屋桌上，馬漢英看到情報，就會最短時間送達后方，工作的危險性可想而知。”

　　陳忠升說，石家莊解放后，田清泉支部中，除李逢春隨黨中央后勤部由西柏坡進入北京外，田清泉、馬漢英、賈香禮、趙根波、武鳴岐等地下黨員們都公開了身份，走上新的工作崗位，成為新石家莊的建設者。

　　實際上，我黨當年在整個河北省范圍內共有情報偵察人員6117人，依靠的、起過作用的進步人士和社會關系772人，我黨正式使用的原敵偽人員749人，下落不明者644人。

　　從現有資料上看，當年的情偵人員有的是參加革命多年的老黨員，有的則是生活在敵占區的熱血青年。

　　還有的是我地下工作者發展的進步人士，在戰斗中逐漸接受和認同黨的理念，直至加入黨的組織。

　　上世紀90年代，有一部電視劇叫《石門情報站》，反映了抗日戰爭時期我黨在石門（今石家莊）的情報組織的地下斗爭經歷，曾在各大衛視熱播一時。

　　但歷史上，并非只有一個‘石門情報站’。作為華北重要的交通樞紐和軍事重鎮，解放前的石門是我黨我軍情報偵察工作活躍的地方。

　　當年分屬我地方和軍隊系統的石門情報機構中，“僅直接叫‘石門情報站’的就有四個。還有一些叫情報組、工作組、辦事處等，雖然稱呼不一樣，實際上都發揮著情報站的作用。”潘衛忠說。

　　在《河北省情報偵察史料匯編》中，就有一份《石家莊市各情偵組織人名錄》，詳細記載了當年活躍在石家莊市范圍內的36個情偵組織、542名情偵人員。

　　比如，其中由王應慈領導的中共晉察冀邊區社會部石門情報站，先后有141名成員，是我黨在石門建立較早、機構最完備的地下情報組織之一。

　　王應慈是電視劇《石門情報站》的人物原型之一。

　　曾任冀晉四軍分區石門情報站負責人之一的潘樹森，曾在太行一軍分區石門情報站工作的武夢和等老地下工作者，則都直接參與了上世紀80年代這份“石門情報站”組織人員名單的整理工作。

　　“由于戰爭年代地下工作的殘酷性，情偵人員隨時面臨考驗甚至犧牲，沒有堅定的革命信仰是做不了地下工作的。

　　因此，我黨情報組織內的成員基本都由黨員構成，或者在工作中逐漸發展為黨員。”

　　宋學民說，所以這份珍貴的名單也就是一份特殊的共產黨員名單。

　　時至今日，這份名單上的人絕大部分已經離世，通過訪談部分隱蔽戰線老戰士的后人，我們還是勉強能還原那段真實的“潛伏”歷史。

石門情報站進城后部分成員合影。右一為潘樹森。潘衛忠供圖

　　四、解放石門

　　硝煙背后的真實“潛伏”

　　1947年春夏之間，我黨我軍四大系統下各家“石門情報站”先后收到了同樣的命令：利用一切關系，加強有關國民黨守軍的情報搜集工作，尤其是城防系統情報。

　　當時，我軍已通過正太戰役解放了石門外圍的正定、獲鹿（今鹿泉）、井陘、欒城等地，奪取石門已箭在弦上。

　　但國民黨軍在原侵華日軍構筑的工事基礎上連年加修，石門已構成完備的環形防御體系。從市郊到市中心，以寬8米、深6米的外市溝和寬、深均5米的內市溝及市區主要建筑物為骨干，設置了三道防御陣地，共有大小碉堡6000多個，守軍總兵力2.4萬余人。

　　為啃下這座重兵設防的城市，前線戰士厲兵秣馬，隱蔽戰線上的四組“石門情報站”人馬，也開始高效行動起來。

　　1947年五六月間，冀晉公安局石門情報站內部力量小組接到上級指示，石門西南角火力配置情況掌握不確切，務必搞到敵人城防圖。

　　這個內部力量小組是由地下黨員張香明等人組建的。1946年，張香明被派到石門之后，發展了34名情偵人員，在敵人機構中成功建立了一個內部力量小組，獲取了很多有價值的情報。

　　接到此次任務后，張香明很快通過情偵人員“王大麻子”搞到了一份城防復制圖，傳給了上級。其后不久，他們又搞到了城防圖的正本。然而，地圖未及送出，就被敵人發覺，張香明、“王大麻子”被抓捕殺害。

　　如今，在《石家莊市各情偵組織人名錄》里，我們仍能在冀晉公安局石門情報站的人員名單上，找到張香明等人的名字，但“王大麻子”的真實姓名卻已無法考證。

　　事實上，《河北省情報偵察史料匯編》中各地地下工作者名單里，不乏類似“王大麻子”“凈六子”這樣的特殊名字和代號。

　　在張香明和“王大麻子”為獲取城防圖獻出生命的同時，潘樹森則正以國民黨平漢路系統職員的公開身份，在石門市內潛伏。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并不是每天都劍拔弩張。大多數時間里，他們都利用各自合法的身份，從不同渠道搜集積累情報。”潘樹森的兒子潘衛忠曾聽老人回憶過當年的一些工作情況。“很多情報也不是像城防圖那樣的成型文件，而是軍隊番號、調動情況、軍列火車時刻表等。”

　　這一次，潘樹森接到具體命令是，迅速組織有關地下人員對市內部分設施進行實地偵察。

　　潘樹森自1941年日占時期就在石門從事情報工作，對本地情況爛熟于胸。接到任務后,他立即帶領幾個組員摸清了內外市溝的深寬、溝旁電網密度，火車及其他裝甲車輛以及碉堡、崗樓、制高點等情況。

　　但此時，武夢和卻正被關押在偽石門警察局監獄里。

　　1947年7月，武夢和奉命準備將此前搜集到的石門市區內敵軍裝備清單送出時，因叛徒告密被捕。被捕后，敵人對他進行了四個月的嚴刑審訊。武夢和咬牙就是不承認。

　　隨著戰斗推進，進了11月，武夢和已能親耳聽到我方隆隆炮火越來越近，心里既欣慰，又不無擔心。

　　此時，敵人每天都會槍殺關押的共產黨人，但武夢和更擔心的并不是自己隨時有可能犧牲，而是有關的情報后來到底有沒有送出城去。

　　武夢和他們此時不知道的是，在清風店戰役中，張香明、“王大麻子”為之獻出生命的那張絕密城防圖，已被我軍在國民黨第三軍軍長羅歷戎身邊繳獲。

　　石門情報站地下工作者送出的各種情報，經過與地圖、俘虜供述詳細核對，使我軍對敵石門殘部的兵力部署、工程設施、火力配備等情況有了詳細的掌握。

　　“最終，石門這座國民黨守軍揚言‘憑工事可以坐打三年’的現代化立體設防城市，我軍只用六天六夜即告解放。”宋學民說，這其中，地下工作者功不可沒。

　　1947年11月11日深夜，解放軍攻入了關押武夢和的監獄。

　　出生在兵荒馬亂年代的武夢和，從小不知道自己的準確出生日期。從那一天起，他把自己的生日定在了11月11日。

　　在解放石門前后，曾領導晉察冀邊區社會部石門情報站的王應慈，則執行了另一項特殊的任務。

　　王應慈，早在1936年就在西安從事地下工作，曾在“西安事變”中打入國民黨西北軍做“兵運”工作。1942年春，王應慈受組織派遣，在正定創建了“石門情報站”。

　　抗戰勝利后，王應慈一度被調往張家口市公安局任職，其后，又在阜平建立了公安培訓班。他親自編寫教材給學員授課，為未來接管新解放的城市培訓專業力量。

　　1947年11月12日，石家莊解放當日，王應慈就帶領公安先遣人員和解放軍同步進城，迅速占領國民黨舊警察局，建立起共產黨領導下的城市公安機關。

　　在這里，王應慈全面負責隱蔽戰線的對敵斗爭，受命組建起一支200余人的公安偵察隊伍，繼續與公開的和隱蔽的敵人進行殊死較量。

　　1948年8月，王應慈指揮打入敵人內部的地下黨員李智等人協同作戰，成功策反了國民黨北平行轅二處領導的軍統中校、特務組組長任福錄，將其掌握的電臺為我所用，在粉碎國民黨企圖偷襲石家莊的陰謀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五、誓言無聲

　　一群真實的“余則成”們

　　“前排右三就是我的父親，跟我黨隱蔽戰線領導人之一羅青長坐在一排。”2021年4月26日，潘衛忠從一張邊角微微泛黃的合影照片上指出一位面容清癯的老人。

　　如果不是潘衛忠特別說明，我們絕難將這位面相和藹、衣著樸素的老人與深入虎穴、冷靜果決的地下特工聯系到一起。

　　潘衛忠退休后在警察博物館從事警史的搜集、整理、編輯工作。對石門情報站了解得越多，他的疑問也越大——是什么讓當年那些熱血青年走上了危險的隱蔽戰場？

　　“父親曾親眼看見，日本兵孤身一人，就敢騎著馬進村橫行霸道，真切感受到了什么叫‘亡國奴’。”潘衛忠說。“日本鬼子當時到處抓人修筑公路，父親才15歲，就被從石家莊八家莊老家抓送到阜平當民夫，任意打罵。”

　　年輕氣盛的潘樹森聯絡了幾十個民夫，伺機從阜平工地逃出，路上被游擊隊救下帶到了根據地。

　　在根據地，潘樹森他們受到了很好的照顧，也親眼看到軍民親如一家的魚水關系，更聽到了不少抗日救國的宣傳。

　　“老人說從那時起才明白了，要報國仇家恨，只有跟著共產黨走，參加八路軍。”潘衛忠轉述老人生前的回憶。

　　回到石門后，潘樹森在年輕的伙伴中宣揚解放區見聞和共產黨八路軍抗日政策，引起了冀晉第四軍分區司令部派往石門的偵察股參謀邢劍云的關注。

　　在他引導下，潘樹森從此投身地下工作。

　　現實生活中，這些真實潛伏的“余則成”們，又是些什么樣的人？

　　在石家莊市公安局特警支隊黨委副書記武勇進看來，父親武夢和有兩大特點：守口如瓶、心細如發。

　　解放后，武夢和根據組織安排，又一直在隱蔽戰線上工作了很多年，他的真實身份，早年連親人都不了解。

　　“一輩子的習慣，寫字的紙總是寫完一張扣放一張。有人推門進來，他總是下意識地把桌面上的東西迅速鎖進他的小抽屜里。”武勇進模仿著父親生前鎖抽屜的動作。

　　“他從來不跟我們說他的經歷。”

　　武勇進說，對父親特殊工作經歷有限的一些了解，都是在老人垂暮甚至彌留之際。“直到他已經記不太清眼前的人和事，才會偶然向我們談及一句半句幾十年前的往事。”

　　武勇進記得，父親病重時自己去醫院陪護，有回爺倆在電視里看到南方某地，武勇進不禁感嘆當地發展的突飛猛進。

　　武夢和卻隨口說了一句：“五幾年那里還是個小漁村，人們都光著腳。”

　　“他到底是什么時候去過那里，家里當時根本不知道。”

　　武勇進說，那以后他才從父親的只言片語中隱約拼出了老人當年的行蹤——是受組織派遣去當地向有關部門交接早年的情偵關系。

　　“還有一個特質是對黨的絕對忠誠。”

　　石家莊解放前的那次被捕，曾讓武夢和背了半輩子思想包袱。

　　“在敵人監獄里扛了四個多月，受盡折磨，但最后為什么沒被槍斃，有很長一段時間因為找不到當事人，沒法完全搞清楚。”

　　武勇進回憶，盡管其后經過甄別，組織上對武夢和一直信任有加，但“沒死在敵人監獄里”這件事卻成了武夢和一個心結，

　　“對黨的忠誠

　　讓他不允許自己有任何瑕疵！”

　　直到上世紀90年代，早已離休的武夢和應邀參加了一次特殊的會見。

　　“具體情況是怎么樣的，父親到死也沒有跟我們透露。”但是武勇進清楚地記得，就是從回來之后，“感覺他如釋重負，整個人都真正輕快起來。”

　　也是后來在醫院里，武夢和才簡單地告訴兒子，那時候為什么沒死，他知道了。

　　帶著一輩子的秘密，老人含笑九泉。

六、初心使命

　　他們從未離開

　　“你的名字無人知曉，你的功勛永垂不朽”，這是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所刻的一段碑文，這也是隱蔽戰線工作的真實寫照。

　　“地下黨”總給人莫測高深的神秘感。

　　而這特殊的名單，卻把這群在隱蔽戰線上默默戰斗的英雄們“拉”到了我們身邊，讓我們看到了他們身上平凡而可敬的另一面。

　　他們早已遠去？

　　王應慈曾擔任石家莊市公安局偵察科長、副局長、局長和歸綏（今呼和浩特）公安局首任局長，是新中國早期城市公安工作的開創者之一，1977年去世。

　　1948年初，潘樹森所在的原冀晉四分區石門情報站被編入中國人民解放軍某偵察連。潘樹森本人隨同志們一起整建制轉入石家莊市公安局，并先后破獲了數起敵特、毒品、金品、反動會道門等案件，直到1964年才調離公安系統，1991年因病去世。

　　武夢和解放后也進入石家莊市公安局工作，根據組織安排，仍長期戰斗在秘密戰線上。2011年老人因病去世，單位人事部門的同事為撰寫訃告，查他的檔案，里面只有薄薄的幾頁紙。

　　死而不亡者壽！他們又從未離開！

　　1956年長春電影制片廠拍攝的電影《虎穴追蹤》，上世紀90年代熱播的電視連續劇《石門情報站》，都是根據王應慈的偵察工作經歷編拍。他們的事跡因此才被很多人熟知。

　　而他們的精神，也早已被傳承下來。

　　“其實在戰爭年代，地下黨的生活是挺清苦的。”潘衛忠說，當年，潛伏在石門的潘樹森享受的不過是部隊偵察員待遇，每年發兩身衣服、幾雙“邊區鞋”，每月60斤小米。

　　“這些東西折成款后，拿到敵占區還不夠應酬幾頓飯錢，更談不上照顧家里生活。看看他們，就知道什么叫無私奉獻了！”

　　如今，退休的潘衛忠仍留在警察博物館當義務講解員。他說：“有些人物和歷史要讓后人知道，這比金錢更重要！”

　　受父親影響，武勇進1984年參加工作就進了公安局，從一開始干的就是比較危險的爆炸物品管理工作。

　　上世紀90年代局里要派人學習排爆專業，當時武勇進剛結婚，拿不定主意，去征求父親意見。

　　武夢和沒有直接回答，只是說：“1947年石家莊解放，解放軍把我們從監獄里救出來之后，連夜護送我們向后方轉移。從市區到井陘那一段路上，敵人埋了不少地雷，就在那天夜里，一路上戰士們傷亡很大。你要是學了排爆，以后戰友們是不是就能少犧牲？”

　　就因為老爺子這一段話，武勇進跟排爆打了一輩子交道，多少次與死神擦肩而過！

　　“別人說你干了一輩子玩命的工作，從沒見你向組織提過要求，其實這也是我跟父親學的。”

　　武勇進還特別講起這樣一個細節：2011年6月，武夢和病重進了重癥監護室，插著呼吸機無法說話，他在監護室里給家屬的留言板上歪歪斜斜地寫下最后幾個字：“死，回家，不允許向單位再要一張支票。”

　　武勇進解釋說，按照政策，離休干部的醫藥費用可以由家屬向單位申請資金支付。家人們理解武夢和的意思：我要走了，回家吧，為國家省點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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